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原州（范仲淹西北御敌七州之五）

范矛一

刘文戈 作者刘文戈先生简介：甘肃省庆城县人，西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庆阳县政协退休。民族民俗文化学者，著有当地民族民俗文化著作二十余种，又任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著有范研专著《范仲淹知庆州》，《范仲淹戍边》等多部。
《范仲淹与原州》是刘文戈先生撰范仲淹西北御敌所历七州的第五站。

(镇原县北山顶上潜夫亭)

摘要：范仲淹守边时，十分关注原州。他举荐蒋偕守原州；建议朝廷修建古细腰城，以断原州境内的属羌明珠、灭臧、康奴三族与西夏勾连；将原州视为防御西夏边防线中一个重要环节，给予充了分重视。 范公守边，无论在延州、庆州，还是泾州、原州，都闪烁着他的民本思想和军事思想的光辉。
关健词：范仲淹， 原州， 防御西夏

宋时的原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镇原县。在近一千年前，一代名臣范仲淹守边时，就十分关注原州。其原因有三：
一、原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宋时，原州属泾原路管辖，是“极边小郡”、“最逼贼界”(《范仲淹全集•再奏乞蔣偕转官知原州》凤凰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559页。)它的西北部是镇戎军，东北部是环庆路的环州，是两路一军的接合部，容易为西夏军队选为攻击的对象。一旦接合部遭到攻击，就会危及邻近几个州，所以范仲淹在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不能不考虑他的右翼的安危。
二、在原州北部与庆州、环州三交界处生活居住着明珠、灭臧、康奴等几个桀骜不训的羌人部落。他们时常作乱，并与西夏相勾连，为害边界安宁。据《镇原县志》载：“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四月，原州所属羌族反叛，杀死环庆都监赵士隆。后遣使招抚，羌众内附。”(镇原县志编辑委员会：《镇原县志》（内部出版）1987年4月版1204页。)又载：“宋时属羌撒捕渴叛寇原州柳泉镇、环州鹁鸽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疑与赵士隆为同一人)战殁即此。”(同上第811页)由此可见，这些羌人部落不可小觑，范仲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庆历二年(1042年)十月，范仲淹上《论明珠灭臧二族不可攻奏》中说：“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尝已丧师。平时犹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范仲淹全集•论明珠灭臧二族不可攻奏》第697页。) 明珠、灭臧、康奴三族居地究竟在何处？《镇原县志》
(十八岘行政村一角) 上说，大体在今县北八十里的十八峴行政村。2012年10月份，笔者偕同陇东学院教授马啸、齐社祥等去此地考察。十八峴位于孟埧镇北，是一条从孟埧塬北部由西向东伸展的山梁，大约有10多里路长。山梁由许多崾峴相连的山岇组成。有多少崾岘？未数过，最少也有18个之多，因为十八岘就是十八个或更多的崾峴。崾峴是黄土高塬上常见的地形，为水土流失所形成，酷似人的腰，是山梁最低最窄的地方，有的崾峴仅能走过一人一马，形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一个崾峴尚且如此，18个呢？所以范仲淹在奏书上说“道险，不可攻”。十八峴东头山下就是柳泉镇。
(柳泉镇遗址) 镇城在蒲河的西岸一个不太高的台地上，西依山，三面环水。据说城西凿有一条山洞，沿山南的一条沟深入5、6里之地才有出口，当城被围攻即将被攻破之时，人员可通过这条洞撤离。这里就是羌人战胜宋军、宋军两员大将战殁之地。柳泉城至清时，都住满人家，在民国以后，人户逐年減少，现城内仅有两户人家。上世纪七十年修建309国道线，将城切为东西两半。
三、随后原州成为范仲淹职权管辖的一个州。庆历二年十一月，范仲淹调往泾原路，复置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范公与庞籍等分领之，与宋另一大臣韩琦开府泾州，成为泾原路的最高军事统帅。范公脚勤，每到一地，都要下基层廵视，了解下情。他在调任庆州后，第一件事就是“至部即奏行边”(（元）脱脱撰：《宋史•范仲淹传》卷三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7页。)这次到泾原路，虽然没有明显的文字记载其到过原州，但按他的行事规则推断,他是来过原州。再从《再奏乞蒋偕转官知原州》一文的后尾小字写：“兼在环、庆州界点集，添得蕃部一万八千余人”(《范仲淹全集•再奏乞蔣偕转官知原州》第560页。)由此看，他此时已到泾原路任职，与环、庆二州为界的只有原州，可见他是到过原州，所以他对原州不仅仅是关注，而是直接管理了。
从以上分析看出，范仲淹与原州有着直接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为原州干了两件大事。
一、他与韩琦联名奏请朝廷，调蒋偕任原州知州。范公爱才，积极网罗人才助其守边。他在环庆路和庆州任上，三次上奏，调熟悉边事、为羌人信爱的种世衡任环州知州，为其独当一面，防守住庆州的西北通道。这次当他得知朝廷调蒋偕为北作坊副使知泾州时，上奏朝廷，建议将蒋偕升为正使，转知原州，防守住泾原路的正面山区，使其“镇静”，而他可与韩琦专心致志地经营西北面大川的防务----泾州向西的川道的防务(西夏军多从此路进入)。他在上奏书中写到：“臣等窃见泾原路西北有镇戎军并山外城寨，及东北有原州，最逼贼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灭臧、康奴等蕃部，常与西贼相连作过，最为强恶。若原州一面镇静，則本路只御捍西北一路，易为兵力，所以原州须要用心官员在彼。昨来臣某为睹朝廷降敕，差北作坊副使蒋偕知泾州，遂乞与本人转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项一面蕃部。寻奉敕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转官资。缘本人自袐书丞制置青白盐使，相次该磨勘。又差遣合入提点刑獄，兼是准诏敕举换右职，即与近下差遣袐书丞自乞换右职人不同。况泾州是近里节镇，原州是极边小郡，比为藉其才干，非有过犯虚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过半年，州界蕃族别无骚动。伏望圣慈特与转一正使，依旧本路驻泊都监、知原州。臣范件淹，臣韩琦。”(《范仲淹全集•再奏乞蔣偕转官知原州》第559--560页。)奏言的前面意思很清楚，中间在“寻奉敕”句以下是说：按任官的规定，蒋偕因资历较浅，仅任过袐书丞、计置陕西钱粮、沿边计置青白盐使等职，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勘”，即任提点刑獄等职才能升为正使，但范公认为泾州是“近里节镇”，即第二线，已有他与韩琦在那里，再任一知州，造成官员扎堆现象，浪费人才，所以建议降格提拔蒋偕，让这位“用心官员”去战争第一线的“极边小郡”任职，以“藉其才干”，管理好境内的羌人。朝廷同意了他与韩琦的意见。
蒋偕，字齐贤，华州郑县人。幼少年时很贫穷，但立有大志。考中进士,补韶州司理参军，以祕书省著作佐郎为大理寺详断官。密州豪人王澥使奴杀一家四人，偕认为王澥及其奴都应判为死罪，行大辟(死刑的一种)，宰相陈尧佐想宽释对王澥的判决，审刑院宋庠与蒋偕持之原判并不顺从宰相的意见，由此蒋偕天下知名。陕西用兵，数上书讨论边事，迁祕书丞通判同州，计置陕西钱粮，逾年为沿边计置青白盐使。用庞籍、范仲淹推荐，改北作坊副使、环庆路兵马都监，历知汾、泾二州，徙原州。边民苦于属户(即属羌、熟户)为钞盗，偕捕得数辈，腰斩境上，盗为息。迁北作坊使兼本路钤辖。明珠、康奴诸族数为寇，偕潜兵伺之，斩首四百，擒首豪，焚帐落，获马牛千计。(（元）脱脱撰：《宋史•蒋偕传》卷三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6页。)由此看来，范仲淹举荐蒋偕改知原州的意见是对的。
二、范仲淹命环州知州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合军在原、环二州边界上修建了葫芦细腰城，阻隔了明珠等三族属羌与西夏的联系，维护了原、环二州的安宁。范仲淹在他为种世衡撰写的《东染院使种君墓铭》中说：“惟环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灭臧、康奴三种，居属羌之大，素号强梗，在原为孽，寖及于环。抚之，很不我信；伐之，险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间有古细腰城，复之可断其交路。”(《范仲淹全集•东染院使种君墓铭》第312页。)修复细腰城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多次向朝廷提出建议，但迟迟落实不了。在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时，命令环州知州种世衡与原州知州蒋偕合军抢修细腰城。“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会偕于细腰，使甲士昼夜筑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虏中，以计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抚之，俾以御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从，君之谋也。”(同上)这句话说清楚了为什么要修细腰城、修城的过程及城成后发挥的作用。那么此城在何年何月修的？据(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庆历四年“十二月，公议筑古细腰城，檄知环州种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干其事。又檄偕筑大虫堡。”（《范仲淹全集》第748页。）又据(宋)范之柔《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载：庆历四年“十一月初五日，知原州蒋偕状申细腰城修筑已完，须藉土兵守御。公扎与泾原路，土兵充细腰城，就粮振武蕃落指挥。”(《范仲淹全集》第782页。)庆阳气候农历十一月以前修城还能取土，在农历十二月修城，地冻土硬，已不可能，范之柔的记载是符合事实的。细腰城原归原州管辖，《范文正公年谱补遗》：“庆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拨细腰城属环州。”(同上)
另外，庆历二年闫九月，葛怀敏所帅领的宋军兵败定川堡，范仲淹率军自庆州出援危在旦夕的渭州、泾州。当时“西贼寇镇戎军（今固原），官军不利。公牒知原州景泰等，令六头项下军马会合相度，拣选精兵三二千人，夜袭蕃寨。探候山外贼马回时，即多出奇兵，夜间或侵晓，伏截冲击，收救人民，仍戒约不得脱剥被虏人户人物。公又恐诸将贪功，一面急去追袭，被西贼设伏兵，更落奸便。又牒景泰等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贼先伏兵，即便就高驻扎，别选敢死之士多作头项先去掩击，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贪小功小利再有疏虞，以副朝廷之意。”(《范仲淹全集•西夏寇镇戎军》第823页。)范公密切关注原州，并直接管理有关事项，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军事思想。
一、范公具有全局观念。虽然范公仅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但他眼观的是宋夏整个边界，深知一处出事，整个边界都会被牵动。所以他不仅操心环庆路各州、各地安危，而且将目光不时移向邻路、邻州，关注着那里的安危。正因为有这种思想，他密切关注近邻原州就毫不奇怪了。庆历二年闰九月，葛怀敏兵败定川堡，西夏军常南下骚扰宋境，兵民深受其害。按规定，宋军调动要通过朝廷枢密院，他的好友尹洙就因为自庆州发兵往援而被弹赅贬官，前车在前，但为了应急保境安民，范公不畏被弹赅处罚，毅然从庆州发兵往救，而且发牒调动原州的兵马出援。这不但体现了他的全局思想，而且不顾就自身安危而力行之。范公指挥、处置十分精当。范公本为一介书生，虽然以前熟读兵书，但未有战场经历。当他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自荐守边时，仅经过不到两年时间的历炼，便熟悉战场状况，掌握了守边的谋略，可谓天才军事家。如他对原州境内三个属羌部族的认识就很深刻：1、他们与西夏人同为羌人，同族相近，经常作为内应，相互勾连，作乱宋境，是宋境一大隐患。2、三个部族民风强捍，素号强梗，桀骜难训，不守信用，容易造反作乱。3、三族居地在两路三县交界处，且地形复杂，易守难攻。针对这种状况，他建议朝廷不能强攻拔除，只能采用修城筑寨的办法，隔断三族的外援，逐步瓦解，变害为用。实践证明，他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另外他对原州知州景泰出援的指示信中申戒诸将不可贪功、盲目追袭、“更落奸便”的作法，与他修大顺城时的攻战如出一辄。因此，谏官欧阳修言：“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边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余靖亦奏，言范仲淹号为最晓边事。(《范仲淹全集•韩范备谙边事》第821页。)范公在庆州作《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诗以言志。诗曰：“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范仲淹全集》第102页。)裴度，唐宪宗时的宰相，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督师攻破蔡州，擒吴元济，河北藩镇大惧，多听命于朝。
二、十分关心兵民的安危。范公具有很强的民本思想，虽然身在边疆，面对时刻发生的战争，但他以兵民生命为重，尽可能减少战争，避免兵民的无谓伤亡。他安抚明珠、灭臧三族，就是不让他们内乱，营造边界和平安定的环境，保护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在给景泰的指示信中，两次强调出兵救援的目的“只以收救人民”；他向将领强调用兵要侦察掌握敌情、运用智谋，珍惜士兵生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同时要善待俘虏，他们也是无辜的人民，这与他一贯善待羌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范公守边，无论在延州、庆州，还是泾州、原州，都闪烁着他的民本思想和军事思想的光辉。
左起陇东学院马啸老师 作者刘文戈会长 陇东学院齐社祥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