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杨星火工作笔记（八）整理：刘光福 雪松

雪松

西藏麦地卡地区

　　访岗巴县人武部部长嘎金（上）

﹙1973年9月5日 星期三﹚

一、我的从军路

我叫嘎金，籍贯：西藏日喀则拉孜县拉孜区杂铅乡杂锅村。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叔叔、姐姐、妹妹和我。

我父亲八岁开始给领主当佣人。 领主名叫格古玛西卡, 住朵布拉。我母亲、叔叔也是西卡的佣人。1957年，连我眼睛不好的姐姐, 也当了西卡的佣人。

我很小就为领主放奶牛。

1951年, 班禅在日喀则建立警卫营。

1956年班禅要领主的儿子去当兵, 领主的儿子不去，领主也不愿意让自己儿子去当兵。于是1956年初春的一天,宗本（县官）平措林到领主家, 领主把我和普布扎西“框”出门来（“框”：即哄、欺骗﹚, 交给了宗本平措林。宗本哄骗我们到了日喀则。他见我们还小，就把我俩送到 机械学校去读书。机械学校老师说：“现在不招生，你俩回去吧”。这下怎么办呢？人生地不熟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俩东走西窜的就到了班禅警卫营驻地。我们鼓足勇气向卫兵说：“我俩要见班禅营的“崩布拉（长官）”。卫兵就把我俩带到班禅营副营长住处，我俩就双手掌合拢放在胸前，向那位副营长求情,要求当兵。副营长当时沒有答应。只是叫卫兵带我俩先去吃顿饭，今后再说吧﹙当时我才16岁，个子小﹚。我听后伤心得很, 我想：不管他，先吃了饭再说。晚上，我俩在日喀则仲桑下找个地方暂时住下。第二天上午，我们只有沿街讨饭；下午，我们又去班禅警卫营里, 向那位副营长作辑求情，要求参军。结果那位副营长同意我俩参军了，并对卫兵说：“带他两个去把从未剪过的头发剪掉, 颈上黑黝黝的，身上不知有多脏，要洗个澡，尔后再换军装”。我俩连声说：“崩布拉，吐吉气、吐吉气啦”（当官的，谢谢啦） 。 随后卫兵就带我和普布扎西去理发，洗澡，尔后脱去氆氇衣服换上了军装，就这样我俩当兵了。我被分在班禅警卫营营部电话班, 普布扎西分到二连。普布扎西临走前, 我对他说：“从现在开始, 咱俩在部队里要好好干”。

参军一个多月以后, 我还是有点想念阿爸阿妈, 也不晓得他们的情况。我想请排长帮我写封信捎回去。 但我又想这么远, 信怎么能捎到家里呢？我鼓起勇气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排长, 排长愉快地答应帮我写封信捎回拉孜。

结果，家里还真收到了我的信，并给我写了回信。

自从我离开家以后，就猜测到阿妈阿爸会日夜担心我，会在家里伤心地哭。现在他们知道我在日喀则当兵了，他们也就放心了。

1957年11月, 阿爸阿妈想从拉孜迁到日喀则来住,领主不同意。我阿爸阿妈深更半夜就偷偷从家里逃跑出来，从拉孜走路到日喀则（相距150多公里路程）。 他们流浪在日喀则第四居民委员会街头。阿爸阿妈害怕得不行, 白天不敢外出找我;晚上我又不出门，他们很多天都沒有找着我。

有一天，我问排长说：“领主抓我阿爸阿妈怎么办?” 排长对我说：“领主如果敢抓你阿爸阿妈, 你就来告诉我们”。一天上午, 阿爸终于问到班禅警卫营来了, 他们找到了我。 我看见阿爸, 扑向他的怀抱,抱着他的腰, 泪如雨下, 痛哭了一场。阿爸说：“自从你走后，我就靠做鞋来卖, 维持家里生活。叔叔、姐姐当小工, 打土砖, 下苦力过日子”。我把阿爸带到班长多吉那里去相见, 班长留着阿爸在营部吃午饭。下午，排长又叫我去見阿妈。 我与阿爸一道回到第四居委会，见到了阿妈。我见到阿妈后, 母子俩抱着又痛哭一场。 阿妈说：“自从你离开领主家后,我们很担心, 不知你在哪里去了。我想：肯定见不着你面了, 如果你再不来信, 我就跳河了, 因为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到日喀则来, 找你好长时间了, 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我们都放心了”。

我自1956年11月参军以来, 在营部电话班, 后来当了副班长、班长。

　　二、参加麦地卡剿匪立功

1959年2月底，营里派我到拉萨军亊教导营学习。开始上课时，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学员, 根本听不懂教员讲的汉话, 一句也听不懂。当时听教导营领导说，要送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学员去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等了十二天，三月中下旬,西藏叛乱武装总部下令全藏各地组织叛乱, 聚集在拉萨罗卜林卡的叛乱武装份子，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开枪射击, 并向运输站的油库、碉堡发射炮弹三十多发, 拉萨叛乱开始了。我们就沒有走成, 后来到“一号地区”麦地卡剿匪五个月。

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主要是由黑河、青海等地窜入该地区的叛乱部落与当地的叛乱部落组成。 有叛匪近五千人。我们以四个团的兵力对麦地卡地区的叛乱份子进行围剿。

麦地卡地区第一仗, 在一个无名雪山下的要道上, 我们抢先占领了要道上的制高点, 居高临下, 占据有利地形隐蔽起来。叛匪骑兵先头部队,只顾前行,沒有发现我们。他们骑着马, 每人背着一支长枪, 第一群三十多人, 当叛匪们进入绊马绳埋伏区域后, 所有绊马绳一起拉，搞得叛匪人仰马翻,第一群叛匪全部被活捉。

第二群叛匪已经接近我们埋伏地点一带, 发现了我们的人员以及马匹。他们勒马扭头就想跑, 我们的各种火力火器射向叛匪队伍, 打死了不少叛匪。后面涌上来六、七群叛匪, 想夺路逃窜, 均被我方猛烈火力压住。 这几股叛匪主要是康巴匪叛,沒有一名叛匪逃出此路, 我们还活捉了叛匪副司令。取得了平叛第一仗的胜利。

在草原剿匪时，因叛匪都是骑兵, 我们是步兵, 只能用“子弹追”。但人跑不赢马匹, 子弹又不能转弯。鉴于在草原剿匪这一特殊情况，我们成立了骑兵排。但我们骑兵排有马无鞍, 骑着光背马追歼叛匪, 很辛苦。因为马跑起来或垮越沟坎时，一颠一抖的, 骏马奔腾起来的速度能与当时的小汽车速度相比。马背脊梁骨顶着臀部，臀部有的部位痛得难受。为了歼灭叛匪, 我们根本顾不上什么疼痛。只是到了目的地后, 侧着身体慢慢下马来, 我们只能趴在地上休息, 不能坐着休息。在一次追剿叛匪时，班上机枪射手受了伤, 副射手扎西的帽子也被叛匪打来的子弹打飞掉了。 他立即端起轻机枪对准目标进行猛烈扫射, 当场打死三名叛匪, 两匹马, 其他叛匪跑了。我们奋起直追, 同时派一人向连队报告。营部骑兵排,兄弟部队听到激烈的枪声, 都朝着枪声方向奔跑过来。有一位参谋骑的马跑得快得很, 紧追叛匪不放, 在我军多路围追堵截之下,终于全歼了这股叛匪。

有一次，我们抓来几个叛匪, 带到营里来。我和几个战士看见领导不但不打，而且还给他们饭吃。我一想到在“一号地区”剿匪那种食宿、行走的艰难程度，就无比愤慨，满腔怒火，更加仇恨这几个叛匪。我们几个战士商量好后，决定在院子外面寻找机会，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不一会儿，两名战士持枪押着那几名叛匪走出院内大门口，我们突然冲上去，抓住土匪的衣领就开始拳打脚踢，两名押送土匪的人员被我们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庙门；他俩强行制止了我们暴打叛匪的行为。后来，我们几个泄私愤的粗暴行为被连长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顿。

1960年2月下旬, 我军对“一号地区”叛乱武装发起围剿。在昌都以西的边坝、洛隆、硕般多地区, 叛乱武装集合了一万三千余人。 美帝国主义在该区六次空降藏籍特务扎西仁登等十七人和大批武器弹药及电台。我军以七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共一万八千多兵力, 组织围歼。历时四十七天, 共毙、伤、俘敌人约六千多人, 争取俘虏四千多人, 缴获无后坐力炮六门, 高射机枪一挺, 轻机枪一百多挺, 电台六部, 长短钢枪三千七百余支, 降落伞二百六十多顶, 粉碎了敌人妄图在麦地卡这个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指挥中心的阴谋。此次剿匪战斗, 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我所在的部队，从1960年4月底开始对麦地卡地区的叛乱武装份子发起围剿,当年9月中旬才基本结束。共毙、伤、俘、降叛匪约二千多人, 解放了大批群众。在剿匪期间, 自己虽然年纪小, 个子小, 但我适应气候， 能跟上部队前进。我主动帮助战友背背包、 扛枪 ，遵守作战纪律, 不怕死, 机智灵活,打仗勇敢。战后总结时，连队报请上级批准，给我荣记三等功。

　　三、从班长到人武部部长

剿匪回来十多天后, 达娃参谋问我家庭情况、历史情况。并夸我剿匪表现好, 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 “我最大的要求是想入党。”他问我：“党的性质、目的、内容是什么？”我只有摇头说：“哈麻勾”（不知道）。”我回答不上来, 我只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娃参谋给了我一本藏文党章小册子,叫我认真学习党章。遇到不理解的内容, 就请战友给我讲解。我刻苦学习了十多天。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时, 问我对党的认识、宗旨、性质、目的, 我都答得上了。达娃参谋帮我写了入党申请书，随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经党员支部大会讨论，全票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书，我一个放牛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高兴得热泪盈眶。我暗下决心，要不折不扣的履行党员义务，永远跟党走, 跟毛主席走, 对党更加忠诚,圆满完成党支部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1960年年底至1962年上半年, 组织上决定我到拉萨白定干校学习一年半。1962年7月毕业后, 被分配到亚东独立营二连二排当排长。1963年二连和帕里调防, 我又调到帕里, 直到1964年, 组织上决定我去扎木干校学习八个月。学习结业后，又到日喀则军分区参加三教运动一年多。1965年12月调江孜人武部当参谋。1968年12月调日喀则军分区办学习班八个月。

1969年我正准备休假, 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射通门、拉孜、昂仁等地反动分子造谣惑众, 制造骚乱, 搞垮了一大批县、区、乡﹙公社﹚革委会。分区通知我去拉孜县平息骚乱后再休假。在拉孜县平息骚乱后, 我就任拉孜县人武部参谋。

1970年9月我晋升为拉孜县人武部副部长。当年的领主西卡也死了, 他的房子都住着群众了。 家乡人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生活也改善了。

1970年10月，我到岗巴县人武部任副部长。1971年晋升为岗巴县人武部部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