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中国近代历史的个根本问题。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原新四军5师副政委任质斌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到敌后去，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枪支又遍地都是，只要你能够登高一呼，只要你能够领导人民抗日，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起来。这说明，谁能够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就拥护谁，就跟着谁走，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是十分重要的。当近代中国处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在中国社会内部蕴藏着潜在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要是没有正确的引路人，那么尽管客观条件也许很成熟，没有正确的主观指导，或者说抓不住机遇，丧失机遇，也会失败，胜利的可能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所以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毛泽东的功绩：要是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也许还要很长时间在黑暗中奋斗。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很不容易。能够正确地引导我们中华民族胜利前进、符合人民解放要求的这种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是有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替国家寻找出路，中国人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尝试，都失败了。

前面已经介绍，洋务运动证明，只搬用一点西方的某些工业技术和洋枪洋炮，不从根本上触及和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改革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戊戌变法是想依靠皇帝的力量，不摧毁旧的社会制度而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也没有能够成功。义和团运动是下层群众自发起来的，当然各地也有一些小地主参加。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不成熟的运动。它是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行动，但是它在这种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又有许多落后以至愚昧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这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辛亥革命有很多功绩。说民国是块招牌，这不错，但有这块招牌跟没有这块招牌大不一样。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观念上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辛亥革命后只有七年多，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辛亥革命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但是报告里面也提到，它毕竟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它使我们在20世纪的前进中跨出了一大步，但它并没有完成历史交给它的任务。

实践证明，要想在中国摧毁旧势力，建立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和现代化，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航向的革命政党，作为引路人。这就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能够正确地分析国情，要能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亥革命时的中心口号是“反满”，就是反对清朝政府，“反满”这个口号并不很科学，有人对它完全否定。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也好，要实现国内的根本社会改革也好，首先必须推翻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这是当时中国历史前进必须抓住的一个中心环节。孙中山也多次解释，这个“反满”，并不是碰到满洲人都要反对，反对的仅仅是压迫人民的那些满族统治者。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大的帝国，譬如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甚至还有曾称为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但是，这些大帝国最后都崩溃或衰落了。而中国，56个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历久不散，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靠短期的武力征服达到的，它是在几千年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这一点非常重要。上述说的那些靠短期武力征服而形成的大帝国，不久就分开了。中国就不同。辛亥革命时期把反满的口号叫得那么响，但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以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汉族对满族来个种族大清洗。要是像现在世界上一些民族冲突很激烈的地方那样，几亿汉族人对几百万满族人来个种族清洗很容易发生，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民国一成立就提出“五族共和”。56个民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提出“反满”的口号，抓住了当时的中心环节，但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提出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这实际上没有把革命的矛头对准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好像只要把清朝政府推倒了，革命就成功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是到共产党成立后才提出来的。

第二个条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发动并且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这也是辛亥革命所缺少的。当时革命派主要是学生，然后联络一些新军，大部分省的独立主要是依靠新军发动的。学生在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否则军队行动不起来，有些地方还依靠来自下层社会的会党。会党带有一些黑社会的性质，有很大破坏性，但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些人作为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能够一下子把当地的政府推倒，但是再前进一步，就显得力量太单薄了，依靠这一点力量，怎么来领导和管理整个社会？从全国范围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力量强大，要是没有把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发动起来，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力量非常单薄，甚至孤立无援，这就容易走向妥协。

第三个条件，要有一个由一大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辛亥革命中领导革命的是中国同盟会，它虽然制定了纲领，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中被多数人接受的只有民族主义，特别是“反满”。其次才是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接受的就更少了。这个党在组织上十分松弛，没有严格的纪律。所以辛亥革命一开始，章太炎就讲了一句话：“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就是革命军一起来，革命党就不存在了。这样的党就不能再起号召与核心作用。

这三点归结起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有一个能够指出正确方向的党，这个党能够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力量，而且又有一批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成为它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在说到党成立时毛泽东指出：连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无法活下去，怀疑就产生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找一条新的路。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有着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长远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提出我们现在主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军阀，即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所以，它一开始就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而且逐步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一个正确的纲领。另一个是，它集结起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农民之间去做群众工作。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共产党的最初发起组的成员。当谈到党最初开始活动的情况时说，那时他和茅盾一起，等工厂一放工，就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演讲，结果没有人听。后来，才慢慢找到办法，先办工人夜校，教工人们文化，然后逐渐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最早做的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了几个杂志，包括后期的《新青年》、《共产党》、《向导》这些杂志。另外一项就是从事工人运动，当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农民之间，党是从工人工作入手的。党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最初不是先搞农民运动，都是首先在城市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以后再到农村。所以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虽然是农民，但并不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力量来领导。总之，党成立初期具备这么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一个是直接到劳苦群众中间去做工作。这样的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个党一经产生，中国的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探索”是一个关键词。离开“探索”这两个字，很多问题都无法理解。中国是一个在东方有着几亿人口的以农业为主体的古老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里，怎么进行革命，怎么进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的办法、苏联的办法都不能照搬来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闯。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深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周围的变化非常快，许多问题都要立刻做出决定，不允许人们都从从容容慢慢地调查清楚以后再来解决。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在这过程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对学过党史的人都是常识。但是也可以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这三次“左”倾，为什么当一次“左”倾纠正以后，接下来又是一次“左”倾，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主要负责人的原因，有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甚至党员中大多数人是支持的，这又是为什么？这三次“左”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

我们可以考察这三次“左”倾是怎么一次次发展起来的。第一次“左”倾跟以后两次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后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进行了大屠杀，一共杀了31万人，其中国共产党人有26000人。在那种情况下，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它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国各地，不顾当地的主客观条件，都要求起来暴动，谁不暴动就是机会主义，而且认为党的任务就是最后在全国实现总暴动。众所周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大量工会、农会被解散，工人农民运动也消沉下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伐战争以后得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从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入京津以后，一直到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国内的内战停了下来。全国的交通恢复了（包括几条大铁路）。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希望，因为它还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顾条件搞全国的总暴动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大屠杀下，不少同志牺牲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动摇甚至叛变，很多坚持下来革命的人，对那些背叛的行为充满了鄙视和憎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敢起来坚决行动就是可耻的动摇和背叛。当时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二是大革命高潮刚过去不久，全国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场面，北伐军胜利北进，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很多人一直沉浸在这样的陶醉中，突然遇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很不适应，总觉得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只要坚持奋斗，一个新的局面很快又可以打开。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瞿秋白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他提出一个问题：革命是低落吗？并且这样回答，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实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迅速地稳定；三、革命群众的意志溃散而消沉。现实的中国决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就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是在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具有不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激烈，显然有汇合成为总暴动的趋势。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当时的盲动主义很可笑，敌我力量这么悬殊，怎么还这样硬拼呢？但读读瞿秋白那段话，他们当时并不只是简单地盲目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也经过他们自己的深思熟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事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离瞿秋白讲那些话只隔了三四个月，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战争就爆发了，它的统治并不稳定。人民的革命意志也没有溃散。所以他得出结论，革命是在不断高涨。但事实上，问题要看到两面：一面这些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的革命还会继续一步一步地发展；另一面在当前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所以眼前的任务还不是什么总暴动，只能是争取群众，而且特别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争取群众，一步一步走向全国革命的高潮。这次“左”倾错误，因为造成很多损失，持续半年就停止了。

第二次“左”倾错误，与第一次相隔了两年。它与第一次“左”倾错误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第一次是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带有拼命性质的蛮干，第二次“左”倾是在革命逐步走向复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的情况下，对形势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动。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它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正处在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的时候，党的总方针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间，各方面的工作显然是有成效的：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几乎被打散的党组织，一个一个地重新恢复起来，并且要求大家下去做群众工作，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另一方面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了13个军，62700多人，约有3万支枪，建立起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国民党到1930年时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交战双方出动的总兵力有160万人，在平汉、津浦、陇海这三条铁路线上，打了四个月，顾不上用很大力量对付共产党。但当时共产国际把苏联的利益和做法强加给各国共产党。苏联正反对布哈林的“右倾”，就要求各国党都要反右倾。此间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4封指示信，说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总危机的时候，“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现在已经克服了。中共六大时并没有讲明现在所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有多长时间，多少时间又可以走向高潮，而共产党人心里一般都有很急切的愿望，希望能够快一点渡过这个低潮，很容易接受新的高潮又要到来的理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并不是号召立刻举行全国总暴动，他的计划大体上是先搞南京兵暴，然后上海总罢工，再以后是武汉的总同盟罢工，在湖北首先取得一省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第一次盲动主义时不同，在军事上，李立三比较注意红军的力量，要求各路红军会合起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当时是2、6军团）、四方面军会攻武汉。指示一方面军先打南昌，以后进攻长沙。但是这一套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准备要首先取得胜利的是武汉，但项英到武汉考察，共产党员只有150人，当地的赤色工会会员只有200多人，根本没有首先胜利的力量和条件。四中全会上顾顺章（后来成为大叛徒）有个发言，他说李立三曾跟他讲，某地要暴动，你给我派六个营级指挥员去那里指挥暴动，顾顺章回答我们一共只有三个，要我派六个怎么派？李立三就发火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讨价还价？当时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之下，革命力量刚刚有那么一点复兴，又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情况做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当然，李立三路线后来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得罪了共产国际。

第三次“左”倾错误是紧跟着第二次“左”倾来的，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张、王二人的思想后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博古以后也有变化）带来的。他们跟第二次“左”倾又有不同，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声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党在党章里规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他们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就是进攻路线。第三次“左”倾在城市工作中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而重点放在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方面。当他们没有更多地插手红军和根据地前，各根据地自己做主的余地还大一些，所以很快发展起来了，而这些人一进入根据地以后，就把权拿过来了。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即一方面军那里，派从莫斯科回来的夏曦到红2、6军团去，派张国焘到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去，各地一切要听中央大员的指挥，情况完全发生变化。革命根据地最大的损失就是在他们来了以后。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其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目前的形势，是中国的领土内存在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地提了出来，已经到了一个谁战胜谁的决战的时期。因此，王明“左”倾中央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制定贯彻一套更“左”的政策，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使整个根据地几乎全盘失败，逼着红军走上长征路。

中国共产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一次一次地发展下来，也有内在的规律可以寻找。这三次“左”倾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归结起来是这样三点：一是主观主义，主观脱离客观，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只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出发，希望革命尽快走向高潮。博古在党的七大的发言中检讨自己说，我一碰到事情，不是先想到实际情况，怎样去分析这个问题，而是马上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讲的，外国如苏联或者西班牙是怎么做的，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估计不足，总希望能够很快地取得胜利，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二是群众路线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尽管是新的问题，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在碰了钉子以后，往往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听取和接纳。这就涉及群众路线、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问题。第一次“左”倾的时候，项英、王若飞等人提出过现在革命形势不是高潮其实是低潮。第二次“左”倾即李立三路线的时候，何孟雄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红军领导人在要他们进攻南昌时没有执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那样硬打。第三次“左”倾，反对的人更多了，而“左”倾领导人批判“罗明路线”，认为是右倾保守思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错误不能及时纠正。三是这三次错误确实都跟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要负很大责任。中国革命要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指挥，怎么能不脱离实际？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也并不都是什么一流人才，更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句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由此可见，后来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么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得来多么不易！

以上阐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观主义，就是不实事求是。第二个是没有党内民主，不走群众路线。第三个是共产国际瞎指挥，中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有三条，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这几点确实是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实践中间最后总结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