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茶馆：冬暖夏凉想当年

于潭(闫驱)

前后八大处

　 北京西山的八大处久负盛名。文革前这里的官名是“八大处”。公园二字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加上去的。

说它是公园，里面却盖了不少招待所类的建筑。虽然古色古香，依旧掩不住会所性质。

一九六五年春天。父母带我第一次到八大处。印象中的二处没有围墙，只有几栋孤零零的房子。二处的放生池除了没有栏杆外，和现在一样。池里的水很深很绿，稠稠的像是浆糊。池里有很多金鱼，多到身子挨着身子的地步，用力地摇曳游动。

来的路上父亲告诉我，水池里有条大金鱼，一米多长，一口能把岸边的小孩吞下去。到了二处，我便一直等在金鱼池边，盼望见到那条大金鱼。当然，手和脚不敢探入水中。

对二处鱼池大金鱼的好奇之心，一直延续到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她并没有把此当回事，也没有认为八大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可能就是八零后和五零后的区别。后者对什么都信以为真。

六十多年前的八大处十分荒凉。二处院里的半截古塔只是两米多高的圆形土柱，基础部分有些残留的碎砖烂瓦。靠东侧是宽及一尺左右的土坡，登上三两步就是坡顶。不记得新建的佛光舍利塔处，那时是什么建筑，只记得左侧的石阶平台有两排老房子，里面有许多军人。

说到八大处，不能不说军人。那时除七处宝珠洞之外，其它所有七座古寺都住着军人。整个西山地区似乎就是军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幸随朋友到过八大处附近的某部装甲兵大院子。院内连山带水，美到不行。一座座五间一栋的别墅掩映在半山间的苍松翠柏中。这样的居住条件在老北京南城人眼里就是天堂。

与之相比，八大处所在的那片山林实在寒酸。山道崎岖，坑洼不平。两侧的山石有紧有松。从二处走到七处已经累得呼哧带喘。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不见一个游人。

走到宝珠洞时，父亲的眼镜因汗水而滑落。镜框从中间鼻梁架处齐齐地断开。他用手托着单边镜框从七处下来，向住在六处的军人要了一条橡皮膏，才凑合着把眼镜连接好。

很多年以后，读朱自清散文《游潭柘寺》一文。清晨出发，在西直门外租了只黑驴，开始向潭柘寺的行程。山间小道，弯弯曲曲，陡陡平平，还不时有反向驮煤的驴队相错而过。第一天傍晚，住在山里的小屋。第二天上午才到潭柘寺山门。

我想，一九二三年去潭柘寺的山路，和一九六五年爬八大处山路之艰难度，相去不会太远。

今天的八大处是热热闹闹的公园，早已不在深山老林，古庙幽深之列。但是，许多人和我一样，还是习惯称呼“八大处”，还是习惯称呼“二处”，而不是八大处公园和灵光寺。

金碧辉煌的佛牙舍利塔在春分的早晨。

灵光寺里左右对称的水潭，还是过去那样幽深沉寂。汉白玉石栏杆是近些年加上的。

灵光寺佛堂门口的汉白玉供台，雕工细腻，刀法流畅。供台上雕有三只狮子被绣球连接在一起，栩栩如生。这件器物过去没见过，应该不是原来寺庙里的东西。

理发剪子咔嚓嚓

　 五六十年代，南城的孩子们理发难。

闹市区的正规理发店，孩子们是绝不会去的。胡同里的剃头铺，往往是一个人忙活儿一屋子人。如果有剃光头的顾客总要花去半个多小时。手推子一片一片地把红枣大的头发一块块铲下来。剃头师傅再拿出月牙型的刮头刀，在光板牛皮上蹭来蹭去好一会儿，然后才伴着肥皂泡在已经是青茬的顾客头顶，细细刮削一边。

剃头的大爷还特喜欢天南地北的侃大山。每逢这时，可把屁股本来就坐不住的孩子急坏了。

“不剃了！”

有领头的孩子一溜烟地跑出剃头铺，后面呼呼啦啦跟着一群。

出门口后，孩子们大声喊叫：大光头，溜溜圆，让你滚蛋就滚蛋。

“小兔崽子们给我回来！” 理了半个脑袋的大光头追到门口。

剃头真是当年孩子们的一件难事。不止父母埋怨，老师在课堂上也经常说：看这乱哄哄的头发，能当鸟窝了。再不理发就找家长。

　 孩子们盼着街头的唤头声。唤头是担担子，走街串巷剃头师傅手里的招摇工具。用铁条弯成一尺多长的对头长环，顶尖的两头欲粘欲不粘。剃头师傅手里拿根铁棍插到环里，向上用力一拉，唤头发出“当——”的一声脆响，伴着悠长的金属尾音传遍整条胡同。

四月份以后，胡同里的换头声响起，马上招来街头巷尾的孩子们。大家靠墙边站成一溜，齐刷刷地光着上身，等候三分钱一次的剃头。

胡同里的唤头声终止在深秋季节。从十一月底到来年三月，寒风凛冽，又是孩子们理发难的时期。

南城胡同的冬天没有换头声。头发长得盖耳头，压眼眉。实在挺不住了，母亲带我去正规的理发店。

　 理发店里热气腾腾。最让人喜欢的是四面包皮的理发椅。大人们烫发很麻烦，先把头发做成几十个头发卷，再把头发卷一缕缕地吊在屋顶的一把把夹子上。最后，整个脑袋被装在一个大钢盔里。这样一圈折腾下来，没有一上午时间是不成的。

我很快剃完头，在一边耐心地等候着。理发店里，不光理发的人坐着，理发师傅也坐着。理发椅的外围有圈铁轨。理发师傅坐在轨道高椅上，绕着顾客的座椅转来转去。理发师傅告诉我：这叫平等。社会主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顾客坐着，我也坐着。人民坐着为人民服务。

他喋喋不休地讲了一堆话，我只记住后几句。就是这几句话，在后来还真用上了。语文老师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亲身经历的，以为人民服务为题的作文。我写了理发店所见，和理发师傅讲述的道理：理发师傅坐在能转动的椅子上， 用脚一踹一踹地转动椅子，为人民平等地服务。

结果，老师用红笔写下两个字：胡说。

我知道，老师就没去过那么高级的理发店。

　 不久，十年动乱开始。街上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平头和短发。还有不少光头的人，身上挂着牌子。

崇文区三里河有座大理发店，两层楼建筑，比我们学校还漂亮。它有个好听的名子：尽开颜理发店。

这段时间，孩子们剃头都到尽开颜理发店，里面的电推子像蜜蜂一样嗡嗡作响。理发店的顾客全是半大小子，没有成年人。成年人都顶着平头造反去了。理发店的师傅也很忙，给孩子们剃完头也急匆匆的去造反。剃头不要钱。

“尽开颜，不要钱”的顺口溜传遍南城胡同各个角落。那几个月是孩子们理发最幸福时期。

半年后，尽开颜又要钱了。孩子们再为剃头发愁且更愁。街道里的剃头铺被封门。据说剃头的胖老头解放前是南城剃头界的头霸。那时还有粪霸时传祥。真不知道，烂头发和臭大粪有啥可霸的？

街头拉唤头的挑担子剃头师傅也跑得无影无踪。孩子们彻底没有了剃头的地方。我就曾经三个月没剃头。学校停课，大人们整日乱得焦头烂额。孩子们尽情地收获着能收获的东西，哪有时间剃头？

　 转眼间进入九十年代，南城的理发事业也在大环境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到处是雨后春笋搬的洗头店。社会发展快，人们想的就多。想的多，头皮也多。头皮多，洗头店就多。

又不久，洗发和洗脚两种生理需求被奇怪地联系在一起。脚都懒得自己洗了，下一步恐怕屎也不会拉。理发业的外延宽了，理发却更难。每次理发都要走好几家店询问：这里理发吗？回答都是模棱两可。那段时间，找个会理发的理发店，很难。理发店不理发，让人感到困惑。

　 2012年，正式退休后的第二天，我去理发。街上已然没有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洗头店。但是，洗脚屋生意又兴隆起来，改名足疗，在富力城这样的高档小区包套房，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一闪一闪。足疗店还增加新内容，干蒸和火疗快赶上全聚德了。

楼下的小道旁边有几处露天理发摊。每个师傅都七十开外，白大褂，白盖身颇有些老剃头铺的味道。

我坐下来，披上盖身，享受着电推子在头顶的嗡嗡声。其间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师傅聊天，得知他居然是六六年崇文区三里河尽开颜理发店的理发师。说到“尽开颜，不要钱”的顺口溜，他都清楚地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