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时光隧道——中国国家博物馆

养君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它的前身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明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博物馆拥有143万余件藏品，涵盖古代文物、近现当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 2024年10月31日，幸运的预约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参观劵（11点～13点半）与先生两人乘坐地铁一号线在天安门东站下车，前往国博参观。还没出地铁站就开始了第一轮的安检，排队进到馆内进行了第二轮堪比登机还认真的安检，这阵势让旁边一位老哥直接晕了，我估计他是太紧张啦。 “古代中国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鹰形陶鼎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公元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雏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是国博的元老级的藏品。 涡纹彩陶罐 是马家窑文化（属于距今约4700—4300年的半山类型）标志性的作品，被誉为彩陶界的王者。罐身绘有四个大旋涡纹和八个小旋涡纹，下面还绘有粗大的水波纹，生动展现了古代先民对黄河水湍急汹涌的写照。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裸体浮雕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彩陶壶集浮雕和绘画于一身，此件彩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上面堆塑的裸体人像，是彩陶器上首次发现这种浮雕人体全身像。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至前2000年)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手，头向右看，动作一致，生动地展现了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是我国最早的舞蹈图案之一（目前只有五件同时期的文物）。 鹿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9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鱼鸟纹彩陶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壶身绘鱼鸟纹装饰，首尾相逐环绕一周，鸟长颈长喙，头顶生翎，正衔住鱼尾，鱼拼命挣扎反抗，一副被动挨打的模样，画面借助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暗寓远古社会并存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因为鱼为鸟所制，表明此时鸟部族暂居上风，鱼部族的地位相对低落。 玉琮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1958年征集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玉龙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镂雕旋纹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大汶口遗址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幕，据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王武丁时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真正的国之重器，镇国之宝！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子龙”青铜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妇好”青铜鸮尊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冶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鸮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捭阖的附件装饰。鸮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作册般”青铜鼋 商代末年 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股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鼋肩、背共负有四筬，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井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鼋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妇好”青铜偶方彝 商王武丁时期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器底铭“妇好”二字，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 青铜瓿 虎纹青铜鎣 西周晚期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鎣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鎣”四字铭文。“鎣”是“盉”的一种别称，与盉的造型，纹饰、功能无显著差别，西周晚期鎣、盉常与盘相互搭配，用于祭祀，宴飨等典礼中的“沃盥之礼”。 “后母辛”青铜觥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贵。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双性玉人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 盠青铜驹尊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为西周时期的盛酒器 盠驹尊是西周时期写实动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也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驹尊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周时的马政和中国古代畜牧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证实了史籍“非子养马”即非子因善养马，受周孝王委任，在汧水、渭水交汇的地区主管畜牧，成效卓著，有功而受封等史料的记载。 盠青铜方彝，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 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 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食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龙虎纹青铜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四羊青铜方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青铜罍 西周早期 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这件象首耳青铜罍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 青铜面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王子午”青铜鼎(附匕) 春秋·楚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土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青铜冰鉴 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甘游”银匜 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传河南省洛阳市金村出土匜是水器。这件匜是锤揲技术打制而成的纯银器皿，底部刻有“甘脖”二字，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银制器皿。这件银器可能出自1928年被盗掘的洛阳金村古墓葬，这座古墓大部分出土文物被贩至国外，所出器物精美绝伦，学者推测此墓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室的墓葬。 彩绘陶兵马俑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战斗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 彩绘雁鱼青铜釭(gong)灯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5年于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舂米画像砖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四川彭县出土此砖上部是一座立在四根粗桩上的干栏式粮仓，左下部两人立在矮架上踏碓舂谷，右下部一人持桶倾倒已舂完的谷，另一人持双扇飏风除糠。关于谷物加工，汉代已有足碓、水碓和畜力碓的发明和运用。为了簸去糠秕以取得精米，西汉末年还发明了装有机械装置轮叶的扇车。此画像砖中使用的是足碓舂米的方式，即利用杠杆原理，足碓者扶在栏杆一头，借用身体下压的力量，起动杆头，达到舂米的效果;所用除糠秕的飏扇也是手工的。 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 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整块画像砖生动展示了汉代平索戏车的杂技场面，平索戏车是汉代流行的一种杂技，车橦在其中难度最大。 石天禄 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彩绘石骑马人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击鼓说唱俑 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此俑头上戴帻，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吊人青铜矛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矛为圆銎，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头梳棰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青铜枕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旋纹地上浮雕三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 陶武士俑、陶牛车 十六国(公元304年-439年)1953年陕西西安草厂坡出土武士俑与陶牛车是该墓葬部分随葬俑，武土头带盔，身穿铠甲，战马全身披具装，这是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俑的形象，甲骑具装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骑兵装备，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发展到重装骑兵阶段，鲜卑重装骑兵军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在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南北对峙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青瓷羊形烛台 东晋(公元317年-420年) 1976年江苏镇江出土瓷羊身上有几处深褐色斑点，这是两晋南朝时期瓷器出现的点彩装饰技法。一般先将褐彩涂绘在瓷器的胎体上，然后罩上青釉,再入窑高温一次烧成。点彩的面积不是很大，有的是在器物的口沿、肩和器盖盖面上加数点褐彩，有的是在器物的肩腹部用褐色点彩组成各种图案，还有的是在动物的重点部位点缀褐色斑点。这种装饰技法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使瓷器的色彩更显加活泼。褐色点彩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初期形式，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陶俑 西晋(公元265年-316年) 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于西晋县令的墓葬，包括骑俑，文吏俑、武吏俑等，继承了两汉时期随葬陶俑的习俗。该墓出土的7件骑俑中，有的马匹一侧有一个供上马使用的三角形马镫，这是中国使用马镫的最早实物证据。中国古代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无马镫，骑乘者上马费力，骑乘时要双腿夹紧马腹，马镫的出现改写了骑乘的历史。公元4世纪前期，单侧马镫逐渐发展为双侧马镣。马镫成为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便利上下。而且借助于马镫，可以让骑乘者保持身体平衡，便于控制马匹，减少体力的消耗。马镫的出现，为骑乘技术的发展和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基础。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1972年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三彩绞釉陶狩猎骑俑 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 1972年陕西轮县和德太子墓出土此俑右手擎鹰，左手持食，目光专注，神情逼真，马𩣑后置一猎物，唐代，放鹰打猎是一种盛行不衰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在唐太宗和唐玄宗时期，当时宫中大鹰坊里养看猎鹰，有隼、雕、鹞和苍鹰，许多来自域外的进贡。 舞蹈陶俑 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1951年江苏江宁李昪陵出土该俑高髻，脸部丰满，五官清晰，衣上罩云肩，袖口宽大，双臂左向、反胴而舞，李昪墓中出土数件舞蹈俑，与五代时期前蜀国开国皇帝成都王建墓石刻所见乐舞伎衣着大致初同。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唐代文物，1958年陕西西安唐墓中出土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高32-36厘米，骑马人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胯下的马膘肥健壮，其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整组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 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三彩黑釉陶马 唐代黑色釉，有“四蹄踏雪”之美感。釉色莹润光亮。马鬃修剪齐整，尾挽结上翘。马具齐全，革带饰方形花纹，似绿色丝绸包裹马鞍，其下一椭圆形、褐色圆点纹鞯及网纹障泥。该马体态矫健、膘肥臀圆，双目炯炯有神，头偏左微垂，神态悠然，为西域良马典型体态。唐三彩中蓝、黑色釉，因釉料成分在高温条件下呈色不稳定，故优质产品不多见。此雕塑与烧窑技术完美结合，堪称唐三彩艺术精品之佳作。 彩塑供养菩萨 唐（公元618-907年)甘肃敦煌出土此尊唐代菩萨彩塑造像由粘土模压，四肢内衬有木骨架，表面由石膏覆盖，施以彩绘和烫金，惜多已脱落。半跪的供养菩萨神情虔恭文静，造型严谨细致，气质端庄典雅，双臂已残，双手动作原或为双手合十状，充分表现了菩萨聆听佛法时，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较之前代，莫高窟的唐代塑像雕塑技艺有很大进步、身体比例适当，人物形象较有个性，面容丰满、庄严，衣着也更流畅。 鎏金铜观音造像 吴越 (公元893年-978年) 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音像风格迥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于岩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画家周昉在普陀落迦观音图像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分为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瓶的形象，多见于绢画。 黄釉陶胡人俑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绿釉鸱吻 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陵出土这是殿堂正脊两端的装饰物，呈龙首鱼身状。党项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属羌族的一支。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政权。现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就是西夏皇帝和陪葬大臣们的墓地，内有帝陵9座、陪葬墓250余座、陵邑1处。西夏陵出土鸱吻有琉璃、灰陶两种，造型与此同。汉以前宫殿的正脊两端高高翘起，似凤鸟展翅，名“鸱尾”;唐代鸱尾造型逐渐突出吻部，张开大口吞咬屋脊，多名“鸱吻”。宋代龙首鱼身、张口吞脊的鸱吻形象被固定下来。西夏陵出土鸱吻与同一时期河北蓟县独乐寺辽代山门鸱吻、山西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金代北鸱吻均属同一类型。 托盘侍女石刻 木雕观音像 铜壶滴漏 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铜壶滴漏是我国古代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整件滴漏由四个铜壶组成，分别是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壶壁分别铸太阳图、月形图、北斗七星图、八卦图。使用时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在日、月、星壶的底部各有一个出水的龙头。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铜尺前放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称作浮舟。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水滴入星壶，星壶上部有一个小洞，如果月壶滴下的水多了，多余的就会从这里流出，使星壶的水量保持恒定，以便均匀地滴水给受水壶。受水壶中的水逐渐增加，浮舟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以观看时间。 皇史宬“金匮” 明清时期(1368-1911)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石室是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神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匮”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 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实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为宝训)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 金匮存放于皇史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裹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数量的黄金，主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匮”是名副其实的。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嘉靖(公元1522年一1566年)五彩鱼藻纹盖罐明嘉端(公元1522年一1566年)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年-1620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曾盛极一时。 国博的镇馆之宝——孝端皇后凤冠明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1957年北京明定陵出土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 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瓷尊施霁青色釉，肩颈间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蕴含着“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为明证。 展示在国博零层的青花瓷器 石雕菩萨头像 石雕菩萨像 国博一层的“华彩万象--石窟艺术沉浸体验”亮点介绍：本次沉浸体验是石窟艺术活化的具体举措，打开了石窟艺术全新的解析和观赏视角，也在技术和感知层面突破了传统不可移动文物展示的基础模式。1、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和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2、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展示弘扬工作; 3、无文物的全新展示方式，打造六面全感官数字沉浸体验，挖掘和阐释五大石窟（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经典美学元素进行艺术再创作; 4、以科技赋能,应用数字建模,3D Mapping 影像、AI算法和领先数字分形技术结合巨型莲花艺术装置营造沉浸体验环境。 国博实在是太大啦！地下一层，地上五层，一天根本就看不过来！既然叫国家博物馆，那展示的件件都是国宝啦，馆虽大但人更是多的要命，这天还是工作日呢，等我们11点钟进馆时，从B1层至地上二层的楼梯上已经坐满了老老少少！因为体力、精力有限，加上二层的＂复兴之路＂展览暂不开放，所以只匆匆而过的看了B1层的＂古代中国＂、零层的＂青花瓷艺术＂和一层的＂石窟艺术沉浸体验＂，若说记录分享别的省博物馆是＂挂一漏万＂，那这次国博之行只能是对捡人少的地方拍到的文物的记录和分享。谢谢耐心看完本篇的朋友们，建议你们有机会亲临国博去看看，那些文物比我介绍的要精彩多啦！还有那些我错过的文物！ 2024年11月20日于上海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