方镇的特指、泛指与常指

加木

罗凯|何为方镇：方镇的特指、泛指与常指

内容提要：“方镇”是治史者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但至今无人对这个概念本身做过令人信服的研究。钩稽史料可以发现，从魏晋开始，方镇(或藩镇)一词就广被使用，其涵义一般指藩维中央的地方实权人物或机构，至晚唐犹然。而唐后期方镇的涵义，具体分析，有三种：“特指”节度使；“泛指”涵盖州刺史的所有地方实权派；“常指”直属于中央的府、州，既包括节度使、观察使等连帅大府，也包括中央直管的单州。并且，我们通常所指的方镇，其实是中央由上而下地看待地方的一个横截面。若要从下而上纵向地审视地方行政的层级，我们或许可以引进“都府”这一概念，从而将其与中央直管的单州区别开来，以便更好地理解方镇。

唐后期①的方镇(或曰藩镇)历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从方镇的起源、发展、衰亡等发展过程，到性质、类型、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内外关系、空间分布，乃至区域与个案研究等，多不胜数，难以尽述。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对于“方镇”或“藩镇”究竟何所指这个基本问题，迄今为止却还缺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方镇研究的经典著作，如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唐代藩镇研究》②、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③、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④等对此皆少有着墨，近年的相关研究也不例外。

正因这一基本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所以对于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行政区划的层级、方镇的职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等的探讨，不同学者各执一词，争论纷纭。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唐后期方镇成为事实上的一级地方行政建置，“藩镇—州—县三级制”的观点是为主流。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韩国学者郑炳俊认为，观察使由地方监察机构变为集行政、财政、军事权力于一身，但州与朝廷的直接通达在唐代后期仍旧切实存在⑤。刘诗平⑥、陈志坚⑦、张达志⑧等的研究，从州和藩镇行政权力的完整性、州与中央的上通下达等方面着眼，也都证明了藩镇并非州以上的行政建制。

但以上无论正方还是反方，争论的都是方镇行政权力的大小与多寡，本质上却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前提，即认为方镇与州完全不同，方镇是高于州的一级权力机构，区别只在于其行政权是否完整。本文不欲卷入这种纷争，只想对“何为方镇”这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引子：钱大昕的疑惑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高瑀撰《使院新修石幢记》云：“连帅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⑨对此，钱大昕议论道：“碑称‘连帅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异同若此？不可解也。”⑩

钱氏针对《旧唐书·地理志》所列方镇，亦有一番论说：

东都畿汝防御观察使。自东都畿至安南，凡四十四镇，盖据大和中方镇言之。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国计簿》云：“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开成元年，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云：“至德乾元之后，迄于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据此《志》，凡三十二节度，七观察(东都畿带防御，岭南西道带经略)，三防御，二经略也。(11)

结合这两份材料，钱大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唐后期的方镇究竟有多少个？这不仅仅是一个数目问题，因为要弄清楚有多少个方镇，就必须明确哪些是方镇，哪些不算。所以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隐含着更重大的问题：什么是方镇？判断方镇的标准是什么？

虽然历史文献对唐代方镇多有记载，但一般人所据，往往是《元和郡县志》(12)《旧唐书·地理志》(13)《新唐书·方镇表》(14)的名单。但今本《元和志》(15)有阙佚；《旧唐志》所列不仅有脱漏，而且使职名称多有差误(16)；而《方镇表》则后出，内容良莠不齐，错误不少。因此要回答上述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正文展开之前，首先需要对“藩镇”与“方镇”两个相近的名词稍作解释。传世文献和现代论著中，二者往往可见。这两个词意思相近，区别即在于“方”与“藩”的差异，一着重地域；一偏重政治，此点王寿南业已指出(17)。但藩镇的涵义更广，在“方镇”概指地方方面长官的“镇”义之外，还有藩屏、藩翰等“藩”的意义。如《三国志·陆凯传》载：“(孙)皓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又政事多谬，黎元穷匮。(陆)凯上疏曰：‘……愿陛下简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将，藩镇方外；公卿尚书，务修仁化……”(18)此处“藩镇”无疑是作动词用，即藩维、镇抚、卫护之意。但若作名词，二者是可以通用、互换的。《晋书·刘胤传》云：“北方方镇皆没，惟余邵续而已”，明辑本《十六国春秋》作“藩镇”，《通鉴》则为“藩镇尽矣”(19)，即是很明显的例子。以是之故，为便于行文计，本文除非论述必要，一般皆写作“方镇”(20)，但所论，其实是包含“藩镇”的，后文不再一一区分。

二、从节度使到州刺史：方镇的特指与泛指

关于方镇是什么，已有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者认为方镇就是节度使；一者认为方镇不但包括节度使，还包含观察使等。

前一观点以《新唐书·兵志》为代表：“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21)《方镇表》之所以以景云元年(710)作为开端，亦因节度使始于该年(22)，尽管在表中，亦列有其他使职，并不局限于节度使。

《文苑英华》卷800《厅壁记四·藩镇(观察附)》共收三篇厅壁记：《河西节度使厅壁记》《邠州节度使厅壁记》《黔州观察使新厅壁记》(23)。《英华》本卷编者显然并不将观察使视为藩镇，故“观察”只是附录。

《旧唐书·宪宗纪》的一段叙述颇有意味：

(元和九年十月)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检校工部尚书、东都留守。旧例，命留守赐旗甲，与方镇同，及元膺受命，不赐。谏官援华、汝、寿三州例有赐，居守之重，不宜独阙，上曰：“此三处亦宜停赐。”(24)

该“方镇”地位尊崇，须“赐旗甲”，联系诸史所载节度使即赐旌节者，可知此处方镇当指“节度使”，至少是包括节度使的。在唐宪宗看来，东都留守与华、汝、寿三州防御使，均非方镇。又如《旧唐书·李巽传》载窦参收受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之贿赂，李巽“言参与藩镇交通”(25)等，亦皆如此。此类情况，史籍多见，不再一一赘列(26)。

但这只是最狭义的方镇，人们一般所谓的方镇，涵义则要广得多。

《旧唐书》记载，贞元十二年(796)正月“乙丑，成德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侍中浑瑊兼中书令；兴元节度使严震、魏博田绪、西川韦皋并加检校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方镇皆叙进兼官”(27)。文中方镇所指，乍一看皆为节度使，但《旧唐书校勘记》早已指出此处有脱文(28)。据《册府》，“叙进兼官”的方镇，其实还有“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宣歙池”等“都团练观察使”(29)。

《旧唐书·文宗纪》曰：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亥，“左仆射令狐楚奏：‘方镇节度使等，具弩帓，带器仗，就尚书省兵部参辞，伏乞停罢。如须参谢，令具公服。’”(30)“方镇节度使等”，说明方镇包括节度使，当然不仅仅是节度使。对此，稍早的另一则材料说得更明白：大和五年正月“己未，诏方镇节度观察使请入观者，先上表奏闻，候充则任进程”(31)。《旧纪》此段记载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方镇”的范围，既有节度使，也包含观察使。

《旧唐书·食货志》云：“德宗朝讨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时又配王公已下及尝在方镇之家出家仆及马以助征行，公私嚣然矣。”(32)此事《旧唐书·李希烈传》有相应记载：“神策军使白志贞又献策谋，令尝为节度、都团练使者各出家仆部曲一人及马，令刘德信总之讨希烈。”(33)两相对比，可见都团练使与节度使一样，均属方镇的范畴。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言“四十七镇”，除节度使外，有观察使、都防御使、经略使等。又，《元和国计簿》所谓天下方镇凡48，其中就包括唐廷税赋倚重的东南八道，而东南八道除了淮南外，均为都团练观察使。

可是，唐时朝野对“方镇”一词的使用，比上述两种观点都要更广。

《旧唐书·德宗纪》载：

(建中三年五月)丙申，诏：“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张铣等，寄崇方镇，时属殷忧，固守西陲……休明可赠司徒，鼎赠太保，琇璋赠户部尚书，铣赠兵部侍郎。”皆陇右牧守，至德已来陷吐蕃而殁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34)

所谓“寄崇方镇”者，不仅有伊西北庭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还有西州刺史、瓜州刺史等，“皆陇右牧守”。此处“方镇”所指，无疑并非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即处于州之上的政治区域或机构长官，而包括了州及其长官本身。

《独孤屿墓志铭》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朝廷以淮淝海沂，三吴咽喉，宜择良佐，以贰藩镇，命府君为泗州长史。无何，换滁、濠二州。”(35)该墓志作于大历年间(766-779)，泗州长史所“贰”的藩镇，显而易见是泗州刺史。

《文苑英华》有《藩镇谢官表》4卷，此“谢上表”部分的“藩镇”，包括和州、道州、衡州、石州、柳州、忠州、黄州等纯粹刺史数十例(36)，即“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不加防御使、团练使、镇遏使等任何使职。可见《文苑英华》这几卷的编选者也将一般的州刺史看作“藩镇”，这与上引建中三年(782)的诏书是一致的。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册李改封英国公文》云：“入司禁旅，出帅藩镇。”(37)可见在唐初已有藩镇之称，故其所指，与后世习惯指节度使、观察使等，当有区别。册文中“禁旅”当为太子左卫率府，“藩镇”应是并州都督府。

由此可见，唐代的方镇不仅涵盖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等州以上的一级机构，还包括一向为大家所忽视的州。

而“方镇”一词的源头，要远早于唐代。《晋书·贾充传》是传世文献所见方镇一词时代最早的，但出于后世史臣之笔(38)。《张华传》乃“屏左右”后之所言(39)，可信度值得怀疑。《贺循传》载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欲引贺循做军司，书信中有“谬荷宠位，受任方镇”(40)之语。该信写于永嘉六年(312)前任军司顾荣去世后不久，信中之方镇当指镇东大将军、扬州都督等，以其镇守一方，拥重兵之故也。

“藩镇”则较之“方镇”更早。《三国志·许靖传》载：“靖与曹公书曰：‘……又张子云昔在京师，志匡王室，今虽临荒域，不得参与本朝，亦国家之藩镇，足下之外援也。’”裴松之注曰：“子云，名津，南阳人，为交州刺史。见《吴志》。”(41)许靖给曹操写信在公元205年前后，其时交州刺史为“国家之藩镇”。

《宋书·索虏传》云：“(拓跋)焘虽不克悬瓠，而虏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与太祖书曰：‘……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42)此处方镇与其后的刺史、守、宰构成一个地方职官序列，与《晋书·范宁传》“府以统州，州以监郡，郡以莅县”(43)正相对应，即在北魏太武帝眼中，方镇乃都督的代名词。

实则魏晋南北朝文献中，“方镇”“藩镇”(44)，代不绝书。综观之，这些方镇(藩镇)有几种涵义：其一，州或州刺史。其二，地方上拥有生杀大权、可节制州郡的驻守将军。其三，都督(府)或总管(府)，拥有统州的权力，事实上是高于州(刺史)的一级地方实权机构或官员。

也就是说，方镇或藩镇，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口中或笔下，有不同的含义，要具体分析。但一般情况下，皆泛指镇守一方的地方大员，如州牧(刺史)、都督、将军等“州牧督将”，以及相应的机构或区域。但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即必须是州或州以上的级别，因为史籍中从未出现有郡、县或太守、县令称方镇的情况。目前所知最早的“藩镇”概念始于东汉末年，应该也与此时“州”取得地方军政大权有关。隋文帝改革后，州的规模尽管与魏晋时期的郡差相仿佛，但其名未变，州刺史所兼的“持节、某州诸军事”等名号也延续下来，故隋唐的州及其长官仍可称方镇。

其实，早在宋代，李焘即撰有《江左方镇年表》(45)。清初的万斯同，编撰有《魏方镇年表》《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宋方镇年表》《齐方镇年表》等，这些“方镇年表”与其“将相大臣年表”相映成辉，季野先生心中的方镇，无疑是与朝廷大臣相对的地方长官。清末秦锡圭编有《补晋方镇表》(46)，显然受了万氏的影响。而近代的吴廷燮，除最负盛名的《唐方镇年表》外，还著有《汉季方镇年表》《三国方镇年表》《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宋齐梁陈方镇年表》《后(一作元)魏方镇年表》《东西魏北齐周隋方镇年表》《五季方镇年表》《辽方镇年表》《金方镇年表》等(47)，吴氏方镇的概念，当然也是泛指。

三、数目谜团：方镇的常指

前文曾提及钱大昕的疑问，牵涉到方镇数目的谜团。其实有此困惑的远不止竹汀先生一人，大史学家司马光对此亦感棘手。《通鉴考异》载会昌五年(845年)毁佛留僧之事曰：

《实录》：“中书门下奏请上都、东都两街(48)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镇各一所，僧亦依前诏。敕上都、东都每街各留寺两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书门下奏：‘奉敕，诸道所留僧尼数宜令更商量，分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据天下诸道共五十处，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镇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东道、荆南、岭南、汴宋、幽州、东川、鄂岳、浙西、浙东、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许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东、郑滑、陈许、潞磁、郓曹、徐泗、凤翔、兖海、淄青、沧齐、易定、福建、同、华州，望令每道许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许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镇州等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处、四十六道，误也……(49)

温公云“按镇州等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处、四十六道，误也”，实则理解有偏差。所谓“今据天下诸道共五十处，四十六道合配三等”，并非全国50道分为三等，实际上按照三等分配的，只是其中的46道而已。其余4道另有配额，如后文“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13人无疑不在“二十人、十人、五人”这三个等级里面，河中即属另行分配的4道之一。

但是即便是46道，《考异》所据《实录》也不足，故温公按语云“镇州等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其实并非56州，温公错将“宣歙”“福建”等一道之名看作两州，实则一道往往有若干州，“宣歙”“福建”等只是概称，如“宣歙”彼时有宣、歙、池三州，“福建”则有福、建、泉、漳、汀等五州(50)。但温公言“四十一道”却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温公所看到的《实录》已有夺逸，此夺逸当在第三等，因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只有9道，与第一等17道、第二等15道相差不少。且“夏、桂、邕管”是不符合前文的“书法”的，据前文“镇州”“魏博”“同华州”之例，“桂邕管”可连称，因为岭南五管中，桂管、容管、邕管三道曰某管是当时的习称，一般而言，全国也仅有此三例，而夏州一道或曰夏州节度使，或曰夏绥银(宥)节度使等，不曾称作夏管，作为一道的简称，也断不会仅云“夏”。况且，当时京北七道，其余的邠宁、振武等六道均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中，殊为乖谬。所以“夏”字之后，必有脱漏无疑。其所阙者，当为五道十一字，其中包含京北七道中的数道，其他可能的阙漏者，尚有陕虢(或曰陕府)、河阳(或曰孟怀)两道。

这段材料最能说明的问题是，当时的“道”(即“藩镇”)究竟何所指。《元和志》因为今本有阙逸，且每镇之图早已亡佚，导致其47镇不能确指，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唐代的方镇，多只能依据宋代的说法，尤其是《方镇表》之说，但《方镇表》并非原始材料，其所作时代距离唐亡已一个半世纪，更无论中唐时候的情形，故该表错漏百出，难以卒读。而《考异》所引《实录》的这段材料，却能给我们最直接的证据。

奏言所列的四十六道中，除了有镇州、魏博、淮南、西川等我们熟知的方镇外，还有河南府、同州、华州、汝州、金州、商州等六个府州，很明显，这六个府州也属于“诸道”之列，其与魏博、淮南等方镇是并列的关系。从奏言来看，“汝、金、商州”与“同、华州”“河南府”一样，每一个均为独立的单位，即每一州均为一道。

李吉甫说“《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51)，乍看似乎40卷的47镇包括京兆府和陇右道，实则不然。尽管《元和志》开卷京兆府亦单列，但京兆乃朝廷所在，“方镇”本就是布局在京畿之外，藩维朝廷、拱卫京畿的，故京兆府无疑是不被包含在方镇范畴的，否则方镇也就无从谈起了(52)。故《旧唐志》历数“至德之后”44镇，即无京兆府(53)。至于陇右道虽然也占两卷篇幅，但并未像之前各镇一样，列有某镇的治所和辖区，所以当时已经沦陷的原陇右道诸节度使，自然也不在47镇的范畴(54)。实则李吉甫的用词极其严谨，“府”“道”不同于“镇”，其中本已暗含玄机。

这样，综合考察，即便今本《元和志》阙佚数镇，但基本可以判定所阙者为幽州卢龙、淮南、金商、容管等镇。以此计算，若从凤翔节度使开始，到安南经略使结束，不计河南府，共有44镇，即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武、夏州、振武、丰州、陕虢、汴宋、郑滑、陈许、徐泗、蔡州、郓州、河中、河东、泽潞、怀州、魏博、恒州、定州、沧州、(幽州)、(荆州)、(金商)、襄州、山南西、(淮南)、浙西、浙东、鄂州、江西、宣州、湖南、福建、黔州、西川、东川、岭南、(容管)、桂管、邕管、安南(55)。只有算上华州、同州、河南府，才符合李吉甫47镇之说。实际上，在《元和志》中，华州、同州、河南府本就是单列的，可见至少在李吉甫心中，这三个府、州在47镇之列(56)。

以上是元和中期的情形。元和末年，蔡州镇被废，分割入周边方镇；淄青平卢李氏畏罪，朝廷乃将之分裂为三镇。若不计其他临时的方镇调整，其时则为48镇。而如前述会昌五年所见，金商都防御使亦裂为金州、商州两镇，汝州亦分立出来，故会昌末年即为50镇(57)。

同、华二州，加上汝、金、商三州与河南府，这六个单列的府、州，在元和至会昌年间，构成方镇序列的独特景象(58)。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唐后期，至少在9世纪前半叶这段时间，方镇序列中依然保留有单个州的位置。

在钱大昕的疑问中，一个重要干扰因素是“连帅大府”，钱氏将之理解为方镇的代名词，故对元和年间48与39两个数字之差感到不可解；而赖青寿以为是指其中的节度镇，“三”为“二”字之笔误(59)；石墨林谓连帅代指观察使及刺史(60)。笔者则认为，唐后期连帅一般仅指观察使，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对此有最为直接的说明，该集卷21第81条是观察使，其下的别称就是连帅；相应的，白氏列节度使的别称为方伯、元戎，刺史为岳牧、外台等(61)。而唐后期节度使一般例兼观察使，故元和十二年时，全国有39个连帅大府，即王彦威《进供军图奏》所言：“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者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62)因为观察使地位高于都防御、都团练、经略等使，故兼这些军事使职的情况下一般称观察。防御、经略若不兼观察使，即不能预于“连帅大府”。

又，《唐会要》记载了一份名单：

其年(会昌五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条流诸道判官员额，西川本有十二员，望留八员，节度副使、判官、掌书记、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云南判官、巡官。淮南、河东旧额，各除向前职额外，淮南留营田判官，河东留留守判官。……防御副使，莘州、泗州各有两员，并望不减。楚州、寿州各有三员，寿州望减团练副使一员，楚州望减营田巡官一员。汝州、盐州、陇州，旧各有一员，望不减。桂管旧有六员，望减防御巡官一员。容管旧有五员，望减招讨巡官一员。延州旧有两员，亦望减防御推官一员。楼烦、龙陂，旧各有两员，望各减巡官一员。”(63)

结合前引《资治通鉴考异》所载的“留僧”方镇名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方镇”的涵义。在这份诸道判官名单中，我们发现有泗州、楚州、寿州、盐州、陇州、延州、楼烦、龙陂等道，其使职，则有防御使、团练使、群牧使(64)等不同名号。这8道中，泗州、延州等是单个的州，而楼烦、龙陂则是马监，连州的规模都不如，那么这些也称得上“方镇”吗？

在“留僧”名单中，此8道皆不在方镇50道之列。《元和志》所列47镇，亦无此8道之名。事实上，泗州、陇州、龙陂等，在《元和志》等方镇区划中，是归属于徐泗、凤翔、陈许等节度使的。也就是说，尽管上述8道也有兵额与相应的使职和判官，并且其判官员额由中央厘定，但却与一般的“方镇”有别。

于是问题来了，在唐后期，朝野上下判断方镇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团练使、州刺史等都是方镇，如本文第一节所述，则全国的方镇岂非有二三百个？且不说当时中央如何管理这数量繁多、层次不一的方镇，即便李吉甫等人所谓的47镇、50道也无从说起了。因此，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至少是治国者的观念里，应该有而且一定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既非特指，也非泛指，如此，才便于施政。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察方镇，便不能以今天的学术概念去理解，也不宜采取由下而上的视角，而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中央政府的立场，由上而下地看。这样，凡是在行政上、军事上直接跟中央沟通的地方权力主体，即为方镇，我们姑且名之为“常指”(即通常人们所指的)的方镇。不管这些地方机构，是统领若干军、州的使职，还是单个的府、州，只要有直接联系朝廷的权限，在中央政府那里，便是藩镇。因此，剑南西川、淮南、成德等节度使是方镇，陕虢、浙东、黔州等观察使是方镇，安南、容管等经略使是方镇，丰州都防御使是方镇，华州(潼关)防御使也是方镇。

但如果中央的命令不能直接下达到该镇或该州，该州、镇也不能直接上达朝廷，而需要中间机构转达，那么这个州、镇就不在朝野公认的方镇之列。比如上述延州、楚州、龙陂等州、监。甚至如兴凤都团练守捉使、舒庐滁和都团练使、琼州管内招讨游奕使等管辖若干州的镇，在计算方镇时，也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其上还有管辖机构，如山南西道、淮南、岭南等节度使或防御使。也就是说，在某些场合或泛指时，楚州、兴凤等也可称为方镇，但在统计、施政等公认语境中，因为具有排他性和非重复性，凡是这种大圈套小圈式重叠被覆盖的镇，自然一概不被认可。这样看来，方镇其实是一个横断面。应该说，从拱卫中央、镇守一方的方镇本质属性出发，这种理解是比较科学的。

但是这是统治者站在中央的立场从上往下地看，对于民众和地方官员或将士而言，更多的时候，却是要从下往上去看待方镇的，那么人们一般看到的，却是一个纵切面，这时管理的层级显得更重要。这种情况下，兴凤、舒庐滁和、琼管等镇，是实实在在地充当了中层军政管理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兴州等地民众所要承担的赋税劳役，除中央朝廷外，地方上有县、州、都团练使、节度使等四级负担。这种情况，也适用于舒、琼、德、濠、横州(65)等地的民众。倘若我们认可《元和志》为代表的“横断面式”方镇概念，则兴凤、琼管这种纵向统辖的镇就难以“方镇”名之了。

四、都府：唐后期方镇的主体

为便于人们理解方镇的内涵和外延，笔者欲引进一个新的概念——都府。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有一段被广为传颂的话：

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66)

这段话是后世治唐史尤其是方镇史者都绕不过去的，尤其是其中的“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更被主张方镇权重难制尾大不掉者频繁引用(67)。本文不欲在方镇的权力等方面着墨，也不欲逐一剖析其中每一句话的是非曲直(68)，笔者感兴趣的在于“都府”这个概念。

洪氏的“都府”本针对“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而言，“都”是“总”的意思，“府”则指衙门，意在强调都府权力之广、大。

但是，唐代“都府”的意义可能与洪氏所言有区别。《唐会要》载：

先天二年十月敕：“诸蕃使、都府管羁縻州，其数极广，每州遣使朝集，颇成劳扰。应须朝贺，委当蕃都督与上佐及管内刺史，自相通融，明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仍各分颁。诸州贡物于都府点检，一时录奏。”

(开元)十四年二月敕：“岭南五府管内郡、武安、万安等三十二州，不在朝集之限。其承前贡物者，并附都府贡进。”(69)

这三处都府，当为都督府、都护府之省称，与此相同的还有张九龄《敕安南首领书》：“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审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朋雠相嫌，经营损害……”(70)以及郑宏之《拓拔寂墓志文并序》：“祖后那府君……抚有余人，建牧以崇其都府，拜静边州都督、押淳恤等一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军大使，赠银州刺史。”(71)

此外，《黔州观察使新厅记》所言的都府为观察使：“古者诸侯路寝，成则考之，今刺史颁诏条，而都府兼支郡。”(72)而《马公家庙碑》所言的都府则是节度使所在之州：“元和十四年，齐寇始诛，朝廷以其地广人众，易生摇动，析其都府别为一道，而分曹濮之田以益之。”(73)

综上，唐人所言的“都府”以都督府(都护府)、观察使与节度使及其所在之州为常。

唐后期的军事使职，既有防御使，如华州防御使、延州防御使，也有都防御使，如东都畿汝都防御使、桂州管内都防御使等；有寿州、楚州等本州团练使，也有江西、福建等都团练使。初时，防御使即便管多个州，也不加“都”字，但后来规范化了，所管超过一个州时，正式场合下皆加“都”字。而团练使若不加“都”字，仅表示本州团练使，只有都团练使，才能管若干州。“都”在这些场合，表示“总”或“统领、统帅”(74)的意思，类似的情况，历史上还有都护、都督、都省、都转运使、都指挥使等。

所谓都府，即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等“都使”所管之机构及其辖区——“都”领若干统县政区(包括州、京府或相当于州一级的军、城等)的高层政治区域。“节度使”顾名思义，也和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等一样，辖有不止一个军、州(75)，故属于当然的都使之列。经略使情况稍复杂，有都使也有单州(76)、单军使，然在唐后期指方镇者，一般为都使。都使指官员或官职，都府者，即该官员或官职相对应所管之机构或政治区域。

目前学界普遍所理解的“方镇”，其实就是这些都府。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方镇不仅包括都府，也包括单州(京府、都护府本府)，亦即直属于中央的州(即已有学者注意到的“直属州”(77))。

也就是说，方镇并非是州之上的一个行政层级，甚至不是一个准行政区划，或广义的行政区划(即政治区域)。但都府则无可置疑的是居于统县政区——州(78)、府(79)——之上的政治区域，比如北周和隋代的总管府、六朝及唐代的都督府(80)、节度使、都防御使、都团练使以及管多个州的经略使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言的都府与行政区划概念中的高层政区(81)是有区别的。严格意义上的(或者说狭义的)高层政区，具有稳定性，且必须有完整的行政权，如东汉末年至隋初的州，以及明代至清前期的布政使司，近现代的省。都府则不然，它是因时、因地所置，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具有灵活性，而它所拥有的，一般是某一方面的权力，主要是军事权，或者监察权、财政权等。这些权力，当中央权威不足时，地方可以通过兼、摄等方式组合，集于一身，但中央政府强势的时候，则会有意识地将之分开。

并且，因其灵活性，不同地位的都府可以递相统摄，军事性质的都府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此仅举几例，如东晋南朝的荆州都督府，往往都管益州都督府、沔中都督府，有时兼统广州都督府等(82)；又如唐初的并州总管府曾管代、石、朔州总管府(83)，益州都督府督嶲、南宁、会州都督府等(84)。

因是之故，都府又可以分成两种：一般的都府(85)，以及统管多个都府的“统府”(86)。自然，相较于前者，后者地位更高、辖区更大，但数量更少，也更不稳定。在盛唐时期，岭南五府经略使和大多数节度使其实都是统府，玄宗末年，本已是统府的节度使再兼领其他节度使，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肃宗之后的历代唐朝统治者，—方面要依赖方镇，但同时也都极力防止方镇坐大，所以“都统”这种统府皆为临时设置，事罢则废。

值得注意的是，与都府相对应的，还有单府，即设置于单个州的府，比如唐前期的胜州、丰州等都督府，后期的同州、华州、延州、陇州防御使等。单府有可能独立于都府之外，直属于中央，如同州、华州等；也有可能隶属于都府，如延州、陇州等。二者广义上都是方镇，但在《元和志》等文献中，后者却没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前者与中央的沟通没有障碍，而后者由于属都府“代管”，与中央的联系很多时候就不那么通畅了，因而在统计、施政等场合，就被排除在“方镇”范畴之外。这也就是为何同在会昌五年，《诸道判官员额奏文》中有延州、陇州等镇，而《诸道留僧员额奏文》中却没有这些镇。

唐后期，从泛指的方镇(包括所有的府、州)来看，都府只占少数(87)。但若从常指的方镇(即横断面的方镇)来看，单州或单府毕竟是少数，元和中期仅有三个，会昌五年也不过六个，尽管我们不可忽略其存在的意义，但当时方镇的主体，无疑还是都府。

在都府的这个视角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将“都府—州—县”看作三级制，但这并非狭义的行政区划层面的三级制，而仅仅是广义的政治区域性质的三级制。因为诚如郑炳俊、张达志等已论证过的，方镇本身并没有完整的行政权力，州与中央的上通下达并没有被方镇(应该正名作都府)完全阻隔。

此外尚需特别指出的是，都府有一个重要特征，其本身往往是兼职，如都督一般由驻在州刺史兼任，节度使、都团练使等也例由所在州、府长官充任，观察使及其前身采访使等也大多如此。因此，从行政区划最关键的要素——层级来考察，这种兼职就导致层级模糊，都府与州之间也就难以构成有效的行政序列，所以其管辖的州普遍被叫做支郡，而这种“管辖”其实也就只是一种“代管”。

五、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何谓方镇？何为判断方镇的标准？如何更好地理解方镇？

唐后期的方镇，尽管有的时候会“特指”节度使，但历史地考察，我们会发现，最迟在汉末魏晋时期，就有“藩镇”“方镇”之名出现，其所指，包含刺史、都督、将军等坐镇一方的“诸侯”及其辖区，这种涵义迄盛唐大致不变(88)。即便在唐后期，方镇也不仅指代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依然包括州及其长官。这个意义上的方镇，是为“泛指”。

但在《元和志》《供军图录》《留僧奏文》等文献中所见的方镇，即我们通常所指的方镇，则一般指能与朝廷直接沟通的节度使、都团练使、经略使等，换言之，即指中央政令能顺利通达的都府与直属州，而不包括那些由都府“代管”的单府或属州。

所谓都府，是笔者为了更好地理解方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都管两个及以上州(京府、军、城等)的高层政治区域。目前学界所谓的居于州之上的“方镇”，其实就是这些都府。但揆诸史实，我们发现，即便是从中央的视角，由上而下地看，唐后期的“方镇”也包括“都府”与直属于朝廷的“单州”两个部分。

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0-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研讨会”诸位师友尤其是王东杰教授的惠助，特此致谢！亦感谢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此处唐后期的时间界定，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从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开始，直至唐亡。

②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唐代藩镇研究》，东京：三省堂，1942年；后收入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

③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初版；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修订再版。

④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郑炳俊：《唐后半期的地方行政体系——特别以州的直达、直下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51卷第3号，1992年。

⑥刘诗平：《论唐后期的地方行政体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⑦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⑧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⑨高瑀：《使院新修石幢记》，《全唐文》卷71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第7364页；王昶：《金石萃编》卷107《唐六十七》，清嘉庆十年(1805)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相关研究，可参见郭殿崇《唐徐州〈使院新修石幢记〉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⑩钱大昕：《潜揅堂金石文跋尾·续(利)》卷3《唐·使院新修石幢记》，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刻本。

(11)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58《旧唐书二·地理志一》，南京：凤凰出版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677页。

(12)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3)《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5-1393页，其中唐后期方镇为1389-1393页。

(14)《新唐书》卷64-69《方镇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9-1954页。

(15)为行文简便，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下文多用省称，不一一注明。

(16)《旧唐志》44镇，应是脱漏丰州、振武、夏州、鄜坊、金、商等镇的结果。

(17)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1-2页。

(18)《三国志》卷61《吴书十六·陆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00-1402页。

(19)参见《晋书》卷81《刘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14页；《十六国春秋》卷13《后赵录三》，明万历刻本；《资治通鉴》卷91《晋纪十三》，第2876页。按：明辑本《十六国春秋》晚出，向来被斥为伪书，但此处并非如《通志》《通鉴纪事本末》等一样全抄前书，文本上有一定价值。

(20)宋以前，史籍中“方镇”出现的频次远高于“藩镇”，如《旧唐书》前者81次，后者39次；《新唐书》分别为83次、26次；三国至隋，分别为36次、15次；二十五史合计，前者296次，后者254次。

(21)《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6页。

(22)《方镇表》谓河西节度使置于景云元年，同年有四镇经略大使之置。

(23)《文苑英华》卷800《厅壁记四·藩镇(观察附)》，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230-4232页。

(24)《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第451页。

(25)《旧唐书》卷123《李巽传》，第3522页。

(26)今人认为方镇即节度使者不多，但仍不乏其人，比如石墨林：《藩镇、方州、列辟、连帅考释》，《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27)《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第38页。

(28)刘文淇校：《旧唐书校勘记》卷6，清道光惧盈斋刻本。

(29)《册府元龟》卷176《帝王部·姑息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21-2122页。

(30)(31)《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第563、540页。

(32)《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第2087页。

(33)《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第3944页。

(34)《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第333页。

(35)独孤及：《毗陵集》卷10《唐故大理寺少卿兼侍御史河南独孤府君墓志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淝，《文苑英华》作服；滁，《英华》作徐。

(36)《文苑英华》卷584-587，第3020-3044页。

(37)《全唐文》卷9《册李改封英国公文》，第112页。

(38)《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5页。

(39)《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1页。

(40)《晋书》卷68《贺循传》，第1826页。

(41)《三国志》卷38《蜀书八·许靖传》，第964-965页。

(42)《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45-2346页。

(43)《晋书》卷75《范汪传附子宁传》，第1987页。

(44)唐以前，不计《南史》《北史》，正史中“方镇”一词共出现36次，“藩镇”15次。此外，庾信《庾子山集》卷14《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文馆词林》卷670李德林《隋文帝免三道逆人家口诏一首》《文馆词林》卷691李德林《北齐后主除僧惠肇冀州沙门都维那敕一首》等亦有提及。

(45)《宋史》卷388《李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20页。

(46)以上万、秦二氏诸书，《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皆有收录。

(47)以上诸书合成《历代方镇年表》丛书，由辽海书社于1936年出版。《二十五史补编》收有《元魏》(此皆用缩写)《唐》《辽》《金》等；《二十五史三编》收有《宋齐梁陈》一书；《丛书集成续编》第27册收有《辽》《金》二书。

(48)两街，唐上都、东都城内分左、右街，置两街使(实例参见曾慥《类说》卷7所引《献替记》。此职五代沿置)。据此，上都、东都各留120僧。

(49)《资治通鉴》卷248《唐纪六十四》武宗会昌五年胡三省注引《资治通鉴考异》，第801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此段多有不妥之处，限于主题和篇幅，径改，考据从略。

(50)但即便按照“宣歙”等为二州的算法，其实也只有55州，今本《通鉴》夺逸一州。

(51)《元和郡县图志》，《序》第2页。

(52)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洛阳所在的河南府虽然还被称作“东都畿”，但因为皇帝与朝廷不在，故与京兆府(京畿)已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东都畿可算作方镇。类似的还有“北都留守”所在的太原府，因其往往与河东节度使互兼，故亦是方镇无疑。

(53)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89-1392页。

(54)《旧唐志》则在44镇之后，记“大中、咸通之间”“归国”析置之三镇。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92-1393页。

(55)括号内为今本《元和志》所缺之镇。

(56)《元和志》开卷即是京兆府，亦单列，但京兆乃朝廷所在，“方镇”本藩维朝廷、拱卫中央的，故京兆府不是方镇。

(57)《方镇表》载会昌三年以云朔蔚三州置大同军都团练使，次年升为都防御使。笔者持怀疑态度，咸通末年(872)之前，除《方镇表》外，史籍不见大同防御使等使职。

(58)即赖青寿等已经注意到的“中央直辖区”。

(59)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60)石墨林：《藩镇、方州、列辟、连帅考释》。

(61)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1，民国景宋本。

(62)《旧唐书》卷158《王彦威传》，第4156-4157页。亦见于《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新唐书》卷164《王彦威传》、《太平御览》卷332、《册府元龟》卷486等，《通鉴地理通释》《弘简录》等亦有引用。

(63)《唐会要》卷79《诸使下》，第1714-1716页。其中“莘”州当是“华(華)”州之讹。“益州”很可能本为“夏州”，“灵夏”本为“灵盐(鹽)”，“鹽”与“夏”相乙。又，该文漏记安南、邕管、金州等。且“华州泗州”前有夺逸。

(64)龙陂，牧监名，元和十三年置于新平定的蔡州，为晚唐著名的军马基地，其群牧使一般以蔡州刺史充任，隶属于陈许节度使。楼烦，亦为牧监名，初唐即置于岚州，唐后期隶属于河东节度使。实则盐州亦以马政置使。

(65)此指德棣都团练守捉使、寿泗濠观察使、宾澄峦横贵等五州都游奕使。

(66)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7唐观察使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97页。

(67)当然，实际上并非全都如此，而应该分时段、地域以及个人具体分析。

(68)由上文分析可知，观察使并非每一处均置，权势是否不胜其重也可商榷，如此等等。

(69)王溥撰：《唐会要》卷24《诸侯入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6-537页。该书标点者未将郡州和武安州点断，似乎将“郡”看作是“州”的等称，其实该处“郡”指“郡州”。

(70)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2《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93页。

(71)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3-35页。

(72)《文苑英华》卷800权德舆《黔州观察使新厅记》，第4231页。

(73)《文苑英华》卷881李宗闵《马公家庙碑》，第4644页。

(74)《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4页)云：“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颜师古注曰：“都犹总也，言总护南北之道。”《汉书》卷70《郑吉传》(第3006页)颜师古注“都护”亦云：“并护南北二道，故谓之都。都犹大也，总也。”

(75)此指唐制(宋、辽情况不同，当时制度已完全改变)，节度使既云“节度”，所辖军、州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否则不需置节度使。

(76)单州，指单个州，即一州。史籍中往往亦见“当州”，指现管、直管之州，与此不同。

(77)如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与直属州》，《东洋学报》43∶4，1961年；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第26-40页；陈志坚：《渤海国独奏州问题新探》，《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78)此指隋文帝改制后的州，而非之前“州——郡——县”三级制时期的州。

(79)此处“府”主要指唐玄宗创制后的“京府”，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都督府、都护府、总管府等，但包括不管州的单府，如单于都护府等。

(80)这是指一般情况，六朝的单州都督府，与唐代丰州、胜州、西州等少数不管州的单府，则另当别论。

(81)相关概念，参见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82)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章《行政区划·都督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

(83)《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第1480-1481页。

(84)《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664页。

(85)关于都府，可参见罗凯：《唐初岭南的统一与府州建置考述》，收入李勇先主编：《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4-173页。

(86)关于统府，可参见罗凯：《从三分到归一：唐朝前中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87)唐后期陇右和剑南西山沦陷后，全国府州约300个。德宗贞元方镇大调整后，元和至会昌年间(806-846)，都府稳定在44个左右。

(88)西魏、北周改制后，将军不再具有地方管理权限，遂退出方镇之列。

罗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发布于 2024-11-21 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