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裸婚

高朋如林

　　说到婚姻，我的婚姻非常奇葩而有趣，也十分美满而幸福，或许这就是军人爱情独有的特色。

我是1972年12月入伍的，参加了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就来到老兵连队一一67军201师侦察连。由于入伍前基础条件不错（公社团委副书记，共产党员），又是个高中毕业生，连队首长对我比较器重，刚下连就担任连队扫盲教员、理论辅导员、新闻报道员和团支部副书记，当年下半年担任连队文书。1975年4月军队提拔干部被冻结的大门刚刚敞开时，我就幸运地提拔为侦察连二排长。应该说此时的我仕途还算顺利，但在爱情上总是没有遇上合适的对象。1978年春节回家探亲，大年初一上午我到本村礼堂看文艺节目，演出结束后，我和初中的一位老同学（现我爱人的姨姐夫）在回家的路上聊天，老同学问我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有个亲戚在城里工作，大年初五就要回城。回到家我和父母一商量，觉得不错，于是主动出击，立即约请老同学当天下午出发，我们踩着雪后的冰冻，沿着泥泞的小道，步行了大约20华里，晚上先到我大姐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就抓紧赶路，上午早早来到了目的地。为了稳妥不暴露意图，我们谎称路过此地歇歇脚，可不巧的是想要看的人外出玩了，我们左等右等也等不来，实在瞒不住了，只好主动向女方父母说明来意。父母听后都有心成全这门亲事，尤其是父亲格外高兴，因为父亲是1948年入伍的老兵，一见找上门来相亲的女婿是个军人，还是个军官，心里十分满意。他认为军人政治上可靠，身体经过严格体检也没有问题，对我的家庭他们也比较了解，答应等大女儿回来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大约下午4时左右，女孩才从外面回来，一见姨姐夫和一个陌生的军人来到自已家里，便悄悄向父母询问我们为何来她家，当父母告诉她的实情后，本人表示听从父母的安排。当我第一眼见到女孩时就觉得有眼缘，她小巧玲珑、清纯朴实，是我喜欢的类型。当晚女孩的父亲召开家庭会，当场敲定了这门亲事。由于女孩正月初五要回城上班，我过几天也要归队，双方商定正月初三由女方父母带着女儿到我家望亲，正月初五到镇上拍订婚照，然后坐轮船回城。封面上的照片就是我们1978年大年初五上午在镇照相馆拍摄的订婚照。

　　目睹这张年历卡，仿佛穿越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勾起了我对那段往事的回忆：女友是1977年参加工作的，在城里一家国营企业上班，按照厂里规定，徒工3年内不准谈恋爱。由于女友的父亲在乡镇工作，城里没有住房，只能寄住朋友家。所以恋爱后我们不能在厂里公开来往，书信也只能通过朋友转交。部队规定，未婚干部两年一次探亲假，假期20天，因此我们从订婚到结婚近三年未见过一次面，全靠书信往来。

　　1980年10月我从师军务科正连职参谋提拔到603团军务股任副股长（副营职），主持军务股的工作。当时我已入伍8年，女友徒工已期满，经团政治处批准，同意我们结婚。1980.12.27女友独自一人来到部队，当天下午我们就到当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晚上团领导在部队招待所小会议室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结婚仪式，司令部为婚礼准备了苹果和花生，我自已买了几斤糖块和两盒当时比较高档的宏图牌香烟，每盒0.86元。婚礼虽然简单，但气氛非常热闹。

由于我刚到团里工作不久，暂时还没有自已的宿舍，恰巧团直82无后座力炮连外出打靶，我就暂借连队的一间宿舍作为结婚临时用房；没有结婚的被子，我就从新兵连老连长那里借了一床大红绸缎被子和一对枕头。没过几天，连队打靶回来，我们只好转移到团招待所暂住。就这样，我们像打游击似的渡过了新婚蜜月。

我俩结婚，没有给女方一分钱的彩礼，更谈不上买房，只花了120元给爱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在部队渡完蜜月后，我陪爱人回家探亲，住在岳父单位分的一套30多平米的楼房里（岳父所在单位照顾他孩子在城里上班，才分给了这套房子），屋内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我的父母为我们准备了一张木床、一个三门橱，都是请农村木匠做的，也未进行油漆，床上连舗板都没有，我们只好找来芦柴铺在床上，将就使用。为了官宣和答谢亲友，我们在县城有名的“劳动饭店”办了3桌喜酒，喝的是每瓶1.9元的洋河大曲，订的是每桌40元的标准。爱人本想利用婚假去上海玩一下，当她得知结婚时我只有900多元积蓄时，担心给我增加经济负担，主动放弃了去上海的念头。

在603团军务股任副股长时于机关办公楼前留影

　　1981年10月15日，我参加团里组织的拉练刚刚回到营房，接到岳父从老家发来的电报，告知我的爱人已顺利生产，是个男孩。得知此消息，我的心里自然高兴，但是最开心的还是我的岳父岳母，因为他们一生只有“六朵金花”，现在长女生了个男孩，可算为他们争了光。

　　有了爱人，多了一分甜蜜，也多了一分牵挂；有了孩子，多了一分欢乐，也多了一分责任。

军人的妻子伟大，军人的妻子光荣，军人的妻子辛苦，军人的妻子更不易。按照部队规定，副营职以上干部可以办理家属随军，由于我爱人在老家有工作，而且是县城比较难进的企业，家属一时不想随军，只好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次家属来部队探亲，都是带着两个旅行包，用一根布绳将包栓在一起挂在肩上，手里抱着孩子，要先从本地坐汽车到镇江乘火车，而后再转乘汽车到部队驻地。由于那个时期交通条件不好，火车特别拥挤，经常没有座位，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通常准备一个蛇皮袋子，将袋子铺在别人的座位下面，让孩子躺在蛇皮袋上。为了防止转乘车辆衔接不好，我们事先制定好预案，一旦出现意外，用电报联系，电报内容也作了明确。由于准备工作细致，接站从未出现过失误。每次家属孩子来队都很高兴，走的时候都很难舍，尤其每次把他们送上列车道别时，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顿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家属在家特别辛苦，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父母不在身边，全靠她自已一人，有时偷偷把孩子带到厂里，看到领导来检查，就把孩子藏到桌底下。孩子小的时候比较调皮，一天他独自跑到一个平时没有来往的邻居家里玩，爱人和朋友找了几个小时也找不着，爱人急得要报警，等这位邻居得知有人找孩子时，才把我们的孩子送回来。

面对家庭的实际情况，我的头脑中萌生了转业的念头，但想到领导一直在关心培养自已，在全师同年兵中我的职级一直走在前面，一时难以向领导启齿，1981年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入校，被我婉言谢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刮起了“文凭风”，军队也不例外，并将干部提拔与文凭挂钩。1983年6月我从团军务股调任师军务科副科长（正营职），1984年组织上再次安排我入校学习，我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但这次入校与以往不同，学员必须先补习一年文化课，文化成绩合格后方可进后续院校学习。我是1970年高中毕业的，离开学校已14年，过去在校所学的文化知识早已还给了老师。入校前院校进行摸底考试，我除语文政治及格外，其余几门文化考试只有10分左右，其中物理化学得分都是靠判断题瞎懵的。没想到这次摸底考试竟成了我们入校分班的依据。

1984年8月28日来到长沙解放军文化学校报到后方知，学校依据数学考试分数分班，凡是数学成绩15分以上的到快班队，学制10个月；数学成绩15分以下的到慢班队，学制14个月，这意味着又多了一年的文化学习时间，而且在校学习期间不放假。我们一听这个消息都很生气，其理由：文化考试前为何不给我们时间复习文化？学校分快慢班队，为何事先不通知我们？好在学校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明确给我们5天复习时间，5天后再考初中数学，依据这次考试重新分班。听到学校的这个决定，使我心中燃起了希望。在这几天的复习中，我白天一人在小树林里看书，晚上打着手电在蚊账里学习，经过几天的刻苦努力，我的数学考了85分，名列全队120名学员第一，高高兴兴地跨入了快班队。

在文化学习10个月中，学校安排4个月复习初中数理化，6个月学习高中数理化。说实话，这种文化学习强度，对于我们多年不与书本打交道的人来说是非常吃力的。尤其我们农村出身的孩子，初中上的是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读高中时又赶文化大革命后期，学工学农多，学习文化少，并且学制2年。

面对高强度的学习压力，我刻苦努力，从来没有星期天，学员队的电视室就和我们班的宿舍一墙之隔，我也从不问津。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文化考试，我的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良成绩，毕业前每班评选一名“三好生”，班里同学把这份荣誉给了我。我还代表班里同学参加学校组织的书法竞赛，并获得了三等奖。1985年7月10日，结束了文化学校的学习。

　　1985年8月29日，我来到石家庄高级步校军事指挥二队（当时学校更名为军事教育学院），担任一区队三班班长，虽然我在部队一直从事管理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不大在行，但学起来比文化课要轻松得多。两年学习，除首次进行的军事地形学考试一一夜间确定站立点，得分良好，其余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1987年7月17日毕业时，我也获得了“三好生”的荣誉，没有辜负部队首长的希望。

1987.7.17在石家庄高级步校军事二队学习结束时，一区队三班学员合影。

1986年国庆期间，爱人带着儿子临时来校探亲，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天安门前合影。

　　由于部队精简整编，我入校第二年（1985年）老部队201师被撤銷。院校学习结束后向何处去？当时成了我面临题。听说原46军撤销时，136师归建67军，驻防山东临沂，离我老家只有不到200公里，便向领导提出了去136师工作的请求，得到了领导的理解和批准。

1987年8月29日接到67集团军干部处的调令，我于8月31日到136师干部科报到，安排我到司令部军务科工作，干我以前的老本行。因为当时军务科没有副科长编制，领导和同志们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总是亲切地称我副科长。刚到136师时，我除认识师里的一位老首长，其它都是陌生的面孔。幸好136师的领导机关的同志和我的老部队一样，不欺生、不排外，诚心诚意地接纳我。因此我十分感恩领导，倍加努力地工作，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得到了领导、机关和方方面面的认可。不久组织上安排军务科老科长转业，由我接替他的职务。

在136师任军务科长时与本科参谋合影

136师军务科全体官兵合影

为了方便工作，不为家事分心，我们办理了家属随军，同时将我的父母接到部队一起生活。

　　担任军务科长后，自已不忘组织的关心培养，团结带领全科人员积极做好本职工作，为我师获得全军“管理工作先进师”发挥了机关应有的职能作用，军务科被评为司令部“先进科”，师党委为了记了三等功。

1993年全军各级机关成立装备技术部（处），组织上安排我担任136师首任装备技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由于技术部是刚组建的新单位，困难较多，部党委提出了“平稳起步，打牢基础，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16字工作思路，并在机关上下叫响，以此统一技术部全体人员的思想；虽然我在专业技术上是个门外汉，但注意发挥党委集体领导和机关、分队技术骨干的作用，副部长技术上有专长，党委分工他主抓业务工作；同时强化机关、分队的管理，克服保障人员长期形成的懒散作风，因而技术部在师组织的四大机关会操中多次获得第一。

我的父母在136师营区合影

136师装备技术部全体机关干部合影

1993.4.13在136师机关办公区大门口留影

　　136师驻防临沂，是闻名遐迩的沂蒙革命老区，这里有粟裕、罗炳辉等军队名将长眠于此的华东烈士陵园，有战争年代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红嫂”，有标志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孟良崮战役等众多红色教育基地。136师又是听党话、守规矩、作风实、能干事的好部队，其中“两个经常”（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经常性的管理工作）的经验在全军推广。因此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军委副主席张震、刘华清、迟浩田、张万年及济南军区首长，先后都到136师视察，看望部队，全师官兵倍受鼓舞，更加激励了我们扎根军营、献身国防的信心和决心！

1992.3.8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张万年接见136师领导和机关合影

1992.4.12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接见136师领导和机关合影

1994.4.26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接见136师领导和机关合影

1994.4.26军委副主席张震与本人亲切握手

1992年夏在136师办公楼前济南军区政委宋清渭与本人亲切握手

1994.4.26在临沂与全军见义勇为英模人物徐洪刚合影

　　在部队我们一家生活很幸福，一次我带爱人去威海旅游，在海边游玩时为她拍照，不知何因，一卷照片几乎全部曝光，唯有此幅照片幸存，成为我们难忘的记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由于年龄等因素，1996.9.12我脱下戎装，告别军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江苏的一个县级市工作，先后担任计生委副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兼市文联主席、市政协秘书长等职。在每个岗位上自已都能保持在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业务，尽快胜任本职，不负领导希望，不给军队丢脸，不给祖宗抹黑，坚守底线，尽力为民做点实事。到地方工作十多年，虽然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但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也得到领导和大家的认可，在宣传部常委部长和市领导的关心下，2001年6月建党80年前夕，我被江苏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享受省劳模待遇。

“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证书

“优秀党务工作者”奖牌

2006年与毛泽东主席的嫡孙毛新宇合影

2007年春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李胜素合影

2007年5月在北戴河参加全国政协干部培训班时留影

　　2007年5月在北戴河参加全国政协干部培训班结束后去北京拜访战友，在总部办公大楼里留影。

在党50年纪念章

市政协机关老干部支部举行“在党50年纪念章”发授仪式

　　2024年是我的本命年，4月10日7一9时，是本年度首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这是使用传统干支和生肖纪法来标计年、月、日、时形成的有趣现象。当日7时30分我在东门饭店999包间留影。

　　2024.4.18赴溧阳新四军南方指挥部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时，在下榻的天目湖宾馆门前留影。

2024.10.23下午在长沙橘子洲头毛主席塑像前我和爱人合影

2024.10.24上午在韶山毛泽东广场毛主席铜像前我和爱人合影

2024.10.24中午在毛主席故居门前我和爱人合影

编后语：

缘是天定，分靠人为。奇葩的裸婚，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彼此，无论分居两地，还是朝夕相处，都能相互扶持，相互照应，相濡以沫，恩恩爱爱，生活越来越幸福。

笔者编此美篇，并非标榜自己的艰辛与励志，亦非为军人和军嫂鸣苦叫屈；旨在歌颂军人职业的崇高，赞美军人妻子的伟大，同时表达自已对妻子的那份亏欠、愧㡱、敬意和感谢，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与小结。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文字叙述难免有欠妥之处，敬请各位老师和朋友海涵，并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