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拥有一个乡村的童年，山川、田野是我的广阔天地，稻谷、麦穗陪我成长。我与小伙伴们疯玩，也和小鸡小狗是朋友，甚至喜欢看着老水牛的眼睛，和它对话。童年的纯真，童年的多彩，成为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画面。那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于我而言，是一笔那么丰厚的财富啊！
奶奶告诉我，我出生的前夜，她梦见有一匹枣红色的马，驼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送给她，小孩看见她就说：“奶奶，我来了，你看，这是我的小马”。所以，奶奶对于我的降临，格外的欢喜。她总是笑咪咪地说：“我孙女是骑马来的呢！”说这话时，奶奶会先看我一眼，然后得意地昂起头，好像我长大一定会成为马上将军似的。奶奶想不到，我最终还是长成了平凡的女子，没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慨，也没有丰功伟绩光耀门楣，没有让她的梦境得到圆满的解答。但这是后话，在童年的时候，我因为这，就变得有些与众不同，比如未上学之前，我数数可以数到无穷多，背诗可以一首接着一首如行云流水，看到伙伴们钦羡的眼神，小小的心里也因此有着无限的满足。其实这是父母启蒙教育的结果，傍晚，母亲张罗晚餐，父亲就把我抱在膝上，将一首首的古诗当成童谣教给我，幼小的我虽然不知道念的是什么意思，但摇头晃脑，乐此不疲，在懵懂中接受了最初的文化薰陶。
七岁之前，我住在祖先遗留下来的祖屋里。祖屋建于清代，坐北朝南，背山面水，青砖黑瓦，翘角飞檐，典型的徽派建筑，古老，厚重，典雅，富丽。伍氏家族一百余人就聚居于此。门前是两层广场，每个广场有500平米左右，中间以高高的台阶相连，用于家族活动和农事晒场。广场再上五步宽大的台阶，就进入到天井，走过天井便是厅堂，厅堂两侧是一家一家的居室，以走廊相通，你家连着我家，不分彼此。东家做蒿子粑粑，西家吊小米酒了，都会互相品尝。我和小伙伴们在走廊里躲猫猫，玩地道战，玩得累了饿了，随便进入一道门，就能吃饱喝足。
那时父母总是很忙，日出而作，但日落并不能就歇息。父亲在乡政府上班，早出晚归，母亲常常是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我和弟弟就坐在老屋门前的石头台阶上，眼巴巴地等着。因为老屋的走道实在是太暗了，半下午的时候，就已经黑得看不见人了。何况，厅堂里还放着好多为老人离世准备的棺材，被油漆刷得通红通红的，在暗角里反着光。我们总是觉得害怕，只有牵着大人的手，才敢怯怯地走过去。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最怕大人说：“把你关到厅屋去！”这大概是最严厉的惩罚了。
我家门外是专门用来舂米的一间屋子。每到下雨天，这里最热闹，大家因为不用上山下地，利用空闲时间来舂玉米粉和小麦粉。有人舂，有人搅，还有人筛，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忙，忙完一家再忙另一家的。我母亲总是烧好热茶送过去，然后也加入到劳动的行列。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和婶婶们此起彼复的山歌，嘹亮婉转，伴着一阵阵笑声，传得很远很远。有时，我父亲也会来助兴，他搬把椅子，坐在一边拉二胡或吹口琴伴奏，场面更热闹了。我们这群孩子也不打闹了，搬来小板凳坐在走廊里，静静地听着看着，不时也跟着依呀学唱。记得那时唱得最多的是《摘细茶》、《孟姜女》，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山歌。那种完全自由的、欢乐的劳动场景，烙有很深的时代印迹，现在都是机器代替了手工，这样热闹的场面，怕是难以寻到了。
最难忘的热闹，是过年的时候。一进入腊月，大门外的晒场上晒满了稻谷、麦子，还有冻米、红芋干，老人们一边安详地晒太阳，一边挥着拐杖赶走偷食的鸡和麻雀。我和伙伴们则忙着罩麻雀玩。我们用棍子支起一个簸箕或筛子，洒下一把谷子，远远地拉着拴在棍子上的绳子，等待麻雀钻进陷井。开始会有一两只小心冀冀地靠近，我们屏住呼吸，猎人般地耐心等待，直到觉得麻雀觉得没有危险失去警觉，而大批地飞来，安然地啄食谷子时，我便一拉绳子，麻雀们惊慌逃窜，但总会有两三只被扣进筛子里，被我们捉来当玩具。当然，祖母是不允许我们伤害这些小生灵的，我们会用长长的线系在麻雀的脚上，然后放飞它，像放风筝一样。麻雀在飞，我们一窝蜂的跟着跑，直到筋疲力尽，再也没有了兴致，就会解开捆住麻雀的绳索，放它自由。
老屋里飘出阵阵香味，原来是家家都在熬红芋糖作切糕。母亲吃过午饭，拿起竹筐，去地窖里挑出新鲜的没有溃烂的芋头，到村口的水塘边将芋头洗干净，再挑回家，然后，放在大锅里煮，芋头熟了，天也将晚了。母亲用大铁铲将熟透的芋头捣成泥状，再拌进适量的麦芽粉和石膏粉，盖上锅盖，保持适当的温度。第二天清晨，天没亮母亲就会起床，继续昨天的工作。她在锅里添上水，将芋泥与水搅匀，装进纱布里过滤掉芋渣，再将挤出的浆放进锅里大火熬制。水份一点点的蒸发，糖浆越来越浓，母亲会舀起一碗给我喝，很醇厚浓香的甜味，比白糖水的味道要好很多。当翻起梅花状的小泡，就改用小火，用锅铲不停的翻炒，直到水份完全蒸发，就可以起锅了。把糖盛起来倒进炒熟的米粉里，等凉得不烫手了，母亲便和父亲像扯拉面一样，将糖不停的拉开扭转，然后越拉越长，甚至可拉十来米。最后，红芋糖被拉成黄亮的颜色，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随时可以抓一把装进口袋，当作零食吃。
母亲还会用红芋糖做各式各样的美味，比如用掺上冻米捏成圆圆的糖果，或者切成一片片的切糕，咬一口，又甜又脆，满口生香。但不会给我们吃的太多，母亲会把它们装进塑料袋里，扎紧袋口，然后锁在箱子里， 以免我和弟弟偷吃。到了正月，用一个果盘装上糖果和切糕，作为茶点，来招待家里的客人。
当然，腊月里，大人们还要用米粮做小吊米酒，用黄豆打豆腐，用糯米做冻米，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都是为过年做准备。
年终于到了。天还没亮，我就一反常态地醒过来，因为过年有新衣穿，有好吃的，是一年中最为热闹、最为快乐的一天，甚至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大人也不会打骂，只是说句“没大没小的，要守规矩”这样的忠告。母亲把屋里屋外仔仔细细地打扫一遍，说是这样来年家里不生蚊子苍蝇，大人小孩不生灾不害病。吃过早饭，男人们都集中到堂屋祭拜祖先，女人留在家里做年饭。堂屋里已是香雾缭绕，两张大方桌拼在一起，上面放满了祭品：猪头、猪尾、整鱼，都贴上红纸，摆上三只酒杯，三双筷子。倒酒的时候要分三次才能斟满，表示对祖先的敬意。然后子孙后辈依次郑重地磕头，磕头也是磕三个，祈求祖先保佑平安。这里都有个三，于是，我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总是三呢？”父亲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所以三可以代表一切事物，一切崇拜和尊敬，是一个很神圣的数字。”我迷惑不解，但也只得不懂装懂地点点头。以后，在伙伴们面前，我偶尔也会装得很博学多才地卖弄：“你知道三是什么意思吗？三大得能装下世界，是最大的。”大家迷惑不解，却也是懵懂地点点头。
堂屋祭拜祖宗的仪式完毕，就各回各家吃年饭了。中国大多数地方的习俗是吃年夜饭，而我们家族的年饭是中午饭。年饭当然是丰盛的，鸡鸭鱼肉样样都有，满满一桌菜，让我馋得直流口水，但还是得守着规矩。吃年饭的规矩很多，比如摆碗筷只能多不能少，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小孩子要等大人们都坐下了才能坐，放完长长的鞭炮之后才能动筷子。大人们互碰杯盏，互祝吉祥，小孩子们只管吃得满嘴流油，顾不得细嚼慢咽，因为大家都要赶着吃饱了出去玩呢。
说是玩，其实还是出去忙吃的果食。我们三两个一群，每走进一户人家都忙作揖，大声说“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跟您拜年了！祝您家五谷丰登，大吉大利！”吉祥话当然是早就编好了的，到每家说的都一样，大人们乐开了花，眉开眼笑地请我们坐着喝茶，然后把果盘里装的花生、瓜子、糕点一个劲地往我们口袋里装。看装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起身告辞，大家都尽量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样子，一出了门，就忍不住高兴得手舞足蹈，忙大吃特吃一会，再去下一家。这样吃下去，到了晚饭时间，连看一眼饭菜的兴致也没有了。
天黑了下来，伙伴们提着灯笼出来了。灯笼有各种各样的造型，有圆形的、长方体的、小兔子的、小老虎的。我们美美地提着自己的灯笼，排成一长队，穿过老屋的弄堂，走进漆黑的夜里。这时，外面一片黑暗，但远处的野外，会有星星点点的灯亮着，那是给祖坟上的灯，每座坟前都会点亮一盏灯，以示后辈孝心。一群孩子嘻嘻哈哈，齐声喊着”玩灯笼啰“，声音传得很远，又会在对面的山峰里撞了回来，回声又荡得很远。我们小心冀冀地走，怕弄倒了灯笼里的蜡烛。记得有一次，我们正走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阵风过，槐树发出“呜呜”的响声，胆小的小群吓得直哆嗦，蜡烛倒下来烧了灯笼，又伤心地大哭。大家围过去安慰一会，队伍又恢复了活泼。这样一直玩到深夜，大家各自回家，围到火炉边，烘暖冻红的小手，偎在大人的怀里，就睡着了。
小孩盼过年，而年就这样地过去了，然后就过了正月。俗语说：“过了正月半，各人寻事干。”正月还没过完，春天就正式来了，阳光暖了起来，小草探出了绿茸茸的脑袋，村口500多年的老槐树开始泛青了，农人们忙着耕地播种，孩子们又欢快地上学去了。日子周而复始，从春到冬，我们又长了一岁。
就在这样年复一年的更迭里，我们走过了童年，走过了青春，步入了岁月深处。但童年那些快乐的往事，乡村的山山水水，都镌刻进生命之中，重现在深夜的梦里，化成一缕挥也挥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