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路漫漫吾当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许仁忠

山河美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七篇

‍ 欢乐与成功同在 遗憾与教训同行

——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

先来解读一下标题，这一段文字将要记忆我数十年人生履历中的“得失”，想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说到的得失应该是一种情感上的比较抽象的得失，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某个具体事物的具体的得失。正如标题所说的，想要记叙的更多的是在数十年人生努力和游戏中，能够为自己带来欢乐和喜悦的那些人与事，想要在记叙这些令人不能忘怀的给自己带来喜悦的人与事中，再度重温曾经有过的欢乐，当然也会记叙一些让自己取得特别好的经验与教训的憾事，也算重温曾经有过的遗憾。

先说几件在前边回忆我的工作和学习中已经提到过的几件事，虽然好象是一种重复，但记叙的角度不同，这里主要是从情感上来谈谈内心可能有的欢悦与遗憾，当然因为已经记叙过过程了，所以在文字上可能尽量的精炼些。

第一件事

‍是在1976年。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为老弟和妹子办的从乡下招工回城及在成都免下乡事宜。那件事从办理的过程看，始终是在一种焦灼、期望、等待甚至不安中走过来的，但结果最终却使人十分欣慰，从当年的大环境看，让人欣慰之余还有一种沾沾自喜，其实是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欢悦。欢悦半是来自老弟和妹子事实上的良好结果，半是对自己游渔般的操作能力和手段的自我欣赏。当年我虽说是金牛区商业局的干部，但无一官半职，严格的说是没有职权的，但我却利用自己那种“什么也管不了但什么也能管”的奇特身份，办成功了当年一个普通家庭难得无法想象的“大事”。

这应该是我用自己的胆识与灵敏，在困难和障碍重重中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的一件事。当我得知四川省食品公司为办这个流动冷库有100多个招工名额时，立刻意识到把兄弟招工回成都机会来了，胆识和焦灼带来的压力让我很快的成为四川省食品公司流动冷库买地的核心人物，这个“核心”不是官封的，而是在工作进程中各方自觉认同并且依赖的，在一次次出现的困难和障碍中，我都能并且是主动出面去承担去协调去促使问题解决，当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时候，确实是值得自己高兴和欢悦吗的，除了事情的直接结果是兄弟招工回城和妹妹免下农村外，高兴和欢悦更多的是来自对我自身能力的肯定。.

第二件事

‍是我在蒲江当知青时结识了公社的党委书记，凭着交流交谈能力与他成为朋友，这位朋友以他的权力直接把我招工回成都，而当时从我到蒲江县大塘公社插队当知青算起，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年时间。从1970年初下乡蒲江县大唐公社，到1971年初招工到成都市金牛区供销社，一年之中结识公社党委书记，侃侃而谈聊为朋友至交，这位书记把我招工送回成都的手法在当时确有点“冒天下之大不大韪”，但他“为”了，为得如此潇洒如此坦然，足以见我这个小辈朋友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这件事情在感悟感恩这位朋友之余，对自己的交流能力还是有沾沾自喜的高兴和愉悦的。

第三件事

‍要说到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以个人的悟性很快地被卷了进去，执笔撰写了成都七中第一份引出波澜的大字报，面对面的与市委宣传部肖菊仁部长对阵要求撤消工作组，走出校门进入社会“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成为当年最有资格的老红卫兵。撇开这些事情的政治错误，仅从个人能力的角度在当年还是可圈可点的，20岁的小青年能如此敢想敢为，也是值得欣喜的。更值得个人欣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我能从客观事件中窥视到事物的本质，醒悟到那场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游戏，因而能迅速的抽身而出，从资格的老红卫兵成了逍遥派，为后来年代的生涯避免很多人生麻烦打下了基础。这些个人的悟性思维与胆识，还是值得自己高兴和欢悦的。

第四件

‍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即后来的西南财经大学后，在教学科研上的一番作为。其实这也与大学毕业分配有关，当年就是避开了很多麻烦，选择到了这所财经院校，以自己数学专业的基础，展开了定量研究经济管理的教学科研，应当是一种以己之长补己之短的最好努力。使人感到欣慰和愉悦的，不仅是教学科研的成果为自己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发展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而这种选择和努力应是一种审势度力吧。

第五件事

‍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中，所选择的创造财富方法，不是传统的贸易和生产，而是一种经营和投资的行为。这其实是一种高风险的选择，但确是根据我个人特点能更好发挥个人优势的最好方法，当然高风险伴随着高利润也是一种是诱惑，但我选择了，并且十分得体和成功的操作了，取得了该有的所得。这里使人高兴与愉悦的，除了实际的财务收入外，更多的是那游刃于金融机构、企业及各类人物之间的一种悟性一种敏锐，而更多的是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的。

第六件事

‍是进入2000年后，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主持开设《科学技术史》与《大学物理》两门通适教育课程。应当说那个时候。我已接近退休年龄，方方面面不说是功成名就，至少也是小有斩获吧，功利驱使似乎不用去承担这种新课程。恰恰相反是在学校众多理工科专业教师都不愿承担这种文科院校的理工科通识课程的时候，我饶有兴趣的承担了。首先应该是天性所至，历来我就喜欢做挑战性强的事情，特别是难度较大我自己不熟悉的事，这两门课程特别是《科学技术史》就是如此。其次是喜欢新东西新事物，一件陌生的事情摆在面前，我对它的兴趣往往要大大超过对旧东西旧事物的兴趣，骨子深处我认为老旧事物做起来虽顺手但吸引力不大。

这两门课程的开设，特别是《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讲授之后于我个人的视野的开拓，以及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的增长是很有补益的。一是哲学的思维，现代科学技术就是在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们开始，到近代笛卡尔罗素们的一批哲学先哲们哲学思维中开创的发展的。二是对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了解和比较，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搏的追踪，拓宽了眼界对世界和历史更加了解有了更深的感悟。所以回过头来看，退休前选择在西南财经大学所讲授的这两门课程，应当是一种慧眼识珠般的欣慰和惊喜吧。

第七件事

‍是在接手四川天一学院十分棘手的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乱和胸有成竹。应当说当时面临的局面还是很严重的，教职工队伍在一天天加快崩溃，如不及时以一种力挽狂涛的手段去治理，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在最终解决的过程中，其实表现出了一种个人的敏锐的分析能力，在错综复杂混乱的局面中，理出一条正确的思路，去对症迎刃解决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表现出识人和用人的魄力。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初答应接手那个摊子时，自信心就是满满的，丝毫没有万一做不好的感觉和耽心，这大概是一种自我的天赋素质吧。

第八件事

‍是策划和执行四川天一学院从金堂向绵竹校区的整体搬迁，可以说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了它的所有的背景，以及这件事非我们才能全面完成的状况。事情的决定和策划表现出我对自己特别是对自己团队的高度信任，这种信任更多的表现在团队的执行能力上。我们很成功的完成了预料中的所有工作，众人相互默契的配合融为一个整体，使得事情完成的结果是相当的理想，这应当是为我和我的团队最后离开四川天一学院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我自己也认识到所具有的那种能力，这种能力的最大特点是去完成常人认为很难完成甚至不能完成的事情，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是自得和欣喜的。

第九件事

‍是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它的“香港项目”推动到一个更高的崭新的层面。当时的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香港项目”急需的是社会的认同，主要是各级政府机构和媒体的认同。而在短期内能打开这个局面，就个人来讲是得益于自己对政府机关和媒体的了解，当然多年来所积累下来的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的经验，对把事情做到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程度也是基本保障。对这个“香港项目”应该如何与高校的教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以及它应该进行到何种程度才适度，也是个人对某种事物的观察能够洞悉到本质的一种习惯表现吧，游刃有余的做事使人欣慰和平静淡然。

第十件事

‍是在约定的一年到期后选择离开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悖论：我很清楚也许我能更好的帮朋友建立起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最好的最优秀的管理架构，我很明白这个管理架构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向朋友说明了这个状况，就意味着我必须面对各方面的阻力去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很多麻烦。于是我选择了撤退，这应该是进入真正的退休休息前的一种最明智的最合适的也是最理想的完美选择吧。

好了，前面文字中曾经详细叙述过的这十件事情就说到此，他们具体的内容在前面的文字中有很详细的描述。后边想要说到的也许是小事趣事，但这些事确确实实是给我个人带来了欢乐和喜悦。

小时候认路和识别方向是我经常乐于钻研与践行的事情，朦胧中时常确定了一个目标，不太远但也不是很近，依稀知道大方向在何处，但如何行走如何到达却很茫然，这个时候研究它的乐趣就来了。已经记叙过的从我的住家光华街走到九眼桥四川大学，那是研究和摸索行走了好多次，最后才能很准确的走该走的路径到达目的地，当最后把自己心中想的方向和路径完完全全落实的时候，儿时那种乐趣那就不摆了，更主要的是成就感满满的。

还有一条路径也是当年研究和摸索了很久的，就是从现在的老南门，沿着当年还有的城墙而不是路，如何向西走到新西门，也就是现在的青羊宫附近，还有如何向东走到新南门也就是现在的锦江宾馆附近，就分析探索了若干次，最后终于把方向和路径弄清楚了，不是一般的清楚了，而是明明白白的清楚了，这时那个高兴劲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有点欣喜若狂。

再就从新南门出发再向东，沿着南河也就是锦江如何走到今天的东门大桥，当年也探索了很久，那一片有府河和南河的交汇点也就是现在的合江亭，还有就是从新南门大桥向东走，先后有安顺桥九眼桥等桥，当年旧城没有改造时路往不像现在这么清晰，也是研究探索了多次才弄明白的，因为府河和南河在那里两江汇合，二条河宽窄大小都差不多，分析和研究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当最后用行走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的时候，那种成功了的乐趣油然而生。

一个在儿时始终没有弄明白的疑问是金河的走向。那个时候家住在光华街，读书在陕西街，金河在陕西街附近有座桥，如何从这座桥出发把金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一直是儿心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因为金河较小较窄，很多城中家庭的房子都依河而建，不便行走探索，所以直到最后搬离了那个片区也没有把金河的走向搞清楚，算是儿时的一件憾事吧，这种遗憾当年让我抱憾良久。

读初中时一条涉河的冒险事当年也是一种趣事，每每成功了心中的满足和成就感也是满满的。那时我们家住在三官堂，到成都二十九中上课正规的路线是沿锦江走到九眼桥，然后几乎是一个直角的左转沿着“三九路”到学校，三九路是当年从三瓦窑到九眼桥的一条路，现在已不复存在。当年就是这条三九路让四川大学和成都工学院隔路相望，后来成都工学院亦即成都科学技术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后，三九路中相当长的一段现在已是四川大学的校内道路，三九路也为此中断。

从家中沿着这条道路去上学，路程是相当远的，它其实有一条路，可以穿过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到成都二十九中，这实际上几乎是走的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捷经，当然会很近，不过其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渡过锦江。可以花一分钱坐设在现在的空军医院位置靠河处的渡船过河，但这除了要花钱之外，这个渡船实际上已经处于三官堂和九眼桥的中间了，花了钱路径也没有省到多少，当然每年五六月份上学想少走点路还是要坐这条船的。

但到了下半年九月以后直到来年三四月，这时锦江的河水枯水期较浅了，所以那个时候经常冒险从距家不远的河边直接涉水过河，穿过没有围墙的望江公园，进入虽有围墙但设有小门的四川大学，再穿过四川大学就到了成都二十九中，这简直是一条捷径，所以那个时候经常做这件事，既省钱又省时。不过涉河还是多少有点冒险，虽是枯水期但河中水仍然是有的，所以需要找到浅水的位置地点，但这个位置地点是经常在变化着的。所以每当找到一个过河点涉河成功时，那种欢乐和喜悦也确实是一种另类的享受。

儿时还有一桩趣事是游泳。我这个人从小有两个弱点，一是不爱运动，二是生性谨慎胆小，唯独在游泳这个事上远离了这两个弱点。从小所有的运动我就不喜欢，唯独游泳喜欢积极参与，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四川大学附小就在川大游泳池附近吧，所以从小就在游泳池里浪迹，其他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很笨拙甚至学不会，唯独游泳似乎很得心应手，技能还颇不错，至少是将就吧。

四川大学附小和川大游泳池都在锦江边上，游过了锦江就是湖心岛，也就是现在的东湖，那个时候的东湖还真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湖，当年儿时的学伴们在夏天放学后都要邀约着横渡锦江，到东湖去游泳，这桩事还是有点冒险的，我居然能克服胆小谨慎的弱点，与大家同行。

那是一桩使人十分愉悦的事情，先在四川大学游泳池中换好游装，然后到锦江边下水横渡过去，锦江在那一段河水还是很喘急的，也比较深是一个游水的好场合，同学们结伴而行，颇有点中流击水的味道，每每此时愉悦和自豪油然而生。

虽然对游泳那样的喜爱，但始终没有胆子到九眼桥回水湾一游，当年的九眼桥河水湍急，穿过桥后在每个桥墩形成的回水，从上游下水游过九眼桥不远，即可顺着回水游到桥墩上玩要，这是一个既要有游泳技能又要有胆魄的勾当，每年在此处也有不少游泳高手丧生，我虽许多次产生过下水的欲望，也多有同学相邀，但谨慎胆小的天性总让我望而却步，这应是又一桩憾事吧。

但在九眼桥桥头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经常引我驻足，那就是纤夫的逆水拉船过桥。当年锦江中还能行船，其中有不少的大木船是下游的双流等处的农夫到成都收粪便作肥料的。收足一船粪便肥料后船便顺江而下十分便捷，但把船从双流等地驶向成都却只能靠纤夫拉纤，水流不湍急之处一个纤夫即可拉动一条大木船逆流而上，即便河水湍急的地方两个人也足亦。而在九眼桥头因为桥的九个桥墩使河面突然变窄因而河水特别湍急，并且使桥上游和桥下游水面形成了一个有一二尺高的落差，所以九眼桥头的纤夫拉船过桥便成为一个壮观，经常是众多市民在河边岸上桥头围观一艘艘船纤夫拉着过桥。

这是要拉动一艘空船逆流过桥，需要船工和纤夫们齐心合力，往往是几艘船的船工和纤夫合力把一艘艘的船拉过桥。那个场面确实壮观，五六位纤夫拉着一条船，船头上的舵手手持撑船的篙杆，既要用篙杆撑船把握船头方向，还要领头呼唱号子，引领众位纤夫合力拉船。特别是冲破水面落差的那一瞬间，船上的人拉船的人围观的人，众心携力心悬一线，船迎着着激浪冲过桥头，众人一片欢呼声雷动，置身其中观看，不得不为劳动之伟大敬佩和欢悦，更为纤夫喝彩与欢呼。

说到劳动，又想起一桩自得之事，那就是读初中和高中时的家中饮食也就是吃饭。读初中时一件得意之作是每年春夏之际采摘南瓜花煮绘面，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大家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前面说到。每年这个时候我会涉水过河穿过四川大学去上学，其实走这条路径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沿途采择南瓜花，南瓜花有雌雄之分，母花用于结果公花用于授精，我采摘的当然是雄花。南瓜花沿花瓣撕成一条条的，下锅用油盐炒一下，加水烧开放入擀好的面条面块，一锅美滋滋的绘面令人朵颐大开，食用美味时不禁为白天的劳作而高兴愉悦，自有一种食源于劳作的自豪之感。

读初中时有这种闲暇之心忙于饮食，主要是初中的功课不忙，到成都七中读高中后对学业的自我关注已达到一个自由的境界，但此时还是有一个困扰之事，那就是放学后要做每天晚上的晚饭，当年我的母亲是那种工作至上的女性，她是不管吃饭这些事的，而这餈晚饭不仅是我要吃，还有读小学的老弟要吃，好在当年的饮食要求不高，记得经常做的一种菜肴竞是大葱拌豆瓣。一束大葱切成葱花盛于小碗中，面上放上豆瓣，煎上一小调羹菜油，趁热趁烫浇在豆瓣上，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搅拌均匀下饭，美味之至也，也是一桩愉悦乐事，当年确有为如此操作能省出读书时间而高兴自得。

写了很多儿时和读书期间的趣事乐事，虽很琐碎但确确实实是儿时无忧无虑无欲无求之际的高兴和愉悦之事，虽微不足道回味起来似乎其乐无穷，这是一种纯净的愉悦，一种简单的满足，人生如果能够永远如此那便好了。

还是记几桩工作之事吧。首先想起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由于很多特殊的原因凑在一起，使我虽然只是居于商业局办公室中的一个一般干部，但却要料理很多“大事”，其中一桩事，就是筹备召开每年一度的金牛区商业工作会议，后来发展为还要筹备全区财政工作会议。

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有两桩大事必须要办好。一个是秘书组要准备会议工作报告，二是会议的会务。第一桩事说是重点也确是重点说难也难，但本质上并不难。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操，都是有固有的模板的，在固有的八股文模板下，把具体的工作目标数据要求得体的结合着写进去说行了。这项工作多数时候都是由我在承担，我心里知道不难，但动作上我表现出完成起来很难很麻烦，这样可以为我争取到很多好处，至少是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自由时间去做自己的事。

第二件事刚接手的时候也觉得很难，但我以自己的敏感很快就搞懂了它内在的一些联系，并且很巧妙的利用当时政策上的一个空白点，既把每次会议的会务办得与会者都很满意，同时自己也从其中谋取到了一点好处。一个会议的会务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当年就是肉食的标准，说穿了参加会议的人都想在会议上多吃点“油大”，因为当年众人肚子中油水都很少，都想在会议上多吃点肉饱饱口福。

会议一般都是在商业局管辖的茶店子旅馆进行，刚接触此事时茶店子旅馆一位贾姓的伙食团长给我说，按照文件规定可以打报告申请参加会议的人每人每天二两肉。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很油滑的聪明人，与他在交流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听他到明白清楚的说了一桩事，但最终确认我搞懂了多弄点肉是有办法的。

因为全区的所有的会议肉和油的配给都是有会议主办单位打报告给商业局，由商业局审批和执行，而商业局自己要开的会也是按这个程序，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报告自己审批自己执行了，而当年的情况全区各种会议的审批也好执行也好，其实就是我，特殊的原因形成了我这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却拥有如此的权力。

于是在那位贾姓伙食团长的配合下，每次商业工作会议和财贸工作会议会务都办得特别的满意，因为那位贾姓伙食团长在配合办理时也参了一点自己的私货，我也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默许了，这样使得他对我特别的殷勤，当然得到的好处就是我的会务他会尽力的把伙食搞得特别的好。还有个情况就是茶店子旅馆从经理到客房和餐厅的工作人员，多数都是在71、72年与我同时从蒲江调回成都工作的知青，严格的说就是我的伙伴，因此在茶店子旅馆召开会议，我是如鱼得水般的分外自由。

这里稍稍说一下当年那个会议肉食标准的配给为什么会出现由金牛区商业局来审批全区各种会议的情况，这个情况其实很错综复杂的。当年的肉食品是定量供应，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凭票供应。当年成都市共有五个区：东城区、西城区、绕城一圈的金牛区，以及龙泉驿区与远离市区的青白江区。

本来金牛区的场镇居民是可以与市区居民一样，统一由市食品公司组织和负责猪肉供应的，但绕城一圈的情况使上层各方面怕金牛区的肉食供应对城区肉食供应有所冲击和影响。因为金牛区还有20个公社农户也要养猪，于是市食品公司在报经上级同意后，让金牛区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他们每年给金牛区下达一定的生猪收购任务，完成收购任务之后的生猪由金牛区各个供销社自行宰杀和供应，当年供应给居民的肉票都是分为城区和金牛区两种发放的，二种区域的票证不能交叉使用。这个政策给金牛区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金牛区商业局的权利应该也就很大了，各种会议的肉食标准也由金牛区自己审批了，这个职能实际上是权力归口于商业局，仍然是不明不白的成了我的工作。

还是回到组织商业工作会议和财务工作会议上来，在今天副食品充足有余的情况下，是很难理解当年的那种情况的，但当年确实是一个众望所属的大事，我自然会因为把这种事情办得特别的圆满而自喜，该有的高兴和愉悦都有了。

上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还有一种事情不仅当年很自得，现在回忆起来都还觉得是特别的有意思，这就是当年我在金牛区商业局主办《工作简报》的情况。当年我到金牛区商业局时，局里边已经有了这份《工作简报》，因为诸多的原因办得很一般，一年出不了几期，内容很泛泛，上下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到商业局后，这项工作也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可能他人认为这是一个累赘吧。我接手后加强了工作，让这份《工作简报》达到了一个月可以发两三期，有时甚至是一周一期，这样一年就有了三四十期了。在《工作简报》的上报下发上，我加强了向上级的汇报，不仅金牛区分管财贸工作的书记及区委财贸部要上报，并且上报到了市委财贸部和市第三商业局，根据各期《工作简报》的内容，同时转发成都市相关的专业公司，比如食品公司、百货公司、五金公司、烟酒公司、日杂公司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年我结识了成都晚报一位刘姓记者，在他的引领下成为成都晚报的通讯员，也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很多通讯员报导，所以这些《工作简报》每期也都抄报成都晚报，这在当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件事。

我在这项工作中，首先履行的是采访的工作职责，当年我几乎每周都有两三天的时间在金牛区商业局所管辖的二十个供销社中转悠，也就是说到供销社去发掘可供报道的工作题材。这项工作也许他人不愿意进行，我倒特别乐于其事，他让我与不少供销社主任成了朋友，也结交了一批基层供销社员工，通过这种朋友与结交，我得到了不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私事上的很多方便与好处。

采访到新闻题材后，回局上把它写成《工作简报》，形成文字后交由打字印刷室打印。这里还要说到的是，当年基于很多原因，我居然还学习了中文打字机的打印，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有乐趣的事，也许旁人不太喜欢，但我却很热衷于此，当然他在工作上的一个直接好处是，有时很急的材料包括《工作简报》可以由我撰写后自己打印。因为从形成文字到打印成材料都由我一手完成，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我还曾有全能办事员的称谓。

读大学期间的有件事也值得一提。当年我读的是数学专业，班上同学不多不到30人，我算是最大的老大哥，先后担任过班长，学生会主席。到学习数学专业课时，大家才发现数学太难学了，特别我们当年77、78级是全国高校文化大革命后首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的，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大学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我们好些数学专业课的老师，虽然配备的也是当时学校拿得出手的先生，但毕竟是第一届，所以在教与学上也产生了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

从教的方面，先生们在当年那个大环境下教出好学生的心劲很强，选用的教材都是当年北大等名校使用的教材。但也有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与同学们不太对路，当然主要是对同学们的情况不太了解。从学的角度，这届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基础还是比较差的，像我这种老三届已有十余年没有在学校读书，而年轻一点的同学也许基础比我们老三届更差些。在这种情况下教与学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要产生。

基于老大哥的身份，加之确实也是班长和学生会主席，我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与任课教师沟通的工作。当时同学们反映最强烈的是有几门课程听课很难，直言之就是不大听得懂，而有的课程因为习题课不很到位，同学们普遍反映完成习题很难，特别是对每门课程的考试，严格的说是真正的有恐惧之心态。

我把这种情况多次与授课的先生们进行沟通，希望在讲授上能通俗化一点，希望能够照顾到同学们的特点在习题课上加强一些，让同学们不要感到专业数学课程太抽象。针对不少同学对一些课程十分茫然的状况，在好多门课程的考试上给授课先生们提出建议，建议改为开卷或小论文形式结业。这些建议得到了先生们的认同，对促进数学专业课程的教与学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减少甚至避免了一些矛盾。当然是一种沟通。也并非易事，因为我毕竟也是学生，以学生的一员向先生们做出建议也还是有它的难处的。但不管怎样最终事情还是向着好的方面在发展，我也在工作中感到十分欣慰和愉悦。

上世记八十年代到西南财经大学参加工作之后的几件事也很使人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记得是1985年中吧，当时一位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的庞姓老师找到我，探寻能否由我出面去协调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这位庞姓老师虽然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但一直对研究数量经济情有独钟，他在全国数量经济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影响与地位，而数量经济也是我研究的专业方向。

此时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筹备也有一两年时间了，但进展不是十分理想，好像几个主体单位的意见不是很一致，全国数量经济学会是委托这位庞姓副校长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所以他对组建学会的事一直十分关心，之前学校统计系也曾有老师跑过此事，但最后是事倍功半成效甚微，我那时在学校刚刚组建的经济信息工程系，庞姓副校长希望我能够接手此事，尽快把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筹建起来。

基于很多原因，我答应了这件事，接收后发现这个事果然有些麻烦。当时筹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的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单位：高校有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大学，科研单位有四川省社科院，政府部门有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与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高校和科研单位比较好协调，大家的意见也比较一致，四川大学和省社科院也比较认同西南财经大学，因为无论在川大还是省社科院，经济研究特别是数量经济研究并不占主流，所以他们还是很赞同和支持由西南财经大学出面筹备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

比较麻烦的是那两个政府部门，他们对西南财经大学到没有什么意见，也很认同由西南财经大学出面主持此事，矛盾主要发生在这两个单位的之间，主要的症结是学会成立之后是挂靠在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还是挂靠在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双方的主要人员都希望把学会挂靠在自己单位。如果把学会挂靠在西南财经大学，这两个单位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庞姓付校长还是反复强调学会最好挂靠在政府部门，因为学会如果要务实，挂靠在政府部门才能得到项目和经费的支持。

于是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这两个省级单位的协调上，其实主要是这两个单位中一位章姓一位漆姓的处级干部身上。这两位干部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年龄和我相仿，都在从事数量经济的实务研究，经过多次交流洽谈协调，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挂靠在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由当时分管四川省经济事务的蒲海清副省长担任理事长，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主任担任秘书长，两位章姓和漆姓处级干部与我三人担任副秘书长，日常工作摆在西南财经大学，也就是我成了事实上的常务副秘书长。

如此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大功告成，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在1985年年底正式成立，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我担任学会事实上的常务副秘书长近五年，期间每年都召开了一次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事后回想起来，庞姓副校长找到我协调此事应当是有备来的，他其实很知道这两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我能够做的就是去弥合分歧化解矛盾，也许他当时对学校人手的观察中，认为我更适合于从事此事。事实上确实如此，在协调此事的过程中各方意见的不一致确实使人感到很棘手，但我毕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对于政府部门的运行机制还是比较了解的，也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运用西南财经大学的影响力，所以这个事在拖了近两年后最终还是得体的解决了，从个人的角度应是一次综合能力的展示吧，所以成功之后还是特别的沾沾自喜，特别的高兴和愉悦。

再有件事就是从86年到88年，我连续组织了好几届从全国各地财经院校来的数学老师到成都参加各种会议，主要是教材编写会。上世纪80年代全国经济院校的数学教学发展很快，因为经济类硕士研究生的升学必考科目之一有数学课，所以各校的经济数学的开设日益规范，逐步形成了以《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与《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四门课程的经济类数学教学体系，编写适合经济类专业教学的数学教材的需求也应运而生。

1986年暑假，我到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参加了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的年会，在会上与几所财经院校数学课程教学单位达成共识，大家共同合作编写财经类院校经济数学教材。除了教学的需要外，这个时间全国各财经院校的年龄在40~50岁的数学教师们正处于申请高级职称的高潮中，报批高级职称需要他们至少有编写的教材作为教学和科研的成果，这种需求的急迫性促使我们达成共识在1987年9月新生上课时编写出版一套经济数学教材，从时间上来讲应当是很紧迫的了。

1986年十月，我在成都组织了有全国十多所经济院校四十余名教师参加的教材编写会。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这种会议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与会人员回家的飞机票与火车票的购买；二是会议的费用如何筹集。第一个问题放在后边我在成都组织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第二次年会叙述，这里先说说第二个问题。

前边曾经谈到过一件事是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组织负责全区商业工作会议和财贸工作会议会务的事，当年的会议地址茶店子旅馆我很熟悉，它的经理、管理人员、客房和餐厅的服务人员都是当年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下乡知识青年。1986年正是国营商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中经营困难的时期，象茶店子旅管这种国营商业一方面失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会议的收入资源，另一方面多年的国营经济体制带来的工作习惯又使他们面临市场很难开辟新的客源。

于是我把我的会议地址放在了茶店子旅馆，并且从第一次开始先后在这里召开了数次不同规模的会议。因为与茶店子旅馆的所有员工都有十分密切和融洽的关系，这些员工朋友成了我在这里召开各种会议的会务组成员，他们从各个角度为我所组织召开的会议服务，这种基于友谊关系基础上的服务，让所有参加会议的来自全国各地财经院校的与会者们都感到好奇和惊讶，大家是不好想象一位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是如何会与旅馆员有这种奇特而和谐融浴的良好关系的。

这一点与会议费用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我在这里率先启动了后来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后多数旅馆酒店都广泛使用的“吃床足”方法。要组织出一个高质量的有后劲的会议，除了会议本身的质量外，有几个会务问题要解决好，那就是伙食、旅游与会议礼品。但这些问题要解决好都是需要钱的。不可能收太高的会务费，除了太高各校老师们回去报销会有难度外，参会老师们的感觉也不会好。但是当年的会议差旅费中的住宿费在报销上比较随和方便，于是我与茶店子旅馆那些当年的伙伴们商量好，从住宿费中拨出一部分经费用于伙食、旅游与会议礼品这三项开支。

会议效果相当的好，我事先与教研室的老师们提前准备好《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与《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四门课程的编写大纲，所以使得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教材编写的分工和为了赶在明年9月使用的这个时间节点出书的工作流程也很快的得到大家的确认。剩下的就是组织大家去旅游了，这四十多位老师多数都是第一次来成都，所以我组织了他们二次旅游，一是去游览青城山都江堰，二是市区内武候祠杜甫草堂等景点游。

会议的伙食也是特别的好，因为有“床足”可吃，再加之成都的物价当年属全国最低，还有就是茶店子旅馆我当年那些厨师伙伴们精心烹饪，会议伙食好得让参加会议的老师们难以想象，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交的那点会务费会有如此好的伙食享用。更为重要的是临走时赠送给他们的会议礼物记得是那么几大件：一个皮质的可背可拉的旅行箱，一个腌猪头一大块腊肉还有5斤香肠，可以说来自各地的老师们带着极好的口碑回到了家中。

会议在当年能组织的这样，应该是个奇迹了，这之中对我来讲就是各种关系的整合。比如茶店子旅馆，那种全体员工都是我的会务组的成员使参会老师们犹感吃惊，在这些员工一口一口呼喊“小许小许”声中，这些与会者明白了我不仅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更是这些员工们的朋友。

去旅游的大巴车是由西南财经大学车队提供的，尽管我也付了费用但相对是很合理的，提供的服务也尽善尽美，这实际上是与我多年来与车队队长和员工们的良好关系有关，当然购买返程的车票和机票也是用的西南财经大学的资源，但这种资源不是一种行政式的，而是我个人与当年西南财经大学负责这份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的友情再加上必要的激励，这一点我会在后边详细谈到。

当然这套教材在第二年的9月前按时出版了，这是后边要写的另一段故事。第一次会议的成功，让我在后来的几年中几乎每年都要在茶店子旅馆举行类似会议，促进当时我积极努力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种会议的组织成功应当是个人各方面能力的一种展示，这种能力既包括教学科研业务上的，也包括会务组织上的，这种多方面的成功必然会带来个人由衷的高兴欣喜与愉悦。

当我在成都茶店子旅馆组织了编写教材的会议之后，1987年暑假我在成都承办了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第三届年会，这与我在1986年到大连参加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的第二届年会有关。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在1986年在大连市召开了第二届年会，作为西南财经大学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中间不少学校的代表都在讨论第三届年会明年在何地召开的问题。

据初步统计和了解，拟参加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代表会超过200人，这为会议的组织带来了相当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无论哪个学校承担这届年会，都需要解决这200多人返家返校的飞机票和火车票，这在当年可以说是一个大难题。所以当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都没有学校明确表示承担下一届年会。这时，曾到成都参加过我所组织的教材编写会的一些学校的代表推荐和建议第三届年会在成都举行，由西南财经大学承办。

在这种背景下，我答应了在1987年暑假在成都组织和承办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既如此会务的其他事情都好说，这200多人的返程机票车票我该如何解决呢？其实当我答应承办这届年会的时候是心中有数的，因为我已经举行过数次这种会议，返程机票和车票的解决我自有渠道和办法。

渠道和办法在哪里呢？当年火车票和飞机票的购买十分困难，像西南财经大学这种规模较大的学校，都设有专职的工作人员为教职员工出差购买飞机票或火车票，西南财经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员工，正好与我住在同一栋楼，因为是邻居大家也十分熟悉，我在成都举行的很多次会议，都是由这位邻居协调解决与会代表的返程机票火车票，由他全面支持解决。

当然这之中也要有一些方法，因为当要集中的数量较大的预订机票与车票时，仅是一个学校的力量是不够的，这位邻居朋友需要串联相关的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大家共同解决数量较大的返程票。

当年改革开放进行到了相当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很快，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很快，大家都明白想要把一桩事情办好，仅仅公事公办显然是不行的，需要一些市场化的办法，直言之就是需要有一些人民币做润滑剂，而这一点我从举行第一次教材编写会开始，便同我这位邻居朋友形成了很好的默契，我会向他提供他把这件事办好需要的经费，当然其中也包括对他为我工作支持的感谢。

全国经济院校经济数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按照我所办会的会务标准，仍然是在茶店子旅馆全体员工的支持下，1987年暑假在成都举行。从会务向与会代表组织的旅游，赠送的礼品以及会议的伙食标准看，无疑是十分成功的，我也为此在全国众多高等财经院校数学同仁中获得了极好的口碑，为下一步编写经济院校经济数学教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要谈到的又一件事是教材的编写与出版。1987年9月我所组织部分财经院校编写的经济数学教材一套三册正式出版，这从1986年暑假大家开始议及此事，到当年十月在成都召开教材编写会议，然后抓紧编写审定印刷出版，时间刚好一年。这套教材是专科层次的，三册的书名定为《微积分》、《线性代数与线性规划》、《概率论及数理统计》，教材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正是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全过程，使我完全搞懂了快速出版教材的程序和路径，为后边编写多套教材打下了基础，并让我把商业化的手段融入了教材编写。

因为第一套教材的出版周期很短，我必须要把各个环节抓紧，其中包括：教材编写大纲的讨论；初稿的按期完成；送审稿的确定；出版社的三审；印刷厂的三校；最后是教材要如期发送到各校保证教学需要。这里边最不好把握的是出版社的三审和印刷厂的三校。因为身体力行的参加了各个环节的具体工作，使我有了很实在的运行操作经验，最后让我把教材出版这项本来是很纯粹的学术工作，变成了一个商业化运作，直言之就是在教材的出版中我这个组织者还盈利了。

从第一套教材编写成功之后，我一共在1990年前先后组织编写了数套经济数学教材，包括财经院校公共经济类本科教材一套四册：《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财经院校理工科类数学教材一套五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运筹学》、《概率论及数理统计》等等，分别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在这段时间中，也撰写有专著《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保险费计算的理论与应用》、《数学规划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目标管理与目标规划》等，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第一套教材完全是按正规的出版社程序完成的，书的责任编辑是四川科技出版社一位周姓女编辑，认识她的时候是一位普通的编辑，在我与她的圆满合作的时间中，她一步步升任编辑室主任。按照她的要求，我们准时完成和提交了稿件，她也及时的按程序进行了三审，并于1987年初把审定稿交由德阳市罗江印刷厂排版印刷。

因为对教材出版时间的关心，我主动向出版社那位周姓编辑提出我们直接到罗江印刷厂进行三校，她当然很高兴与赞同，这为我今后与她的深度合作打下了基础，因为工作的状况使她对我的信任大大提升。在去罗江印刷厂三校中，结识了李、扬二位厂长，这本书也是罗江印刷厂排版印刷的第一套数学书，排版的工人还不是十分熟炼，我们在排版车间与工人们一起改版，也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第一套教材是按照我们包销一定数量，盈亏核算由出版社负责，但我们包销部分有相当的折扣，这个折扣的金额保证了包销数的完成。在罗江印刷厂与两位厂长的交流中，知道印刷厂印书的价格与书的定价有相关的差异，这让我萌发出购买书号自行编辑印刷的想法，因为在与厂长交流过程中己达到相当好的程度，事实我就开始了筹划第二套教材的商业运作。

第一套教材的顺利出版，激发了不少学校的积极性，特别是出现了几所合作基础很好的学校，另外评聘职称的需求也使出版一套财经院校普通经济类本科教材很快的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了保证商业运作的可操作性，我首先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洽谈了购买书号自行编辑印刷事宜，因为有第一套书的良好合作所建立的信任基础，洽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1987年国庆节后，拟议中的这套本科教材编写会议在茶店子旅馆召开，茶店子旅馆一如既往的提供了优质的服务。编写会议十分的顺利和成功，大家都按照审定好的编写大纲回校撰写初稿，1988年元旦前后完成的初稿陆续汇集在我这里。首先得完成教材的定稿工作，这项工作确实使我比较辛苦，我还是在春节前完成了教材的定稿。这套书的三审就得由我组织专家完成了，好在成都科技大学王荫清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吴怀教授两位恩师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完成了三审的教材定稿在春节后提交给了罗江印刷厂。

接下来就是例定的排版印刷工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减少了出版社的很多工作环节，所以这套教材发到各个学校的时间比第一套教材早了许多，方便了授课教师的备课，这从一个角度也证明了国营的机制在效率上的弱点。

这套教材是用商业运作的方式出版的，盈亏核算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成本只有两项，一是取得书号的管理费，本质上就是向出版社购买书号，二是排版印刷成本，至于其他的三审三校，发生的费用都不大，特别是三校就是我们老师们的劳务，应该是没有费用的。

这套书从经营的过度肯定是有利润的，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书的定价。原则上出版社有一个按印张计价的标准，但当时书籍发行的市场化巳比较普遍，所以出版社在定价上参与意见很少。我们这边教材的定价就是参照当时的消费情况，只要学生能够接受不至于造成大的负担就行了，所以这样下来这套教材最终是盈利了的。

这种商业化运作的程度使我感到很欣喜和高兴，当初发起编写教材更多的是考虑的教学科研，以及与兄弟院校保持良好关系，根本没有想到盈利这一点，无意之中乱打乱撞居然还有经济上的收益，这确实始料未及，让人有些惊喜。

这是大学毕业以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第二次突破。第一次是1983年到1985年，依靠在广播电视大学上辅导课，改变了当时已经很紧张的经济状况，但那种收入也仅仅是使日常生活不太紧张较宽裕而已。这一次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出版发行教材，实际上开辟了增加家庭收入改变经济账号的又一个渠道。

顺着一个思路，后边出版的几套教材都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特别是在排版印刷方面，经过前二套书的运作，与罗江印刷厂的合作关系已十分密切，为了降低排版印刷成本，我都采取预付款的方法厂方在纸张淡季购买储存印刷纸，从而使盈利的尽量极大化。这样，编写教材的工作就这样逐渐走上正轨。

今天正好是2021年的6月30日，使我想记叙一段趣事，这段趣事和中国共产党有关，因为明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使我想记叙记叙。

什么趣事呢？应是大约30多年前吧，基于很多原因，主要是来交谈沟通动员的人太多，我向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学院党总支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也算是要求加入党的组织吧。我这个人身上的多重性很强，从天性的角度我是自由潇洒惯了的，内心深处不大愿意受任何组织的约束。但从现实表现来看，我似乎一直都很正面，与我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我应该是党员。

那个时候经济信息管理学院的党总支刚成立，书记是学校的一个康姓老资格干部，他在任职院长办公室主任时，与我私交甚好。当年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成就甚是突出，在学校党委看来肯定是属于积极培养发展的对象。说内心话我肯定是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要受组织的约束，好像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入党申请书已经递交上去了，我也只好积极的作加入组织的思想准备了，虽然内心有点不是很情愿。比较使人欣慰的是申请书递上去后，反而没有人找我动员了，大家相安无事的过了一两年。后来那位康姓书记专门找了我，给我说了件匪夷所思的事，才解开了这一两年彼此相安无事这个谜。

原来这位康姓书记，听别人说到过我这个人文笔很好，他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南下干部，还是很想欣赏一下所谓我的文笔，所以他专门把我的入党申请书带回家中去想仔细看看，没有想到家中太乱，他居然把它放迷了找不到了。这个事对他作为党的书记来讲还是很严重的，所以他一直不太好向外声张，更不好对我说，仅管我们作为朋友私交甚好。为什么他现在要跟我说这个事了呢？是因为他也再拖不下去了，毕竟这是一件有组织程序的事情，不可能这样马马虎虎的混乱下去。

听了这些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老天的这种安排真好，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首先作为朋友，我安慰康姓书记没事，这个事就不要往外讲了，我答应有时间的时候重新写一份申请书交给他，以便他能够交差。当然后来因为多种原因，除了因为忙而更多的是我心不在焉没有把这个事当成一个事，最终也没有重新写一份交上去，这个事情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拖化了。

记叙这段趣事想要表达的是，我虽然十分拥护共产党，但天性又不愿意受约束，所以如果真加入进去，还是很勉强一定不会特别的适应与愉悦，现在天造人和居然出现了这种事情，一定是上天不愿意让我做勉强的事情才发生的吧。所以当年出现了那种情况，我内心还是特别的高兴和愉悦的，至少没有失望和遗憾的心情。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不想加入就不要写申请书嘛，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事情作茧自缚。但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的情况是太正面了，这份申请书不交上去好像在很多方面都不太妥当，所以当时也只好很勉强的写了。有一个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当年的情况，当时西南财经大学的不少民主党派也在找我加入，学校党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委派与我关系特别好的庞姓副校长，给我讲建议我即便一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最好不要去加入民主党派，由此可以看到学校党委在当年还是很重视我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天性，对我来讲肯定任何民主党派我也是不愿意去加入的。

接下来要记叙的一件关于做出选择的事情，这个选择是在我“四十而不惑”期间做出的，谈不上因为选择的结果而高兴和愉悦，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淡泊与宁静吧，一种心如止水的淡泊与宁静。

1988年底，我被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任命为学校科研处处级干部，比较正式的踏上了仕途之路，几乎是在同时我有被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聘为经济顾问。刚开始的时候外边的事确实算是一种兼职吧，就是有时间就去企业，企业随时准备好车辆待命，接送我去企业处理公司经济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深入，逐渐的在时间上有矛盾了，公司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而我这边因为行政任职需要坐班，时间上不像当高校教师不需要坐班那样可以自由支配。

需要做出一种选择，要么推掉外边公司的事务，要么从处级的行政岗位上抽身而出。这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选择，实际上是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也就是走仕途之道还是以能创造经济收入的市场化路径规划个人发展。仕途上如果中规中矩的在西南财经大学干下去，发展到做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何况当时就有民主党派来动员我加入以能够任职省上的副厅级干部。

在对自我作了全面分析后，我认为从我的基本素质和天性适不适合走仕途发展之道的。我这个人不大习惯于在上级领导面前是羊，更不可能在下级面前是狼，也就是说我既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俯首听话，也不会在不必要的时候表现出凶狠的天性和习惯，如此基本素质与天性是无法改变的，这是个人的习性。如果违背自己的天性和习惯很勉强的去走仕途，无论哪方面都不会愉快的。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经济上的。当时在学校做处长，工资与当教师一样100多元没有变化，因为要天天坐班每个月有40元的岗位津贴，而民营企业去聘请我当顾问，兼职的有时间就去，一个月的待遇是500元。我这个人一直是活得比较实际的，没有什么比较抽象的追求，所以经济收入也就成了决定我发展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于是我做出了辞去学校行政职务的决定，仍然退回去在西南财经大学做教师，因为高校的教师是不坐班的，只要完成了教学工作量，其余时间都是由自己在支配，可以保证在外边民营企业兼职的工作时间需要，完成企业的工作任务。

做出这个决定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自己的想法很简单，怎样想就怎样去做就行了，所以自我并不难，特别是我没有把这个高校的处级当成一回事，所以自我就更不为难了。但外界不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任命一个处级干部还是很严肃认真的，所以几乎是所有的人对我的决定都表示不能理解，来自方方面面善意的交流，也使我做出这个决定花费了较长的时间。

因为我是西南财经大学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主动辞去处级职务的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各方面处理也很慎重，学校党委委托庞姓副校长跟我交流多次，在确认了我的决定之后，还特别让我郑重其事的写了辞职申请书，其中核心的内容是要认真表述和强调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决定。

经过有近两年的时间，我终于在1990年辞去了学校这个处级干部的职务，仍然回到教学线作普通教师。后来将近10年的发展特别是它的实际结果说明我当年的这个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正确之处不仅仅在于我创造和积累了一定的家庭财富实现了财务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的心情十分愉悦，并且让我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中一直生活在一种欢悦自由适合自己天性的环境之中。

接下来想要记叙的一件事情从政治上来讲有点敏感，但我还是把它记载一下，至少是当时我的客观实际情况，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对我个人的情况做了这种安排吧。从1988年未我就走入社会一家民营企业做经济顾问，半年后进入了1989年第二季度，这时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已经很忙，几无时间顾及他事，也正好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事件与情况，这就是后来的“6.4”。

从4月下旬开始，成都的不少高校就开始躁动，进入5月之后逐渐激烈起来，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学生在聚集，但主要还是各高校内部学生的情绪比较激烈，西南财经大学也是如此。当时在西南财经大学内有不少学生在校内写大字报，组织校内游行，向教职员工募捐签名争取支持。我作为当时西南财经大学比较有影响的青年教师，自然也是同学们关注和争取的对象，他们多批次的到家中找我，希望我能表明支持他们的态度，捐不捐款不是主要的，只要能表示支持就好。

在那个时候我的经济顾问工作确实太忙，在家中的时间极少，同样也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对当时出现的那些事件和情况关注很少，所以他们既找不到我，我也因为对情况不太了解无从表一个什么态，说实话我当时对同学们的诉求都没有特别的搞清楚，所以在同学们找不到我，我也弄不清楚情况的前提下，我既没有表什么态，更没有捐什么款。

事情发展得很快，进入6月初之后成都的天府广场那一片成为人群聚集的地方，应该说最初是各高校的同学们，但后来更多的是一些社会青年。当然很快就发展到社会青年们打砸抢，烧毁汽车最后烧了人民商场，这些亊件如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6.4”一样都得到制止，各高校学生们的活动也嘎然而止。

后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学校还对当时支持学生们活动的一些教职员工进行了清理，找对学生有支持行为的老师谈话，要求说清楚当时的情况。学校不少青年教师多多少少都有点行为，而我喃阴差阳错的因为太忙，居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连多余的话都没有说一句，所以这些清理和谈话都没有我的事，事后想来这也许确实是老天的安排，让我的工作太忙了，忙到让人基本上是完全的置之事外的。

下边要记载的是上世纪90年代我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时的一些趣事，不是生意上的事情，生意上的事情我已经在我的工作中有所记叙，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做得比较完美，能够给我带来一些自我愉悦或者心绪平静的事情。

1992年，很偶然的原因是我结识了当时台湾很有名的歌星高凌风，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圈都称他为“青蛙王子”。高凌风的真名叫葛元诚，他还真在台北注册有一个《青蛙王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些中外合资公司的台资方，并且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替他打理在四川成都的相关工作。

高凌风祖籍就是四川成都人，所以台湾一开禁，他就同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歌星陈彼得一起来到了成都。严格的说高凌风在成都呆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低潮阶段，他与我是同年生人，1992年已有45岁，作为一个歌星年龄似乎偏大了点，所以当时他在台湾已不像当年当红歌星那样引人注目，他到四川成都来主要还是想寻求一些投资发展有机会，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的歌星在内地还是很受追捧的。

他希望在成都开展他的演艺事业，想在成都建一个他表演的舞台，严格的说应该是一个歌剧院。我陪着他看了成都的很多地方，比如当年东御街的新声剧场，春熙路商圈的锦江剧场等很多地方，最后他看中了东门一环路边的水碾河商场，其实主要的不是他看中了，是因为当时水碾河商场的体制决定了有合资的可能。

接下来高凌风招来了不少台湾人来策划这个事，当然最主要的是找投资人，先后来了两个大老板，一位是刘姓的台湾佳梦地集团老板，另一位是徐姓的台湾的房地产开发老板。最后这个事情因为没有投资人投入无疾而终。来的这两位老板并不看好高凌风想做的事，反而是利用我与高凌风的关系让我给他们做了很多事。

记叙这段事是想说明当年我对有些人有些事有淡泊平静心如止水的心态，在帮高凌风以及他引荐来的一些台湾老板做事的过程中，我没有什么求索，台湾同胞嘛来了大陆人生地不熟，没有报酬的为他们做点事我觉得也是其乐融融。

那位刘姓的台湾佳梦地老板到成都时，正巧参加了成都一个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的活动，他后来执意要邀请大陆五十六个民族的歌舞代表，组成一个中华民族代表团访台，在台湾几个大城市表演民族歌舞，为此我还专门跑了北京到文化部去争取，当然因为92年时两岸的交流刚解冻不久，这个事的运作难度还是很大的，最终也没有如意成行。

与高凌风交往的记叙似乎很平淡，其实其中也有不少可见人心冷暖或者做人原则的人与事。比如有国家机关台办的工作人员，利用当年两岸刚开始交流，从台湾来大陆的访问者还是有惧怕和戒备之心，对高凌风施加影响和压力，达到其利己的目的。也有从台湾来所谓帮助高凌风发展事业的人员，其实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借用这种机会做利己之事。当然这些也很正常，只是我在侧边看到这些人的种种行为，还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还是有好几桩事值得记叙一下。先说一下在川北盐亭县现金收购蚕茧的事吧，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看到当年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养蚕的农民，都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磨难，这种磨难是让人刻骨铭心的。

川北一直是蚕桑财政，计划经济体制下动员农民栽桑养蚕，供销社负责技术指导和现金收购，丝绸公司负责缫丝外销，银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供资金支持。迈向市场经济后，供销社退出了运行，而丝绸公司普遍拿不出现金向农民收购蚕茧，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很普遍，而农民养殖的蚕茧是会向有钱的区域流动的，当时每到初夏蚕茧收购季节，便会有蚕茧大战的混乱局面，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当事方政府、企业与农户面对现实大家都很难堪。

这个时候现金为王，谁手中有钱谁就可以充着大爷，我在那个时候就扮演了这种角色。盐亭县是我去了几年的地方，地方政府和丝绸公司对象我这样手握银行汇票的客商，青睐有加待如上宾。每到盐亭，政府要员会在县境边恭迎，正好当年盐享县委书记是一位杨姓的科大校友，这更加重了我的身份。政府做这个事情目的很简单，只要不向农民打白条，除了可以保障蚕茧不流出外，也是一项上下认可的政绩。

当地的缫丝厂如果收不到蚕茧，便只能停工停产，工人发不出工资是社会的一大隐患，政府和企业负责人都很着急，尽管当年这些国营的缫丝厂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形成缫丝生产能力，但没有现金收不到蚕茧一切都是空话。这个时候握有现金的我便可在政府的支持下收购大量优质蚕茧，就近租用缫丝厂的设备缫成生丝，或者直接销售生丝，或者在租用绸厂织成白绸销售。

这种局面应是多赢。农民卖蚕茧拿到了现金十分满意，企业因为有了生产原料便可开工生产，工人们的工资也发得出去了，政府在这种事情上梳了个光光头，农民满意企业满意上级更满意，当然我也赚到了该有的利润。这种操作所带来的多赢的局面，应当是使人很欣慰很愉悦，面临各方的感谢又赚了钱，能不高兴吗？

当然这种操作其实是有风险的，不过从当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总体我是运作得比较好的。当年除在川北盐亭县外，川南的江安县丝绸公司一位唐姓的经理，我也与他合作过收购蚕茧之事，德阳市什邡县一位陈姓的规模比较大的乡镇企业的老板，我们在收购蚕茧缫生丝上合作也不错。风险只要操作在可控范围之内，该抽身的时后及时抽身，也就能很好的规避了。从这一点上来说，个人的方方面面的优势得到发挥，并且能审时度势明确进退，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高兴之事。

还有一件比较得意之事是主持了成都市青羊区装潢印刷厂的收购，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可以书写的。这个成都市青羊区装潢印刷厂是青羊区工业局主管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早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还是蛮不错的，它不是一般的印刷厂，是以印刷商品包装以及商品宣传资料为主的印刷厂，取名为装潢印刷厂足以见得其实力。确实它名不虚传，无论是印刷设备还是人才资源都强于一般的印刷厂。

遗憾的是它也没有逃过上世纪90年代经济机制的转换，面对市场这种名为集体所有制其实经营管理体制也是国企模式的工厂显得很无能为力，竞争中丢失了了市场也就停工停产了，厂领导和主管部门青羊区工业局都急于把工厂转让出去，以解决二百多名职工社保的退休金保障问题，为此青羊区工业局还会同青羊区社保局，向省市社保机构争取到了优惠政策，希望用工厂转让的资金收入来解决社保金这笔费用。

当我们决定要收购它时，转让价格的谈判底线在工厂持有方面来讲，就是要保障所有职工的社保金一次性交纳。作为收购方的我们，首先需要去摸清它的家底，资产多少负债多少，以确定其净资产价值，这样我们才能核算收购价格底线，因为我们的收购还是为了有利润。于是，由我带着一支精干的队伍进厂了。

厂方首先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财务报表，资产不少负债也很多，负债主要是对客户的往来款，有应付账款也有预收账款，应该说这一点为我们的收购提供了极大的想向与操作空间。资产这一块除了厂房与占地以及印刷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和纸张材料等存货外，也有很大数额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这点有点悬，为我们的收购罩上了阴影。当然报表仅仅是一种数据，需要我们进行实际清产核资，只有实实在在的摸清它的家底才能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进行收购或者怎样收购。

固定资产和存货清产比较容易，我们很快弄清楚了到它的实际数额，并对它的现有价值进行了预估。比较麻烦的是应收账款或预付账款，好在这种传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运行上还是很规范的，它的销售与采购人员很快给我们约来了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的当事方，所有来的人我都一个一个交谈，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客观的判断这些往来账款可能收回的数额有多大。

让各方面包括我们自己内部都很惊讶和不解的是，我居然让这些销售人员和采购人员为我约见了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的债权方，大家不理解的是债务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为何还要主动约见他们。当时我不好跟大家明说的是，该有的债务是躲不掉跑不了的，我需要见到当事方，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判断方方面面的情况，以便能够大至确定处理掉这些债务需要多大的成本。

当所有这些前期的工作完成之后，我对整个收购的盈利状况进行了核算。客观的说，从资产负债的分析上看，收购的价值不是很大，除了工厂占地可以开发之外，资产负债相抵几乎没有什么净资产，而不大不小的工厂占地在房地产开发上还是会有规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想是收购盈利，有两件事要做好才行，一是以最低的成本处理好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那些债务，二是让工厂占地有很好的变现途径。

接下来与青羊区工业局与工厂方进行了多次的交流洽谈，谈判的焦点是收购价格，对方的态度其实很明确，保底就是解决全体工人的社保问题，这一点满足了其他都好谈。在认真进行了工作分析后，最后按照这个底线签定了收购协议，我们把盈利的赌注压在了处理好上边两个问题上：争取用低于实际债务额的50%的成本处理好债务问题，同时尽快的寻求土地买家，以便实现土地的变现。

协议签订后收购开始的具体工作很顺利，工厂的员工们虽然心里不愿意觉得很窝囊，但能一次性解决社保基金缴纳问题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员工们都来与青羊区社保局签订了一次性缴纳社保基金的合同，我们也替他们把款项支付给了青羊区社保局。接下来我们就是处理资产与债权债务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处理起来实际上难度较大。

印刷设备的处理问题是一个最大的症结，因为收购的信息早已传开，也来了不少想购买印刷设备的客户。通过几轮与客户的交流和洽谈，我们最终以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价格把印刷设备打包卖给了一个客户，也让他赚点钱再次转让，虽然少收入了一点，但少了一些处理时的烦心。因为印刷设备技术专业性比较强，我们又不懂，这样处置也许更好些。

正当我们专心致志的在处理这些印刷设备时，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什么事情呢？我得到消息时，下边的人告诉我，工厂中来了一两百工人，聚集在一起两个厂房门都被堵了。我急忙赶了过去，原来是已经签了约的员工们，对工厂的转让还是有意见的，不过他们到工厂里来，不是针对我们收购方的，主要是对厂领导有意见，用四川话来说是要来找领导说点斗斗，其实主要是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

我们进驻工厂的职工还是有些紧张，一两百工人聚在一起，怕引发一些不测事件，我告诉大家放松些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主动到工人群中去找大家聊聊。员工们看我这样更是紧张，生怕老总出些意外，我告诉他们不碍事，聊聊也许更好。果然在与工人们的聊天中，听了他们的倾诉，表示了我们的理解，最后大家居然像朋友一样的无所不谈了，接近中午工人们看工厂原来的领导都不在，最后也慢慢散了。

在处理资产上运气比较好的是，工厂所占的那块土地的转让有下家来看了，是当时成都一家还是比较有点规模的开发商要买进，因为我们也在开发房地产，对这块地的实际开发效果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对这家开发商要买这块地皮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它面积太小，在规划开发房产上一定不会是那么顺利的。

但是土地很快的成交了，到交付的时候才明白，真正的买家不是这家开发商，而是一个做汽车零售的女老板，那两年做汽车零售赚了不少钱，女老板的同学是这家开发商老板的夫人，在请教该如何投资赚到的钱时，被建议来买这块地皮，后来的情况说明这显然有点整人冤枉的味道，因为汽车零售商并不擅长房地产开发，这块地皮拿到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是块死兔。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当年闭口绝不能说的事情似乎也可以说一下了，尽管夫人与汽车零售商女老板是同学关系，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帮忙过程中，这家开发商老板也从中赚了点钱，所以有些事情还是令人寻味。

因为在土地厂房的交接过程中，我与这位女老板打的交道较多，逐渐也成了朋友，当然当年绝口不敢说不能说介绍人在这块地转让上也赚了点的事。后来我的兄弟在做工程的过程中得到了一辆抵工程款的桑塔纳新车，最后还是拜托这位女老板帮忙寻找买主卖掉的，这在当时还应该算是帮了一个大忙。

接下来是处理那些债权债务了。债权能收的当然尽量去收，当然收起来相当困难，记忆中有两家收得稍许顺当一点，但都是凭借的私人关系。一家是彩虹厂，因为老板刘荣富和诸多员工都是当年成都七中的校友，所以收点款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我去了一两次事情也就顺利的解决了。另一家是成都玩具厂，因为这个厂原来的主办会计现在是我们的员工，她告诉了我们成都玩具厂的银行开户账号，我们通过诉讼查封了他的账号，账上的钱正好够还我们的欠款，所以后来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债务的处理特别麻烦，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低于实际负债额的50%的成本来解决这些债务，所以谈起来十分困难。我充分的发挥了我的谈判与交流优势，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这些债务问题，成本比那个50%小了许多。当然也有一家债权人想通过诉讼的手段来解决，我鼓励了他但同时做好了防范准备，最后他官司当然打赢了但执行不了，因为他没有掌握到可以执行偿还债务的资产，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场收购兼并前后历时两三个月，应该说无论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上都硕果满满，经济上赚了钱，而更为重要的是展示了个人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自己内部就不摆了，相关的很多外部机构的人，比如成都市青羊区工业局的干部、成都市装潢印刷厂的员工，甚至包括涉及诉讼的青羊区法院，都对我以及我所带领的团队在整个收购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素质、知识及能力都予以了发自内心的点赞。

事情结束之后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为了感谢成都市青羊区工业局的干部在支持我们收购装潢印刷厂所做的工作，我们邀请了青羊区工业局全体干部在周末赴花水湾一游。因为事前这些干部们与我们的员工已打成一片，他们在对我的肯定和赞赏之中也有很多好奇，有点把我当作传奇史的人物，很想了解一个大学教授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员工居然好事的鼓励他们在当晚的酒宴上与我拼酒，于是惨剧发生了：一群不知底细的青羊区工业局干部频频向我敬酒，以为可以丢翻我，最后的结果是来敬酒的十余人皆被丢翻，我个人当然安然无事。

应该说这场收购兼并活动，对我来讲是自我方方面面能力的一次综合的全面的展示。收购的利益主要不在我这里，因为我不是收购的出资方而是主导的操盘手，所以我只能取得自己的工作报酬。但是使我陶醉的正是这种自我能力的全面与综合的展示，两三个月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在我的操作和处理下有序进行，这些显然是使我感到很欣慰和愉悦的。

还要记叙的一件事是修建与装修工程，个人把它理解成为是使人脱胎换骨进而达到升华的一种境界。我前后装修了十余套房子，也搭建了一些违章建筑，我把它们称为是修建吧，这些装修与修建工程的亲力亲为，使人眼界大开脑洞大开，学习到了很多在书本和课堂上见不到的东西，让人有一种不可自我的修养得到提升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修建与装修的具体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和掌握到洞察人世的技能技术以及思维与认识。

第一次装修是为了两个孩子的读书搬到茶店子去住，那个房子其实本来就是比较好的，所以也谈不上装修，只是把三个房间铺上了木地板，但不管怎么样算是第一次整治房子的经历吧。看了很多家商铺，最后确定装那种大约长15厘米宽3厘米的小木条一块块拼成的木地板。店家派来了一老一小两个工人，用胶刷了地面之后，便把木条一块一块的拼上去，凝固粘稳后用机器把它爆平，打磨光亮之后刷上油漆便成功了。初次整治自己的住所，看着铺好的木地板平整光亮，还是相当满意的。

比较正式的装修是1996年对石人小区信天商住楼二套清水房的装修，这两套清水房面积共有300多平方，一套在顶层7楼跃8，一套在底楼是个家带店。初次装修白纸一张没有经验，于是还请了个朋友当然也是下级来帮忙，其实是他在主持。那个时候。正规的装修公司还不普遍，他找了个包工头负责，有点包给他的意思，材料是我们自己买。

进入装修后，知道了装修的流程首先是水电，要根据自己水电使用的需要，对原有房子的水电进行改造补充。水电工完成后。木工和泥工相继进场，木工是做吊顶、客厅造型等，泥工进行厨房卫生间的墙地砖铺设，我们要做的事是购买材料。于是逛了很多建材市场，木工板面板木条墙砖地砖这些主材看了不少，最终也买回来了，辅材主要是水泥河沙，除了大批量购买外，零星的也在家附近的摊点上喊。

木工的工作做得差不多要完的时候，做乳胶漆墙面的漆工进场了，第一道工序几乎是在泥工在厨房卫生间贴墙地砖贴的时候进行的，因为乳胶漆的基层要刮两道腻子，第一道腻子刮完要等它干透后再刮第二道，两道腻子刮完漆工就暂时退场了，这时客厅和房间的地面铺设开始了。

这套房子的除了四间房子的地面用的是实木地板外，其他地面都用的花岗石。这两个工序其实不麻烦，都是由供应材料的商家派出工人来施工的，购买材料的时候价格就包括了安装施工费，如果是一般的地砖装修队的工人可以施工，因为是花岗石所以是由商家负责施工。

接近收尾的工作首先是厨房卫生间的吊顶，这个同木地板一样购买时就含了安装费，商家派出工人来安装就行了。接着该是刷乳胶漆了，先是不少工人进行打磨，打磨完工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场，把所有的垃圾运走并打扫卫生，最后进行了刷乳胶漆的工序。当电工再次回来安装了插板开关后，整套房屋的装修便完工了，安装了空调以及搬进了家具家电就可以入住了。

第一套房子的装修让我积累了不少感性的知识和经验，一个是装修材料的选择和购买，这里面知识很多水也很深，当然最大的经验是要多逛多看多问多比较。另一个是电工木工泥工漆工这些装修工程的前后顺序应该说有经验了，当然也明白了这些工人的手艺如何其实决定了装修的品质高低，至于那个包工头也就是装修管理者所起的作用就是调度和监督工人。

在此之后，还进行了多套房屋的装修。一个是自己所住房屋的装修，因为从第一套装修房搬出来后，家中还换了两个住处，一个是西南财经大学对面的光华园，一个是现在住着的中铁西城东苑，这两套房子都是请的装修公司以半包的形式装修的，第一套房子装修时候所取得的经验，对选择装修公司以及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起到了很积极及时的作用。

再就是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为他们各自买了一套房自住，老大的在二环路边双楠，老二的在靠近三环路的地方。这两套房屋都是我来装修的，也是采取选择装修公司用半包的形式装修的，当然这个时候对装修的经验就更多了。

另外还装修了不少出租房，前前后后有10套左右吧。这些房子的装修就没有请装修公司了，主要是这个时候我的装修经验已比较丰富了，完全可以充当包工头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多套房屋的装修，使我认识了一批电工木工泥工漆工，这些人有的是在已经进行了的装修过程中认识的，有的是在桥头上喊的但通过了做工的检验和淘汰逐步积累的，有了这些工人也就不需要包工头了。

大约是在2005年左右，我开始在所购买的交大花园的六套顶楼房屋的房顶搭建房子。应当说产生这个想法是有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担心屋顶漏水，事实上已经有漏水的迹象了，修了房子就无雨水可漏了；二是搭成出租房增加收入，每套房子都可以增加两三间出租房。同时还把几套大户型改造成一间一间的房屋出租。

当然这种在屋顶上的搭建是违规的属于违章搭建，只是当年管得还不严，是大家都在搭建，法不制众有关方面也就无可奈何了。首先完成的是一套100多平米的跃层的房顶的搭建，先用钢结构与彩钢板把屋顶盖起，然后砌半墙及在上边安塑钢窗，最后外墙和地面贴墙地砖，内部做乳胶漆，这样在屋顶上就有了三间可供出租的房子和一个卫生间。

这套房子的跃层两层，分别各改造成有四间住房，这样这套房子可供出租的房间竟达到了十一间。与此同时把另一套也是有100多平方但是平层的房间改造成8个小间出租。城内青羊小区有一套当年西南财经大学房改时购买的一套套二的房间，也改造成三间住房出租。当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多是80后，他们不像现在的90后那么挑剔，这种出租房价格便宜，所以是很好租的，房间经常是供不应求住满了的。

改造这些房子都是我自行计划，然后找那些熟悉的工人施工的，我既是设计者也是施工负责人。这之中比较自我欣赏自我得意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居然弄懂了修建装饰装修中的很多任务序，从设计开始到购买建筑或者装修材料，组织不同工序的工人建造施工，并且把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这些使我内心十分高兴和愉悦。

积累出来的修建装修经验，在搭建交大花园一处有4套房子300多个平方的屋顶时发挥到了极致。由于那个地方特殊的房屋结构，设计中我是先从修墙开始的，墙修好了在上面用树杆搭顶架，然后在上边订单层彩钢板，房屋建成后仍然是屋内贴地砖，外墙贴墙砖，房间内部做乳胶漆。这样仅这一处300多平方的四套房子，加上屋顶一共有24间房子出租。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修建装修过程中，有一些工序是我指挥工人施工的，有一些工序是我和工人共同完成的，比如搭建那300多平米的四套房子的房顶，修建好了墙体基础之后，盖树干钉彩钢板就是我和一位工人共同完成的，还有的工序比如照明线路电工活路就是我自己做的，包括有些房间的卫生间的蹲便器也是我自己安的。做这些泥工电工木工的活路，我内心感到这是一种技艺的学习和升华，发自内心的为能学习到并且能做这些技术工作而感到愉悦。

还是回到本行上来吧，记叙一下在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前10年左右的教学与科研，把它归纳成为二件事，一件是温故，另一件是知新。先来说温故这件事，就是我的高等数学教学，说它是温故，除了这是我的数学专业本行之外，还有就是重操上深难度较大的课程的旧业，必须要说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上的数学课程。

上个世纪9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在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之中，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应该是一个点缀，当时学院的数学教研室人多课少，而教师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超课时费，所以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我的课程都不多，一周大概4节课吧，完成教学工作量即可。但就是这4节课其实执行起来也比较麻烦，分配我去上的专业，一个是经济外语专业，一个是经济法专业，纯文科学生让他们学高等数学，无论是学生的学还是教师的教，都是有相当难度的，需要相当的教学方法才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学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才有上边重操上课难度较大的课程旧业的说法。

进入2000年回到经济信息工程学院，就面临着《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门难度较大的课程需要我去承担，这之中的原因和过程比较复杂，我在我的工作回忆中曾有记叙，当我把这门课接下来的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个如何发挥我的教学优势把这门课上好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教学的角度，《概率论及数理统计》确实是一门教学难度较大的课，而考虑到学生们考研究生的需要，这门课又必须要上好，因为考研的数学试题中有30%这门课的试题，并且是难度较大拉开学生成绩差距的试题。

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要学生能够轻松的听懂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我之前的两位老师的教学效果学生都不能适应，都反映课程听不懂，我是在学生们多次呼吁换教师的要求下接手这门课程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对我并不难，自我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以来，最擅长也是学生评价最好的就是把高等数学课程深入浅出的讲授得学生易懂易学，甚至成为经济类学生的一种听课享受。

真正需要我下功夫的是，要结合考研的数学试题把这门课的应试教育上好。经济管理类考研的数学试题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及数理统计三部分内容，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学习的难度不大，试题中也基本把难度和重点都处理得较好，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则不然，考研的试题难度都较大，如果说考生要在数学卷上拉开差距，也就是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这门课的试题了。

的历年的考研数学试题中，都会有一道难度极大的这类试题，我仔细研究了之后发现，这类试题难度其实不在于概率论的知识掌握得如何，而是学生普遍缺乏含参变数的两重积分的计算问题，这实际上是微积分学习中欠下的账，当然也不完全在学生，在微积分的教学中，当进行到重积分计算的教学时，教学学时已很紧张，老师也不可能很深入的介绍，更不用说是这种含有参变数的两重积分的计算了。

但要迈过这个坎，这个欠账一定要补起来，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把含参变数的二重积分的计算让学生掌握，成了重点和难点。不过好在决定要考研的同学们，他们的决心和韧力是很坚定的，虽然难而且是一种补课，但同学们都能和我一起坚持过来，学习效果也较好。当然由于教学的难度较大，也苦了同学们中放弃考研的学生了，从纯粹的应用方面来讲，他们是不必把这种含参变数的二重积分计算弄得十分清楚明白的，但这也没有办法。

这门课的教学从我接手到我退休，大约上了七、八届，当然首先是解决了多年来学生吵吵闹闹这门课听不懂学不好的矛盾，多年来这门课的教与学让学院的领导很烦心和为难，解决了大家都好皆大欢喜。其次我自己在讲授这门科的过程中，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都有所提升，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应地愉悦。

所谓知新的事，是我从2006年开始接手了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中的自然科学系列课程。2006年西南财经大学启动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通识课程教学改革，为了保证这个通识课程教学改革顺利进行，学校成立了一个通识教育学院，2006年9月入校的新生，第1年也就是大一的学习和生活都在这个通识教育学院进行，一年之后也就是大二的时候才按照专业进入到各自报考和录取的专业学院。这个改革是很成功的，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至今不是如此，尺坚持了十余年。

当然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的主角还是课程，当时校方设计了八大系列的课程，其中的一个系列就是自然科学系列，基于很多原因，既包括学校中其他的理工科老师不愿意去讲授这类课程的客观原因，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及天性的主观原因，使我成了自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角，事实上我成为了后来开出的《科学技术史》与《大学物理》这两门自然科学课的课程负责人。

在研究通识教育自然科学系列课程的时候，开设《科学技术史》意见是很一致的，各方面都认为这是一门对西财学生了解自然科学很好的一门课程。而开设《大学物理》课程，就比较费周折了，提出要开设这门课程的是当时西财经济学院的一位颇有声望的先生，他是在参加一次全国的经济学年会中接触到了并且接受了当时普遍认为物理学与经济学有一种相生相促的学术观点。尽管在讨论中有所疑虑，但我这个课程负责人最后还是表态试试再说吧，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让经济管理的学生了解点物理学知识还是不错的。

这二门课程确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2006年五六月份，9月份新生入校就要开课，首先要解决的是教材和教师。《科学技术史》还比较顺利，聘请到了四川大学和省社科院三位先生，加上校内的三位老师，组成了一个课程小组，也选定了教材。《大学物理》就比较麻烦了，教师实在是找不到，最后只能由我与学院的另一位老师承担，那这位老师，也是我做了很多工作之后才应承下来的，教材最后也在众多大学物理教材中选择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易于经管类学生阅读的。

《科学技术史》确定是全学校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因为毕竟有6位教师讲授，把学生分成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两批分别讲授，也能基本满足师资需求了。《大学物理》是确定开在第一学期的选修课，没有想到的是入学之后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还比较多，而我们只有两位老师，编班时只好编成300人左右的大班，安排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中授课。

讲授《科学技术史》与我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提升是相互益彰的，一方面我的理科背景对讲授这门课程起到恰如其份的好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的脉搏，它的哲理它的起因它的史实无疑对我这个理科教师起着知识的良好补充。

前者比如在讲授几何发展史中，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的第5公设，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再到球面几何及至黎曼几何，熟悉相关数学知识的我，应当是把近两千年来几何发展的历史脉搏梳理和讲授得让学生引人入胜的。又如在讲授微积分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史实时，应当说我对数学和物理知识的极致的熟悉使课程的教学中学生和我都十分进入角色。

后者比如使我从对古代科学技术的了解有了更深的认识，到对古希腊古罗马科学技术的登峰造极，特别是包罗万象的哲学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的有了更新的体验。特别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结束后，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始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葡萄牙西班牙的环球航海航行，得以使最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何以诞生在欧洲有了认识和理解的提升。

《大学物理》这门课程上得比较尴尬甚至可以说是狼狈。因为是确定在新生入校后的第一学期开课，很快就进入到了力学中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课程，这时同学们数学上还没有学到导数，更没有学到积分，所以在讲授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和矛盾，不能用高等数学去定义速度和加速度，使得课程讲授得特别的难受。

更为麻烦的是同学们的感受，没有高等数学的物理学，怎么能叫大学物理呢？本质上就是中学物理嘛！于是同学们的不满意油然而生。当然后来几届我都采取了在讲授速度和加速度前给学生补充导数的知识，这对提升教学层次和质量多少提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本身这门课的总学时就很少，这无疑又要影响到其他物理学知识的讲授。这门课就是在这种尴尬和狼狈中讲授了三、四届后无疾而终。

在我临近退休前接受和讲授的这两门课，对我个人来讲无论哪一方面来讲我都是感到很满意很充实很自知的，它不仅丰富了我的教学生涯，同时也满足了我历来就富有的挑战精神的欲望，而个人在这两门课讲授过程中无疑是愉悦和兴奋的，这确实是我在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前一段使人可以回忆的愉快生活。

下边要忆及的是我在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后的十年左右在民办高校工作中的很多愉快片断了。

2009年四、五月份，离我从西南财经大学正式退休没几个月了。当时我住在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对门的一个楼盘叫光华园，一天清晨还不到7:00，我在去买早点的路上碰上了匆匆而行的原来在经济信息工程学院共事的梁成华老师，这是一位老大哥，也是我特别尊敬的朋友。匆忙中他问了我几句话：小许，要退休了吗？退休后想不想来天一学院上课？喜欢上课的我当然回复可以。后来知道这次偶遇真是一个巧合，匆匆而行的梁老师是要抓紧时间赶到成温立交桥头去乘四川天一学院早上7:00接送老师的班车，如果不是因为一大早要好早点，我是不会在路边碰上他的。

梁老师当时已经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管理系系主任，这个系有将近4000学生，将近四川天一学院学生总数的60%。民办高校任课的师资在当时还是很缺乏的，特别是一些难度较大的课程，找到合适的任何老师便是梁老师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他邀我到四川天一学院上课也有此意，因为在西南财经大学共事时他就知道在课程讲授上我属于万金油老师，乐意接手和讲授各种较为繁难的课程。

于是在他的推荐下，我到四川天一学院做了一次学术讲座，应该算是学校对我的一种考核和综合评定吧。后来与院方签了一个《资深教授聘任合同》，院方给予了我在当时应当是比较高的报酬，与此相对应的工作任务有三项：每周完成6个学时的教学工作量；主持并完成一项省级精品课程的申报；指导一位年轻教师。

从2009年9月起，我便开始在四川天一学院兼职上课了，这个时候虽然我已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但退休并非离职，我一直上着的《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课程还没有找到老师接手，我担任课程负责人的《科学技术史》与《大学物理》还需要继续负责，还在过程中的几位硕士研究生还需要完成论文指导。

在四川天一学院的兼职授课是很愉快的，首先是从一大早就开始的学校校车的乘坐中，我授课的地点是在四川天一学院天回校区，就在植物园旁边，清晨7:00会有校车沿途接送老师，这一天的愉快就此开始了。当年从川陕立交到天回镇，正在大规模的改造道路，几乎不能正常通车，开车的师傅会凭他的经验找到一些我们这些老师从来不了解的道路，把我们送到学校，为了赶时间和避免堵车，师傅每天几乎都在变更道路，这实际上成了一桩乐趣。

更为有趣的是，民办高校的老师们都很年轻，朝气蓬勃敢想敢为语言风趣，加之民办高校老师这种并不十分理想和看好的地位和状况，使得在车上有了很多有趣的话题，老师们放所欲言谈笑风生，鞭笞社会和学校的弊病，也包括自我嘲讽，使得每一天的乘车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甚至是一种语言和心境的享受。

接手的二门课一门简单一门繁难，《基础会计》课程是一门例行的实操课，教授同学们懂得会计基本原理以及认识账簿凭证并不难。而另一门《抽样统计》却十分难上，不是因为课程的内容，而是因为民办高校学生的基础太差，抽样统计涉及到的一些数理基础知识他们完全没有，这带来了这门课教学的麻烦，好在我历来就具有这种把繁难问题简化的能力，所以这门课程也在我尽力的讲授下让学生接受了。

我所在的会计教研室学生人数是较多的，为了帮助年轻老师们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升四川天一学院会计教学的水平，我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协调好了，让四川天一学院的老师们主编一套《高职十二五会计系列精品教材》。

这套教材计划出版十册，包括《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训》、《财经法规和会计职业道德》、《工业企业会计实训》、《商业企业会计实训》、《出纳实务》、《纳税实务》、《初级会计实务》、《经济法》和《财务人员能力拓展》，第一批《基础会计》、《基础会计实训》等三册在2012年七月出版，赶上了2012级新生的使用，后边几册陆续在2013年春季学期前和秋季学期前出版，保证了教学的使用。

这套教材的出版提升了四川天一学院的会计教学水平，授课的年轻教师们用着自己撰写的教材授课，各方面提升都很多。同学们使用着自己老师编写的教材，对学校和专业的认同感提升了不少。出版这套教材的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因为这套教材的实用性较强，加之其中的《基础会计实训》、《工业企业会计实训》等几册实训教材是当时比较少见的，所以一直把这套书作为重点的教材在对外推广。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是这批年轻教师当时都要评职称，这批教材作为编写者她们在评职称时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之后，特别是我担任了四川天一学院的院长之后，先后还组织天一学院的老师们编写了《秘书实务》、《管理学基础》等教材，既提升了教学质量与水平，又对老师们自我提升起到了积极的良好作用，我自己也因为为年轻人们做了这些好事从内心感到十分愉快，享受到了应有的愉悦。

在四川天一学院担任院长的那几年中，还有一件事是自己觉得做的特别正确的，那就是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拔。在四川天一学院的工作团队中，有好几位都是直接从教师和一般行政人员岗位上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其实这在当时对我还是有些风险，因为我当时临危受命，需要化解的工作局面其实是很艰难的，稍有不慎便有满盘皆输局面崩溃的情况出现，这些来自教师和一般行政人员能担当起如此重任吗？事实证明当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也是很准确的，她们不负众望的脱颖而出，完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尽力给予他们极好的回报，薪酬收入只要找着机会我就会向投资方建议给他们提升工资，再就是发挥手中的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的教授资源，在她们评定职称上提供尽可能有的方便和帮助。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尽力的发掘发挥每一个人的潜力和潜质，也使我找到了在培养人才上的更好感觉，看着年轻干部的成长。内心当然是十分愉悦和高兴的。

在天一学院当院长时处理的一件事情也想在此一叙，那其实是一件近乎荒唐的不太妥当之事，但对当事者来讲应该是她人生中的一桩大事。2013年9月开学不久，一天上午在我的办公室中怯生生的进来了两个人，这是一对兄妹，妹妹是四川天一学院的学生。他们有什么事来找院长呢？原来这位妹妹是天一学院2012级新生，入学不久即参加征兵到部队当了一年兵，现在复员转业了，按政策大学生参军是保留学籍的，正常情况下她回来读书就行了。

但这对怯生的兄妹向我讲述了一段难处：他们是阿坝州的藏族，妹妹当兵一年复员后，被当地县上的消防支队原则上录用了，所谓原则上录用了是要求他们在工作两年后提供大专学历文凭。这事实上是一个为难之事，要取得文凭必须回学校读书，但这也意味着被原则录取的那份工作就丢掉了，两难之下两兄妹冒昧的来找院长，只希望我给他们出一个主意，两全其美地既能工作又能取得文凭。

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尽力帮助帮助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在边远的阿坝地区找到一份工作也不容易，这个机会失去了对她也许是一辈子的憾事。但我也知道这个事牵涉面宽，虽然我也考虑出一种方式尽力两全其美，但我还是需要多方了解情况和协调之后再做出决定，我让这两兄妹下午再到办公室来找我。

这显然很出这两兄妹的意外，也许他们鼓足勇气来找院长本身也不抱有什么希望，仅仅出于自己的事自己总得努力一下吧，这从他们见到我把情况说明之后，自己也提不出什么诉求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离开办公室后我庚即找到了教务处和系上的相关人士了解情况，其实更主要的是进行说服式的沟通交流。尽管有相当的不妥甚至有点近乎荒唐，但我们还是确定了一种方法，支持这位同学既能保住工作又能学习读书取得大专文凭。

这个方法就是让她在工作中远程学习，每学期开学要来学校报一次道，与这学期所有的课程老师建立联系，沟通远程学习的事。期中要回学校一次参加半期考试并与老师交流学习中的相关问题，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期末要很正规的回学校参加每门课的结业考试，因为只有这样取得每门课程的合格成绩才能在两年后颁发毕业证。这确实是一个不得已的荒唐办法，唯一的好处是能为这位同学保住工作又能让她读书学习，争取两年后取得文凭。

当下午两兄妹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告诉了他们这个方法，其实不是简单的告诉他们，而是事实上我已经替他们处理好以后远程学习中的各个环节，是需要他们到教务处和系上去办理相关的一些事。看得出来这两兄妹感到十分意外，就像天上掉下来馅饼一样十分高兴和惊奇，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解决了他们的万难之事。

处理这个有点近乎荒唐其实确实是违规的事情，对我来讲也非偶然，我觉得我就是这种并不循规蹈矩并且乐于助人的一种人。有些事对你来讲也许微不足道是一种小事，而在他人也许就是人生的一道坎，能举手相助为何不为之呢？当然，这这件事能处理得如此圆满，也得益于我当时已经在四川天一学院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团队，当团队中的各位知道我这个院长想做成这件事时，她们其实是很努力很积极很认真的，这也是在办理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内心的愉悦之所在吧。当然，为了责任分明，我让学生写了份申请，让教务处在上边写了段请院长决定批复的意见，然后我在上边作了段批复并签字，批复的中心意思这个事是我决定的，请教务处与相关系部执行，这样就由我全部承担了责任。

当年能在四川天一学院形成管理上的这种一统架构，也确实表现出了我在协调各种关系上那种连自己都有些感到吃惊的观察力判断力和实际操作力。当年我接手的四川天一学院人心涣散，能走的教职员工的都走了，一时走不了的在努力的找出路，我首先需要把人心聚集起来。再就是投资方希望教育集团的高管们对收购的第一所高校都虎视眈眈，想进天一学院给老板挣一下表现，让他们进来为所欲为就等于把人心已经涣散的教职员工队伍彻底搞崩溃了，我需要把他们得体的拒之校外而又不激化举办方与学校管理者的矛盾。还有就是管理学生的干部群体中除了已经有投资方派进来的人外，天一的老员工中也有相当一批干部在上下左右的观察形势。

毕竟教学是任何一所高校重中之重的第一大事，所以我以教学为中心组建了各个系部的管理团队，在某个意义上让她们大权在握，因为她们本身就来自于教师队伍，这对于凝聚教职员工的合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能做到这一点，面对权欲心极大的举办方高管们本来是几乎没有可能的，但当年面临着的教师队伍行将崩溃的局面，让这些高管们无人敢承担工作责任，只能看着我这个院长为所欲为。当教职员工们看清楚只有我能够并且愿意代表他们的利益与举办方协调各种事宜时，天一学院教职员工们的团结一致局面便应运而生了。

肯定是不能让举办的高管们想来天一就来的，但也确实不可能吧所有的高管都拒之校外，因为他们都想利用天一这个平台表现一下自我，于是让我看到了可以利用给矛盾和机会。我很顺势的选择了接受那位“陶校”，然后利用她的心态不仅成功的把想进入天一的其他高管们拒之校外，并且顺利的弄走了一些已经进入天一的集团的高管，包括一位彭姓一位杜姓的副院长，当然他们位置的空出又为安排能够精诚团结在天一共事的干部提供了机会。

于是差不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天一学院这种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的局面便逐渐形成了，天一的很多事情都能按照我们管理者的意愿去处理了，当然这种意愿也不是绝对的，我们还得时不时兼顾举办方的各种想法和做法，尽管有些想法和做法很荒唐。举办方这时也逐渐感受到天一学院正在一天天趋于正常，他们也能来操作一些与他们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比如当年的整体搬入金堂和整体搬入绵竹，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要想在天一办好这些事，需要和许院长很好的沟通和交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许院长同意了的事情，在天一才能很好的办下去”。

我的这种观察力判断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更多的还是应该和我几十年的工作环境有关。我既在机关单位和公办高校工作过，也在市场经济中混迹过，所以比较能得体的处理民办高校管理者与举办方以及它的高管、管理者与教职员工之间比较微妙的关系，能够协调各方的利益，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多赢的工作局面，这使得我有时有点飘飘然自我陶醉般的自恋。

在天一学院还有一件事是让人既觉得窝囊又让人自得，那就是为员工的福利创收的事。一直以来，所有的高校不管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都有一条俗成的作法，那就是每逢节日都要给教职员工发点实物或者现金的福利，特别是教师节国庆节中秋节因为经常聚在一起更是一个重点。当年的天一学院却很尴尬，我当院长那个时候，举办方希望教育集团确实资金特别紧张，根本没有给教职员工发放这种福利，而一直专注中专教育的举办方，似乎也没有给教职员工节日发放福利的习惯。

所以每每节日来临的时候，教职员工眼巴巴的看着毗邻的高校给教师员工发福利了，都期望天一学院能够发一点，而这是不可能的。为了多少能与其他高校相近点，我只有拿出自己的伎俩和手段，想办法创收为教职员工发放福利。做什么呢？高职院校最好的手段是培训，当年对外的培训还没有形成什么气候，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考证和升本的培训。这一点作为重要的增加收入的手段，举办方也是很积极很致力的，但对学生的各种培训还得通过学院的教学来实现，于是我就和他们谈判如何通过对利润的合理分成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终达成了一个相对过得去的意向。

为了把这桩能为教职员工发放福利而创收的事情做好，我专门成立了一个成人教育处，其实也就是对校内学生进行升本和考证的培训，选拔了一位很能干的王姓老师担任处长负责这项工作，当然也专门多次召开了系主任会议，把升本和考证的事情让系主任们在做好教学之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王老师和系部主任们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升本和考证的工作在天一学院全面开花的开展了起来，这个事情举办方满意，系部和老师们也很满意，因为通过工作毕竟有收入增加，主要是参加培训的课时。

我原来计划一年通过升本和考证创收60万，当年天一学院有300多员工，争取人均发放福利达到每年2000元。但在2014年底天一学院搬到绵竹之后，在内外环境的压力下，我和我的团队做出了撤离天一学院到长江学院的决定，所以创收的活动进行了不到两个学期，加之在利润分成的时候举办方也没有完全落实当初的承诺，所以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创收的人民币大约能达到人均600元的水平，到我离开天一学院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后，这笔福利通过实物和现金的手段分发到了当时四川天一学院在岗的员工手中。

这是一桩很有趣的事情，虽然为了向教职员工发放福利还要院长自己亲自去创收显得有点窝囊，但事情的执行过程却又使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很自信自得，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环节，包括如何动员学生来参加升本和考证，如何在教学中提升过关率，如何与外部的培训机构配合相辅相成，这些事做起来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所以当事情取得成效并且又有了实际的收入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愉悦的，窝囊的心情也就一扫而去了。

通过这件事其实还提升了我所培养和提拔的那批天一学院那批年青干部的工作能力，那位担任成人教育处处长的王姓老师，最初对升本和考证的培训还是了解不多的，但实践是最好的学习，她很快的就把升本和各类职业技术证书搞得很清楚，并且发挥她来自系上对教学环节十分了解的优势，与各个系的系主任密切沟通交流，大家共同把这件事情作得十分的完美。她在我们离开天一学院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之前，便被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挖去做升本和职业证书培训的工作。

说到这位王姓老师在天一学院担任我所赋予的如此重要工作之际，当她要离开天一学院时，我很理解并且很支持她，在她的离职报告上很坦然地签了字。其实这种情况在当年我在天一学院担任院长时发生了不少，包括由我招聘进四川天一学院并且进行了培养的教职员工，由我签字离开四川天一学院的不在少数，所以后来我到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担任院长时，才发现院里边的不少员工都是由我当年签字离开天一学院到新的工作岗位，结果现在又成了我担任院长的学校中我的员工。

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是有自己的信念和底线的。天一学院当年是越搬越远，先是从成都近郊的天回和龙泉搬到金堂，然后又搬到了更远的德阳市绵竹，而员工们生活的环境多数在成都城区，家也安在成都，所以当他们有机会在成都附近找到高校工作时，我肯定是很理解和支持大家的。何况除了学校远之外，天一学院举办方所带来的企业文化也确实很难得到员工们的认同，所以他们要离开天一学院另谋新的工作单位，我就更要理解和支持了。

还有桩在我看来是趣事但可能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不以为然的事也来记叙一下，那就是我参与了滴滴的顺风车活动，不是以乘客的身份，而是与驾驶员的身份。之所以要去做滴滴顺风车的驾驶员，一是我乐于参加一些体能性技能性的工作，比如前边已经写到去做装饰装修和建筑房屋，二是总想通过这种有点下里巴人的活动去多接触点社会普通层。

做滴滴顺风车的驾驶员其实很有趣，最有趣之处是他能够接触你在正常场合下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各种人物，这些人物百事百相，上车即为聊友下车了无牵挂毫无关系，所以聊起来非常有趣。乘客中各类人物皆有，公司白领、大学老师、自由职业者、营销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乘客让你聊起来会大开眼界。

上车了，基于很多原因乘客们都很放得开，聊起来没有什么顾虑，自己是做什么的，今天乘车去做什么都很乐于跟你两个聊，有的这个时候是你的乘客，因为他的车今天限号，他说明天他也会去开顺风车，他也认为开滴滴顺风车有趣得很。

也会遇到一些事后仔细想来也很奇怪的乘客，我曾经搭载了一个年青人，一上车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不断地天南海北的说事，特别对道路的行径路线讲得较多，到了行程的后半截，他更是引人入胜的让我甩开导航按他说的路线走，其实他要去的那一个片区道路我也很熟，他打车定的点位根本不该走这条路，当然按他的指引把他送到后我明白了，他要去的那个区域很大，他定的点位在区域的那一边，这样车费可以省一大截，但他实际要去的是区域的这一边，于是便有了前边说到的很有趣的一幕。

还遇到两单逃单客人，两位在车上都与我聊得十分投契，真的不敢想象她们是后来的逃单者，滴滴顺风车的逃单者都应该是有所准备的，也就是说他订车这个手机号是准备抛弃不用了，至少不用来滴滴打车了，这种人可能是心里边有鬼吧，上车来十分主动与你聊天，聊的双方就好像朋友似的，所以后来他逃单了，对我这种并不以收入为主的人反而有点遗憾。

也会结识到一些朋友，朋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订车时好像特别在搜索你关注你，看你今天开顺风车没有？订到了你看得出来他是很高兴，不仅在平台上要与你寒暄几句，上车之后那种喜形于色像他乡遇老友的心情会溢于言表。当然我也会因此而十分高兴，乘客成为朋友，自然也是令人心情十分高兴的趣事。

这个滴滴顺风车开了有将近一年，是因为滴滴顺风车后来有了年龄的限制，我这个年龄平台就不再接受了，也就是说不能发顺风车单了，我在被动的情况下结朿了这项有趣的事，过程中看到了不少世间包罗万象的事态，也听到了各行各业不少趣事，这种日子在我正常的工作中是不可能遇到的。

2019年我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学院第二次退休后，应该算是真正休息了，这一年，我72岁了，整整6个花甲年了，确实应该休息了。从那时到现在，三个多年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不，应该说还在经历着新冠病毒对人类和地球的侵略与捣乱，这段时间中，也有不少事情应该一记。

先说说理财方面的几件事吧，首先是股市。因为退下来休息了，时间也就很充余了，加之新冠病毒的侵扰又需要多数时间待在家中，所以每天对A股的关注有了时间的保障，至少每天上午是可以认认真真的看盘了。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其实过去的十多年，我在民办高校担任院长的事，还真有点“犁了他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味道。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我在A股还有几十只股票持有，其中主要是这么多年打新股，中签之后当时没有来得及卖出去的，当然也有一些买入的股票。以前没有仔细分析大盘，更没有仔细分析自己所持有的这些股票，现在认真一看，发现其中不少股票在过去几年中都有不错的表现，但当时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在理想的价位出手。

现在好了，有时间了，可以认真分析一下我所持有股票的情况了，如同我所坚持的一种股市观点一样，就是任何一只股票它总有表现的时候，所以这几年虽然A股大势不怎么好，一直在3000和3500点之间徘徊，但我的不少股票还是表现良好，所以，这几年间我也出了不少股票，获利也是匪浅的。比如一只太阳纸业，若干年前我在19.80的价位持有了1万股，多年来没有管它，经历了两个10送10后，成为了4万股，2021年我也在填权后的20元左右迈出了它，获利60多万。这种类似的股票，在这几年有时间看大盘的过程中，还卖出了不少，获利多数都是比较好的，有些甚至是惊人的。有收入了赚钱了当然心里边是很高兴的，心情也十分愉悦。

这几年闲着时也关注了一下海外房产。2019年底在新冠病毒发作之前，去了一次泰国普吉岛，很认真的调查了普吉岛的房产，后来也前前后后在普吉岛购入两套房子。这趟普吉岛地实地考察，对泰国房地产有了较深的了解，正好A股上出了些股票有了些现金收入，后来在泰国曼谷又购进了4个标准间。这几年中，因为有时间，与很多海外房产的中介沟通交流也比较多，逐步对海外房产有了较深的认识和感受。这也算是退休后的一种享受吧，毕竟海外房产在进行这种了解之前还是很陌生的。

说到房产，就是在成都还持有不少，其中有一些曾经租给了那些办民宿的人，因此房间也被他们布置成民宿的样子了。2020年一开始，新冠病毒开始流行，旅游的客人凑然减少，这些租房子来办民宿的也就经营不下去了，他们把房子退给了我。因为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原来我自己出租的一些房子，情况也不太好。这样到了2020年三四月间，出现了一批包租公司来承揽房间，我也把我的一些房子租给了这些包租公司，其间也发生了不少趣事可以书写书写。

这些包租公司，有一部分来就是骗人的，他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房东收到出租房，然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一些不谙世事的贪便宜的年轻人出租，然后在合适的时候跑路走人，结果是坑了业主和租客。2020年三四月间，我把好几套办民宿的人退给我的房子，租给了这些公司。其实租给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骗子，但一是受新冠病毒的影响，房子收回来后一直空着也租不出去，二是因为他们出的价格较高，我也想赌一把：我与他们签的是包租一年的合同，内心指望能够收到半年的房租也就相对的满意了，当然能多收点也就是多收几个月的房租就更好了。

租给这些骗子公司的几套房子，在收入上基本上达到了我的预期，也就是收到了半年的房租。因为在出租的时候，我就给这些公司的业务员讲，你们这些公司中间是会跑路的，跑路与你们业务员无关，但你会先得到公司要跑路的信息，到时候尽早的告诉我就行了。果然到了2020年8月份，预料中的情况出现了。

这些公司都是以签一年的合同只需要一次性付9个月的房租即可入住来招揽租客的，上当的租客好的也只住了四、五个月公司就跑路了，房东收不到房租，自然要去找租客。当时的情况还是很混乱的，租客四处上访找政府支持但效果也不大，最后的结果是和房东协商，比较妥当和普遍的方法是房东向租客收一半的房租，让他们住到合同期满，这样原则上各自损失一半，似乎大家都能接受。我那几套房子都是按这个方法处理的，比较稳妥的解决了包租公司跑路的问题。

其实包租公司做的这个事，它的内部也是比较混乱的。我包租出去的房子中有一套房子，包租公司拿去后，给我付了4个月的房租，事发的时候他的业务员告诉我，许老师公司跑了，你那房子好像还没有租出去，你自己去把它收回去吧。我过去一看，果然原封没动，我就把房子收回来了。

这些包租公司中，有的还是不是一来就设计好中处跑路的。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蛋壳公司，公司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了，它的网点遍布全国，本来营运还是很正常的。但扩张的规模太快太凶，加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资金链断了，也只好和业主与租客终止合同。我有两套原来很破旧的老房子租给了他们，他们进行了装修并配置了家电家具，后来就终止合同的时候装修以及配置的家电家具也就归我所有了。这两套房子其实因为太破旧，在包给蛋壳公司之前几乎没有出租了，结果蛋壳公司把它装修好了，配置了家具家电退给了我，因为面貌焕然一新，现在反而租得很好。

当然，这两三年中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干扰还是主流。成都这座城市吧，也许是运气较好，前前后后后经历了数次惊扰，但每次似乎都没有形成较大的惊涛，但不管怎样毕竟是一种让人谈虎色变的病毒灾害，所以这两三年还是比较听话的多数时候都在家里边呆着，活动的范围相对较小。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成都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新冠疫情，这一次好像有点厉害，发现才两三天已经有30多例了，但愿这次成都也能像前几次一样，比较平稳的度过，不要像有些地方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封城。

因为多数时间在家中呆着，闲着无事的时候便萌生了记录一点我的工作和学习的念头。最初确实是简单的想把这几十年学习和工作的情况回忆记录一下，但没有想到一开了头，觉得可写可记录的事情还挺多的，于是逐渐形成了写回忆录的想法。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写，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20多万字的回忆，在撰写的过程中还是感悟和享受了回忆今生往来之事的乐趣。

计划中的回忆录可能有40万字左右，已经完成的这20多万字，应该基本上是写实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起来应该还是比较顺手的，有同学和朋友谬赞我记性好，其实这不是我的记性好，大家都一样，当你决定要写的时候，你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就自然的涌出来了。余下的这10多万字，撰写的难度可能要大点，作为回忆录的一部分，虽然也是写实，但在写实的基础上有了一些议论，比如对自我的评价，比如对同学和朋友的描述，甚至有一些对比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的见解与评论，以及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撰写起来自然要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