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探囊忘己生，无名英雄足千古——中共隐蔽斗争史（1–4）

钟灵毓秀之文

壹

李克农：秘密战线的特工之王，从未领兵打仗的开国上将，毛泽东说，没有他，党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斜佩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外耀眼。他是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7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这个有些特殊的“神秘将军”，就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毛泽东说，李克农对党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党的历史从三十年代以后可能要重写……

命悬一线，提前了五分钟的胜利大逃亡

李克农，曾用名漫梓、泽田、震中等，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安徽巢县炯炀镇一个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1919年在安徽公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当地学生领袖。1919年任安庆《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6年在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先是与同乡好友、著名作家阿英(钱杏邨)一起做文化工作，筹办《铁甲车报》《老百姓报》，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此间，李克农结识了在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的中共党员胡底，经胡底安排，李克农又与中共秘密党员、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见了面。徐恩曾留学美国，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钱壮飞介绍了目前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况后，李克农说：“壮飞，现在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周旋。”钱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扩大人员，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他们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李克农回来后，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党中央，并提出了自己想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新闻编辑，以公开应聘的方式打进去，并建议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

此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成立了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特别组织——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是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内设4个科，其中的情报科科长为陈赓，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组建的这个“调查科”拿过来为我所用，所以此前他已同意钱壮飞打入了敌人内部。周恩来对江苏省委转来的李克农这个报告非常重视，认为钱壮飞已经在徐恩曾身边取得了一定地位(机要秘书)，再派人进去建立特别小组，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他说：“同意李克农同志报考，把它拿下来! ”于是，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内，抓紧复习，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用了。

李克农以自己的机智、勤奋和娴熟的文字能力，很快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他对李克农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得到了“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被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掌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报的最好位子。此时，徐恩曾的贴身秘书钱壮飞已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胡底不久也打入徐恩曾的特务网络，被派往天津长城通讯社任社长。他们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各种情报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然而这一切徐恩曾都蒙在鼓里，他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得力干将”。周恩来认为将国民党特务机构拿来“为我所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从此他们三人上海、南京、天津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被周恩来赞誉为“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身为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长的蔡孟坚，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得知这个化名“黎明”的人，竟是中共特科“天字号”人物顾顺章!顾声称他知道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的住址，并掌握全国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他愿意协助国民党将他们一网打尽。但条件是他必须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他交代说，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暗示有中共卧底。但蔡孟坚抑制不住心头兴奋，还是给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连续发了几封电报：“共匪政治局要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这几封“徐恩曾亲译”的电报被钱壮飞截获后，他不免大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必须立即告知在上海的李克农，但写信、打电话、打电报都不现实，于是让自己的女婿、曾经在他们之间跑过腿的刘杞夫火速去上海找李克农。4月25日深夜，李克农在一个秘密据点——一家简陋的小旅社里，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符合接头暗号。他刚一开门，见刘杞夫跌撞进来，他神色慌张地把情况一说，李克农犹如五雷轰顶，怔住了。他想，因为单线联系，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可是到哪里去找陈赓呢?今天4月26日是星期六，按约定星期一才是他们碰头的日子。情急之下，他决定打破常规，先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找到江苏省委便可找到陈赓。果然，江苏省委很快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也是大吃一惊，非常着急，说时间不多了。他和李克农马不停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后，惊得破例点了一支烟，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上海机关、地下交通、无线电台全部撤退。李克农火速给在天津的胡底发出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他们很快撤离了天津和南京。

然而大规模转移并不容易，因为中央机关有好几百人，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这些地方顾顺章差不多都知道。

整整两天，李克农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撤退的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寻觅和通知需要立即转移的人员。4月27日凌晨，他想起已暴露身份的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还不知情。那天李克农匆匆赶到张所居住的法租界甘习东路，弄堂里很安静，这时候敲门无疑会惊动很多人。据李克农之子、现已年届八旬的李力回忆，他父亲当时采取了一个非常机智但没有办法的办法，“张振华有个脾气，她很讨厌人家随地大小便，李克农急中生智，就跑到窗根小便，哗哗哗，张一听，说真讨厌，谁在这干这个缺德事儿!打开窗子一看是李克农，赶快就开了门。李克农就告诉她赶快转移。”他又赶到中央领导的住所，一手牵着王明，一手领着博古，这是他最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的两位重要的领导。他尽自己的职责为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这个无耻叛徒将他知道的中共秘密全盘供出。陈立夫、徐恩曾当即带着顾顺章及大批军警特务连夜赶往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4月28日早上，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但结果却使他们大失所望——一个个居点已是人去楼空。中央机关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问先期赶到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 ”特务们回答，有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还有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头刚刚转过拐角。那“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确实刚刚离开，在敌人眼皮底下神秘消失了。陈立夫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五分钟……”顾顺章呆若木鸡。撤离上海的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安全转赴江西瑞金。这批人是：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博古、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国民党的搜捕计划一旦得逞，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的历史还不重写么!“文革”中，在康生指使下，红卫兵小将向周恩来发难，要追查已于1962年去世的李克农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怒目正色道：“在上海，如果没有李克农他们，恐怕你们今天难得见我了! ”毛泽东闻知，向康生当面赞扬李克农，并指示：“李克农打入国民党那里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当时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许多人，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志不知道，你要负责告诉他们! ”

截获密电，假戏真做的重庆谈判1938年冬，武汉、广州失守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八路军改称)总部秘书长的李克农兼任驻桂林办事处处长。1941年1月6日发生皖南事变，桂林办事处成为国民党攻击的主要目标。1月1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急电：“立即转克农，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连发数电，向李克农通报了时局的严重性，指示他在紧急疏散聚集香港的民主文化人士后，迅速撤回重庆。

然而从桂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严密的封锁线和关卡，要想成功突破并不容易。1月24日，李克农带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满载物资和人员撤出桂林。在关卡，有个叫韦贤的上校特务检查所长，看到李克农戴有“十八”的臂徽，误认作是陈诚的“十八军”。这样。李克农就由十八集团军秘书长阴差阳错地变成了“十八军司令部秘书长”。他大智大勇，躲过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堵截，一个多月后经贵阳胜利到达山城重庆。当李克农绘声绘色向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讲述他们一路遇到的惊险场面以及国民党上校特务韦贤误将十八集团军当作陈诚的十八军时，大家都笑了。周恩来说：“三国时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传为美谈。今天有克公李克农，也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单骑走重庆，真是奇迹呀! ”

1941年3月底，李克农返回延安，向毛泽东、朱德汇报工作后，毛泽东在杨家岭自己的窑洞里请李克农一家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 ”20岁的李冰睁大眼睛回答：“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呗!”毛泽东哈哈大笑：“错了，错了!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点将，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并兼任中央情报部副部长，直接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随着日本投降，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内战一触即发。然而就在报告的第二天，即8月14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收到了蒋介石一封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按惯例，国共和谈都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邀周恩来出面，而现在蒋介石亲自出马，令人一时摸不清他的意图。毛泽东手持电报思索着，“老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急忙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蒋介石在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同时，还给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发了一份密电，让他们密切注视毛泽东的答复意见，于是这二人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的动向。李克农很快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个联络参谋的身上。他相信，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此二人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因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便可以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然而，他们使用的密码是独有的，边区保安处曾经尝试过破译密码始终没有成功。李克农获悉他们的密码本锁在招待所房间的箱子里，便布置服务员暗中配了一把钥匙，将密码本偷出来抄下。于是，李克农果断命令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特侦部门日夜监听，侦破这部电台与重庆的联络。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李克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密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延安间国民党特务的电讯联络。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了舆论攻势。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冼电”：“未寒悉。朱德总司令本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委员长复电后再作考虑。李克农很快侦听到周、罗发给重庆的电文，他们汇报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毛绝不会去重庆，延安根本没有任何毛去重庆谈判的迹象”。蒋介石接报后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由此重庆与延安之间，围绕毛泽东来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智的较量。

李克农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情报系统，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当周励武将延安的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的手中，照例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从繁多的特务密电中，经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所以频频“电邀”。老蒋这是在演戏!特别是8月20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这份口气很硬的“哿电”，更加强了李克农的判断：老蒋这是假戏真唱，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而是估计毛不敢去重庆才故作姿态；他造足舆论后，倘若毛不去，则可以把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频频点头，心里有了底；李克农建议他再次约见周励武、罗伯伦，让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把戏唱下去，然后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毛泽东依照李克农的意见又会见了周、罗二人，对他们说“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数小时后，蒋介石收到了周、罗密报：毛泽东断不会来重庆。他得意地说，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我周旋，他自己躲在延安不敢露面!于是又在8月23日“强硬”地发出第三封邀请毛泽东的电报，这使得毛泽东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应当争取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爆发，决定先派遣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毛泽东赴渝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给蒋介石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玩弄词藻而已”，不由喜上眉梢。因为他已从延安周励武那里得到“底牌”。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毛泽东赴重庆问题，毛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然而当真正决定下来后，李克农又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因为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除了考虑政治全局，更是依据他多天来提供的情报和分析，针对蒋介石认为“毛不敢去重庆”的阴暗心理。稍有偏差，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使我党遭受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为此，李克农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度进行了分析，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现在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了。他下令封锁来自延安的一切消息，同时严密监听重庆方面与延安特务间的电讯联系。

由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是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的，所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工周励武、罗伯伦懵然不知。他们在8月26日凌晨依然向蒋介石报告：“根据动向，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于是蒋介石使出了最后一招：委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8月28日上午，特工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金城根据李克农的事先交代，笑着婉言回绝：毛主席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李克农很快从侦听中获悉，周、罗又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和张治中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专机，当日(8月28日)下午3时30分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罗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不由得开怀大笑。而蒋介石大骂：“娘希匹，废物，一群废物! ”蒋介石被弄个手忙脚乱，他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戏的，根本没有作任何和谈准备，而中共代表团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经过43天谈判，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李克农利用敌特错觉打的一场情报战为我方争取了主动权。

出奇制胜，斗智斗勇

板门店建国后，中国急需开展外交工作，组建了以周恩来兼任部长的外交部，并任命一批“将军外交家”。在宣布名单时，周恩来打开花名册，依次点名：“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的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那时，李克农的实际职务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李克农与战友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件涉外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1951年7月4日美国人被迫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停战谈判建议，在朝鲜开城坐下来谈判。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所以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在菊香书屋，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军队也要参加。”此时，李克农正犯哮喘病，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就把自己的病情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李克农挂帅，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毛泽东又指派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联络官。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最初谈判是在北朝鲜控制下的开城以北的来凤庄举行的。10月25日谈判地点转移到军事分界线的板门店。当时这里只有四五栋居民草房，只好搭起一些临时帐篷作为谈判会场。时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参谋的秦叔瑾回忆：“我们对外叫学习队，队长是李克农，指导员是乔冠华。李克农就坐在离会场只有百米的一个帐篷里，当时我们在那里设立了学习的‘前指’。”秦说，“谈判桌上有什么问题，联络官柴成文就跑出来向李克农汇报。”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一线直接出面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他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彭德怀电文往返。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绝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倍为复杂。毛泽东曾致电金日成：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主持。面对有时一天十几份的电文和瞬息万变的突发情况，李克农真有些招架不住，常常是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然而李克农的病情令人堪忧，几次昏倒。1951年11月，中央决定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接替李克农回国治病，当伍来到朝鲜传达中央意见时，李克农一字一顿地说：“临阵不换将! ”

ba

◆板门店谈判期间，中方代表合影。

有一次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互相目视对方，长时间沉默地对峙着。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李克农请示怎么办?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大口大口地抽烟，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传递。灵丹妙药似地，代表们一个个直起腰板，稳坐不动，逼视对手。这场由美国代表主持的谈判从下午2时半开始，足足沉默对峙了132分钟。这是一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克制力的较量。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李克农认为，交换战俘符合双方利益，美国人之所以推延，是因为“大国优越感”在作怪，必须打掉他们的妄想。于是想了一个“绝招”。轮到朝鲜代表主持会议，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宣布谈判开始，双方代表刚一落座，他便马上宣布“休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耸肩晃脑，连声说“NO、NO”，一幅莫名其妙的样子。南日说，既然你们不表态，只有休会，坐下去无意义。美国人只得请求继续谈。很快同意在三八线交换战俘。他们由此知道不远处的帐篷里有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指挥一切，对李克农充满了敬畏。拖是谈判中的技巧，快也是一种技巧。李克农对此两种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弄得美国人自叹弗如。其实这并不全是李克农“别出心裁”，他的后盾是毛泽东。此前，李克农向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报告：“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们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毛泽东回电：“李克农并金、彭：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无所施其技了。”于是出现了谈判桌上创历史纪录的沉默对峙战。

这个时期，毛泽东给李克农的电文有几十万字之多，每份电报上都留下了李克农潇洒刚劲的笔迹。但终于有一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固了：“家父病逝，望节哀。”他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泪水模糊了双眼。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回国奔丧了。从此李克农没有刮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

◆毛主席为李克农授勋。

美国人其实并不服输，因此谈谈打打，假谈真打，所以整个谈判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当谈判最后进入签字阶段时，李克农不由得又担心起来，生怕再出什么意外。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过。一个多月前曾是预定的签字期，可是李承晚却制造了一起扣留战俘事件，致使推迟了签字。这次为避免节外生枝，李克农提出一个巧妙的办法，美国人连声叫好——这就是允许各国记者进入现场，双方司令官回避。平时谈判，不许新闻记者进入会场，这次必须打破常规。李克农的考虑是，万一李承晚或别的什么人在现场滋事，或对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位进行行刺，后果不堪设想，签字又得推迟。而记者可以目睹签字过程并公开报道，将真相公诸世人。于是，李克农提出一个双方司令官不到现场签字的办法，即先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的文本。这是条约签字形式上不寻常的作法。李克农的这个方案一提出，美方很快接受。

1953年7月27日上午，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的结束，历时747天的板门店停战谈判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来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板门店”，成了举世闻名的地方。7月28日上午9点，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他对李克农等谈判代表们两年多的辛勤工作表示嘉奖，并说：“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当夜，李克农躺在床上聆听窗外的动静。半夜时分，持续几年的硝烟和火药味随着夏风荡然无存。李克农紧缩的心第一次舒展开来，这一夜他睡得很沉很香。张爱萍将军后来作诗称赞李克农：“铁虎原是纸老虎，板门店里伏山姆。毕生探囊忘己生，无名英雄足千古。”

从朝鲜回国后，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1954年4月，李克农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兼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2年2月9日晚，李克农同志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走完他62年神秘而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美国中央情报局得讯说“我们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中共中央为李克农举行的葬礼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主祭，罗瑞卿总参谋长致悼词。首都各界2500多人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这位情报战线上的“神秘将军”送行。

贰

李克农为潘汉年说公道话

原创 何立波 党史博采

2024年09月27日 10:43 河北

在1955年共和国首批授衔的开国上将中，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是唯一一位一直坚持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作为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的工作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而作为一位实事求是、有情有义、严于律己的领导者，李克农对同志、对家人，既爱护保护他们，又严格要求他们，彰显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我党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克农受到通缉，于1928年3月来到上海，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29年，根据党的需要，他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作为党的政治保卫机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设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为交通科。李克农被调入陈赓担任科长的二科工作。

中央特科赋予李克农的任务，是打入敌特内部搞情报。当时，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主任徐恩曾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由于出色的能力和才华，逐渐得到徐的信任，担任了徐恩曾的私人机要秘书。在钱壮飞的引荐下，李克农也进入敌特务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由此打入敌人内部。在工作中，李克农与钱壮飞单线联系，而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人是陈赓，他的工作和地位像一个二传手，既重要又辛苦。平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指导钱壮飞，每一份经他手交给陈赓的情报，都经过了他缜密的思考和分析，渗透了他无数的心血。当时，徐恩曾受其表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负责搜集国民党内外反蒋派的情报。徐恩曾嫌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里的党务调查科环境太乱，不利于保密和扶植亲信，便在南京中山东路上又建立起一个秘密机要指挥中心，里面只有少数电台和亲信，平时由钱壮飞负责。这个中心实际上成为我党一个秘密交通站。国民党中央党部送交徐恩曾的机密文件、电报都会转送到这里，而第一个看到这些文件的人是钱壮飞，随后交给李克农。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二次“围剿”时，钱壮飞获取了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都经由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经中央转发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当时在敌特核心机构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除李克农、钱壮飞外，还有胡底。作为党小组组长的李克农领导钱壮飞和胡底两人开展工作。他们首先掌握了敌特电台及小型收发报机的制作工厂“正元实业社”的全部秘密，后来又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通讯社名义上是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附属组织，实际上完全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掌握。陈立夫挂帅、徐恩曾主抓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完全成了替我党搜集情报的工具。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李克农等三人活动在敌人的心脏，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一幕，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

然而顾顺章的叛变，却使我党情报工作遭受重大损失，李克农等在敌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毁于一旦。顾顺章被捕的第二天晚上是星期六，钱壮飞一连接到六封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加急绝密电报，均写着“徐恩曾亲收亲译”。钱壮飞偷偷将电文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叛变。若押解南京，三天之内就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钱壮飞心情异常紧张，他立即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乘坐当晚的列车到上海，将情报面交李克农。李克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昼夜工作，负责一切具体事务，迅速妥善保卫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1931年4月28日凌晨，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开始了，但我党抢在了敌人的前头成功地完成了大转移。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们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存在，而且在上海也难以生存立足。李克农、钱壮飞等人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苏区。1931年秋，李克农在瑞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等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联络局，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李克农任局长。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后，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毛泽东赞扬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这对解决西安事变起了先锋和前导作用。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周恩来、叶剑英赶赴西安同张学良进行谈判，并担负与张学良的联络工作。有人说，李克农在西安事变中立了首功。

抗战前期，李克农随周恩来到国统区工作，建立了一系列秘密情报网。1941年4月，李克农返回延安，担任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先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建设各地秘密情报组织，派遣情报工作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在解放战争中，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报工作者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中共中央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评价说，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李克农提供的情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李克农组织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并通过内线报告，基本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知道其全无和平诚意却还不敢暗害，为毛泽东下决心前去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夸奖李克农“干得好，情报工作做得及时、准确、高度保密”。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力完成外交部的组建工作。1955年4月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由李克农兼任部长。1955年7月，经中共中央特准，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共中央1949年进入北平后，李克农领导了保卫战线工作，肃清了潜伏北平的数千名敌特，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点名要李克农担任中朝谈判代表团的幕后指挥。会场上我方如何发言、斗争，往往都要由他在后面的屋里递条子指导。当时，李克农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一度出现昏迷，但仍坚持到停战之后才离开。最后，经过两年多的唇枪舌剑，于1953年7月 27日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此后连续几个晚上，心情激动的李克农躺在床上浮想联翩，辗转难眠，多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卓越领导人，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了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党的早期情报保卫工作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但照搬其肃反模式也曾在红军时期造成过严重恶果。1950年，李克农在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条原则。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当年共产党员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国民党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而且艰苦的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所无法忍受。

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

李克农长期领导情报、保卫战线工作，办事严谨，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秉公而断，一身正气。1954年，潘汉年被作为“内奸”、反革命逮捕。潘汉年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功勋卓著，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因为潘汉年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就情报部门的有关档案以及1939年到1948年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报进行审查，搞一个审查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有力的反证材料：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1、潘汉年于1941年6月13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该报告中央于6月20日收到；2、潘汉年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潘汉年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一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4、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1937年，李克农与叶剑英（右）作为中共代表在西安。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材料报邓小平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们都圈阅了，但没有结果。李克农这份报告，在27年后为潘汉年平反时重新被发现。阅读者无不佩服李克农在当时的环境下竟敢这样实事求是的讲真话。1955年7月19日，李克农顶着巨大压力，第二次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汉年辩护。可惜，李克农的两份报告当时都未能被采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廖承志、陈云提出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胡耀邦批示同意。中纪委根据李克农当年写的五条反证材料作线索和依据进行了复查，推翻了原结论，给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荣誉。

李克农不仅对党内高级领导人敢于秉公负责，而且对一般干部也坚持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1948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副书记康生向李克农提出他需要重新配备一位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工作集于一身的秘书。李克农从中央社会部挑选了沙韬，他忠厚、可靠、能干。经由周恩来批准，沙韬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担任康生的秘书。在沙韬给康生当秘书初期，康生对沙韬是满意的。1949年8月后，康生先后到济南、青岛休养。为了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长商议，对康生住所周围加强了警力。夜间，康生因爱琢磨事经常失眠又有烟瘾，有一次把被子烧了个洞。所以沙韬经常守夜，小心谨慎地陪伴在康生的左右，等康生睡熟了他再去睡。守夜里，沙韬为了避免自己的走动影响康生，经常在门口踱步。康生对此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沙韬是被派来监视他的。

1949年，康生在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中失利，整日泡在家中消极怠工。康生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理说在党内的地位比饶漱石高，但中央任命饶漱石做了华东局书记，康生仅为山东分局书记，因山东分局有事向中央请示报告前，必先报华东局，这使康生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势均低于饶漱石了。而且在1950年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康生没有得到全票，他便认为是身边的人说了自己的坏话。查来查去，最后认定沙韬是饶漱石派来监视自己的暗探，把沙韬辞退。不久，李克农安排沙韬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早在延安审干运动时，康生就已对李克农非常不满，怀恨在心。此刻围绕着沙韬事件，二人的对立就更公开化了。

康生在党内资历很深，又是中央社会部的老部长。李克农对康生一直是尊重的，而沙韬只不过是个一般干部。当时摆在李克农面前的有两种选择：要么为迁就康生而牺牲沙韬，要么为保护沙韬而得罪康生。李克农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带着结论材料找到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有关领导共同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后报告刘少奇审查结论，顶住了康生干扰，才了结此事。李克农还把与当时中央几位领导讨论沙韬的结论郑重地记在了自己的日记里，表示他愿意为此事承担历史责任。

◆1945年8月，李克农（左一）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送行。

197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时，邓小平谈到李克农。李先念插话说：“如果他还在，‘文革’中也得被打成大特务。”这确是知情之言。正因为李克农不顾个人得失，为人正派，能坚持原则，有对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高贵品质，所以康生之流恨之入骨，一再对他进行攻击。李克农敢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权势的刚毅气概和高尚品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关心身陷逆境的隐蔽战线干部

李克农为人正直，关心爱护干部。在原则问题上，李克农非常明确、毫不含糊。这是他思想作风上一个突出的特点。

据原曾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回忆，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密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叫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当时，中央社会部由李克农主持工作。李克农心急如焚，嗓子都哑了。妻子赵瑛说，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事后，李克农要中央社会部一、三室的同志作了许多调查，寻找有些同志的下落，弄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

李克农对王石坚情报组织逃回来的同志，关怀备至，一一听取他们的汇报，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全国解放后，此案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此外还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亲自参加他们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封信，要求组织个班子去上海、南京等地，抢救中央特科史料，“同时也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此信得到批准后，8月26日，李克农带领工作班子去上海马不停蹄地开展调查、搜集、整理工作。由于身体原因，李克农这次上海之行提前回京。李克农搜集掌握了大量材料，向中央写了八万字的报告，最终使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隐蔽战线的许多老同志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董健吾是我党情报战线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冒险收养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还设法安全地送他们去苏联。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隐蔽战线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被取保候审。李克农1957年到上海后，很关心董健吾近况。但由于董健吾的历史问题中央还没有结论，不适合会面，李克农便安排上海市委调查部部长韩仰山与董健吾见面。李克农回京后，给韩仰山写了一封信，要他关心董健吾的生活。按照李克农的指示，韩仰山每月给董健吾一百元生活费，1960年，斯诺访华时，向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同意见面。这使得董健吾的处境出现转机。1962年6月，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70年病逝。

李克农对中央特科重要关系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叫杨登瀛）也十分关心。鲍君甫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是中央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1928年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也是我党第一位“党外特工”，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营救过任弼时、关向应等我党重要领导人，为我党隐蔽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入狱。鲍君甫在狱中没有吐露任何我党秘密，1932年出狱，1934年后任了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1951年，鲍君甫在镇压反革命时期被南京市公安局抓起来。后来在陈赓的过问下，鲍君甫被释放，在南京摆小摊，生活十分困难。1955年3月 19日，李克农给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写信说：“鲍某日前从南京来此，昨晚陈赓同志和我约旧日一起工作的刘少文、刘鼎、陈养山等老同志招待他一次，叙叙旧情。席间鲍谈到他日前经济情况颇拮据，本人已六十四岁，牙齿脱落，饮食不好。陈（赓）、我意可以破格照顾，建议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假牙。你意如何？请考虑示复。”由于李克农的过问，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君甫一百元生活补助，使他晚年生活有了着落。

在上海调查期间，李克农带领工作人员到万国公墓为烈士李白、吕明等扫墓，看望烈士遗孀和子女，并给他们抚恤。1948年12月29日，李白在向党组织拍发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时，被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 5月7日，解放军已渡江并接近上海，蒋介石下令对李白处以极刑。20天后，上海解放。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李克农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发来一份电报，请他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6月20日，一户家住戚家庙的百姓向上海军管会交出他已秘密隐藏多日的李白等烈士的遗体，他把当晚目睹的一切告诉了政府。李克农始终怀念着李白，建议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按照李克农的把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搬上银幕的建议，根据李白为原型，组织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后，宣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教育了一代代后人。

家风纪事中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许多年来，李克农的子女们已经习惯了不谈父亲的事情。一来父亲有严格家教，二来他工作神秘，三则是他从不宣扬自己。1987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批示:“要设法组织一些同志为李克农写点东西。”1988年7月，他又指示:“给李克农写点纪念东西是应该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杨尚昆又带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从此，李克农的传奇经历才受到世人关注。

李克农的特殊工作，又使他多年没有固定作息时间，几天几夜不睡是常事。40年代后他重病缠身，哮喘病发作起来，憋得上不来气，但他仍一把把地吞着药片坚持工作。党内同志谈起李克农个人生活的品德，一直都表示由衷的敬佩。李克农不仅珍惜革命情义，也非常重视亲情。李克农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们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对人礼貌。每当形势转折或国内外出现重大事变时，他都与子女交谈认识，告诫他们要坚持原则，明辨是非，在斗争实践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李克农(左四)等高级将领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孩子们面前，李克农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却从来不许子女沾自己的光。二儿子李力曾回忆说：“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小儿子李伦曾回忆说：“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一个礼拜天，我乘小汽车去看望他。不料进屋后，父亲就批评我说：‘你是来看父亲的，为什么动用公家小汽车？今后不准公车私用！’又一次大约是1960年春，我携家属和孩子看望他，母亲留我们吃了中饭，临走时，父亲从房内走到客厅对我说：‘你母亲留你们吃中饭很好，可你们临走怎么不交粮票，你们每月每人领25斤粮票，我们也是25斤嘛！你不交粮票，不就叫我卡公家的油，占公家便宜吗?’父亲生活非常简朴，房内只有军服和一套赴亚非会议穿过的西服和两双带补丁的袜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由于李克农对子女严格教育和要求，每个子女都很优秀，都成为党和军队重要岗位上的优秀领导人才。长女李宁，曾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性省厅负责人，后任中共云南省委对外联络部部长。二女儿李冰建国后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日坛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曾当选中共十二大候补中央委员，是国内外肿瘤界知名专家。李克农还有三个儿子李治、李力和李伦。李治建国后曾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局长、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李力曾任总参通讯部副部长，少将军衔。小儿子李伦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

叁

中共隐蔽斗争史上几个著名暗语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

原创 秦正 党史博采

2024年11月07日 18:19 河北

电视剧《潜伏》有一段余则成与左蓝久别重逢，在咖啡馆接头的剧情。余则成没想到接头人会是他朝思暮想的恋人左蓝，左蓝更是对军统特务男友余则成的出现满腹狐疑。余则成试探着问：“听说您表弟是走私相机的，我能看看货吗？”左蓝顿时惊喜得满脸泪水，她笑答：“您搞错了，我表弟是贩卖茶叶的！”一句接头暗语让左蓝意外获知，余则成已经由军统特务转变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一对革命恋人顿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段情节打动了无数观众，一时间使得隐蔽战线秘密联络的暗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猎奇的热门话题。

暗语作为秘密联络的常用方式，在中共隐蔽斗争史上发挥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很多重要关头的重要信息，都是通过暗语及时、准确地上传下达的。回顾中共隐蔽斗争史上那些著名的暗语，其背后无不隐秘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克潮病笃”

“克潮病笃”可谓中共隐蔽斗争史上最广为人知的暗语之一。1931年4月，对中共中央主要机构和核心人员几乎无所不知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身处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面临被敌人彻底破坏的重大危局。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截获破译顾顺章叛变的密电，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嘱咐他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舅舅”（指李克农），迅速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报告党中央。

◆李克农

听到刘杞夫所说情况，李克农当即意识到顾顺章叛变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向沉稳的他瞬时惊呆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思索着如何第一时间报告党中央。当天不是接头日，中央特科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欧阳新不会与他碰头，但只要找到陈赓，就能联系上党中央。心急如焚的李克农四处暗寻，终于在出租汽车总公司找到了陈赓。陈赓料定李克农有急事，立即开出一辆出租车，让李克农坐上车，边行驶边说话。李克农说明情况后，陈赓也急了，很快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指挥了一场大转移，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构当天夜里就搬迁完毕，一大批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得以幸免于难，使党避免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灾难。

◆钱壮飞

与此同时，李克农给身处天津、时任国民党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天津站）的胡底发去了那份著名的暗语电报：“克潮病笃。”“克”指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的意思是事态严重。（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4月，第261页）

胡底接到电报后，按照预先约定需要迅速离开天津，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这时，在胡底手下工作的钱壮飞妻弟张家垅当即变卖了爱人的手镯，为胡底凑齐了前往上海的路费。抵沪后，胡底被闸北区党支部隐蔽到一个白俄家庭居住，称他是作家，需要潜心创作，不愿受外界打扰。钱壮飞从南京脱身来到上海后，陈赓将他安排到一位可靠的朋友家隐蔽起来。随后，遵照党中央决定，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相继离开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



◆胡底

关于“龙潭三杰”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段历史，邓颖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传奇般的化险为夷是我们党秘密工作打入敌人核心最成功的一次。”也有人称之为“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故事”。

“克潮病笃”

这句简短的暗语，因此成为“龙潭三杰”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最生动的写照。“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喂的鸽子飞了”，这句暗语来源于红军长征前夕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时，各情报渠道接连获悉蒋介石重兵包围中央苏区的企图，党中央开始为战略转移预作准备。蒋介石围攻苏区采取的是“北重南轻”的兵力部署，意在以北部重兵压迫红军向南进入广东，让红军与粤军互拼互耗，蒋介石则可一石两鸟，既消灭红军，又进占广东。老道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察觉到蒋介石这一险恶用心，随即暗中向红军表示，愿通过秘密谈判谋求与红军互谅互让。周恩来当即意识到这是为红军争取战略转移最佳路线的难得机遇，遂于1934年九十月间委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临行前，周恩来专门向他们交待了联络暗语。

经过三天三夜密谈，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一是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是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是解除封锁；四是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是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为保密起见，协议只写在双方代表的笔记本上，未形成正式文件。

谈判期间，周恩来如约发来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红军已经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了。

何长工

陈济棠的代表得知电报内容后，很敏感地追问：“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平静而婉转地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第327、328页）

长征开始后，陈济棠部基本遵守了秘密协议，中央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设置在陈济棠防区的三道封锁线，“不受惊扰”地行进了上千里。

此后五十多年时间里，红军当年与陈济棠达成的五项秘密协议一直不为公众所知，直到1987年12月《何长工回忆录》面世，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顺利“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的历史谜团才公诸于众。

“你喂的鸽子飞了”，既代表了“远走高飞”，也代表了“和平鸽上天”，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增添了一道神秘而生动的色彩。

《廖家骏启事》

1935年5月31日，即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经过几天准备，6月7、8日随军到达天全县灵关殿后，陈云只身一人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

对于陈云的“神秘消失”，中央从多方面做出了精心安排。刘伯承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前往上海。中央给陈云拨了三千元大面额国统区货币用以恢复上海党的工作，二百元小面额货币和光洋作为路费。陈云带了一只热水瓶，把大面额货币藏在热水瓶胆下面。组织上专门委派灵关当地的地下党员、灵关小学老师席懋昭一路护送陈云。他们两人出发不久，红军故意让在押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溜掉。等这位教育局长赶上来时，席懋昭主动与他搭讪，说他和陈云两人是为了躲避红军外逃的。这位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三人遂结伴同行，不走大路，走小路。遇有检查，席懋昭和教育局长上前答话，陈云怕暴露口音，假装解手混过去。这位教育局长老家在荥经县，是当地的财主，抵达荥经县城后，陈云和席懋昭在教育局长家里住了一夜，随后经雅安到达成都。

◆陈云

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成都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把随身携带的经费寄给了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随后，陈云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了《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75、176页）

这则启事是陈云行前与周恩来的约定，以此暗语向中央报告平安抵达成都。

陈云以“廖家骏”为化名或许并非偶然。陈云确曾姓过廖。陈云本家姓陈，四岁时父母双亡，他和姐姐跟着外祖母到舅父廖文光家一起生活。外祖母临终前叮嘱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廖文光遵嘱将陈云收为养子，改名廖陈云。参加革命后，廖陈云改回原名陈云。

离开成都后，陈云经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对共产国际正确了解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北平的M.S认识否？”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采访，撰写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的情况。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首次出版，一时间风行各国。西方评论家称，该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动世界的成就。

这次历史性的采访，形式上是新闻宣传工作，实则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大杰作。而“在北平的M.S认识否？”则是护送斯诺秘密安全地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接头暗语。

斯诺想来边区采访的要求及其本人情况，是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的。他认为，斯诺虽不是左派，却是一位尊重事实的记者，如他能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客观报道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主张，将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对中共的歪曲宣传和造谣诬蔑。毛泽东、周恩来对斯诺的要求甚为重视，认为可借此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们同意李克农的建议，批准邀请斯诺来根据地采访。

斯诺采访根据地一事得到了宋庆龄的鼎力相助。经宋庆龄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研究，出身牧师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被选派护送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董健吾此前曾作为国共两党密使有过西北之行，且已结识了张学良，更兼熟谙英语。

◆董健吾

因董健吾与斯诺素不相识，宋庆龄专门与董健吾商量了到西安后与斯诺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语。宋庆龄还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后裁成两半，一半交给董健吾，另一半寄给了斯诺。

据2020年7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董健吾》记述，抵达西安后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入住西京招待所，很快在旅客登记薄上查到斯诺下榻的房间。他用暗语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用预定暗语回答：“是我好朋友。”双方随即各自出示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6—董健吾》，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第887页）

然而，对于这个接头过程，斯诺在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时却采用了模糊的表述。出于对宋庆龄和董健吾二人的保护，斯诺在《汉代青铜》一章中讲述与董健吾接头过程时，并没有提到那位关键而神秘的“M.S”，只简略地说：“他提到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3、14页）

斯诺用“在北平的那个朋友”将“M.S”的英文缩写都略去了，以此保护北平的中间联系人。同时，他用一句“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这种模糊表述，回避了宋庆龄的名片。斯诺出众的隐蔽斗争意识、经验和能力，不得不令人钦佩。

斯诺采访期间，其进出边区的路线、采访行程及安全保护，都是李克农一手安排的。几个月时间里，斯诺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通过采访、对话和实地考察后的所见、所闻、所感。回到北平后，他先是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报道，后将这些稿子汇编成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为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该书另译名《西行漫记》。2020年4月，《红星照耀中国》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明天老头到你家去”

1949年1月31日，中共开创了以打逼谈、以武促和的“北平方式”，使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新生。“北平方式”成功的背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先敌一步、多敌一手、高敌一筹的卓越情报工作，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人数，已由抗战时期的200人发展到3376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534页）学校、工厂、铁路、市政、新闻、出版、服务行业、医院、电讯部门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也发展到5000多人，遍布全市各行各业。而统领这支地下大军的，是一位代号“老头”的幕后总指挥，直至北平解放，许多地下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只闻“老头”其名，不识“老头”其人。

平津战役期间，在“老头”统筹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及时精准获取到傅作义部的大量战略情报，印证了傅作义在战与和、守与走之间的摇摆不定，为中共中央下决心运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提供了及时精准的情报依据。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正是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他判断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遂以个人名义单独向毛泽东发去电报，建议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看后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说：“我们随即根据党中央指示，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向傅作义将军提出双方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559页）

在“老头”亲自策划下，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党员傅冬菊被安排回到傅作义身边，她每天都向地下学委领导汇报傅作义的动态和心态，包括傅作义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等细枝末节的情绪变化。“有时他头天晚上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他上午的事，下午地下党就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第510页）这些情况第一时间通过电台报送华北局城工部、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有力配合了军政两条线的斗争。聂荣臻元帅评价说：“几十年来，我打了许多仗了，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老头”领导下，北平密切跟踪获取战场情报，做到了敌未动我先知。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突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门（石家庄）。然而，偷袭部队还没有行动，偷袭计划就已经被北平地下党通过多个渠道获取，并第一时间报告了中共中央。1948年12月间，北平地下党获取了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等地城防工事及天坛机场、环城马路有关敌情，为我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军事依据。

在“老头”具体指挥下，北平地下党对围城部队的战术情报需求做到了“有问必答”。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一度考虑率主力经天津、塘沽从海上撤往青岛，北平地下党侦获此情，解放军遂切断了平津铁路公路。傅作义一招不成又出一招，下令在东单至南跑马场一带修建机场，企图将主力空运至青岛，地下党又派人实地勘察，用脚步丈量出弹坑至崇文门的距离，使前线指挥部掌握了东单机场的准确弹着点，解放军围城部队炮兵迅速封控了东单机场。

为配合部队攻城准备，地下党派人对北平各个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暗查，用数砖块的办法，先量出每块砖的长度、宽度，再一块一块累计，计算出城墙的精确高度和宽度。

“老头”深谋远虑，确保了平津战役期间情报传递畅通无阻。早在抗战后期，他就开始为深入平津设立秘密电台筹集物资配件、选拔培训报务员、译电员，陆续派入平津潜伏下来以待时机。至平津战役发起，已建立健全了秘密电台三套人马，即三部电台、三个报务员、三个秘密工作点，各自为战，互不交叉。这种配置既不怕某个电台发生故障，又能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在驻扎着二十多万国民党部队、特务警察宪兵遍布全城的北平，秘台三套人马始终未被敌人发现，一直战斗到北平和平解放，保证了北平地下党与华北局、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之间情报通联的畅通无阻。

◆刘仁

1949年1月29日晚，刚刚开机工作的秘台报务员艾山突然开心地笑出声来。原来，她收到了来自解放区的一份英文简字暗语：“老头明天到你家去。”在场同志顿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北平解放了！北平解放了！”（《缅怀刘仁同志》，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14、115页）

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礼堂（今新华社社址）召开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市委书记彭真特意把主席台后排就座的一位中年男子请起来，郑重对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斗争的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全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老头”！他就是“老头”！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老头并不老啊！时年40岁的刘仁，满含热泪起身，向他的地下大军鞠躬致意。“地下党员们这才见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谋面的这位领导人。一些人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只见他中等个头，敦实身材。他那坚毅敦厚的面容、炯炯有神的目光、朴实无华的形象，虽然出乎人们原来的想象，然而却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第202、203页）

“老头明天到你家去”，一句暗语，预告刘仁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步入北平城，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由隐蔽向公开的历史性转变。

“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这句话并不是暗语，而是熊向晖回忆录里的一句话，其背后隐匿的，是熊向晖在危机关头不用暗语，毅然用明语向党中央传递情报的故事。

实际斗争中，情报人员并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从容不迫地使用暗语，把需要传递的情报完整准确地传递出去的。有些突发的重大关头是不可预见的，因而不可能有事先约定的暗语，熊向晖就遇到了这样十万火急的情况。

◆熊向晖

熊向晖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投放”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身边的“闲棋冷子”，担任胡宗南的机要副官。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出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重点进攻延安，熊向晖这颗“闲棋冷子”开始挺兵跃马，发热发光。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胡宗南苦于找不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行踪，特请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携带美国最新无线电侦测设备侦测中共首脑所在位置。熊向晖急于将这一事关中央安危的情报上报组织，却不能离开前线前往西安，这种突发的紧急情况不可能有预先约定的暗语，而熊向晖手头又无技术条件用密写、密码、缩影等方法把情报传递出去。情急之下，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用明语将情报内容书写成信，一式两封，一封交其联络上线王石坚，另一封交国民党旧友、“研究书店”经理潘裕然，嘱其勿拆，速转王石坚或陈忠经（后三杰之一）。两封信一并装入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交由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达上述人员手里，后经中共西安情报系统第一时间报告了上级。（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第59、60页）

熊向晖冒死送出的这份情报，使毛泽东、周恩来得以率领党中央、中央军委安全、从容地与敌周旋于沟壑山峁之间，即便敌在山上、我在山下，相距咫尺，也能成功躲过敌无线电搜索，为最终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坦言：“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行走于刀锋之上，没有安然无恙的潜伏，没有轻而易举的传奇。使用暗语需要智慧，弃用暗语需要勇气，两者同样值得敬仰。

肆

钱壮飞，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周恩来：没有他，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周恩来曾多次提起过一个人的名字：钱壮飞。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立下大功的钱壮飞，因此被称为潜伏在国民党“神经中枢的红色巨谍”。那么，钱壮飞是怎样打入敌特最高情报机关的？在千钧一发时刻，他又是如何成功保卫了大批中央要员的安全转移？其中的内幕情节惊心动魄……

多才多艺的地下工作者

1928年初，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余波，仍在上海街头蔓延。横行无忌的宪兵特务，时而穿街而过的警车，频繁展开的大搜捕，使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人人自危，夜难安枕。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刚过而立之年的钱壮飞，领着一家数口，来到了这座动荡不堪的城市。

钱壮飞原名望达，又名壮秋，化名潮，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一个殷实的绸商家庭。6岁进洋学堂读书，学业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自古雄才多磨难，当钱壮飞正在浙江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维系家庭生计的父亲却突然因病去世了。随后经济上的困难也愁坏了这对孤儿寡母。不得已，母亲范氏托媒为他同湖州城本马巷开设勇丰布店的徐家女儿徐双英定了亲。1914年钱壮飞刚满18岁，就在母亲的包办下与徐双英结婚，次年生了一个女儿。婚姻并没有中断钱壮飞的学业，1915年中学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在这里，钱壮飞结识了一位比他大2岁的同窗好友张振华。张振华是安徽桐城名门望族的一位小姐，祖上曾官至宰相，家境颇为富裕，与钱壮飞交谈甚洽。

◆钱壮飞

医专四年的学习生涯，张振华经常资助钱壮飞，使他坚持修完了学业。共同的志向，相互的关照，使这对学友变成了恋人。1919年10月，两人从医专毕业不久，即结为伉俪。这时，钱壮飞的老母和妻子尚在湖州，对这桩婚姻并不知情。直到后来，母亲范氏到北京看望儿子，才知道儿子已另有所娶，并已生了个男孩。老人家对张振华这位新式大脚媳妇并不满意，但木已成舟，也没办法，于是便回乡将徐双英母女也带来北京。幸好徐双英和张振华能以礼相待，和睦相处，一家人生活倒也相安无事，钱壮飞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家庭生活的重负却不容钱壮飞喘息。他曾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又进入京绥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张振华则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就业。由于收入低微，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一边行医，一边又在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教书，晚上还到一家小报馆当编辑。钱壮飞为生活而奔波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动荡，民主思想的传播，常常打动钱壮飞的心。尤其是他的妻弟、中共早期党员张暹中的思想言行，对钱壮飞、张振华曾有过重要影响，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经张暹中等介绍，张振华和钱壮飞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钱壮飞开始了崭新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之旅。

入党后的钱壮飞，利用医生职业作掩护，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在那漆着红十字的医用皮包里，常常装着党的秘密文件或标语、传单。逛公园时俨然一对游兴十足的游客，却在他们所经之处留下了传单；风高月黑之夜，许多人家的门缝里会被他们塞进宣传共产党正确主张的宣传品。党的地下机关和隐蔽同志的住处，是他们时常“出诊”的地方，普通工人、居民家里也时常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因此，身着白衣的“大夫”也常常是特务军警追捕的目标，他们夫妇总能机警地躲过这一切。钱壮飞可以说是博学多才。行医自然是他的本行，除此之外，书法、绘画也能来一手，更难得的是，他还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和表演才能。1926年前后，他和张振华在北京护国寺附近创办了一家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的全家就住在这家公司里。钱壮飞一面带着孩子参与《燕山侠影》等影片演出，一面借此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殉难，中共北方区委及其所属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钱壮飞的名字也出现在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这样，钱壮飞不得不带着家人四处躲藏，生活十分艰难。显然这时的他在北京已难以安身。1928年初经党组织的安排，钱壮飞拖着一家数口来到了正处于血雨腥风中的上海。开始，他找不到工作，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虽然后来在上海市公用局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但收入不多，要维持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自然是十分拮据的。在这种经济窘迫的处境中，钱壮飞一边找可作掩护的职业，一边寻找党的关系。后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讯管理处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这时的钱壮飞虽然才32岁，却已从事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在血与火的煎熬中，他在政治上日渐成熟，秘密工作经验日渐丰富。加上他博学多才，多谋善断，遇事深藏不露，又长于交际应酬，这为其后来深入龙潭虎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凭着这些骄人的资本和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敌特活动猖獗的宁沪大都市，钱壮飞演出了一幕幕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剧……

特务核心的机要秘书

电讯管理处专替来往上海的外国人发国际电报。它虽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关，但却是掌握无线电收发技术和收集有关情报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当时刚刚接上党的关系的钱壮飞，被编入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党支部，并成为中央军委特别委员会成员。党支部决定让钱壮飞作长期埋伏，争取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而负责无线电管理处的徐恩曾则正好为钱壮飞打入敌特心脏起了桥梁作用。

徐恩曾是大特务头子陈立夫的表亲，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留学美国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的特务组织，先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工作，后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科长。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后，升任处长。徐恩曾负责中统15年有余，在这个罪恶组织创建、发展和活动中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表面上徐恩曾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平时说话轻声细语，见人笑容满面，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贪财好色之徒。他因沉湎酒色，极需拉拢亲信为自己效劳。这时，才艺超人、精明强干的钱壮飞进入了他的视野。有时徐恩曾个人的一些不便公开的私事都交给这位同乡去办。那时，徐恩曾有一个姓王的姘妇，徐怕家里的大老婆吵闹，要钱壮飞帮他找处合适的房子。党组织获悉情况后，决定干脆把钱家所住的二楼前楼让给这个姘妇居住。这样既可以使钱壮飞进一步取得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又为钱家获得一把十分安全的政治保护伞，有利于党组织开展工作。果然，徐恩曾对钱壮飞的“慷慨”十分满意，从此把他倚为自己的左右手。

1929年，徐恩曾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长，也把钱壮飞带到了杭州。就在这一年，浙江省建设厅举办规模甚大的西湖博览会，徐恩曾很是高兴。为显示自己的才干，赢得上司的欢心，他很重视这次博览会。但他又目迷五色，无暇顾及，便全权委托钱壮飞操办，还在浙江省建设厅给钱壮飞挂了个秘书的头衔。钱壮飞素来擅长书法、绘画艺术，又颇具组织才能，因此，此次博览会大显身手，从博览会的设计到会务的准备，里里外外井井有条。这次博览会使徐恩曾出尽风头。1929年8月20日，陈立夫驱车来到博览会，对上前迎接的徐恩曾大加赞赏，并告诉徐恩曾：孔祥熙、宋蔼龄参观了西湖博览会，大为欣赏，认为同巴黎的环球博览会相比，别具风味。脸面有光的徐恩曾从此对钱壮飞更加器重。特别是9月底博览会闭幕后，准备举家搬回上海的钱壮飞，还亲自给徐恩曾送去了两只沉甸甸的皮箱。箱子里装满了晶莹夺目的金银财宝，绚丽照人的苏杭绸缎，名贵的人参、鹿茸、貂皮和古瓶。这是各地厂商奉送的“展品”，钱壮飞一一登记造册。徐恩曾浏览清单，抚摸着礼品，爱不释手。他赞赏钱壮飞的廉洁奉公，说道：“钱先生办事，一清二白，难得。不是鄙人当面奉承，黑眼睛碰上白银子都会亮的……”说完便照单笑纳了。

◆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钱壮飞以自己的坦诚和卓越的才华赢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器重。徐任命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公事私事一并相托，无话不说，待之如同心腹。

此时，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惊和不安，他们眼里的共产党已不再是“癣疥之疾”，而是“心腹之患”了。蒋介石一面调集力量准备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强化法西斯统治，破坏白区共产党组织。陈立夫迎合蒋介石破坏共产党组织的需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积极筹划，拟建立一个以对付中共为主要任务的中统特务机构。那个时候，陈立夫对于此道还不甚熟悉，就找他的亲信徐恩曾来筹办这件事，徐恩曾又拉钱壮飞做他的主要助手。

徐恩曾请钱壮飞到家里吃饭，告诉钱壮飞，他应陈立夫之约，决定出任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科长，重点对付共产党，调查科设在南京。他还告诉钱壮飞他已郑重推荐钱担任机要秘书。但徐恩曾对钱壮飞还是有所保留的，譬如他曾派可靠的人，暗中严格考察钱壮飞半年多时间，一举一动都有详细记载，这点自然讳莫如深。他告诉钱壮飞，对于他的推荐，陈立夫已点头认可，他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后给我满意的答复”。钱壮飞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

永远的感谢与怀念

实际上，钱壮飞脱离魔爪也经历了惊险的一幕。

当时，先行乘飞机到达南京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南京的“正元实业社”。见徐恩曾正在发呆，头上一层冷汗。他已从钱壮飞留下的信中，知道了这位无话不谈的“心腹”竟是中共卧底！顾顺章立即问：“钱壮飞到哪里去了？”徐恩曾沮丧道：“不知道，正在派人找他。”“他一定到上海去了，上午的车，现在还没到，快，快!叫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还有无线电管理局认识他的人，到上海火车站，马上封锁！”顾顺章气急败坏地喊。受蒋介石召见后，他们也随即赶往上海。

顾顺章的判断没错，就在他大喊大叫之时，钱壮飞已乘坐一趟特快列车奔驰在京沪线上。钱壮飞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戴着茶色眼镜，靠在窗前，显得非常疲惫，他已经连续几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而此时的上海火车站正严阵以待。月台上，军警、暗探密布，专门等待这位文质彬彬的逃亡者。当列车喷着白烟，呼啸着驶进上海站时，军警、特务便分头包围各节车厢的各个车门，仔细盘查。尽管他们搜遍了整个车站，然而却没有见到钱壮飞的踪影。

原来，钱壮飞早已料到，敌人发现自己失踪后，肯定会在上海站搜捕，便提前在真如车站下了车，然后转乘汽车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下车后他尽快找到了李克农，见中共领导人已经撤迁，这才放下了一颗久悬的心。事实证明，钱壮飞提供的情报是准确及时的，周恩来等采取的决策是英明的。在关系中共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镇定自若，英勇果敢，打了一场精彩的情报战，使党中央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大劫难。

事过几十年以后，徐恩曾在他用英文撰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一书中，懊恨不已地写道：“此生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他的上司陈立夫也曾追忆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蔡孟坚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大骂顾顺章“打埋伏，留一手”，不肯立即说出钱壮飞是中共卧底，致使天机泄露，功亏一篑，“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顺章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算全部消失。”

为了追捕钱壮飞，中统特务机关又把凡是认识钱壮飞的特务都派到上海。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断送自己的前程，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了，钱壮飞的两位夫人徐双英、张振华也由陈赓派人及时转移。后来党组织设法把钱壮飞的两个儿子送到延安，由周恩来等负责抚养照料（长子钱江后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影导演；次子钱一平为上海市政府协作办主任；女儿钱蓁蓁改名黎莉莉，为著名影星）。钱壮飞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家人。为了躲避敌人的张网搜捕，保护钱壮飞的安全，中央派人护送他进入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从而结束了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生涯。

◆位于金沙县后山乡的钱壮飞烈士陵园内的铜像。

1932年春，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被任命为局长。当时，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政治上坚定可靠，忠实积极，但仍有不少人只想上前线杀敌，对做情报、保卫工作不安心。钱壮飞以自己的经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识到做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和李克农等人还根据大部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亲自编写教材，帮助大家学习文化和掌握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为培养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内行的红军情报、保卫工作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33年，钱壮飞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稍后，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也来到瑞金马石垄中革军委驻地，并与中革军委第二局合并，钱壮飞改任合并后的中革军委第二局副局长。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离开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路随军转战湖南、贵州等地。遵义会议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随后在红军第二次抢渡乌江时遭遇敌机空袭，钱壮飞失踪。虽然周恩来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遂判定为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壮飞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后经多年考证确认：1935年4月1日，钱壮飞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时年39岁。

钱壮飞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舍去家庭亲人，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感谢和怀念这位大智大勇的情报战士。

内容简介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传记卷》又一重量级人物传记出版！

“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这书是第一本完整详尽记述钱壮飞一生革命经历的传记。

毛泽东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周恩来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他是潜伏者，深潜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机要秘书。他截获的情报，让中共中央机关得以迅速采取行动，避免了一场大难。

他是听风者，和曾希圣领导军委二局，在长征中听风万里，破译敌人的一道道“天书”，以情报服务党中央，料敌先机，出奇制胜。

他是建筑家，设计建造的瑞金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中央苏区六大建筑”，至今矗立，成为万人瞻仰的红色地标。

他是艺术家，创办了北京地区最早的电影公司，拍摄了北京地区第一部电影《燕山侠隐》，也是我国最早的武侠电影之一，并在影片中担任主要演员。

他是医生，毕业于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担任北方五省协作救济会医务人员，救治无数灾民。

他就是钱壮飞，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本书是第一本完整详尽记述钱壮飞一生革命经历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