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庄（六）

杨庆民

　　“ 呜，呜……”，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离开家乡, 去远方的大学。

说“踏”上火车，好听点。准确的说，我上车根本没通过车门，而是从窗子爬进去的。

县城火车站位于陇海线上，这里通过的火车都是大站发来的过路车。因为站小，快车不停，只停慢车，停靠时间也非常短。

车少，人多，时间紧，加上县城出远门的，农村人多，大都扛着大包小包，行动缓慢。仅靠从车门上车，等车的人不可能全上去，最后总有一些人被挤不来。

我是和几个考进同一所大学的老乡一起走的，这样，路上好有个伴，互相照应，家长也放心。出发前早就打听好了，上火车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从窗子爬进去。

所以，车一靠站，我们几个人就马上围住一个车窗，抱腿的抱腿，掀屁股的掀屁股，先把一个人“撺”进车里，然后他再拉其他人和行李。等最后一个人的腿刚收进窗户，车已经启动。

惊魂未定的我们看着被踩的乱七八糟的桌椅，怕激起众怒，赶紧忙不迭的给大家道歉！

车上站着、坐着、蹲着的，哪哪都是人，行李架上的包裹也挤得压摞摞，好不容易找个空档把包袱塞进去，终于可以长喘一口气了。

火车在慢慢加速，窗外的树开始还一棵棵清晰地向后倒，后来就一掠而过，看不清了。

看来这次我真的要离开家乡了！看着远方逐渐移动的建筑，渐行渐远，心中有失落，有惊喜，有迷茫，仿佛还有点无助，五味杂陈！

在县城上高中这三年，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也不在村里，但是却从来没觉得和杨庄有什么距离。假期回到家，村里人也没把我当外人。

尤其是儿时的伙伴，初中毕业后，都在家务农呢，见了我，亲的不得了。晚上喝过茶，马上凑到一起，一打扑克就是一个通宵。

但是，这次真的不同了，我考上大学了。在当时，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要脱离农村了。

果不其然，派出所很快就给我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不久，又赶上大队动地，我的一亩三分地也被抽走了。

村里人提起我来，说话也不一样了。本家爷们说，以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搁以前就是官，这是祖宗显灵，祖坟上冒青烟了！邻居也都说，这孩子打小就和人家不一样，长大还真不吃家里馍了！

离开杨庄的时候，村里的父老乡亲来给我送行。有弯腰如虾米的驼背大爷，也有一挪二指远的小脚奶奶，有怀揣大枣的婶子，也有送枕套的大娘。那枣是鲜的，枕套是新的。

娘生怕我路上饿，把鸡窝里攒下的鸡蛋，都给我煮了带上，说是穷家富路。我舍不得吃，都打在包袱里。

火车开了七个多小时，然后又转汽车，我把鸡蛋原封不动地扛到了学校。直到过几天以后，鸡蛋要变味了，才赶紧吃掉。

上大学以后，回杨庄的次数就更少了，一年半载才回一次，也都是在寒暑假。

正因如此，我也就愈发珍惜每次回家的机会，放假从来不和同学出去游玩，都是直接回家陪父母。我姐说，只要母亲知道了我放假的时间，她提前几天就天天掰着指头算，如果放假当天我到不了家，她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母亲还担心我在外久了，回来以后说话南腔北调，惹村里人笑话，所以我每次回老家进村前，都会自觉把口音调回到杨庄的频道。

果然，我一进村，一口流利的杨庄话一出，立马引来了村里长辈老人的啧啧称赞，说：“你看看人家这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出去好几年了，回家后口音一点也没变，不忘本”。这时，母亲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当然，进村的时候，我也不忘在口袋里揣上几盒烟，只要见到村里的成年男人，无论长辈、平辈还是晚辈，都要递上一棵。爱抽烟的奶奶大娘，也都少不了。

这些烟都是我从上大学的城市购买的，价格不贵，反正村里人也没见过，主要图个稀罕。

村里人无论会抽不会抽的，都赶紧接住，抚摸着过滤嘴，仔细地瞅着，再拿鼻子闻闻，开玩笑说，这烟不孬，连过滤嘴都是镀金的，得好好尝尝。

三爷抽了一辈子烟袋锅，抽不惯卷的烟，嫌没劲，接过后小心翼翼地别在耳朵上，一会拿回家，保存好。

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了，他都会一边给人让茶，一边颤巍巍地拿出我送给他的烟谝谝，说：“这是我上大学的孙子放假回来的时候，从外地给我带的高级烟”。

　　尽管那烟已经发霉长毛，明显过期了，他也舍不得扔。在他心里，那可是孙子的一片孝心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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