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的老师（剪影十五）

可米

高13班 杨大光

　      我于1956年考入下关中学初24班，1957年的暑假特别漫长（听说老师在集中学习），假期延了又延，整整放假四个月，开学已是1957年12月。开学第一天，一个瘦高个子的老师走上讲台对全班说:“我叫奎爱仁，从今天起我是初24班的班主任。原班主任、语文老师叶素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你们要和她划清界限！”全班同学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我十分反感地看着奎老师，根本不相信敬爱的叶老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叶老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叶老师于1979年平反后重返讲坛）

　　叶老师从大理二中退休回下关与初24班在关同学合影（1987年）

紧接着上语文课，进来一位个子不高，极瘦弱的老师。他说：“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接着在黑板上写了“孙煦”，就开始讲课。我非常抵触的看着眼前的老师，心里想着叶老师的一颦一笑，听着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满怀不情愿地低头翻看着新的语文课本，不想听课。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忽然孙老师响亮的声音吸引我抬起头来。他正在朗诵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他那深邃的双眼看着同学，抑扬顿挫地朗诵着这首诗。我不由得听起课来，抵触心理慢慢消除。孙老师清新的四川方言、缓缓的节奏，将诗中整齐的短句构成优美的韵律，将我们引向一个虚幻的世界：“我想那缥缈的夜空，定然有美丽的街市。”我的心随着孙老师的朗诵在天空中遨游，仿佛看到了骑着牛的牛郎织女在天街闲游，我似乎还看到了“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此后的日子，我虽然一直苦苦思念叶老师，但是也接受了孙老师，慢慢喜欢孙老师的语文课。

孙老师讲课看似随意，就只带一本语文课本、没有讲义，然而他在课堂时间的把握堪称一绝：孙老师从来不戴手表，讲课时除了朗读课文时拿起课本，其余时间都是闪动着智慧的双眼看着同学，信口说的都字斟句酌、紧扣课文、引人入胜，同学们都不由自主地看着孙老师、认真听课；当他把课本合上、讲最后一句话时，下课铃声就响起来了，同学们不禁暗自称奇。孙老师在维护课堂秩序上也颇有高招：传闻孙老师在初27班绘声绘色地讲授乡土教材《火烧松明楼》时，全班同学专心听课、忽然张可造同学哗众取宠：“你看见了吗？”顿时全班肃静、紧张地看着孙老师，不料孙老师宽容微笑着并当即机智回应：“张可造，张可造！可造不可造？”全班大笑、张可造哑然、羞愧，一场师生难堪对峙的僵局即冰释化解。就这样孙老师以他高德博学智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们初二学生在课堂上逆反、顽皮而燥动的心。这就是恩师无可比拟的才华横溢，教书有方。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课，是孙老师讲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间已过去了62年，我之后升高中、上大学，听过很多老师教授的课，仍然一直对这堂课记忆犹新；孙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伟大诗人杜甫满腹才华却不得志，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到了成都，好不容易盖了茅草屋栖身，忽被八月秋风袭破、大雨又接踵而至。当孙老师两眼含泪诵到：“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使我内心引起强烈共鸣、犹如身临其境，不由泪花滚动；孙老师忽然两眼发光吟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接着孙老师抬头憧憬而笑吟：“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们全班同学鸦雀无声，我的内心随着孙老师动情的讲述而起伏、感同身受，深刻领会了诗人写的虽是自家的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记得1986年我第一次到成都《杜甫草堂》参观，一边仔细看着这三间茅屋、一边怀念着孙老师讲课的情景，而且当时我还能背诵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我深深感到：听孙老师授课，对于我不仅是学习课文，而且是心灵震撼、艺术享受。我进一步认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深刻内涵。

孙老师于我，不仅是课堂上的教诲，而且是写作上的谆谆善诱的恩师。记得孙老师第一次作文课：两节课内写一篇记叙劳动的作文，题目、体裁、字数不限。当时我刚学过李白、杜甫、郭沫若的诗，遂突发奇想地写了一篇两页多的诗，这是我第一次写诗。作文交上去，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担心着。一周后孙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来到讲台上说：“我认认同学！”就点名下发，万万想不到第一个就叫我的名字，我快步走上去，孙老师却又重复叫“杨大光！”我忙应声并接过作文本，孙老师对我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打开一看：第三页上醒目的“5”分（当时实行5分制），后面还有长长的批语，我看着孙老师苍劲的字体、感人的鼓励，不禁热泪盈眶；我的同桌得的是“3”分，她要看我的作文本，我紧压着不让看；我深感这5分不是喜而是压力，仿佛不能承受这“5”分之重。此后，我对写作文不仅特别的认真、而且有了自信，我的作文也一直得到了恩师的指点和好评。这是我人生中喜爱写作的起点，我深切理解了“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赞誉。

        孙老师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有关他的传言就到了同学之中，言及“孙老师早在苍洱中学（下关中学前身）就是名师，很有才学、课也讲得好，孙师母（党书华医生）亦是苍洱中学校医，视学生健康为己任，他们夫妻在下关中学师生中口碑很好，一家八口人生活很幸福。由于孙老师有历史问题，肃反时被抓到北京审查，不久前才放回来。”还听说“孙老师被关押期间家破人亡，党医生不幸去世了，六个孩子被送去孤儿院，前几天才回家。”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中非常悲哀。初识孙老师，就感觉他瘦弱而憔悴，现在才知孙老师竟受如此重创。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一直潜心专注地为我们授课，令我十分感动和由衷感激！我还就此知道了小学时认识的明德小学孙蜀云是孙老师的大女儿，记得她长相很漂亮，心中挂念她现在何处？联想到我的父亲与孙老师年龄相近，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滇缅公路工程局工作过，则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审查却一直未果，使父亲的身心备受摧残，全家都由此受牵连。我因此更能理解孙老师的苦楚和冤屈，突然有了想接近孙老师的愿望。

过了几天，我在课间活动时悄悄找到孙老师家，进门一看：没有女主人的家显得杂乱。孙老师客气的让我坐下，家中有三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大的大概12岁左右、二的大概10岁左右、最小的大概7岁左右。记得孙老师一见面就和颜悦色的问：“你叫杨大光？”我腼腆地点点头，孙老师说：“你的名字取得好。”我嗫嚅道：“我爸爸取的。”孙老师赞道：“你爸爸给姑娘起这名字有气魄，很响亮！”由于孙老师的和蔼可亲，我的拘束消除了，问起蜀云的近况，孙老师说：“大姑娘14岁就去个旧锡业公司工作了。”又伤感地说：“我去了这两年，娃娃的学业都荒废了”。

　　记得第二次去孙老师家，他还特意拿出蜀云的剧照给我看，蜀云的剧照非常漂亮，特别是其中《拾玉镯》的照片，我赞道：“真像明星剧照”孙老师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欣慰的说“她从小就喜欢京剧哩！”在孙老师家中，我记得恩师对我说过很深刻的一句话：“趁着年纪小记性好，多背些诗，会终生受用的。”这句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

   最近得知，1960年7月，孙老师在初27班汪瑾同学的笔记本上题赠一联“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1963年7月，孙老师还在高13班刘维奎同学的笔记本题了赠言“不专无已见其红，非红无已带其专。”多年过去了，二位同学提起孙老师的临别赠言，竟能够脫口而出，足见苍洱学子对恩师的赐教，一直谨记在心。

        当我们这些花季少年，正在初二课堂努力学习之际，学校的宁静学习环境被彻底打乱了。先是反“五风”：给老师写大字报，同学互相写大字报；继而背着背包到弥渡大庄乡抗旱、到凤仪华营支农、到下关大展屯修水库、到下关金星样板田劳动、还在“除四害”中手拿竹竿到田间轰雀、晚上又抬着梯子爬上房檐逮窝中的小雀等名目繁多的劳动；最可怕的莫过于“安全运动”——高中、初中的每个班都在学生斗学生：抓学生中的“反革命”、“坏分子”，高五班的一位同学还被迫自杀——我们幼小的心灵在颤抖、人人自危。从1958年5月起到9月就没有正规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正在上课突然通知停课去下乡、去参加政治运动，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结束了初中二年级；更有甚者，我们初二的4个班（初22至25班）中有四十多个出身好或表现好的同学还被提前毕业保送到“大跃进”中新建的大理卫校、大理工校和大理林校，于是初22班也随之提前毕业，剩余的同学重新分在初23至25班。我分在初23班，初三的旳语文由班主任赵从禹老师任教。此后，我一直深深遗憾再不能继续聆听恩师的教诲。

   离开下关中学后一直牵挂着恩师。机缘巧合，1989年我调到大理卷烟厂工作，一位稳重秀丽、字又写得好的年轻人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才知她就是孙老师的小女儿：当年父亲被抓、母亲难产去世时她还不到两岁，被下关中学烧开水的校工抱走后又转送孤老的姐姐收养、取名唐文英。当时刚出生的小弟弟不知去向，14岁的大姐被招去云锡公司当工人，余下的二、三、四姐和哥哥被送到喜洲孤儿院。出于对恩师的崇敬，我与文英有了亲切的接近和倾心的交谈，了解到她的养母不仅不识字、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冷漠粗暴，使这秀外慧中的孤女的童年在那得不到关爱的家庭中艰难成长；三个姐姐直至文英六岁时才找到小妹，她们与养母交涉要求很久才被准许回家，文英始得见到生父并与三个姐姐和哥哥度过了难忘的两天，她这样记叙第一次回家：“见到爸爸，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与亲人相聚的幸福感；爸爸看见我，则是高兴又伤感。”文英与亲人相认后，还在养母家忍气吞声地生活，然而她一想到教师的父亲和医生的母亲，就有无形力量推动自己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文英小学毕业，却因养母生计困难不能继续升学，她15岁就到水电工地干体力劳动，17岁被下关玻璃厂招为工人（下关玻璃厂后并入大理卷烟厂），她一直孜孜不倦地自学，获得云南电视大学《群众文化》大专毕业证书，成长为《大理烟草报》编辑。由此可见恩师的潜移默化的书香家风。

        我与文英相处之后，了解到恩师的很多情况，特别在我撰写追思文章之时，文英还请姐姐哥哥为我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孙老师离家后到上海，忧国忧民、追求进步，早于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努力工作，之后还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会”，满腔热血投身于共产主义解放事业，1932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人运动被捕，遂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5年监禁、囚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出狱。

孙煦老师 濮清泉老师

后排左为孙煦，中为罗世璠，右为赵季；前排左为罗夫人，右为赵夫人，三好友都是托派成员。

当时孙老师和两位同志（安徽的濮清泉与云南的赵季）都找不到党组识、不得已三人相约到云南。孙老师在途中（贵州安顺）生病，在医院打针治疗中恰遇向英国医师学医的当地少女党淑贞，两人一见钟情，之后结成夫妻；孙老师还将爱妻之名改为“书华”，期望彼此能成为书中知己。就这样三位中共早期党员都定居云南，遂成为终生莫逆之交。孙老师夫妻在滇西辗转应邀去丽江、喜洲、大理、祥云、瑞丽等地教书，最后在下关定居并就职于新成立的《苍洱中学》：孙老师任文史教员，党医生任校医，1954年搬迁《下关中学》，孙老师和党医生为人师表、以诚为本、热爱并精于职守，得到了领导和师生的敬重。其间夫妻还生育了五个女儿：蜀云、蜀榆、蜀丽、蜀清、蜀槐和儿子蜀龙。孙老师一家夫妻恩爱，子女聪明俊秀，让人羡慕！

   孙老师夫人党书华及三个孩子，右为孙蜀云。



   孙老师喜好京剧，当年下关京剧团不景气，团长特请孙老师写过《九件衣》、《野猪林》、《李师师》、《美人计》、《翠娘盗令》等剧本；孙老师还亲力亲为、既是编剧又为导演，而且他为扩大新剧影响，还安排星期天彩排专请学生来观看、通过学生的口口相传，下关市民都争相买票观看、场场火爆，孙老师编导的剧本大获成功，下关京剧团一时声名大振。当时，下关中学的孙老师不仅为京剧院创作不少精彩新剧目，而且部队也慕名请去演讲、官兵掌声雷动，各小学都争先恐后请孙老师去开历史讲座，就连老和尚也来请教经文。

        恩师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非常佩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博学多才，乐于做各种公益事业，成为大理地区知名学者。正因为如此，当年孙老师被抓也颇有一番周折。多年后大理专署专员杨永新曾对文英抱拳说：“对不起！当年北京来的人到专署来找我要抓你爸爸，因为担心在学校引起骚乱，所以借我的车子去学校、对孙老师说是我请他喝酒，就这样才把你爸请上车离开学校，然后就带走了。”由此可见恩师当年的名望。

孙老师被抓后，他的家庭不久就发生家破人亡的重大变故：党医生难产而去世，留下了七个子女，长女14岁、二女10岁、三女8岁、四女6岁、儿子4岁、五女不到两岁、小弟弟刚出生；除小弟弟被抱走，文英被收养外，其余三女一子被送到喜洲孤儿院。不久，云锡公司（址在个旧）到下关招工，蜀云被录用，到单位报到途经昆明即带着两块布去省二监看望爸爸，只见迎面走来的爸爸衣服褴褛、骨瘦如柴，心痛万分；懂事又孝顺的蜀云强忍眼泪、不敢将家中的惨变向爸爸倾诉，只说：“妈妈让我带这两块布给您做衣服。”把身上的棉衣脫下帮爸爸穿上，把身上仅有的5角钱拿给爸爸，她自己却挨饿了好几天。

孙老师受审查缘由托（洛斯基）派问题，经审查省公安厅于1957年4月17日作出结论：“停止预审，教育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孙老师满心欢喜地拿着两块布到昆明的缝纫店、等着穿上赶制的新衣，即归心似箭地乘车回家。当孙老师扛着简单的行李兴冲冲走在回下关中学的途中遇到一个熟识的学生，学生高兴地喊：“孙老师，您回来了？”孙老师说：“回来了！你孙师母给好好哩？”学生惊讶：“孙老师，您不知啊？孙师母已经去世了。”晴天霹雳！孙老师的小行李掉在地上，他跌坐在地上，半晌回不过神来------入夜，下关中学的校园回响着孙老师凄惨、嘶哑的嚎啕声，师生们唯有深深叹息！

当时下关市公安局未按省公安厅“适当安排工作”的要求，致使孙老师生活无着、心灰意冷，无法到孤儿院去靣对最大12岁、最小6岁的四个至亲骨肉。可怜的孩子们知“爸爸回来了”，二姐便自己先逃回家，三妹、四妹也随后逃回家。爸爸只好去孤儿院把儿子接回来。孙老师只得向下关中学借钱养活孩子们。 经孙老师向省公安厅反映后，下关市公安局方才安排了工作，但工资从“90元降为/50元”，这50元每月还要扣还20元借款（直至两年后才还清），此后孙老师既教书、又带着儿女艰难度日。

 上图后排左一为大姐孙蜀云



  身为大姐的蜀云到锡业公司还只是童工。先分配在化验室工作，之后竟然主动要求下矿井，为的是尽量省吃俭用能每月寄钱回家。二妹、三妹、四妹和弟弟常回想起1958年的除夕夜：“很怀念、又泪流满面，难以言表------那一年，爸爸没有钱置办年夜饭，就一家人围坐在床上、被子拉开盖着脚，听爸爸讲《大人国、小人国的游记》的故事，爸爸讲得太好听，我们听得入迷、肚子也不感觉饿，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下关中学管收发的段先生送来大姐的15元汇单，我们才赶快买年货、补过年。”在那度日如年的岁月里，恩师坚守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职责，依然倾心吐胆地教育学生，尤让苍洱学子感恩戴德！

        孙老师在下关中学讲课只到1962年，学校从1963年起就安排孙老师提前退休（退休工资30元）。孙老师还希望为学校做点事，要求义务做打铃、养鸡、养兔等杂务。文英是这样记叙孙老师的退休生活：“我看见爸爸床边有一张三抽桌，桌上有砚台、一支毛笔搭在砚台边，桌正中摆着一盘棋；床头上安装有电铃（这是他为学校打上下课铃的），桌上还有－闹钟、嗒嗒的响着，这是爸爸担心自已沉浸于写字或下棋误了打铃而备用的”孙老师为人谦和，待人宽厚。伙食团的炊事员一有空就常来家请他讲故事，听得津津有味；董家庄的农民赶街也常到家歇脚、喝杯水，喜欢和他聊天；孙老师乐此不倦。董家庄的农民感激、体恤孙老师，还会送来自家种的蔬菜瓜果。这就是恩师的晩年生活：恬静、豁达、乐观，即使是在屈辱的生活中，依然一往情深地为社会积极贡献自己知识和文化。

        孙老师的独子蜀龙，自幼聪明过人、能背大量唐诗，颇受下关中学学生们喜爱。蜀龙刚在上小学二年级，适逢下关京剧团招一批小学员，他为减轻年老体弱爸爸的负担、加之受家庭爱好京剧的影响，就独自去报考，负责报名的副团长看这营养不良的小孩又瘦又矮、不予录取，后知他是孙老师之子，大喜道：“你回去与你爸说，请他为我们剧团编写两个新剧，我们就录取你了。”慈祥而又达观的父亲不忍拂逆爱子的孝心与爱好，就在半月内一气呵成了《孔雀胆》和《望夫云》剧本，蜀龙以这两个剧本为“门票”进了京剧团。《孔雀胆》是以郭沬若撰写的元代大理总管段功与云南梁王之爱女婚姻故事改编；《望夫云》以大理民间的传说而创作的剧本，这两个新剧公演后让大理地区观众欣喜若狂、久演不衰，《望夫云》还被改编为白剧上京演出获奖，作为白剧团经典保留剧目。博览群书的恩师又再－次为发掘白族历史文化、为弘扬京剧国粹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令人惋惜的是：1965年孙老师因患脑癌去世。恩师病中将自己的文稿都放诸火中化为青烟，因怕以后连累孩子；在惊吓中长大的两个幼女也在恩师去世当天将爸爸珍贵的典藏线装书、墨宝付之一炬。可叹！可惜！只有濮清泉老师仅存挚友晚年的两首诗，我含泪反复拜读恩师这珍贵的遗诗，敬录于下：

（一）

万古空山挹翠霞，

披襟岸帻读南华。

但求肝胆明如镜，

何惜声名薄似纱。

大地有情皆契友，

天涯何处不为家。

此间亦具闲滋味，

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

此生岁月任蹉跎

一局残棋已南柯

世事浑如苍狗幻

人情到处白云多

仃伶不惯临风舞

慷慨何妨对酒歌

安得湖山常浪迹

萧然身世付渔蓑。

        孙老师的革命历史是不会也不应当被遗忘的。1957年，郭沫若到大理，曾打听过“中共早期党员、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四川人孙煦”，却被“不知道”搪塞了事。1972年，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到云南，亲自向省长周兴询问“在云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濮清泉，孙煦、赵季，现在何处？”并指示“应将这三位同志安排到云南省文史馆工作”；经查实：“孙煦已去世，只有赵季、濮清泉健在”，于是即把赵季和大理一中濮老师（1962年下放农村），安排到省文史馆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对革命先驱者的肯定，恩师若地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

　　蜀龙虽幼年失学但在京剧艺术上颇有造诣：由于大姐的关怀、他在下关市京剧团训练不久，就调去个旧市京剧团发展而崭露头角，又被省京剧团选中上调，之后他因在下关有了心上人执意要求调动。蜀龙调到下关总站工作后，即和姐妹－起齐心协力，为当年草草葬于董家庄山上的父母迁坟，还为父母重修墓志、合龛立碑，坟茔安葬于苍山回龙坡，使亲爱的父母在长别18年后终于得到了团聚与安息，其孝义可嘉。恩师、师母，千古！

        我撰写这篇追思文中，得到了文英及其姐姐哥哥的深切关注与合力支持，足见他们对于父母的敬爱和孝义；我进而了解到他们六人的情况：他们都共同有着不堪回首、历尽苦难的童年，有着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青壮年，又都有着和睦家庭、安宁幸福的晚年。我记起－位哲人的话：“只有在凛冽寒风里颤抖过的人，才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确实如此，生命的光彩只有经历过沧桑才能彰显出来；在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沉疴难起的人，终能溢出人生的脉脉香甜。

　　可以告慰恩师、师母的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您们的六个儿女都没有进过中学，但他们始终不辜负您们的身教言传，在逆境和压力下自强自立、茁壮成长！他们现在都学有专长、诚实做人、踏实工作，得到了社会好评！而且您们的儿女都一直团结一致、互相关怀，都一直敬爱您们、怀念您们！更可喜的是：他们都有美满家庭和优秀的儿女，您们的优良家风将代代相传！恩师、师母当含笑九泉！

2020年7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