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追逐梦想的力量——参观安庆独秀园

白艳琴

陈独秀，安徽省怀宁（今安庆市）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共一大到五大的最高领导人。2024年11月中旬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我们来到安庆参观游览独秀园，瞻仰祭拜了陈独秀先生，对陈独秀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和失误有了进一步了解，对我党的成立背景及早期发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独秀园包括汉白玉牌坊、大型浮雕《惊雷》、陈独秀铜像、《新青年》碑刻、纪念水塘、陈独秀墓及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等组成，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汉白玉牌坊五门六柱，拔地冲天，气势宏伟，宽19.19米，高10.09米，寓意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及陈独秀先生1879年10月9日的生日。五门寓意着陈独秀一生与数字“五”有不解之缘：他五次赴日本留学、五次被捕、是五届党的领袖。牌坊两边的民主、科学四个大字是陈独秀一生追求的思想理念，采用的是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字体。 园内广场上主题为《惊雷》的大型浮雕墙，长60米、高4米，通过四大部分展示了陈独秀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第一部分英年志气，第二部分惊天动地，第三部分开天辟地，第四部分浩然正气。整座浮雕以汹涌澎湃的长江波涛为主线，寓意着陈独秀与长江不可分开的一生，也寓意着陈独秀不平凡的一生。 进入牌坊，是一条由黑色大理石板铺成的 凹凸不平的路，这条路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柏林墓道，象征着陈独秀坎坷不平的一生。墓道两旁整齐的挺拔着翠柏，使墓园更加庄重肃穆。而墓道尽头是一座青铜铸成的底座3.5米、高6米的陈独秀铜像，展现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抨击旧礼教、旧文化，宣传新思想、新学说的革命开创精神。在铜像背后，是《新青年》杂志封面的雕塑作品，封面上的文章作者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名人，除陈独秀外，有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可见当时《新青年》在全国影响之大。 铜像再往北为一口方方正正的大型水塘，寓意着陈独秀一生的清平正直。过了水塘，拾级而上，即为陈独秀之墓。陈独秀墓是1947年陈独秀的灵柩于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氏的合冢。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墓碑上“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字采用唐代欧阳询的正楷。 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建筑面积1030平方米，采用具有徽派特点并糅合现代气息的建筑设计。陈列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和珍贵的文物史料，展陈通过开启民智、反帝爱国的先驱者；觉醒年代、勇立潮头的引领者；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的组织者；走出监狱、矢志抗战的爱国者四大部分，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风貌，重点突出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丰功伟绩。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诗书官宦人家，他两岁丧父，自幼聪颖，但性格倔犟，从小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知府祖父修习四书五经。祖父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说他长大后“不成龙则成蛇”。在祖父的严苛培养下，他从小接受了优良的传统文化熏陶，奠定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7岁考中秀才，18岁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因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有反清言论，1899年，被“中西求是书院”开除。在陈列馆一楼玻璃展柜中，有一本微微泛黄的《安徽俗话报》，无声地讲述着它的百年之路。当年，《安徽俗话报》一出现就在安庆老城街头悄然传开。它犹如一声惊雷，传遍江淮大地。而这份报正是陈独秀在他青年时期创办的。这份报里，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发表了各类白话文50多篇，议古论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这份报结合手绘的图画，提倡妇女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兴办实业。这些开风气、新民智、鼓民气的俗话白话，很快受到安徽和周边地区的欢迎，发行不到半年，便从初刊销售 1000份迅速上升到3000份。《安徽俗话报》与后来的《新青年》杂志有“异曲同工”之处，主要是“启蒙”的作用。 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使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阴暗之下，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清王朝的衰败显而易见，19岁的陈独秀受到很大触动。1901年至1915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教育。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所用“独秀”笔名源自家乡的独秀山。这个时期，陈独秀虽然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该杂志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猛烈攻击封建帝制和封建文化。后来，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下，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即迁至北京，随着其他文化名人的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火焰迅速蔓延至全国。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学生们作为先锋迅速发起了“五四运动”，并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响应。在这场有深远影响的运动中，陈独秀被尊称为“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充分体现了他在此运动中的号召力。“五四运动”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在恐慌中逮捕了陈独秀，然而在广大学生、工人及进步知识分子的强烈呼吁和努力下，陈独秀最终被释放。这次的入狱经历使陈独秀深刻认识到北洋军阀的腐败与堕落，他更坚定了他推翻反动统治的信心和决心。出狱后不久，陈独秀与李大钊南下上海，在二人的共同主导策划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24年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斗争。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篡夺革命领导权，反共、反革命倾向日益明显。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陈独秀过于理想化，认为只需进行适当的妥协，国民党便会宽容对待，对国民党右派一味妥协退让，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膨胀。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合作约定，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企图削弱和打击共产党的力量。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也被残酷杀害，彼时二人分别为29岁和26岁，正是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令人十分痛心。 1927年7月12日，大革命失败前夕，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共产国际在一些问题上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为此，他拒绝赴苏商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 尽管如此，陈独秀始终没有停止对革命之路的追寻，他公开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文章，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众多友人和同志的帮助下，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继续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严辞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江津居住。1939年2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受毛主席的委托，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周恩来此次拜访，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守常（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年纪大了，也落后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陈独秀还是老脾气，倔犟耿直。 尽管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政治上也无地位，但他还是关心时局的进展，为抗战宣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 而王明、康生之流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 邓小平后来曾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将儿子陈松年召至身边，期望儿子能将自己的遗骸归葬故乡，经过多年漂泊，他渴望能够回归故土。1947年，原葬于江津的陈独秀由其三子陈松年遵遗嘱将其灵柩连同棺木迁回安庆合冢。后来毛主席还曾安排有关部门要关心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自1979年起，历经家人和政府的五次修葺、扩建，现已成为宽阔肃穆的大型陵园和党的历史教育基地。 岁月变换,初心如磐。陈独秀的前半生充满辉煌，而后半生则显得颇为凄苦，但他始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安庆独秀园承载了厚重历史，见证了时代印记。如今在这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陈独秀追逐梦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