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 闲话读书

宜昌骆勇

　　当下，若谈读书，似乎很有年代感、层次感！

年少时，读书是一种力量，一种理想。深受“知识改变命运”影响，终是享受到了“跳农门”、进城住高楼的福利。现如今的少年，理想成了稀罕物，也没那么好哄，赶上“行行出状元”时代，好多学生读到了研究生还是找不到工作，住家啃老，即便博士后，有的也成了等候的“候”。

成年后，终究是抵不住“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勾引，美滋滋地做着“饱读诗书、华盖运来”之梦。周边全是刷手机、打麻将、唱歌跳舞的人。秋日暖阳，蓝天白云，坐在铺满金黄银杏叶的草茵上，怀抱一本书，在高八度的引吭歌声下，静静地阅读《艺术的真相》，抑或《通往奴役之路》，仿佛有种罪恶感：他人眼里的孤独。貌似及至现在，气质、好运，一个也没攒上来，倒是力人兄说的也不错：一个读书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行大善，但鲜有“以恶制恶”的罪行，譬如不会拿刀灭杀邻居一家，因有“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张英做榜样；不会开车冲进体育馆疯狂碾压锻炼的市民群，因有“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的悲怜情怀……

　　书无善恶！书是中性的，只以解说的姿态出现，以解说者的导向终结。读者，便是一个解说者，读者的导向便成了书的中心：读者择善，解说恶的书便成了批判；读者择恶，解说善的书也会成为利用善作恶的工具。读书，不能书云亦云，紧跟书的导向，书不能做原料，只能做材料，唯有读者的意志坚定，方能辨析书中善恶，择精去粕，这是读书的目的和原则。

2024年11月17日，到宜昌长江艺术小镇参加《翦商》（李硕著）的共读会。筹办者是伍家岗作家协会副主席施志江，他是一个诗人，也是施书阁二马路书店店主，读过很多书，也有很多独立的见解，我只要有机会到二马路，就会溜达到他的书店，海阔天空，神聊瞎侃。参加共读会的有考古专家、文化学者、作家、周边小区业主，虽有不同角色、不同身份，但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阅读。会议气氛热烈、和谐，纷纷发表自己对《翦商》的理解、对读书的见解，有质疑、有讨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现与收获。

　　有位读者抛出了一个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既是对《翦商》的一种解读，也是现代人对历史持有的两个普遍看法：一是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痕迹；二是《圣经》“阳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注解：只有历史与现实重合才能被理解，或者说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

其实不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的著名命题。克罗齐是唯心主义者，他赞赏马克思、恩格斯，又拒绝承认唯物主义；他否认黑格尔之后的一切哲学，对脆弱的信仰持一种强硬态度；他反对宗教，相信自由意志，但又不相信灵魂不朽。或许，正是因为克罗齐这种矛盾，让后来很多人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有着很多的误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前提是历史学。克罗阐述两层意思：一是历史学的实际情况以现代思维者书写。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客观看待研究视域范围内的历史，从深远探索的角度出发，跳出视域范围之外，拒绝用固有的现代思维来研究历史状态。二是对有些不可理喻的历史碎片，可以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从这个层面讲，这个命题是中性的，他只是反映我们所读历史存续的现状，也赋予了我们所看历史的不确定性，诚挚地希望研究者溯源历史时应该从质疑出发。

克罗齐既不支持用现代思维书写历史，也不支持一切怀疑论的历史，他只是让阅读、研究历史的人审慎对待我们眼中的历史。他认为，历史没有预先拟定好的计划，书写历史的哲学家应致力于揭露原因、结果和关联性，而不是对宇宙意图进行探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是从历史学角度呈现历史的客观实际状态，并不作为评价当代执政或者对待历史态度的依——或者不该追索“意图”，正因为克罗齐的中性历史观，才有了他直觉主义的美学主张，也才有了他的另一个著名命题：“人是天生的诗人。”

　　相信自己的判断，坚定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是克罗齐赋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背后的所指。无独有偶，在共读会上，《宜昌市近代贸易史料选辑》的编著者李再权先生，以切身经历证悟，将读书心得付之于梓：阅读，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一定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切忌人云亦云。人可随大势，读书切忌潮流，佛修讲“明心见性”，读书也是一种修行，也要能够观照到自己内心最本真的存在和需求。李再权先生的读书观，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反思，一般人的普通阅读很难抵达此岸。

质疑与独立并存，是每一个信息迅速传播的现代人难得的品质，也是正确读书的一个基本方法。在数据信息时代的天空下，养育着“群中人”，他们有着韩炳哲《暴力拓扑学》的暴力扩张性、透明性和系统性，也有着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的无意识残暴性、狂热性和易变性。“群中人”最有代表的特质是质疑，却很难做到独立，独立于他们，犹如巨剑齿虎，存在于传说之中，呈现出来的“匕首牙”，剑齿长而扁，看似锐利无比，却是脆弱易断；亦如无根浮萍，聚群华美，逝水飘零，随风散落……

　　以书为材料，恰如其分地运用，是每一个读书人非常谨慎的话题。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阅读者，他们或是达官贵人、是知名作家、是富商贵贾，他们有一个通病，在演讲时、与人交谈中、撰写文章里，喜欢引用名人名言，也称引证。我也有这个通病，而且非常严重，不是炫耀读了多少书，也并非证明很智慧，而是一种喜好引证的习惯，大有知音共赏之意。引证也是一门技术活，它抬高了读者的理解门槛，每当名人做出一句名言之时，往往限定了许多特定的条件，在说出这句名言之前，有许多关联材料；在说出这句名言之后，还有许多风险陈述。

有很多非常洒脱的人，可以随意抛出名人名言，他们擅长留白，这也是一种能力。遗憾的是，我天生缺乏这种能力，异常谨慎，美其名曰：完美逻辑。为了不让文章里的名人名言给读者形成失衡、偏颇、无根无源的印象，也就适当地注解了一些背景。

　　曾经参加一个高等学院大学生国学精粹思辨会，一位学生在讨论自由与法律话题时，引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一时间，主持人紧张地要哭，我接过话说：“这个引证引得好，不过你忘了这句话还有后缀：‘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也正因为‘自由’与‘枷锁’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卢梭才提出了“社会契约”的应对方法。你可能还忘了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有一段话：‘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自由是美好的，但人生来必有‘枷锁’也是现实，这个‘枷锁’至少有法律，也有‘无害于他人’的公德或道德之心”。幸运的是这位学生还算本分，没有继续辩驳，主持人也很快引入别的话题。

这种引证在日常生活中很是日常。文学，是引证的聚集地。于我而言，文学始终亦如名人名言那般神圣。一个作家，任凭想象放飞，这是作家的天分，也是作家异于常人的底蕴与资格，作家的神圣还在于他立于尘世之外，用逻辑搭建梦与尘世相通的天桥。

　　有一天，我在朋友圈突然看到本地一位顶流作家的演讲课件标题：“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不知道这个标题是这位作家自身设置，还是聆听者理解注释，但凡读过世界文明史、文化史及艺术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基本前提：艺术的起源是一个古老且谁也无法说清的问题，至今有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劳动说，无论哪种学说的佐证材料，看起来似乎与文学关系不大，即便是当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至少很多工艺特别是传统工艺似乎与文学距离甚远，尤其是很多盲人工艺……不容置疑，文学与艺术的确渊源很深，有文学底蕴的人，的确可以提升艺术美感，但非要说文学是艺术而且还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自是缺乏严密逻辑的，有些牵强。没过多久，我参加一个文学作品的分享会，这位顶流作家是特邀嘉宾。在嘉宾讲话环节，这位作家突然说出一句拔高宜昌文化历史的话：“宜昌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他的依据是《楚辞》的最初作者屈原是宜昌人。或许，从逻辑出发，这句话应该在“诗歌”之前加个前缀“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在“源头”之后加个后缀“之一”似乎就更加完美了……

对我来说，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也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尽管我不是结果主义者，但读书数十年，既没成名成家，也没“气自华”，还是有些尴尬，以至于我很少认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也很少用“读书”一词，我把读书称为“阅读”。

　　闲话到最后，用我在《找对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尾：“充其量，我只是一名阅读者。我在‘读’之前，拥有一个从门的‘阅’字。在我的认知里，汉语文字寓意丰富。‘阅’，包含着看、经历、容、汇集等语义。一个真正的‘阅读’者，内涵异常充实。在我的‘阅读’旅途上，不仅仅是看一篇文章，一本书，我内心拥有一种实实在在地经历一篇文章、一本书的欲望。‘读’的目的，是坚守、丰富、幸福一个自我。但若在‘读’的过程中，连我自己都容不下，都保不住，都丢失了，我‘读’又有何用？《说文解字》这样解读‘阅’；‘言我躳不能见容。如无空穴以自处也’只有在稳妥地坚守自己的前提下，方能汇集所读之光之源，方能感知在阅读中写出文字、笔迹，是一件幸福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