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宋庆龄的国葬

至简

周幼马 口述 樊燕 整理

编者按：早在1934年，宋庆龄便与时年24岁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相识于上海，随后他们延续了近50年的深厚友谊。马海德视宋庆龄为自己的革命导师，并接受她的建议前往陕北，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美国人。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出生后也得到了宋庆龄的关爱，喝过她送到延安的奶粉和糖。自1971年起，时年28岁的周幼马成为宋庆龄生命最后10年的影像记录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周幼马，为我们深情回忆了宋庆龄生命最后的几个重要时刻及其国葬中的诸多细节。

20世纪的中国，在我心里有三个大的国葬。最早是宋庆龄的丈夫孙中山的，因为他打倒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旧制度，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并给他建了一个可以跟过去皇帝媲美的陵墓——中山陵。第二个是1976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开了一个特别隆重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和前门楼子中间为他建了最大的一个纪念堂，比莫斯科红场中央的列宁墓还大。第三个是我亲自见到和参加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举行的国葬，最后下葬到她父母当年在上海万国公墓里购置的家族墓地，其中她的墓穴只有几平米。

从首长（注：周幼马和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对宋庆龄的统一称呼）生病、开追悼会到举行国葬，都是我亲自参与了的。我为什么有条件见证并参与如此重要的时刻？第一，我是她任用了10年的摄影记者。第二，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是她把我推荐到由她一手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任摄影记者。第三，我父亲是她送到红军的美国医生。我从出生到为她工作，是她一直看在眼里的人。如果再多说一层，我父亲和党中央主管宋庆龄事务的廖承志在红军长征快结束时相识于宁夏，他们从那时起成了相交一生的好朋友。

最后一次参加国务活动

1981年3月，单位派我去广东采访，时间大约一个月。出发之前，我按规矩到首长驻地报告行程。她给我开了三封介绍信。第一，是到中山大学看一看当年日本人给孙中山塑的铜像。第二，到广州的中山纪念堂看看。第三，到中山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去看一看，给她拍一些照片，她想看。我理解，她始终惦念着孙中山。

4月底，我刚一回京，就把照片冲洗出来，正准备给首长送过去。父亲告诉我：“首长这段身体不太好，你要知道不要让她不高兴。”到了驻地，我把照片送给杜秘书，请他转给首长。我给首长拍照那10年，我们的交往途径一般是，我拍的照片样片、底片和我提出的事情通过保姆交给首长，她给我的东西也是让保姆直接给我。首长习惯独自坐在二楼的办公桌前，拿放大镜仔细地看、认真地审，哪张喜欢、哪张不喜欢、哪张放大多少尺寸、哪张不要了，有什么意见或想法，最后都会写信给我，落款名字都是林泰。也就是说，能上二楼的人很少，只有给她洗衣服的阿姨、保姆、前秘书的两个女儿及英文秘书张珏，都是女的。张珏和首长之间也是用字条来传递信息。

当时杜秘书告诉我：“首长身体不好，但坚持要参加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且要发言。医生不同意，认为她的身体情况不容易做到，让她做个发言录音，但是首长考虑到这是一个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办的国务活动，还是坚持要参加。”

5月8日下午，首长坐着轮椅进入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进门以后很快地换上了博士学位服。当她被推出来后，康克清送上了鲜花，首长抱着鲜花特别高兴。我给她拍了照片，后来我再看照片时，发现这是她最后的微笑。授赠典礼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主持，当他宣布下面由宋庆龄发表讲话时，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首长比较虚弱，额头上渗着汗，但依然用流利的英语、生动的感情，即席作了近20分钟的讲话。随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亲自授予她荣誉学位证书。这是首长在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也是为国家表达了最后的想法，她为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后的力气。

会后，首长是躺着回到驻地的。从那以后，她只坐起来过一次，是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请首长为“韬奋手迹”题写书名。首长为老朋友邹韬奋题字，这是她参加活动回来后，唯一一次能坐起来完成的事情，从那以后躺下就没再起来。

出生日期的确定

首长得病后，一直是由北京医院派专家、教授、老中医治疗。5月10日，随着病情的加重，北京医院将所有需要的医疗设备安置在曾经首长从不让外人上来的二楼卧室。她的卧室里面有钢琴，有办公桌，有小饭桌，去故居参观过就有印象，那是二楼最大的一间。这是她平时工作、吃饭，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有时特别特殊的人见面也在这里，比如吴院长、魏璐诗、顾大夫、护士长和我父亲。她到最后离去一直是在这里接受抢救，所有看望的人都是从楼下到楼上，到她床头看望。

没过两天，我被通知带上所有的摄影器材，到首长驻地报到。到了驻地，我看见大客厅里坐满了人，连地毯上都有人坐着在互相说话。各个单位都派人来作为联络员等消息，有中央、国务院、人大的代表和警卫局、国管局的同志，还有新闻单位、保卫部门的，现场比较混乱。这时候廖承志在国管局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大客厅。他是中共中央分管宋庆龄所有事务的，也是宋庆龄的亲戚。他进来以后就说，请大家各回各的单位等消息。当我也要走的时候，廖承志说：“你留下，你就留在这儿拍照片。”

然后，他转身又问杜秘书：“首长的确切年龄是什么？”杜秘书说她的表格中没有亲自记录。一旁的秘书张珏说：“首长说过和毛泽东的年龄差不多。具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您可以查一下。”廖承志想了一下说：“去美国查。她在那儿上学一定有记录。”

我一听，立刻想到我们杂志社的总编张彦当时正在美国，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宋庆龄在美国读书的事情，估计他可以联系到美国的学校，可以请他帮忙查找。廖承志接受了我的提议。不久，张彦通过校方在学生档案里查阅到了宋庆龄的出生日期：1893年1月27日。

共产党 国家名誉主席

首长患上的是一种血液病，没有特效药，基本是在维持，随时都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情况。前来探望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向医务人员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也希望首长能够好起来。随着首长病情渐渐加重，北京医院派来的专家、教授、老中医都在想方设法救治，有一位解放军上校还来为她献了血。14日晚，首长高烧，病情进一步恶化。

15日早晨，首长体温下降，王光美前来。她见到我很激动，说：“在西柏坡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见过你。现在再见到你是来给宋庆龄照相，我特别高兴。宋庆龄对我们家是有恩的，在‘文革’的时候，我的几个孩子想到首长曾给他们很多关爱，就想通过首长找到我和少奇。首长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顶着压力，通过廖梦醒找到邓颖超，又通过总理请示毛主席，后来我和孩子们终于团聚。对于首长帮的这个大忙，我特别感激。”随后，我陪她来到首长床前，王光美俯下身说：“在1957年时您曾提出要求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是这样的想法？”宋庆龄点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用驻地值班室的直线电话告知胡耀邦，胡耀邦立即表示：“我这就办。”下午3点，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6点，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和副委员长廖承志受中央委托，告诉了首长。

王光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除了她见我时所说，另据我所知，1957年，王光美和刘少奇路过上海的时候，曾特地去见首长，转告她将要有一个运动，这是毛主席要求他们二人提前来打招呼。首长对此非常感动，也就在这时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我从已解密的苏联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所知，在1931年宋庆龄从德国回中国为母亲下葬的时候，路过苏联，共产国际把她发展成为苏联共产党员，希望她回到上海后能帮助解救牛兰。此后，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接替史沫特莱继续为宋庆龄作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员。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联络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1951年魏璐诗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在北京国际新闻局（注：外文局前身）任英语专家，1965年到人民画报社任德语专家。

廖承志的回忆录里也提到，宋庆龄在上海把廖承志从国民党监狱里解救出来以后，在何香凝家问廖承志：“地下党里谁是叛徒，上头让你给我把名单写出来。”廖承志写完以后，宋庆龄把一支烟的烟丝倒出来，然后把廖承志写的字条卷起来藏在烟纸里，再把烟丝放回去。廖承志说，真没想到宋庆龄是共产国际的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宋庆龄正是苏联共产国际的党员。我不知道王光美知不知道这件事。1957年时，宋庆龄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说这件事太大了，得报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回复的大致意思是：宋庆龄已经是做得比加入共产党还好的中国共产党员了，如果不入党，可能比在党内做更多的事情。在首长病重的时候，王光美从个人角度考虑到共产党的规矩，就是说如果宋庆龄是中共党员，论她的地位，去世以后一定会在遗体上盖党旗，全国要下半旗，这个国葬的规格是最高的。王光美促进了宋庆龄入党这件事。

5月16日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在我看来，这是首长当之无愧的，她一直是中国人民眼里最受崇敬且毫无争议的伟大的人。1949年，中共准备派金仲华护送她到香港以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宋庆龄说：“以不变应万变，我就不动了。”在她的眼里，国民党不敢动她。要知道，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特别送给宋庆龄一套房子，就是现在的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是她非常喜欢的房子。蒋介石当时交代国民党上海市市长，一定给她房产证，避免将来房子的归属问题给她造成麻烦。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杀害了上海的大批共产党员，使得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前的真空期，上海聚集了中国最多的坏蛋，比如青帮、红帮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流氓、大烟鬼、伤兵等，他们都眼红宋庆龄的家产。但事实证明，没有人敢闯进宋庆龄那个只有竹篱笆墙围住的房子进行抢劫。当时除了共产党，在民主人士当中恐怕没有人比她更有威望。毛泽东因此让邓颖超带着信，请她北上来帮助共产党建国。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她当选了国家副主席，并在逝世之前，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这两天发生了两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中国共产党接纳了一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有了一位敬爱的国家名誉主席。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曾对宋庆龄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您不知道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大。”我认为，首长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是理所应当的。

也是从这天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开始发布宋庆龄病情公告以及各方前来探望她的情况。每天向全社会通报国家领导人病情，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陆续前来探望的有中央领导、中国妇联会、上海方面的单位以及她的一些亲戚……孙中山的后人也分别从夏威夷、香港等地赶来，他们都是廖承志特地请来的。

我的任务是给所有来人拍照片。最先到来的是邓颖超，她特别关心首长，给杜秘书布置了很多任务。这期间，因为中央三部门发布了首长的病情公告后，我们在驻地接到了全国大量的慰问信，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还收到很多少年儿童寄来的红领巾。各地还寄来了大量的补品及治疗的中药和偏方。

8点18分

5月29日上午，第11号病情公告发布，称宋庆龄“病情危笃”。晚饭后，我正坐在小会客厅地毯上看电视，警铃突然响了。这个警铃是安在首长床头的，在她的办公桌、床头等多个地方都有这个按钮。警铃一响，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知道首长不好了，拿起相机立刻冲上二楼。医生、护士长正在抢救。

吴蔚然院长主管宋庆龄的治疗工作，是首长医事的最高决策人。他也是上海人，经常和首长在一起说英文、讲上海话，甚至偶尔在二楼陪着首长偷偷抽烟。

最后的抢救阶段，吴院长和其他几名医生都在首长的床边。站在床脚的吴院长说：“不抢救了。床头那个闹钟准吗？”护士长说：“它一直在首长的身边，准确的。”吴院长说：“这样，把它拨停了。就按这个时间，8点18分，就是首长去世的时间。”

后来我问吴院长：“干吗不抢救了？”他转过身往后撤了两步告诉我：“十多天都没抢救过来，再抢救过来几个小时没有太大意义了，把她胸部都给摁塌了，将来遗体告别时不好办。而且再晚，中央领导们都已高龄，半夜再赶到这里，恐怕不好。”我立刻明白了。首长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就是这么确定的。

往日里，每天8点多钟也是首长上二楼准备休息的时间。从首长住的二楼窗户望出去，只有一棵大槐树，夏天还好，一到冬天就只剩枯枝，传来大群乌鸦的鸣叫声，让人感觉暗夜无比漫长又寂寞。实在睡不着时，首长曾让杜秘书买来一挂鞭炮，想轰走乌鸦，却没有成功。也有不是晚上8点睡觉的日子，在“文革”只有八个样板戏时，首长每隔一段时间要在大客厅放电影，她喜欢叫上艾黎、我和我父亲，还有吴院长、为她看牙的韩院长、前秘书的两个女儿和驻地的战士等人一起看。电影结束经常要到半夜两三点，吴院长和韩院长因为白天手术看诊很忙很累，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只有我和首长都能坚持看完，因为我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所以我想，吴院长考虑这个时间也是首长一般休息的时间，他是想让首长像平常一样安静地睡去吧。

消失的两包材料

按事先的安排，首长逝世后，要被抬到楼下小会客厅—已经布置好的遗体告别室。廖承志安排部队战士把首长的遗体从二楼抬到一楼，转脸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立刻上前，叫杜秘书过来。我们到隔壁的书房。这里有保险柜，钥匙由首长的保姆保管。悲痛中的保姆哆哆嗦嗦地拿出钥匙递给杜秘书。杜秘书打开保险柜，取出两包用牛皮纸袋装的材料，想再看一眼，廖承志马上伸手接过去，直接让人送到他的车上。

关于这两包材料，有很多研究宋庆龄的人都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他们找遍了档案馆、文史馆和有关方面，都不知道这两包材料的下落。我后来问过廖承志的家人是否知道去向。他们表示不知情，家里曾失火，可能被烧掉了；另首长确有什么，父亲也有权、有义务保护她。因为廖承志是中央委派，也是首长最信任的人，如果这两包东西里面有什么不合适公开的，就算首长没来得及交代，他也会为保护她而妥善处理。

他们的话，让我想起首长在去世以前，曾去了一趟上海，把能找到的材料、信件等物品都烧掉了。回到北京也是这样，首长支开身边工作人员，只带着老保姆李燕娥和另一个自己花钱请的保姆，用几天时间烧掉了很多材料，包括我给她拍了10年的底片和照片。她不想留下任何不愿后人看到的东西，这个我很理解，有些东西或许没有必要让后人再知道。所以，我认为那两包东西，应该没有什么是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没了就没了吧。

保姆给首长最后一次梳头

在小会客厅里进行遗体告别，我布置好了灯光和照相的机位。邓小平等50多位中央领导陆续都来了，我忙着拍照。一开始没有秩序，比较混乱，还出现了某个领导人吊唁时，身边是别的领导夫人的情况。电视台的人马上跟廖承志说这样不行，明天没法播出，让大家别走，按照次序重来一次。

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保姆跟杜秘书说，想给首长再梳一次头。我看着保姆把首长的头轻轻托起来，一点一点地梳，她一边梳一边流泪。我突然注意到首长的发簪放在边上，想起来她曾说过，她的几个发簪里面的头发除了她自己的，还有她母亲的发丝也在其中；她和姐姐霭龄、妹妹美龄三姐妹发过一个誓，她们三人的发型将一生不变，因发簪里都有母亲的头发。

我从这个发簪里抽出来几根头发，又抓下几绺梳子上掉的发丝，把它们抓在一块儿，揣进兜里。首长走了，我留下她的头发作纪念。

然后，首长的遗体要被救护车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我们乘坐首长的红旗车跟在后面。杜秘书坐在后排，我坐在副驾驶位，司机老李一边开车一边流泪。杜秘书忍着悲痛说：“不许哭，好好跟着。”车子开到北京医院西门遗体告别厅，马教授留下负责尸检和遗体整容，我们大家对着遗体三鞠躬后离开。

等办完这些事，我回到家已是深夜12点多。家里黑黢黢的，忽然一股悲痛的情绪油然而生，前面那几个小时，我太忙了，只有一个心思拍照，换相机、换镜头、换胶卷，那么多重要的人来遗体告别，所有的细节都不敢大意，不能出任何差错。我不停地忙碌，好像根本没时间想别的。这个时候一下子静下来，我才意识到，首长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我为她拍照10年，她喜欢我，认可我的工作。在我8岁生日的时候，她就在方巾巷驻地张灯结彩，为我庆生。她给我准备了好多非常漂亮的学习本、彩色铅笔和一支派克钢笔作礼物，还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那是1951年啊，我第一次度过了那么隆重的生日，还拥有了过去从来没见过的文具。为她拍照的10年里，首长总让我去吃饭、看电影，我为她拍照，她总是高高兴兴的……我越想心里越难受，悲伤的情绪令我禁不住地哆嗦起来，赶忙冲进浴室，让冷水不停地冲刷着身体，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

难忘的告别仪式

5月30日晚，移灵到大会堂。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活动。那三天，前来吊唁的队伍从大会堂的北门一直排到长安街边上。宋庆龄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我父亲和路易·艾黎、西园寺公一、爱泼斯坦等在京的国际友人都前来守灵，还有一些党的领导人以及人大、国务院、政协的领导来换班守灵。

6月2日，遗体要被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战士们把遗体抬出大会堂，当时的灵车是由一个大面包车改装的，遗体被抬进去后，我拿着相机站在大会堂北门门口拍照。灵车前停了一辆敞篷红旗车，是专门供摄影用的，上边已经站着中央新影、新华社、电视台的3个人。杜秘书对我说：“上那个车。”

下午6点半，灵车队伍从大会堂出发，十里长街两侧人山人海，好几次车子被堵在路上，好多刚刚下班的群众自发前来送别。当灵车驶到八宝山时，已是傍晚时分。

到了八宝山，等告别人走后，天已经黑了，就剩下我和杜秘书陪伴着担架上的首长遗体，等着火化。我们两个人默默地坐着。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在首长身边了，她就这么走了。那屋里暗暗的，工作人员进来说：“我们用一个新的炉子来送首长，我们马上准备好。”

这时候有人敲门，八宝山的工作人员进来指着我说，有人想见你。进来的人介绍说认识我，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司徒兆光，他的父亲是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司徒慧敏，当年也是宋庆龄的座上客，首长看的电影都是他批的。司徒兆光说要给宋庆龄做一个头像的面模，需要涂上黄油，然后用石膏什么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有了这个面模，以后任何宋庆龄的雕塑都得依照这个面模，才最真实。我就跟杜秘书说：“马上就火化了，能做就给她做吧，这是好事，永远留下。”杜秘书问：“多长时间？”司徒兆光回答说半个小时。杜秘书看看我说：“那就好好做。”我们就转身出去了，不想看。

国葬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

6月3日，宋庆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上午，我们先迎来了首长的骨灰，另外有一个黑色的小袋子，里面是随身一些熔化不了的鞋钉什么的金属物件，让她的亲友都看过了。下午，追悼大会开始。会场庄严肃穆，宋庆龄的巨幅遗像被悬挂在主席台正中，遗像下安放着她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宋庆龄同志……”我特别注意到，邓小平说：“1941年12月底，宋庆龄同志到达重庆，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提到我父亲和宋庆龄关系的这段话，让我至今难忘。

6月4日，国葬典礼要在上海举行。一早在西郊机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前来送行。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专程从上海前来北京迎灵的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等人护送首长的骨灰乘专机到上海虹桥机场。

在飞机上，我父亲坐在邓颖超旁边。邓颖超对我说：“幼马，给我们俩照张相，我和你爸爸有近50年的友谊，你爸爸救过我的命。”为什么是邓颖超送宋庆龄骨灰回上海呢？我认为，32年前就是她接宋庆龄北上建国，现在还是由由她把宋庆龄送回上海，这也是一个轮回吧。

一下飞机，全是迎接宋庆龄骨灰的人，汽车缓缓驶向西郊的万国公墓。之所以要安葬回上海是有原因的。首长的父亲宋耀如和母亲倪桂珍有6个儿女，1918年宋耀如在上海病逝后，安葬在万国公墓。后来倪桂珍在青岛病逝，遗体运回上海，安葬在丈夫身边。当初，宋家在万国公墓购置了八穴墓地，作为全家的最后归宿地。在首长病重时，跟她有40多年友谊的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住进了她的寓所二楼，以便陪伴和照顾她。那个时候，首长就告诉沈粹缜，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她的父母也都葬在上海；她在上海交往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上海还有孙中山的故居和许多遗物，因此去世之后，一定要把她的骨灰盒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葬在父母的身旁。对此，首长向被尊称为“李姐”的保姆李燕娥也有过承诺，后来李燕娥先于她葬在了那里。

大理石墓地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几个战士捧着骨灰和一个装金属物件的罐子，按照仪式很快地下葬了。我只顾着照相，感觉一切都进行得太快了。一想，这就结束了？太快了！我说：“不行，拿出来，重放。”当时的我一心想多拍几张照片，那个年代是用胶片拍摄，无法立即看到效果，另一方面我思想高度集中，只看眼前，根本没注意身后是否有旁人，以为在场就自己一个人在拍照。于是就让他们把骨灰盒拿出来，再重放一遍。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又把骨灰盒拿了出来，为了照顾我拍照，他们特意放慢了速度重来一遍。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真是大不敬了，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转念一想我只是单纯考虑一定要保证最后一次给首长照相的任务能圆满完成，留下首长最后的照片。经历过这一遍后，才把墓上面的大理石盖合上。

走出陵园时，我回头看到下了半旗，想起几年前去世的周总理，联合国为他下了半旗，因为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说大国总理没有存款、没有子女，谁要这样，我也给他下半旗。我想到首长生前没有子女，在大陆也没有亲戚，在我和她接触的10年里，我觉得她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记得她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是她用红丝带系着上海维夫牌饼干铁盒，里面装了满满一盒一分钱两块儿的油纸包装的水果糖。当时我可是经常吃到外国巧克力的，对她送给我这样的礼物有点儿意外。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她的经济条件很窘迫，自己500多元的工资除支付日常开销外，还要兼顾身边的两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孩的开销。实在没钱的时候，她不得不请来上海的李家炽帮忙变卖自己的首饰和一件皮袄，结果她的几个翠件儿是假的，皮袄也有太多虫眼儿，最后在旧货市场上仅仅卖了两千元钱，这令她非常失望。可想而知，首长的生活并非常人想象中的样子，她走时应该是没什么积蓄的。

仪式全部结束以后，邓颖超叫上北京来的几个人到孙中山的故居留影。邓颖超特别把我拉到身边，说：“你给那么多人照相，今天就咱俩照一张合影吧。”

葬礼结束的当天，全体来沪人员原本要坐专机直接返回北京的，结果突然下起雷阵雨。我们不得不多留了一晚，我想这或许是首长舍不得我们离开。

首长走后我一有机会到上海就去万国公墓看看，给她献一束花，后来那里改名为宋庆龄陵园，里面越来越漂亮，也有了纪念馆。她的好朋友魏璐诗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就位于宋庆龄墓地的东边儿20米处。这样看上去，她们还在一起，还可以悄悄地说话，我觉得很好。

我忘不了首长，常常回忆起那10年在首长身边的事情。我和我父亲的一生开始的道路是宋庆龄指引的，她生命的最后时光，我们在她身边送终，她走时是那么安详……

（文中所有图片为周幼马提供，更多图片详见2024年第11期《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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