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观后记

冬日暖阳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对四川刮目相看，尤其是三星推、金沙遗址及江口沉银打捞出土的文物惊得人们目瞪口呆。可见四川的古代文明比起中原也毫不逊色。‍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蜀锦织绣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三峡博物馆，2024.10.23.我们来到四川博物院。‍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2009年，随着新馆落成，由四川博物馆改称现名。现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7万余件。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共三层，10个常设展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只参观了古代四川、工艺美术和四川民族文物馆。 ‍先来看几件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壶‍战国（前475-前221年）‍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出土‍国内现存两件，另一件为传世品，藏故宫博物院。‍ 壶身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场面。‍这类铜壶最早应是来源于中原地区。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西周（前1046-前711年）1980年四川省彭具（今彭州市）竹瓦街窖藏出土。属于酒水器。其造型繁复，纹饰立体。它具有独特的象首耳和卷体夔纹设计。‍构成瑰丽繁缛的图案，颇具特色。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 牛纹铜罍西周时期文物，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79厘米，口径26.5厘米。此器造型别致。覆豆形盖，以一浓眉大眼的人头为把手，盖盘上铸有两两相向的四头跪牛，肩部亦饰四牛，牛首耳，双耳间以浮雕羊头相隔。腹下饰一牛头小鼻。通体素地，纹饰简练，造型生动。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为东汉明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汉代民间极为盛行说唱表演。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 玉大带‍前蜀（907-925年）1942-1943年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王建墓出土。‍永陵出土的玉大带是一件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此带由七方銙（kua）、一方铊尾、两节革带和一对银扣组成，铊尾背面所刻铭文记载了玉大带火中幸存的故事。此带出土于棺床之上，可确认为王建遗体身佩之物。云龙纹玉大带由和田白玉制作而成的，这件玉大带是迄今为止，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完整的、能确定为帝王本人使用过的成套玉带。 “石涧敲冰”七弦琴‍唐（618-907年）‍琴身通体有蛇腹断纹和少许梅花圈纹。琴面张弦七根，嵌園形螺钿十三徽。底面开“龙池”、“凤沼”二孔。底面首部阴刻有行草“石润敲冰”四宇，喻其弹奏似金石之音。龙池下腹部刻有篆书“玉泉”方印一枚。‍它的地位为何如此尊崇？皆因它是目前海内外仅存的20多把唐代古琴中的一张。不仅如此，它还曾为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所拥有，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历史人文价值。 石犀牛‍1973年被发现石犀牛据文献记载李冰担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建造五头石犀，以镇压水精。文物规格：长3.3米、高1.7米，重约8.5吨这尊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还需进一步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头石犀与李冰治水是一个体系的，兼具水则和镇水神兽的功能。这尊石犀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圆雕石刻文物。它也是中国石刻艺术史上最早的圆雕作品。 观音菩萨头像观音菩萨头像是唐代时期文物。是国家一级文物。文物规格：通高41厘米,宽26厘米，厚25厘米观音菩萨头像宝冠及头发刻画相当写实亦非常精美，被称为"东方美神"。在万佛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中这尊唐代观音菩萨头像是杰出代表，是万佛寺遗址中唐代造像中的精品。（下图中间那尊） 进入古代四川展馆。‍资阳人头骨（复制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5万年）1951年四川省资阳县（今资阳市）黄鳝溪地点出土。是在修建成渝铁路时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作为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为研究中国境内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彩陶瓶‍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6300–5300年）‍1975年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出土 石雕人面像‍1975年，在大溪发掘一儿童墓葬内出土。玉佩只有鸡蛋般大小，却是国家一级文物。长6厘米，宽3.6厘米，厚1.6厘米，呈黑色椭圆形，两面中部各刻有一个凸出的人面形纹饰，顶端有两个穿孔。 古文献中关于巴蜀的描述：‍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说文，巴部》‍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说文，蜀部》‍‌这段解释表明，“巴”的本义是蛇，特别是能够吞食大象的大蛇‌。‍“蜀”字的构造上部象征着眼睛，代表蜀虫的头部特征，中部的“勹”（包裹之意）则形象地描绘出虫体蜷曲蠕动的形态，下部加上“虫”旁以明确其属于虫类。 文献中古蜀的起源，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大禹等英雄人物有关，在其文明初起时代，经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古蜀从酋邦社会演变为王国。近百年的考古工作，勾勒出一个比历史记载更加真实的古蜀王国。作为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延续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以成都为核心，使王权逐渐取代了神权。这是古蜀王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其文化影响力东至鄂西，西抵石棉，北达汉中，南接黔东。‍关于三星堆、金沙的文物以前以有记录，这里不再重复。 带盖蟠虺纹铜浴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今新都区）马家木椁墓出土 蟠螭纹铜鉴‍出土地与上件同‍ 带鞘铜双剑‍出土地同上 平肩圆刃铜钺（yue）‍出土地与上同‍都有符号（或文字）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第三生产队修整晒坝时，意外发现一座大型战国中期墓，出土300多件随葬品。有铜釜甑、鍪、戈、剑、钺、矛、斧、斤、锯、削、凿、雕刀、印章等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很多器物上有“巴蜀符号”。腰坑中铜器以五为基数的组合，也是蜀地“尚五”风俗的表现。 　　马家木槨墓出土的两枚铜印章，上面都有“巴蜀符号”。‍方形印章引人瞩目。印宽3.5厘米、高1.4厘米。印背中心置桥形纽，纽两侧对称布置一浅浮雕兽面纹。正面为“巴蜀符号”，下部两侧各立一人，光头大耳，伸手相握，手下置一罍。两人上方各有一口向上的铎，中间有一图像符号。一般认为罍符号在巴蜀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蜀人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象征” 还有不少战国时期巴蜀印章出土，多见于土坑船棺墓，墓主具有较高身份，印章器形精巧，圆形居多，也有方形、矩形、半圆形、山月形。丰富的形态表达了古人独特的思维，展示了独具的美学观念。印纽也非同一般，小巧别致又趣味生动，鸟首纽如小鸟啼春，兽形纽威风凛凛。不同的造型，透出不同的信息，让你随意想象。‍遥远的岁月里，铸造这些印章何用？关于巴蜀印章的功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少学者浸淫其中，凭自己的学识和机敏，去解读那小不点儿的玄机。遗憾在于，至今无人能读懂那古怪符号，自然也无人能说出印章的功用。 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与平常所见装饰纹样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极具地域特色，它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装饰于某件器物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不能严格区分和释读，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巴蜀图符”。虽然考古学界对巴蜀图符的认识尚有争议，但它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巴蜀之地虽然“四塞”，然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在先秦时期已成为西南贸易的必经之地。四川盆地河流众多，多可通航，岷江和嘉陵江至长江的航路，横贯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是巴蜀通往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大动脉。秦巴山脉及横断山脉中的各条河谷，成为巴蜀先民走南闯北的交通要道，北与中原长久往来，南与西南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马家木槨墓出土“邵之飤鼎”‍这件铭文鼎直接由楚地输入。高蹄足的器形与楚鼎一致，盖内刻铭“邵之飤鼎”。专家认为“邵”即“昭”，乃楚国三大贵族之一。‍说明巴蜀与楚地的联系 李冰治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人，长期与洪水搏斗，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治水经验。秦灭蜀后，蜀守李冰总结蜀人历代治水经验，成功修筑起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洪水频发的成都平原逐渐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泽被干秋万代。秦国也因据巴蜀粮仓而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条件，日益富强，最终建立起统一的国家。 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剑 凤鸟纹铜钫‍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88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因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她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的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稳定西南的重要角色。东汉豪强大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为后世公认。这个阶段巴蜀地区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及教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秦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闪耀的时代，巴蜀地区更是在这一阶段不断繁荣发展。富足的天府，安逸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就奠定了巴蜀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延续至今。 西汉时汉武帝派官员唐蒙开发四川通贵州的夜郎道。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长达22年之久，道路终于开通，直至两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一直使用这条道路。贵州山高谷深，所以这项工程的困难程度超过秦始皇修建的五尺道。‍夜郎道起于僰道（今四川宜宾），途径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终于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全长200多公里。夜郎道的开辟促进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唐蒙通夜郎不仅促进了经济交流，还让云贵高原以和平有效的方式并入中国版图。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夜郎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汉归义羌长印汉（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四川博物馆藏‍汉归义羌长印是汉王朝颁发给西域羌族首领的官印 武库画像砖‍东汉（25-220年〉1978年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出土。‍画面上武库建在台基之上，左边为五脊式房，房上立一朱雀，房内设置武器架，架上横放二戟和三矛。左边房柱上挂一弓。緊接武库右边有一房屋，室内置三案叠于几上，其前有二人。‍豪族多拥有一定的部曲、家丁等私人武装力量，特别是边远地区，其武装数目更为庞大。这些武装，平时横行乡里，战时则可以与其他豪族械斗，甚至与政府军、起义军抗衡。此画像砖表现的是豪族的武库。 汉代的阙不仅限于宫殿和城门，还出现在祠庙、贵族府宅等地，象征着尊严和高贵。这种变化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等级制度的严格。汉阙是一种纪念性建筑，也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建筑，有石质《汉书》之称。我国现存汉代地上石阙47处，其中24处在四川，包括：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李业阙、梓潼贾公阙、梓潼杨公阙、梓潼无名阙。 四川是现存汉阙最多的地方。 汉阙画像砖 1939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四川宜宾的李庄迎来了南渡的一批大师和内迁的大学。中国营造学社随之也迁往李庄，成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他们在战乱中遍访四川和西康省的古建筑，并进行了科学的测量与绘图，为中华文代的传承留下了卓越的贡献。‍梁思成等一共对13处四川汉阙进行了田野调查。学社离开西南迁回内地后，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四川汉阙作为汉代建筑实例，由此进入中国建筑史。‍这是网上查到的梁思成亲手绘制的汉阙测绘图。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杂技等娱乐性活动的繁荣。豪族拥有众多的奴婢，这些从事技艺性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此外，汉代巴蜀音乐舞蹈大量吸收外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的成分，显得绚丽多彩。 生动形象的乐舞俑 幻化飞仙—飞天和西王母画像砖‍秦汉以来，信仰的价值从两方面诠释：道家理解为长生不老和升仙，是自身的永恒，本质是对尘世和对现实生活的留恋；儒家从孝的角度出发，理解为传宗接代，是血脉的长流不息，本质是生殖繁衍后代。儒道两家的不同信仰认知，对生命的渴望，构成了汉代价值观。‍在墓葬的视死如事生及画像砖上表现出来 历经秦汉数百年，巴蜀地区文化和社会文明达到全方面发展的高峰期，在儒学的影响下，蜀地才子辈出，蜀学之名威震四海，教育、文学突飞猛进，有了质的飞跃，传统的医学与天文学被发扬光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蜀都才俊有：“汉赋四大家”之一的司马相如；辞赋家、思想家杨雄，编撰了《蜀王本纪》；思想家、哲学家严君平，将老子的道家学说系统条理化，并将其发扬光大；西汉时期辞赋家王褒等。‍还出了天文学家落下闳，他曾制造观测星象的浑天仪，创制“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将节气、天象、农事有机结合起来，对天文学有较大的影响。 2004年9月16日，“落下闳星”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2018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国际SONG计划一米望远镜命名为“落下闳-SONG望远镜”，去探索外星世界。落下闳虽然已经逝世两干多年了，但“落下闪星”却永远闪耀在茫茫太空。 自古蜀地名医辈出，且不乏医学名著，汉代涪翁所著《针经》和《诊脉法》是我国最早的针灸学专书和诊脉专书。老官山汉墓出土大量医简，涉及到医学诸多门类，显示出当时中医立发展之轨迹。 两汉时期四川地区百业兴旺，由以下汉代出土的画像砖充分反映出来‍酿酒、酒肆画像砖 车马过桥、车马出行画像砖 农业生产画像砖 井盐生产画像砖‍汉代四川地区的井盐制作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分工细致，工具完备。此画像砖表现了汉代治盐的情景：画面左下角有高耸的井架，架上安置有辘轳，用以转动系在绳索上的吊桶，交替吸卤。高架旁有一卤槽，将卤引入煮盐的釜内。釜下架设有灶，有人正奋力摇扇烧起熊熊烈火。 战国时期四川已有养蚕丝织行业，到了秦汉时期蜀锦织绣已具规模，蜀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贵重商品。‍近年来在新疆等地考古发现了不少汉代蜀锦，这件蜀锦护膊是其中之一。‍2012年在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了4台蜀锦提花机的模型，实证了汉代四川丝织业的发达。‍关于蜀锦蜀绣另有文章描述。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政权延续至公元263年，共43年。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包含今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及云贵大部分地区，与魏国、吴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巴蜀地区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战乱相对较少，经济维持了基本的繁荣，“天府”的称号正式移居于蜀。当时成都规模宏大，超过了魏都、吴都。以刘备、诸葛亮、关羽为代表的蜀汉英雄受后世尊崇，为世所公认。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四川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剧变，人口频繁迁徙，南来北往的民族交融，碰撞出风情多姿的文化。‍青釉鸡首壶‍东晋（317-420年）1957年四川省双流县黄水乡（今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牧马山出土四川博物院藏‍这种鸡首壶在南京博物院见到很多，说明长江下游地区与长江上游地区之间的交往 白釉虎子魏晋南北朝（220-589年）‍这种器物在很多博物馆都见到 魏晋南北朝战乱頻凡，佛教梵音兴盛，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商旅云集，一派繁华。成都，这座干年古城，在唐代后期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与扬州并有“扬一益二” 的美誉，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物质上的富足推动了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四川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安定优越的环境更是吸引了大批北方文人学士避乱入蜀，这一时期的四川文教兴盛，梵音回响，诗文并盛，酒韵茶香。‍陶俑隋（581-618年）‍ 青釉俑‍唐（公元618–907年）‍1978年四川省万县冉仁才（初唐将领）墓出土 精美的唐代铜镜 巴蜀的土壤成就了李白、杜甫等巨匠，王勃、卢照邻、岑参、张籍、刘禹锡等著名诗人也曾入蜀留下杰出诗篇，故而有“自古诗人例到蜀”之说。 王建像及哀册‍王建（847-918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国开国皇帝。‍王建像：真人大小的雕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王建的风貌‍ 玉谥宝‍前蜀（907—925年）1942—1943年四川省成都市西郊王建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谥宝”为兔头龙身的白玉玺印，印面篆文阴刻“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謚宝”十四字。王建把凶猛严肃的龙头换成可爱亲民的兔头，猜想一来是自己属兔又在兔年登基，需顺应“天命”，一来也迎合了川蜀百姓对和平的追求，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陶俑‍后蜀（934—965年）‍1957年四川彭县出土‍猪首人身俑代表雷公‍双人首蛇身俑在南京博物院看到过 这是南京博物院的展品，南唐（公元937年至975年之间）时期出土的双头俑。和前面四川那件都是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博物馆没见过这种双头俑。 孟蜀石经，又称“蜀刻十三经”，创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由后蜀宰相毋昭裔创议并主持，为儒家“十三经”经注最早的完整辑刻，也是儒家经典体系第一次获得“十三经”之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石经的书法与刊刻都出于当时名家高手，书法优美，刊刻精整，双面刻石千余块。‍孟蜀石经的毁亡约在宋末元初。四川博物院收集有6块孟蜀石经残片。‍孟蜀即后蜀（934年—966年），是五代十国之一，孟知祥所建立的政权，定都成都。共二帝，历32年。 《毛诗》残石（孟蜀石经）‍双面刻《诗经》；一面是《周颂》，一面是《鲁颂》。此面为《鲁颂》。 《毛诗》残石，双面刻《诗经》，一面是《周颂》，一面是《鲁颂》。此面为《周颂》。‍ 古代四川部分到此结束，没有宋元明清部分。‍下边进入工艺美术展馆 以下都是清代玉器 清代漆器 雕漆落花流水车式套盒清乾隆（1736-1799年） 填漆描金钩莲蝙蝠葵花式攒盒清代（1644-1911） 雕漆方盒清代（1644年-1911年） 雕漆勾莲梵文铜胎高足碗清代（1644-1911） 雕漆八仙庆寿果蝠八宝如意清代（1644-1911） 紫漆描金缠枝莲多穆壶清代（1644-1911） 雕花漆笔筒清代 雕漆涂金锦地五龙图盏清代（1644-1911） 双喜菊漆盘清乾隆（1736-1799年） 嵌螺钿漆圆盒‍清代 象牙雕笔筒明代（1388-1644年） 象牙雕人物屏风清代（1644-1911） 象牙雕红楼梦故事臂搁清代（1644-1911） 象牙雕人物‍清代 象牙雕蛐蛐白菜 蜀绣双面猫狗屏近代（1840-1949年）‍正面，狗 背面，猫‍栩栩如生 木胎漆马西汉（前202-25）1995年四川/省绵阳市永兴双包山2号西汉木椁墓出土 鼻烟壶 人物花卉纹金后发钿‍明（1368-1644）1974年四川省綿阳市平武县王組家族墓出土 菩萨花卉纹金前发钿‍出土地同前 四川民族文物馆‍苗族服饰 羌族调楼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工艺美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温润的玉器、富丽的金银器、精巧的竹木牙雕、华美的漆器、玲珑的鼻烟壶、艳丽的刺绣等艺术瑰宝，无声地向我们述说着厚重博大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