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向党为人民——记挑夫县长余廷柱的传奇人生

谢瑞山

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在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有幸采访了定南县人民政府老县长余廷柱，亲耳聆听了他挑盐的故事，他与苏维埃共和国同成长的传奇人生，令我感叹不已。

一、 艰辛不负少年时
1931年10月27日，定南县历市镇长桥村余屋一间破旧的土房内，传出一阵婴儿降临人世的啼哭声。这个生不逢时的婴孩，便是从挑夫成长为新中国定南县人民政府县长的余廷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政治不稳、风云变幻的年代。处在赣南边陲的定南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地主恶霸的巧取豪夺，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样，余廷柱家里也是一贫如洗，度日如年。为了养活家人，余廷柱父母向地主租了2亩田来耕种，每年早晚稻可收16担稻谷。交了地主的佃租后，家中仅剩8担多谷子。如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交佃租后，就所剩无几或倒欠佃租。这种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生活的路子是逼出来的，余廷柱父母除租田耕种，平时种一些蔬菜、养点鸡鸭、磨点豆腐及摆饮食摊换取家中生活所需。农闲时，和地主打工、务农做杂工也是常事。父辈们常常一副扁担、一顶斗笠、一身蓑衣、一双草鞋，挑着稻谷、桐油、土纸、烟叶等土特产到广东龙川、兴宁销售，再挑着食盐、洋油、布匹、杂货等到定南、信丰回销，用脚力换取“少量的角钱”。生活的不易，日子的艰辛，在余廷柱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抗战爆发前后，时局更加动荡不安。余廷柱父母为了儿子的将来，在他7岁那年，把他送到私塾进行启蒙教育。后来又到保国民学校（国民党政府初级小学）读二、三年级。在余廷柱11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突然去世。父亲的离世，让家庭瞬间失去了顶梁柱。家中无力再供余廷柱上学，他只好退学在家，随母亲务农耕地种土。14岁开始，为地主打工养家，学着长辈卖豆粑（土话，与豆腐腊同义）、卖凉茶、出烫皮及短途贩运等活儿，来维持生计。16岁后开始了从事挑夫、贩夫的活计，直到解放前才结束。1949年8月21日，定南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诞生，换了人间。从此，余廷柱走上了一生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的光辉大道。 二、盐道漫漫挑夫记
山路十八弯，从江西到广东。过了九道河，还有九座山。一条古道，贯穿古今，演绎多少世间悲喜，承载多少人性光芒，或激越，或悲怆，或卑微，或高亢，都是人，都是你和我。其山苍苍，其水泱泱，古道之风，山高水长。
16岁的余廷柱，为了生计，穿行在粤北龙川、兴宁到定南、信丰这条数百里的古驿道上，直到解放前。
兴宁历史悠久，建县于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由古龙川分治而立。明洪武二年（1369年），兴宁县治由洪塘坪迁至今兴城地。兴宁地处粤东北部，扼东江、韩江上游之要冲，与赣、闽两省为邻，历来手工业、商贸比较发达，明末清初是潮州广济桥盐销售赣南的转运站，年销储量达750余万斤。
十二肩岭古驿道位于兴宁市大坪镇金坑村与罗岗镇甘村之间，上通江西寻乌、三南（全南、定南、龙南），下至揭阳、潮州、汕头。原始古道约2千米，路宽1米至1.5米不等，由大小不等的石块铺就。这里山峦叠嶂，万木葱茏，道路狭窄崎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宁通往江西的必经之路，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
古代，许多名人都曾经走过此道。明代兴宁县令祝枝山沿古道一路往北巡视，来到十二肩岭北面，见四周山峦叠嶂，山峰雄伟，林木苍郁，翠竹丛生，中有一大河蜿蜒曲折向东流去，且只见水来，不见水去，好似甘罗宰相出生之地，便唤随从取出笔砚，手书“甘村”两字挂于村头。自此，“甘村”便成了该村村名。清代诗人胡曦经过此处看到秀美的风光，曾留下著名诗句：“十三都远行不极，十二岭高无尽头；一路梅花开不断，牵人诗思小罗浮。” 自古到解放前，潮汕地区一直盐丰粮少，而赣南则粮多缺盐。“海盐布匹上江西，大米茶油下广东”，挑夫成为当时赣南和兴宁人最大的副业行当。
盐的生产和运输，不仅催生出了相关职业——挑夫、背夫和马帮，也催生出了诸多老街、村落乃至城镇。曾任定南县人民政府县长的余廷柱，就有到兴宁、龙川挑盐到定南、信丰的经历。当时，定南挑盐的大抵是两类人：一类是家境较好，自带本钱，挑盐回来自卖自售，利润颇丰；余廷柱属于另一类人，他们大多数贫苦农民、无业者，没有本金，只是为老板运输，待盐挑回来，交给老板，盐号老板按约定支付脚力费，这类挑盐的人叫挑脚夫。
从后唐开始，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一千四百多年里，赣南地区的黎民百姓、达官贵人的食盐，很大一部分就落在挑盐的脚夫肩上。挑夫以屋场、家族、亲朋好友组成盐帮，扁担上挂着一串草鞋，布包里装着充饥的烧饼、红薯干等，他们就这样行走在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 余廷柱回忆到，他和挑盐的族人，每天早上路晚落脚。从定南到兴宁、龙川来回最少四到六天，遇到天气变化、生病等情况，多则七、八天。而挑脚的人能力有个衡量，“一斤人压一斤担”，一般人挑60至100斤，我最多挑70斤左右。当时比我年长的有几个人，曾经挑过110斤粤盐回来的，被称为大力士！担不压斤，多一根稻草压死一匹骆驼。定南人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令四乡人钦佩。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体力将盐挑到目的地，每天行走三十里左右便停脚休息，七十里左右便“落歇火”，即在盐道边的墟场、店铺住宿。有时突遇强风、暴雨、冰冻，就会被闷在店铺里一日或数日。就在这些烦躁等待的日子里，路边各墟镇的茶室、酒馆、青楼、赌场、戏院等等，恰是生意兴隆时。喝碗茶、饮杯酒、看场戏倒也无妨，有的小盐贩经不住诱惑，一头栽进温柔乡里，或者爬在赌桌上忘乎所以。待跨出“百乐门”时，十有七八是赤条条的“孤家寡人”了。好不容易将一担盐挑上坡，就被迫倒进别家的“肉林酒池”里。有的打着一双空手返回故乡，有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永远消失在南岭的“青山绿水”之中，渺无音讯。 定南天花、九曲、兴隆、王侯等地方，曾经有“十根扁担下广东”的传说，十条汉子初始凭着力气、勇气和正气，在贩盐这条路上赚了不少钱，给家庭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在邻里四乡赢得了赞誉。但数十年之后，“十根扁担”一根一根地“折断”在盐道上，令人望盐兴叹！
山路弯弯何日尽？余廷柱和长辈们在这条漫长的古盐道上，步步惊心，里里艰险，匪患、疾病、诱惑，处处险象环生，无一不是刀枪和绞索。遇到队伍里有中暑发痧的同伴，领头和收尾的留下来照顾病人，其他挑夫往前赶。走到预定的伙铺“落歇火”之后，几个身强力壮的同伴再返回，接病号的盐担子，等大家都在伙铺会齐才罢。如果病人病情不是很严重，吃点防暑药，休息一夜之后好转病除，第二天继续挑盐上路。如果病情严重不能再行，这担盐和这个伙伴只能留下来，请求伙铺老板照顾护理。其他人各有重担在身，爱莫能助，只好惜别，奔下一驿站而去。因病掉队的这个挑南盐的脚夫，面临的是祸福难测。
挑南盐既然有如此这般风险，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跋涉在这悲凉沧桑的岁月里，以至于延续一千四百多年呢？盐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食不可缺，这是主要原因；贩盐工作简单、回报率较高也是重要的因素。在民国、清朝或更早些时候，有过“斗米升盐”的说法。其盐价高，对于街上和定南那些无业者和小农，自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铤而走险。 长风荡荡由南至北来！现代化的道路运输和先进的交通工具，取代了肩挑骡驮的落后运输方式。整个赣南地区多条使用数千年，集官道、盐道、茶道为一体的古道，逐渐行人稀少。被踩踏得溜光滑亮的石阶，杂草丛生，荆棘漫径，被历史无情地湮没在凄凉的荒山野岭。那些依附在古盐道旁的盐屯、码头、老街店铺，也随之破落不堪。久经风吹雨打尚存的建筑物，如今被国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那些被岁月遗弃的桥梁、歇亭，砖瓦脱落为尘，顽石风化成泥，成为一段人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今天，访古寻幽，那些因盐道集险、奇、秀、幽于一身，道上景点众多。时至今日，因盐而兴的村落与城镇，依然生生不息。那些流传于古盐道上的山歌对唱：“妹妹长得像观音，脸如桃花细雨淋。两只眼睛勾人魂，看了一眼病上身。”“唱首山歌逗一逗，看妹抬头不抬头。骡不抬头吃嫩草，妹不抬头顾害羞。”又如民歌：“家里贫穷好艰难，郎君外出挑南盐；走了三天当一七，走了一七如一年。白天想你呷（吃）不饱，晚上想你泪不干；床上眼泪洗得澡，地上泪水行得船。”这些山歌民歌就是挑夫们用古盐道上的见闻编成的号子词，经不断传播、加工、逐渐变成一首首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歌谣……
“扁担挑盐走山乡，一梦千斤在两筐。任凭天涯千里路，星辰日月脚勤量。”余廷柱老县长说，当年祖先在盐道上抛洒的汗珠和鲜血，在他心中已幻化成璀璨的钻石和翡翠，成为励志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历经风雨心向党
历经苦难的余廷柱，迎来了定南解放的喜讯，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1949年8月28日，中共定南县委员会、定南县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定南县大队，同日宣告成立。彭山为县委书记，廖盛敬为县政府县长，蔡元真为县委组织部长，张贵珍为大队长。
定南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民主政权。9月，成立新城、高砂、潭庆、曲水4个区人民政府，下辖13个乡，各乡成立乡人民政府。乡以下设村，村名由各区人民政府决定。新城区辖下历、热水、天花、车步4个乡；高砂区辖高砂、城西、三亨3个乡；潭庆区辖潭庆、月子2个乡；曲水区辖鹅公、木杨、穆湖、龙塘4个乡。1950年2月，将天花乡、曲水区划出，增设天龙区（第二区），同时将13个乡扩大为48个乡。1952年11月，增设长富区（第六区）和岿美山镇（第七区），同时将48个乡扩大为73个乡、镇，下辖222个行政村。至此，全县基层政权全部建立。 “耕者有田土改分，沧桑自此换容新。”参加土改运动是余廷柱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后，中共定南县委在江西省委和赣州地委的领导下，迅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坚决取缔吸毒、赌博、卖淫，大力发展国营工矿企业民主改革运动，从而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在农村中的统治，肃清了残存在城市居民、工矿企业中的封建势力，荡涤了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这些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反映了从旧定南到新定南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中共定南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战略部署，逐步开启了为时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冬，桥水乡列为第一期土改运动的乡村，
时任新城区区长的陈维章和县委秘书姜万荃带队来到长桥、桥水村开展土地改革宣传工作，余廷柱思想进步，主动参与相关工作。在3个多月的工作中，余廷柱在土改工作组的带领下积极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土豪，清查田亩，建立农会，年仅20岁的他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土改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并当选为村民兵队长。 “土改一呼处山川不得住，云散水落天鼓舞声，并起扬大红旗，冉冉待太阳。”诗人艾青通过绚丽的诗句，形象地揭示了土改运动的磅礴气势和决心，表达了人民群众在变革时期的希望与期待。
在土改运动第一期中，余廷柱配合工作组开展了许多宣传活动，组织了一支敢于向地主恶霸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骨干队伍，成立了农协、民兵、青年团、妇代会等组织。结合前一阶段的减租、减息和退押，以及清匪、镇反运动，镇压了桥水乡的张伟伦（国民党副县长），全县共镇压63名恶霸。
土改的成败在于划分阶级成分。余廷柱他们根际《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通过“讲”（召开农协会、代表以及青年、妇女等各种会议，说明为什么要划分阶级，如何划分阶级，将政策界限交给群众）；“划”（就是划定成分，在群众会上自报公议）；“通”（就是贫雇农主席团和农民大会上通过）；“批”（就是最后经农民代表大会批准，地主成分要由区（工）委批准）四道程序，严格把关，然后张榜公布，三榜定案。
余廷柱他们按县委《定南县土改工作计划》规定，不能提高标准，不要扩大打击面，可富可中的划中农，可中可贫的划贫农。在划定阶级成分，斗跨地主之后，对地主家多余的土地、耕牛、房屋、农具以及其他财产进行没收；对富农经过算账多占的土地、房屋或其他封建财产实行征收，交农民协会统一处理。在算好田亩、产量、人口三笔账的基础上，以乡为单位，在本乡范围内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适当调剂后，按自然村进行土地分配，并适当留出茶亭、桥梁、渡口、林场的公用土地。对地主，也分给一份土地，让其通过生产劳动，自食其力，改造成为新人。分配方案经过农民大会充分讨论，获得与会者一致认同，三榜定案，付诸实施。土地分配完成后，由县人民政府发给《土地证》，并烧毁旧的契约借据。这一天，全乡农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口号震天，场景极为壮观。
1951年6月，余廷柱成为县聘千分之一干部，派往大公乡参加土改工作，从此，他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干部。10月调到新城区团委任干事，实行供给制，每月工资一元。此时，全县第二期土改工作已开始。余廷柱被派往蕉坑村担任土改工作指挥员。由于他年轻，有激情，又有基层锻炼经验，于1952年9月到1953年3月抽调到赣州土改委员会参加全区的土改工作，历时三年的土改工作圆满结束。1953年4月，他回到定南县人民政府人事科工作。此后的40余年，余廷柱在定南这块可爱的土地上，克己奉公、任劳任怨，一心为人民为家乡奋斗不止，书写了一位从挑夫成长为人民县长的传奇人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赣州回到定南时，定南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全面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定南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开始实施。那时年轻的余廷柱在县纪委、监委工作，并在1956年5月21日——29日召开的中共定南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为县委委员、县纪委副书记，代表县监察委员会向大会作了《监察委员会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此时，全县已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1957年2月，余廷柱调到新城区任区委书记，之后的23年历任县农林水利局局长、县委农工部长、新城公社党委书记、龙塘公社革委会主任、礼亨水库管委会主任、县革委会抓促部副主任、天花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这23年，余廷柱亲历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社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新三反”运动，见证了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县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1957年12月，县委召开了中共定南县首届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向山区进军”“向劳动战线进军”的口号。1958年1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拉开了定南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序幕。 余廷柱回忆到：当时人人学习总路线、宣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县乡广播站早中晚反复播放新闻，到处悬挂、张贴、刷写标语，文艺宣传队经常演出，一时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铺天盖地而来。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顾随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读报有感作《木兰花慢》（龙凤呈祥）为一九五九年元旦献词云：有人来借问：龙与凤咋呈祥？答：城市乡村、人民公社、地上天堂。棉粮、卫星放起，炼一千八百万吨钢。这里神龙出海，那边丹凤朝阳。 煌煌。领袖大文章，群众日坚强。正全党全民、一心一计，走上康庄。从这首词可见，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有多严重。
余廷柱记得，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他说，1961年，我在县农工部工作，经常下乡，对全县农村经济和群众困难生活的情况非常了解。仅龙塘乡的白驹、长富、桐坑、洪州四个村，许多人就因缺粮得了水肿病，饿死了200多人。出现这种情况后，根据县委安排我带着粮食和医药等物资及时赶到龙塘救助，阻止了事态的扩大。 1962年8月，余廷柱再次调任到中共新城公社委员会任书记。“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教训让余廷柱终生难忘。好在此时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在新城公社工作期间，余廷柱根据中央“农业六十条”精神和县委对留足社员自留地的工作意见，在新城公社全面实施对社员的自留地以生产队为单位，按人口计算，每人留足2-3分地的政策。对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归社员个人支配。所有自留地永远归社员使用，任何人不得变动，不得收回。这项政策的执行，使得社员能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杂粮及经济作物，对促进农村家庭副业的发展，改善社员生活，缓和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状况，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1年到1965年，因贯彻“八字”方针，工农业走上正规，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1964年9月，余廷柱调回县委农工部任部长。此前，在全县已开展三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也称“小四清”）。余廷柱回到了县委农工部后，担任了“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主任。在3年的时间里，分6批完成了全县面上的社教任务。1965年，社教“二十三条”开展极左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导致全县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左倾”思潮。1966年8月，县长吴泽宗和县委农工部部长余廷柱组成两支100余人的工作队，参加南康县凤岗公社和三江公社的第三批社教运动。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至此，定南县历史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终止。 1975年9月，余廷柱调到天花公社任党委书记。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十个年头。10月，县委书记朱彰到山西省昔阳县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书面报告》。11月，余廷柱带领天花公社乡村干部在县城参加定南县“苦战五年建成大寨县动员大会”。1976年8月组织生产大队支书前往昔阳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一场“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面展开，改河造田、挖山变田、平整农田、改造低产田及水利工程建设在各社、队迈出新的步伐。比如，天花营下岗的改河造田，河里井水电站建设，群众战天斗地的干劲，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春风吹遍定南大地，广大干部群众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从此，定南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8月，余廷柱补选为中共第五届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1980年12月，余廷柱在中共定南县第六届代表大会中选为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光荣当选为人民政府县长。从此，余廷柱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新征程，谱写了他人生最为珍贵的新篇章。 四、农民县长写丹青
“你怎么会是县长？”一个农民疑惑不解地问道。余廷柱当县长后，就遇到过以“衣貌取人”的农民。
余廷柱在就职县长期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尤其喜欢融入到百姓当中，一起与百姓劳作，倾听百姓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因此在大多数的时候，他都表现得不拘小节。一次，由于准备召开会议，余廷柱刚从田里回来，还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衣物，就被工作人员告知，有位老农前来找他。本着当官为民的原则，余廷柱便直接让工作人员，将那位老农请进来见他。可是当那位老农见到余廷柱时却一脸诧异。在他心中，一县之长就算不穿的光鲜亮丽，最起码也是高人一等的样子。再看看余廷柱当时的样子，缝缝补补的衣服、破旧的裤子、鞋子，这身穿着打扮，还不如他一个老农。
他当时便觉得，是县长不愿意见他，让工作人员随便找个人应付他。于是他高声喊道：“我要见的是你们县长！我有事找他解决！”顺便还伸手撇了撇余廷柱。看到气愤的老农，余廷柱非但没有被轻视的恼怒，反而哈哈大笑，接着说道：“老同志，没搞错，我就是县长。”老农听后瞬时就愣在了那里，又看了看一脸憋笑的工作人员，诧异道：“你怎么会是县长？”在得到余廷柱再三肯定后，他才开始反映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余廷柱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他平日里的作风太过朴素，丝毫没有一个为官者的“气派”，致使许多人第一次见他，都觉得他只是一介平平无奇的农民。 为官者典范。勤俭、清廉，不仅是余廷柱对于自己的要求，他更是时刻保持着这样的心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人。下乡调研，走村串户是余廷柱在当县长后依然保持的一贯作风。每次到农村时都轻车简从，自带钱粮，与群众打成一片，无论在乡政府或农户家，他都自觉缴交餐费；有时错过餐点，就在小商店买点饼干将就一餐。有时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太苦了自己，余廷柱总是笑着说：“现在国家和百姓还不富裕，艰苦奋战的作风我们永远不能丢。”
余廷柱一共五个孩子，他与妻子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一向是一碗水端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丝毫偏袒不说，连给孩子们买的东西，也是一样，每个孩子都有。最重要的是，他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教育她们，不要因为父亲的身份就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孩子们都很听话，也很争气，从不打着我的旗号走关系去求人；无论升学、工作、入党，还是婚姻、家事等都全靠她们自己努力，后来她们一个个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了属于她们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余廷柱当县长之后，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元，一家老小，都指着他的工资过生活。因此那个时候的他也从不铺张浪费。虽然有许多人争着、抢着帮他提高生活水平，但是他却一律拒绝了。在他心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不为人民服务，反而还要贪图享受、损害群众利益，那么他与那些当初他所敌对的人，又有何区别。时至今日，这种靠自己努力，勤恳做事、踏实做人的良好家风，一直延续在他的子孙后辈中。余廷柱一生清廉节俭、堪称为官者之典范。

为民办实事。1980年10月，还在武汉华中农学院学习的余廷柱，得知他当选为人民政府县长的消息后，既感到光荣，又感到身上的责任重了。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余廷柱在当选县长后，马上在全县实行分田到户的政策，让全县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极大红利。在分田到户的实际工作中，余廷柱不但要考虑大政方针政策，还要考虑农民如何分田，田的实际面积、好差、远近，各家各户耕牛、农具、晒场等细节的问题。那段时间他不光是指挥者，还是实践者、协调者。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仿佛闻到了泥土的芬芳，仿佛看到了丰收在望，一下子来了精神。全县粮食从1980年的800多万斤到1983年增产到1060多万斤。1983年，在“三定”（稳定山林权、划定社员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和“两山并一山”（责任山、自留山合并）举措下，实施包山到户，进一步让全县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年，全县活立木蓄积总量达3885810立方米，人均达25立方米，超过全国人均10.5立方米的水平。使昔日的荒山变成了林山，砍山变成了护山，穷山变成了富山。

余廷柱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忙工作。为党为群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他最幸福的事。在他担任县长期间，到地震灾区三亨、老城安置受灾群众，到柱石调解两姓矛盾纠纷，到新城农村指导杂交水稻制种，到龙塘林场规划发展，到三亨丰背、溪尾、鹅公上桂革命老区走访慰问，到岭北山区访问困难群众，到工矿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到工人农民军烈属家中送去党和政府的关爱……许许多多道不完、说不清的百姓家长里短，如九曲河水缓缓流过余廷柱的心田，也流进我的脑海，让我思绪万千、夜不能寐。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84年2月，余廷柱从县长的位置退下后，做到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余老离岗后，继续担任了定南县人民政府顾问，兼任县矿业领导小组组长。1992年5月，余老正式退休。1984年8月开始还担任了定南县老年人体育协会顾问、县老年体协主席。2014年1月至今，还担任了荣誉主席。
在2006年1月开始兴建县第二代老年活动中心时，余老担任工程总指挥。从选址、整地、到筹资、施工，他风里来雨里去，呕心沥血，不辞辛劳，通过一年半的努力，于2007年6月建起了一个占地7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多平方米的大型综合性老年活动场馆。工程竣工后，余老累到在医院，一住就是十多天。此外，余老在担任县老年体协主席期间，还指导帮助40个县属单位、7个镇、1个街道、6个居委会、113个行政村成立了老年体协，创建了29个老年体育示范村（社区），协助组建了40支门球队、30支气排球队、40支地掷球队、10支军鼓队、30支腰鼓队、20支文艺队，拳、剑、操爱好者达5000余人，活动场所总面积达9600多平方米，为全县老年人事业的发展书写了一幅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壮美诗篇。
从退休到如今的30多年岁月里，余老依然保持着他一腔热血，奔波在他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在余老的带领下，县老年体协一跃成为江西省、赣州市的先进县，其本人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老年体协主席、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全县离退休十佳干部、“十大标兵”、五好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不断书写着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书写着他从挑夫到县长的铮铮誓言。
离开时，余老望着天边的一抹彩霞，心中思绪万千，赋诗一首：岁时无悔随风去，多少往初难忘怀。百事艰辛凌云志，赤胆忠心壮河山。青春伙伴还存几，碧宇孤飞一鹭鸥。九十有余仍放歌，夕阳依旧照高台。听罢余老吟诗，我心中充满感动、敬意，在依依不舍中向他挥手告别，心向远方。
约稿2024年12月刊发《三角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