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艰苦卓绝 雪山草地（纪念红军长征出发九十周年）

巴山蜀水

说到长征，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重要地点就是两河口会议会址。“两河口会议”会址，位于小金县两河乡境内。该址原是供奉“汉寿亭侯”关羽的关帝庙。

这里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更是党中央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制定后续行动方针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两河口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仅次于遵义会议。当时，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而两河口会议的召开，无疑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关帝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刘伯承、王稼祥、秦邦宪、刘少奇、何克全、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16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集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重点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3个问题。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由江西人民援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明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强调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张闻天作会议总结。会议一致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一个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两河口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方向。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联合签署的《松潘战役计划》正式下达。

会址内的群雕，重现了当年开会时的场景——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王家祥，张闻天，张国涛，刘伯承，刘少奇，邓发，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他们的丰功伟绩和不朽功勋，后人永远敬仰。

纪念馆内陈列的红军服装、绑腿及草鞋，还有藏民的御寒皮帽和羊皮坎肩 两河口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图片：两河口会议会址仅存的老建筑——关帝庙） 1935年6月2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六团翻越长征中的第二座大雪山——海拔4564米的梦笔山，进入今马尔康地区。次日，红六团与红四团进驻卓克基。

卓克基是马尔康境内的交通枢纽，红一方面军北上经过这里，红四方面军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南下、再北上都经过这里，这里是长征驿站。1935年8月，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离开卓克基北上。9月，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左路军一部回到卓克基一带，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则从包座返回卓克基、松岗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部分兵力驻守卓克基、梦笔山一线，掩护后方。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再经卓克基北上。

1935年，红军长征过草地前，曾在川西的马尔康进行过为期一周左右的休整。对于休整期间的住地，毛泽东后来评价道：“古有郿坞，今有官寨。土司的这个城堡应该是我们在长征途中见到的最有特色的建筑了。”这座被毛泽东拿来与东汉郿坞相比的城堡，就是卓克基土司官寨。 1935 年7 月1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中央机关进驻马尔康卓克基官寨，在此停留了一周。

毛泽东曾在卓克基居住一周的旧址

1935年7月3日，在土司官寨二楼“土司议政厅”，召开了卓克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当前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有关问题。会议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革命的民族，同时号召藏族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同时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确定以卓克基地区为总后方。
　　同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全军重视筹粮。可以说，卓克基对于红军长征而言最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了与红军“吃”有关的“牦牛革命”。在卓克基会议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红军的头等任务就是筹粮。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大致十万之众，在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少数民族地区解决“肚子”问题严重凸显。因为它关系到支撑十万大军的生存及红军继续翻越后面的大雪山、穿越大草地的严峻问题。

卓克基会议旧址，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见证，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出席卓克基会议人员：上自左至右 洛 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下自左至右 秦邦宪（博 古）、王稼祥、凯 丰（何克全）

马尔康，藏语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是阿坝州首府。新中国成立后，马尔康以原嘉绒18土司中的卓克基、松岗、党坝、梭磨四个土司属地为雏形建立。历史上，马尔康亦称“四土地区”。马尔康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南端。1935年6月下旬至1936年7月下旬，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三进三出”马尔康，在其境内经过、驻留和往返，长达13个月之久。

“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就建立在卓克基。

纪念馆前，一座名为“北上”的雕像，毛泽东为中心，红军战士和藏族小红军紧随，表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在北上方针指引下，艰难北上的历程。 当年红军曾经住过的卓克基丹达伦寺

阿坝州，是当年红军长征转战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时间最长主要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共在阿坝转战十六个月、条件最艰苦是因为红军长征时所翻越的雪山和草地都在阿坝州境内。

阿坝州，这里让“爬雪山、过草地”成为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卓克基会议后，红军根据北上方针，自梭磨河经刷经寺往黑水前进，但此时张国焘向中央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1935年7月18日、7月21日至22日，在距离黑水县城1公里的芦花镇泽盖村泽旺头人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芦花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等13人。会议议题分别是：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听取四方面军的报告、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总结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讨论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排除了北上的干扰。

现遗址内，基本保存着当年的场景，火塘四周的墙上挂着泽旺头人护送红军时使用的枪和刀（拼图下） 会议室旧址 红军离开黑水后，泽旺头人和他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一代代守护在这里，使这座藏式民居建筑具有重大革命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址得到很好保护，也是阿坝州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会议遗址。 泽旺头人和他的子孙们一年又一年地为参观者讲述红军的故事，讲述当年家族长辈和藏族群众与红军的友谊，展示红军长征途中可歌可泣的故事，还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流落红军后代的关爱工作……

至今，泽旺家族第四代守护人、被授予“全国十大红色文化传播大使”称号的索朗彭初还守护在这里，为传承长征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而不懈努力。（图片：泽旺家族第四代守护人索朗彭初为我们讲述当年红军可歌可泣的故事并与我们热情交流）

毛儿盖战斗——毛儿盖距松潘城以西50多公里，战略地位仅次于松潘。它是松潘大草地的门户与屏障。这里是两座东西相对而望的大山，中间一条宽20至 30米的小河。毛泽东对打好这一仗相当重视，一方面军的红1军与四方面军的红30军各出动了一部兵力执行这次进攻任务。红军虽有优势兵力，但是胡军以逸待劳，凭险据守，在装备火力上又占有优势，这一仗红军打得相当艰苦，前后一共打了8天，于 7月16日攻占了毛儿盖。

毛儿盖会议旧址——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却的主张，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红军应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依托这一地区向东向陕甘发展，以实现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再次肯定创建川陕甘苏区方针的正确性。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以补充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决议。

毛尔盖寺有800多年历史，这次重建于1984年，毛泽东主持的“毛尔盖会议”遗址就在寺院一间大房子里。

红军长征纪念碑‌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遗迹。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位于阿坝州松潘县的松南松红和松潘至黄龙公路的交叉口的景点，元宝山顶。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邓小平题写的园名，是一座象征红军三大主力紧密团结的三角立柱体纪念碑。它富有悲壮气势，展现了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的英勇与牺牲。

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川主寺镇 。该馆综合反映了红一、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及红二十五军这四支长征队伍的征战历程。 纪念馆门厅中间是红军在雪山、草地中的场景，中央是红军长征路线图。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特别是在阿坝地区，历尽艰辛，创造了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长征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展室内的陈列则按照出发长征的先后顺序，反映了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挺进陕南、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以及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还有南方三年游击战等板块。展示综合反映了红一、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及红二十五军这四支长征队伍的征战历程。 我们通常所说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个草地便是指若尔盖草原，一般的党史和回忆录中，多把这一段叫松潘草地。当年数万红军战士从这里走进去，有一万多红军将士再没有能走出来，短短的一个星期，1万多红军战士饥饿冻溺长眠于此。 令人望而生畏的松潘高原草地。

松潘草原的草丛下叉河曲流交错，处处都是并不起眼的沼泽，在这里雨雪冰雹随时而至，根本无法提前预判。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草地，包括川西北一带的红原、若尔盖、阿坝大草地及甘孜草地。当时红军为什么要通过这一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段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此时红军东面有几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云集，北面是川北至甘南之间的水草地。由于张国焘畏敌而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蒋介石嫡系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大道。毛泽东认为:敌人判断红军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我们与其用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到胡宗南的屠刀下讨一条通道，不如向大自然闯出一条生路。 草地是生命的禁区，向红军提出死亡挑战。草地没有人烟，没有庄稼，是水草、沼泽密布的死亡地带，是一块生命的禁区。

红军过草地时正值秋天，此时正是雨季，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成了漫漫泽国，遍地的积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在沼泽中行走，破了皮的腿脚泡过后很快会出现红肿甚至溃烂，还常有小拇指粗的蚂蝗叮咬。过沼泽时，人和骡马只能选踏实地面走，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更可怕的是，软绵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泥潭，稍有不慎人和马都会陷下去。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用力过猛也会被带入深泥之中。草地中没有人家，只有选择较干地面露营，夜间红军大都坐在背包上背靠着背相互取暖。有的露宿营地过于狭小，人睡着后滚到深水泥沼里去，就会永远消失。

（图片：日干乔大沼泽上周恩来题字“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石刻；民国时期，红原南部和北部分别由理藩县和松潘县管辖。196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红原县，周恩来总理为其命名，意为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

红军过草地前，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来青稞制成炒面。有些人来不及磨面就带着上路，途中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由于不少战士处于半饥饿状态行军，极易生病，而在草地患重病不能行走往往就意味着死亡。有人认为草地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水，其实这里的水大多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喝了轻者肚子发胀，重者中毒而亡。由于粮食不足，部队要挖野菜、草根充饥，在没有盐、没有燃料的情况下，许多人吃了半生不熟或有毒的野菜、野草中毒身亡。沿途经常看见牺牲的战士，嘴里还含着饥饿难耐时误食的毒草。在断粮时，有的人还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皮毛坎肩或枪套、马鞍子都拿来煮着吃。前面的部队过后，后续部队经常连野菜也难挖，粮食和盐的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走过草地的战士，对死亡差不多都有了一种漠视感那些从草地最终走出的革命者，每个人都对过草地的经历刻骨铭心。

当时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说: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长眠草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战友们赶到他身旁时，他低声说出家乡的名字后说，请告诉家里人，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在草地的日子里，许多人感到终日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夜晚太冷，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人们看到红一军团有一个班，在宿营地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她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时的牺牲最大，走出草地后，“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三个方面军都走过草地，其中由于张国焘的南下分裂路线，红四方面军更是三次过草地，经历了更严酷的考验。究竟有多少人长眠在草地上?至今无法统计出一个确切的遇难人数，只能说大约在万人以上。草地，是红军整个长征过程当中最艰难最可怕的一段死亡行军。

在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的日干乔大沼泽那里，立着一座既威严又很有气势的石碑，这石碑正面刻着八个鲜红的大字：红军过草地纪念碑。

巴西会议旧址原名班佑寺，位于阿坝州同甘肃省东南交界处的若尔盖县巴西乡(1956年以前属松潘县)境，靠近草地边缘，是半农半牧的藏族聚居区，距若尔盖县城以东32公里。

　　原班佑寺的100根梁柱都是竹材，所以又称百竹寺。该寺坐南向北，三层建筑，紧邻巴西河，四周群山环抱，森林茂密。这座建于康熙十八年的土木结构的寺院原是四合院布局，山门为重檐歇山式顶结构，正殿大雄宝殿为藏式平顶建筑。

会址现存大雄宝殿墙垣，大殿西阔27.70米，进深33.7米；后殿面阔14.50米、进深6.22米，整个平面呈“凸”字形。殿墙用黄土板筑夯成，底宽上窄，墙基厚1.40米，残高8.92米。

（图片：巴西会议会址在修葺中）

‌巴西会议会址‌，是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重要会议地点。这次会议因其在红军长征中的关键作用而闻名，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从而成为决定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巴西会议会址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班佑寺最初是一座四合院布局的藏传佛教寺庙。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包括巴西政治局会议、巴西筹粮会议等，这些会议在红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班佑寺以巴西会议旧址为中心，形成一片寺庙群，只待会议旧址修复，将是颇为壮观寺庙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