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天气好游玩，率弟子参观永乐村礼部尚书李端棻陵园及水田村唐将军陵园等记录

贵州康煜邦（岁月如歌）

清礼部尚书李端棻墓

李端棻墓位于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松山小阜半坡上，坐西向东，封土直径11米，高2.5米。墓前石碑刻“诰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显考李公字苾园之墓”。1987年该处被公布为贵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贵阳市人。清同治二年进士，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礼部尚书之职。“戊戌变法”的支持者，失败后被流放新疆，中途被放回贵州，主讲经世学堂，著有《苾园诗存》一本，善书法。

墓地概况: 李端棻于1907年卒于故里贵阳。其墓坐西向东，圆形土堆墓，封土直径10.4米，高1.9米。墓碑红棉石质，碑高2.05米，宽0.93米，厚0.22米，赑屃托碑，惜头部已毁，仅存残身。阴刻行书：诰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显考李公字苾园府君之墓，宣统元年闰二月榖旦，男葆忠、孙性良、心良、志良奉祀。墓碑有檐盖，左右两侧有阴刻行书石柱联：“苍松翠柏千年邑、知水仁山万古城”。

1987年5月，贵阳市文管会将此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李端棻见证了晚清“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墓地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2

人物简介: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20岁补博士弟子员，29岁中进士，入翰林，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内阁学士，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因文学而受清同治、光绪两朝知遇，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主考广东乡试时，十分赏识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与梁结成亲密的郎舅关系，并与戊戌维新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甲午战败，他痛感中国国势孱弱和实用人才乏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改革专习考据、词章、帖括的旧式书院，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在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州府县遍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李端棻的这一奏请，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并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

李端棻从政后，敢于维新，敢与顽固派斗争，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的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96人，几乎占六分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前，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称其“堪大用“。变法时，李端棻积极参与，梁启超说，当时“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一人，就是指李端棻。光绪帝将其破格擢任为礼部尚书，大力推行新政。

“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而告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当了两个半月礼部尚书的李端棻则被革职流放新疆，中道滞留甘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原籍贵阳。

李端棻回原籍后第二年，贵州巡抚聘他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当时，学堂在贵州出现不久，仍保持着书院的月课制度。李端棻觉得，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萌芽新政要推行”，自己有责任充当西方新学的传播者，就慨然以奖掖后进，开通贵州风气为己任。他在主持月课时，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阐发西方民权、自由思想，将卢梭与中国的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学生闻所未闻，哗以为怪。他耐心讲解，并向学生传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书》。讲课之余，他又在贵阳王家巷（今勇烈路）私宅，招集学生讲学，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李端棻是清末向贵阳人民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第一人。李端棻的行为，遭到当时贵阳守旧的士大夫的诽谤，未及一年，他即离开经世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他联合士绅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至雪涯洞，改设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所学堂改称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学堂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今天贵阳一中的前身。他年过古稀之时，步覆艰难，仍时而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校，并尽力捐款助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他自己没有儿子，从弟端榘子葆忠嗣，由继子李葆忠将他葬于贵阳大关口。

李端棻遗有《苾园诗存》一卷，载于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这集子收集了他的诗约百余首，主要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数年间写的，少数几首是旧作，由他的表弟何麟书记录提供。这些诗都是七言律诗，多是感时抒怀、咏物、记事、酬答之作，是他人生最后几年的生活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历尽坎坷，但政治思想仍然趋向维新。

参考资料:

[1] 李端棻墓·贵州省文化厅 [引用日期2012-08-15]

[2] 清代名人李端棻墓·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政府 [引用日期2017-05-31]

[3] 李端棻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将在贵阳举行 ·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7-05-31]

中国近代教育先驱——李端棻

文/中国社会科学网

为了弘扬近代教育先驱李端棻先生的教育思想，2018年，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成立，在南明区永乐乡永乐二中内，还设立了李端棻纪念馆。每到清明时节，不少学校会组织学生去李端棻墓扫墓，缅怀革命先烈……对于贵阳人来说，为近代教育作出诸多贡献的李端棻先生并不陌生。

　　李端棻，贵州省贵阳市人，清末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戊戌变法领袖、北京大学首倡者。

　　1833年，李端棻出生于贵阳勇烈街李宅。因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学习上得到舅父何亮清教诲；初学有成后，随叔父李朝仪继续学习。李端棻勤奋好学，学业精进，1862年顺天府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



　　1872年，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当时云南政局不稳，文教事业凋敝，他跋山涉水，足迹遍滇，认真考核各地生员，经多方促进，使得云南文教事业大有振兴。

　　1889年，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梁启超以“熔经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受到李端棻赏识，不仅录取了他，还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为妻，成就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李端棻一直致力于振兴文教事业，为国家培养、选拔优秀人才，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奏请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首都设京师大学堂，即如今的北京大学，省府州县设各级学堂，开设外文、算学、天文、地理、外国历史等课程；还建议设藏书楼（图书馆）、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等。李端棻这一奏请被光绪皇帝降旨允准，付诸实施，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流放新疆，充军途中遇赦，于1901年回到贵阳。1902年，李端棻与友人在贵阳次南门外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现在的贵阳学院）。1905年，李端棻联合贵阳士绅将设于贵阳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址，并改名贵阳中学堂，也就是现在的贵阳一中。

　　1906年10月，李端棻与唐尔镛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推动了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1902年到1910年，贵州全省共创设各类学堂683所；其中小学堂655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实业学堂3所，高等性质学堂6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武备学堂等。

　　1907年11月，李端棻在贵阳逝世，终年75岁，继子李葆忠将其葬于贵阳大关口，今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境内。

　　纵观李端棻一生，虽历经风雨，为局势所困，但他的付出和努力没有白费。戊戌变法失败，却启蒙了民众思想，推动近代社会进步；在他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学堂，也为我国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推动了社会发展，值得后世所铭记。

作者：吴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贵州新学领路人李端棻

□赵青 钟子易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倡者、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堪比庐陵的教育家、贵州新学领路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云南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仓场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免返乡的李端棻已68岁。1903年4月25日的天津《大公报》载：“又云闻原任仓场侍郎李端棻，因戊戌被谴，现已回原籍，介然一身，清苦异常，并闻前曾函致其各门生之爲京官者，恳集资助之言，颇凄楚云。”回到家乡的李端棻已是一无所有，生活清苦。但他依然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得到地方民众的景仰，更得到地方官员、士绅的敬重。他主讲经世学堂，撰写《普通学说》，领导地方士绅创办新式学堂，壮心不已。他是坚定的维新者，以宣传新思想、推动维新变革为己任，屡挫屡行。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毕其一生之力。从1901年返乡到1907年辞世，李端棻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是贵州新学领路人。

主讲经世学堂　传播新学开民智

1901年，刚回到贵州的李端棻立即得到时任贵州巡抚邓华熙的关照，力聘他出任具有维新传统的经世学堂山长。经世学堂的开办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在全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贵州学政严修率先改革学古书院，中学西学并重，增设了算学、英语等课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将学古书院改称经世学堂，增设了全新的格致课目（物理与化学）、《中西算学大成》《微积须知》《形学备旨》（几何）《八线备旨》（三角），以及《万国公法》《读西学书法》《盛世危言》《海国图志》等，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端棻主讲经世学堂，淡泊名利的他拒绝了“山长”的头衔。他仍坚持自己的维新主张，以“开通风气、推行新学”为己任。他的教学是全新的近代思想、人文教育，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讲课之余，他在王家巷私宅召集学生讲学，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此时的贵州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对外界的维新浪潮知之甚少，难以理解维新思想。李端棻的行为不被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理解，贵阳街头开始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虽然推进新学困难重重，李端棻仍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他作诗言志，指出“政策群谋胜独谋”，慨叹“千年压制少人知”“奴隶心肠成习惯”，表达自己坚定不移传播近代思想、推进近代教育的决心，“山有愚公定可移”。

守旧者们的声音掩盖了李端棻发出的新思想的声音，他们用各种方法阻止李端棻继续传播和推行新学。不到一年，李端棻辞去了经世学堂讲习之职。但他仍初心不改，活跃在贵州的政治、教育舞台之上，期待贵州后辈英才崛起，他日能得睹现代文明之实现。李端棻作有一联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

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撰写《普通学说》　启蒙贵州学子

贵州地处偏远，推广新学困难重重，但李端棻注意到多数家乡士子并非不想学习新学，只是因道路阻隔、信息闭塞，没有获取新学的途径，从而导致“人民知识之程度最低，学者多不知‘普通’为何？遑论其他乎？”他认为普通学是新学的基础，因此决定撰写一部向贵州民众普及普通学说课程的书籍，“竭其所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以此培养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撰写的经世学堂讲稿，全书约一万字。在《普通学说》中，他指出，普通学是“为学之最初一步”，是学习新学的基础。李端棻认为要进行维新启蒙，首要工作在于怎样定课程，“起点如何定课程”。《普通学说》列举了普通学的16门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地文、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法制、经济、伦理”。学好普通学后才能学习专门课程，“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而高”。他介绍了一些学好普通学之后学习的课程，“如哲学、宗教、心理，国家社会或未普及于学校。至如农工与商，又为实业之学，其本亦在博物、理化、经济之中。自此之外悉为专门之学，实业与专门皆普通学成后之一步，故不繁列”。

值得注意的是，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取消了经学，因为他认为经学作为“穷理之学”，非此时国家所急需。他在《普通学说》中指出读书分两种：“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探其未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穷理”的目的是要胜于人，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但当今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所急需的是能够赶上他人的“救时之学”，“断不可缓，亦不可少”，而“穷理之学”并非此时国家所急需。

不设经学课程，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是极其激进的。即便京师大学堂，乃至遍设各地的各种新式学堂，经学都是基本课程。陈寅恪先生认为清光绪朝的维新运动，维新人士可分为激进和稳健两派，李端棻属激进派，而陈宝箴属稳健派。

《普通学说》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创办新式学堂　引领贵州教育近代化

李端棻是最早正式向朝廷提出系统变革近代学制之人，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建议：“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省、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省学选诸生二十五年以下者入学……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这推动清政府“有意引入近代学校制度，建立全国规模的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近代学校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变革的基石。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最早由国家正式颁布的学制章程，但未能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癸卯学制》的推行，直接导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中国教育实现了“从传统精英政治教育转向近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和专业教育”。

回到贵州的李端棻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支持于德楷、乐嘉藻、李端楘、李裕增等发起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据《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规》，学堂的课程包括“东文、物理（即格致）、化学、博物学（动物、植物、矿物）、万国历史、中国历史、万国地理、中国地理、地文学（兼天文）、生理学（即全体）、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学大要、经济学大要、国际公法大要（即交涉）、教育学、体操术、图画学、课外讲演”等。学堂教材皆经日本编订，聘任日本教习。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品行、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等十二门”，采用的教科书是其他省份编印的教科书或用教员自编的讲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举办三期后停办，前公立师范学堂学生、李端棻之养子李葆忠与同学李德晖、孙济宽、尹克襄、李良佺等，一起创办贵阳自励中学堂。李端棻一如既往支持新学堂的创办，欣然应允担任国文教授。学堂各学科仍聘前师范学堂教员，其中包括日本教员。

筹备贵州教育总会　普及贵州新学教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同年夏，贵州学务处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继而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贵州人张朋园认为，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幸得学政严修主持创办经世学堂于先（光绪二十二年），乡绅李端棻广设学堂于后（光绪三十一、二年），思想渐次输入，人才始起”。据张羽琼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850所，其中，小学781所，中学15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31所，实业学堂13所，高等学堂10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辞世。临终前数月，虽已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临终前一日，他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

【本文系2023年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黔学”重点学科建设（ZDXK2023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