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最后时光

Quanmin

<p class="ql-block"> 侯权民</p> <p class="ql-block">  公元2024年11月21日,是我父亲侯胜逝世50周年纪念日。本来想做个纪念视频,但由于种种原因和借口未能如愿,只好写此篇回忆录做为祭念。</p><p class="ql-block"> 1974年11月21日晚8时许,父亲在返回张家口的515次列车上去世,我查了一下日历,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八。父亲出生于1924年农历十月初五,若按农历计算,父亲在世时间是五十年零三天,就是整整50周岁。如果按公历计算今年的11月1日则是父亲百年诞辰日。</p> <p class="ql-block"> 父亲在运输公司时的照片</p> <p class="ql-block">  父亲积劳成疾罹患胸膜炎,因治疗不当转为支气管扩张常年咳血,他并没有以此为借口而休息,仍在正常工作。因过负荷的工作和历次运动,尤其在遭受不白打击和文革过程的摧残,病情日见加重经常大口咳血,有时出血量竟达200多毫升,严重时住一段时间医院,出院后接着工作。</p> <p class="ql-block">1958年医士学校更名为张家口医学院时的照片</p><p class="ql-block"> 照片右起:侯胜 郝挺干 郎宝信</p> <p class="ql-block">  他在1965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上午深入门诊,仍在挂号处送病历。下午召开扩大支委会布置工作,如支部竞赛问题、党章学习、党课学习徐寅生的讲话、门诊工作、技术年级评定工作等。今天不知怎么搞的,下午一上班在办公室突然咳血,一口接一口,实在不行了,连续喝了一阵自来水才稍好些。但开会中不能讲话,所以先叫别人讲,最后才自己讲的,但一边讲一边大口咳血,只好用手绢避开同志们的视线接之,免影响会议或引起同志们的不安,还好没有被大家发现。会后找冀开了点药。”另外一篇1965年2月20日的日记:“这次咳血较多,一次多则有200多CC,医生护士们看见有些害怕,其实我自己倒没什么,因为一方面觉得并不是怎么难受,另一方面觉得怕有什么用?反倒不如不怕为好。事实证明,对疾病是这样,对待一切困难也是这样,对待任何敌人更应该这样,什么都不怕!”从日记中可见他对于疾病的态度是多么豁达坦然!</p> <p class="ql-block"> 在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时期的照片</p> <p class="ql-block">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初,文革已进入尾声,被打到的老干部陆续“解放”,而我父亲有“支持”我表哥“反林彪”的问题,不予过“组织生活”和恢复职务。表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大约在1973年后半年,有关部门恢复了父亲的组织生活并给他安排了一个“附属医院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p><p class="ql-block"> 1974年初,有许多对父亲的“利好”消息不断传来。春节刚过,父亲召开家庭会议,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说“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不能为组织多做工作,我准备去北京做手术,做好了可以为党多做些贡献,弄不好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会上,分别给我们四个孩子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如:不能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性要低调做人;绝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去办事;要积极靠近党组织尽快入党等等,并说“这就是我如果下不了手术台给你们的要求。”</p><p class="ql-block"> 二月下旬,父亲去北京阜外医院住院做了胸改手术,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输血达4000多毫升,几乎把自己身体里血液换了一遍。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的也不错,却不知这次大换血悄然给身体中埋下一颗绝命定时炸弹。住院两个多月后,组织上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这次他欣然接受。自他15岁参加工作后,多次虎口脱险,在枪林弹雨中逃生,侥幸活到建国后又是高强度的繁忙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休息!这三个月的疗养,是他参加工作后最放松、最惬意、最享受人生的九十天!</p> <p class="ql-block"> 北戴河疗养院疗养时照片</p> <p class="ql-block">  那年的七月中旬,我到北京永定门车站接他回张家口,看到分别了半年之久的父亲腰板挺直神采奕奕,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去掉七根肋骨的人。据他自己说,术后能下床后,就一直忍着疼痛积极锻炼,防止因做胸改手术后身体歪斜的情况发生。</p><p class="ql-block"> 我和父亲在京小住了几日,一是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恢复情况,二是见了几位在京工作的老同事。那时,北京公交车的乘客特别多特别拥挤,我生怕挤坏他,我多次对他说“叫车吧,您是病人。”可他就是不叫,却说“我不能搞特殊,这次手术和疗养已经花了国家不少钱了,能给国家节约点儿是点儿吧!”有好几次,我好不容易给他挤出个座位,他却主动让给老人或抱孩子的妇女,对此我颇有微词,他却说我身体没问题。</p><p class="ql-block"> 回到张家口后,家中天天人来人往,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破天荒听他说:“看来应该换个大房子了,来的人太多了。”这也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出对住房的想法。</p><p class="ql-block"> 一天,我回家看到父亲正在整理北京公交车票,他把车票分为两部分,我奇怪的问:“您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车票还分了两份儿?”他指着桌子上车票说:“这部分是去医院检查身体的,可以报销,这部分是去看老同事的车票,不能报销。”听后,觉得父亲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令我敬仰!报纸、广播上经常宣传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榜样,没想到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榜样就在我的身边!</p><p class="ql-block"> 自父亲七月中旬回到家中,是我们家生活最幸福,精神最轻松愉快的一段时间,我们兄妹四人,三个进工厂参加工作了,妹妹也去农村插队了,晚上睡觉时,再也听不到父亲大声咳嗽咳血的可怕声音了。有一天父亲看《张家口日报》,指着四版上的一个讣告说,“这个人我认识,岁数不太大啊!”妈妈看了一眼随口玩笑道:“人家死了报纸上还有个豆腐干大地方,你死了连这么个地方也没有。”“谁说的?我死了它怎么也得给我个豆腐干吧!”父亲笑着说。谁知这本平常的玩笑话却一语成谶!</p><p class="ql-block"> 愉快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大概是十月中下旬,父亲又开始咳嗽痰中伴有血丝。医生们会诊意见是:可能是缝合的伤口有个漏血点,再做个小手术缝合一下即可。</p><p class="ql-block"> 父亲夹着毛毯端着他喝水的大搪瓷缸子,自己住进了病房。开始几日只是有些咳血,没想到后来竟喘不上气来,经过拍X光片发现,胸腔积液已到第三、四肋间。医生决定抽取积液,哪知抽出来的积液却是鲜血!医生们一看也傻了眼,研究决定,马上转北京阜外医院救治。</p><p class="ql-block"> 父亲自知情况不好,他对我妈妈说:“这次情况不好,估计过不去了,孩子们都挺好,就是二平还在农村,有些放心不下,以后遇到什么事情找组织解决吧!”而他并未向来探望他的有关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p><p class="ql-block"> 我们全家除妹妹外,再次踏上赴京求医之路。住进阜外医院,经检查后,医生决定立刻做手术。主刀的是一位刚从美国深造回来的副院长,手术那天,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大约两小时左右,主刀的副院长就出来说:“手术结束了。”我们都以为手术成功了,没想到医生把我们叫到医办室说:“我们打开胸腔一看,肺上长满瘤子,有黄豆粒那么大的就会破裂出血,已经不能再手术了,只好关闭胸腔缝合了。这种病叫恶性纤维肉瘤,很罕见,我在美国时见到过两例。”我们一听全都傻了眼,没想到绝命的坏消息来的这么快!</p><p class="ql-block"> 怎么会得恶性肿瘤呢?第一次手术时是做了各种检查和生理切片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刚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怎么就变成癌症呢?经分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第一次手术换的血液不干净!那个年代对献血者和血液检查是很不完善的!</p><p class="ql-block"> 父亲在阜外医院住了十几天,刀口基本愈合,但病情逐日沉重。家人与附院派去陪伴父亲的张乐道叔叔、张才叔叔商量后决定,给附院领导打电话,我们回家!那段时间跑丰沙线的515/516次列车,挂了一节供列车员休息的硬卧车厢,经与铁路部门联系,允许我们乘这节硬卧回张家口。</p><p class="ql-block"> 1974年11月21日下午六点多钟,我们用担架从车窗中把父亲送到卧铺上,从车门试了一下,担架进不去。车开以后,父亲喘气费劲,状态越来越不好,随身协带的氧气袋中的氧气也已用光,张才叔叔通过列车长的积极协助,用铁路电话通知了官厅、沙城、下花园等医院,让他们做好准备,车一到站立刻把抢救器材送到列车上,沿途医院及附属医院都做好了抢救生命的大接力。</p><p class="ql-block"> 当列车行驶到“落坡岭”附近时,父亲再也没能喘上气来。落坡岭!父亲的一生在此处落下帷幕!</p><p class="ql-block"> 沿途各站做好抢救准备的医生、护士们,列车到达后已经不用再做任何抢救动作了,氧气也不需要了,他们看到的是家属痛苦的表情,永远再也不会和他们热情打招呼紧闭双眼的父亲,有许多医生、护士是哭着离开车厢的!</p><p class="ql-block"> 父亲为人谦和非常平易近人,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工作方式方法非常人性化,从不当面批评人,有问题总是以谈心的方式解决,让人愉快接受。无论是干部工人,若有困难向他提出,他总是会想方设法帮你解决。布置工作时,他会提前想到了你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在那物质紧缺的年代,医生、护士们下乡用的被褥、棉衣他都会亲自跑有关部门疏通解决。密切联系群众乐于助人的作风使他群众关系非常好,在文革那么恶略的环境中,竟然没有被戴高帽子游街批判 。</p><p class="ql-block"> 1974年11月26日上午10时,父亲的追悼会在原地区公安处礼堂“五七剧场”举行,会场庄严肃穆,墙上挂着许多大幅挽帐,台上、前厅及过道摆满花圈,舞台帷幕前放满了花圈,中央放着父亲的骨灰盒和遗像。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挤满了来悼念的人,过道上也站的满满当当。医院、医学院的职工、家属,自发的来到会场,有许多当值的门诊医生和讲师,暂停了手中的工作,甚至是医学院的部分学生,也自发来参加追悼会。他曾经工作过的运输公司来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地、市委的部分领导和他在市委工作时的同事们也来参加追悼会。还有父亲在战争年代的十几位老战友,从北京、大同、呼和浩特等地赶来送他最后一程。当家属和生前友好宣读悼文时,会场中不断传出阵阵哭泣声。</p><p class="ql-block"> 用焦念配大哥话说:“这个追悼会太感人了,这么多的人掉眼泪,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这么大规模,这么多人主动去参加的追悼会,我活了八十多岁了从没见过,这也是我参加过规模最大的追悼会!”</p> <p class="ql-block"> 追悼会会场</p> <p class="ql-block">  细心的姐姐,在父亲追悼会那天,还抽空记录了一部分挽联、挽词的内容,今天能看到保存下来的这部分挽联、挽诗真是太珍贵了。</p><p class="ql-block">部分地委领导的挽联:</p><p class="ql-block"> 纤维肉瘤咳血数年,革命未竞身先逝,</p><p class="ql-block"> 批林批孔带病工作,此情此景却长存。</p><p class="ql-block"> 刘谦</p><p class="ql-block"> 为革命支持正义不惧风险,</p><p class="ql-block"> 战病魔意志坚强虽死犹生。</p><p class="ql-block"> 刘一鸣</p><p class="ql-block"> 为革命鞠躬尽瘁做出好榜样,</p><p class="ql-block"> 因建设积劳成疾立下大功劳。</p><p class="ql-block"> 李清波 </p><p class="ql-block">部分院领导、同事的挽联:</p><p class="ql-block"> 战斗一生的革命精神,</p><p class="ql-block"> 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p><p class="ql-block"> 张士臣</p><p class="ql-block"> 为革命勤勤恳恳献出一切,</p><p class="ql-block"> 为人民兢兢业业奋斗终生。</p><p class="ql-block"> 李尚达</p><p class="ql-block"> 化悲痛为力量大干革命,</p><p class="ql-block"> 学习侯胜同志的好榜样。</p><p class="ql-block"> 何东熙 李淑珍</p><p class="ql-block"> 全心全意为革命战斗一生,</p><p class="ql-block"> 艰苦奋斗和群众心心相连。</p><p class="ql-block"> 靳宗燕 李万千</p><p class="ql-block"> 下面借用创建医士学校时期的党委书记郝挺干和父亲十几年的搭档丁世南院长写的挽词,来做回忆录的结尾吧。</p><p class="ql-block">恒山烽火起狼烟,浑河两岸抗日坚。青春壮志闹革命,鞠躬尽瘁献终身。认真学习攻马列,路线分明立场稳。痛悼战友化力量,生者奋发永向前。</p><p class="ql-block"> 郝挺干</p><p class="ql-block">赞君幼年慨从戎,甘献生命为人民,披荆斩棘卅四载,驰骋沙场贯长虹。马列红旗高擎举,思想路线是非明。全心为党堪嘉许,团结同志兄弟情。惊闻噩耗泪泉涌,悼念战友泣无声。愿君英灵早安息,未竟事业后死承。</p><p class="ql-block"> 丁士南</p> <p class="ql-block"> 父亲与丁士南(左)</p> <p class="ql-block"> 后记</p><p class="ql-block"> 有时候常常想,好消息一定好吗?也许好消息就是要命的前奏。父亲决定做手术的例子也证实了古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说法的正确性。假如父亲不去做手术,病病歪歪对付着活,是否会活得更久一些呢?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p><p class="ql-block"> 仅以此回忆录献给我敬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您的精神万古长青,永垂不朽!</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2024年11月19日于北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