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航运史——为四集电视片《丹江》提供

清心斋主

　　丹江全长443公里，流域面积16812平方公里。在商洛境内总长241公里，流域面积6651平方公里。

关于丹江通航的时间，没有专文记叙。据文献记载，唐代中期丹江就可以通航，船只甚至可以行至商州城。

根据河谷特征，可分为五个不同河段。一个是河源至商州二龙山河段，二是商州程家坡至丹凤月日滩河段；三是丹凤月日滩至竹林关河段；四是竹林关至商南过风楼河段；五是过风楼至月亮湾（省界）。据水文部门观测，丹江平均总径流5.5亿立方米，水量丰富。历史上它是丹江上游航道的终点港口，水陆交通繁盛，是西北地区东部与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结点。

丹江航道的主要症结是重滩叠濑，航行十分困难。据《广阳杂记》记载，丹江自龙驹寨以下有险滩363处。又据志书记载和实地调查，商洛境内丹江干流共有险滩71处，平均2-3公里一处。这些险滩枯水时小舟难渡，中水时也有阻碍，洪水时虽可通行，但时有触礁危险。

丹江航运在历代曾经多次进行治理，由于文献缺失，详情不得而知。

唐代长安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则在江淮、江汉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唐代要依托东南地区的租赋来供养西北地区。

唐中期以前，江淮、江南租赋，是利用汴水、黄河、渭水一线漕至关中；唐中期以后（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势力阻断淮河、汴河的漕运，朝廷不得不设法改用汉、甲水（金钱河）、丹水转输江淮、江汉乃至江南地区的货物至关中。

晚唐至明代前期缺少文献记载。到明万历天启年间，丹江水运趋于繁荣，使龙驹寨成为“康衢数里”“巨屋千家”的商埠，志书记载“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据记载，清康熙三十二年，将襄阳的20万石仓米由丹江运至龙驹寨，再陆运抵长安赈济关中灾民。清雍正十一年，陕西巡抚史贻直奏准豫、楚二省各拨仓米10万石，运至至陕西救灾。楚米4.5万石，用1500艘船由襄阳先后运到龙驹寨再转运西安，减价平粜，或借给穷人。

明嘉靖、隆庆年间，丹江的流岭峡月日峡中巨石横卧江中，船只能缓缓绕行。行船中，上游需要拉纤、下水需要放吊，也叫放滩。到乾隆年间，知州许维权曾主持疏浚今天的竹林关至龙驹寨河道，历时三年，修整29处险滩。但由于限于当时的财力和技术原因，只能暂时维持航道通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航道条件，一遇洪水冲击，难于通行。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至西安避难，荊襄一带的税赋米包由小江口（今丹江口市）入丹江，运至龙驹寨。这是清代最后一次利用丹江进行大规模漕运活动。据《商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清末民初龙驹寨每年水运至襄阳的物资主要是核桃、漆油、木耳、五倍子和苍术，从汉口、均州运到龙驹寨的物资主要是布匹、火柴、红白糖、麻、烟草。自山西、潼关陆运至龙驹寨的物资主要棉花、盐、黄表等。

商州历来山货土特产品数量大、品种多，据《太平寰宇记》说：商州产弓材、麝香、朱砂、麻布、熊白、桔壳、楮皮、厚朴、杜仲、黄白诸物。另有铁、铜、金、银、铅、锌和煤炭等矿产。这是清代水运最盛时期，本地外地每天有百多只木船结帮而行，上上下下往来如梭，仅商南湘河街赵士元一家就有二十多只商船；湘河街水盆沟黄姓一家9只船。

民国时期丹江水运仍然兴盛，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前后，丹江全年可通航，上游运输煤油、瓷器、丝货；下游运输药材、核桃仁，从龙驹寨至老河口409公里，每百斤运费1.5元法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丹江仍有不少木船行驶，主要行于竹林关以下航段。据年报统计，1957年实有木帆船4只，1958年集体专业船队木帆船8只。到59年增加到13只，每只船经过改造，载重3吨，当时通航里程110公里，主要是区内运输。到1965年丹江通航里程120公里。截止1990年底，丹江的商南辖境一段只留存木船3只，上下行短途转运生产、生活用品，年货运量约500多吨，趋于衰落。

由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上游修建了二龙山水库，商洛境内基本上失去了航行条件，运输大宗商品被陆路运输所替代，丹江下游淅川县，由于修建丹江口水库的需要，大批当地群众移民搬迁，如今成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湖，开辟为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