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岁

善良人

　　十九岁，本是一个怀揣着懵懂梦想，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年纪，大多数同龄人或许还在校园的象牙塔里畅享着纯粹的读书时光，而我，却已然踏上了一条别样且意义非凡的道路——被抽调到县了路线教育工作队，迈开了我人生转折艰难的第一步。

1976年11月，19岁的我被公社党委推荐到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成了一名队员。当时的工作队主要任务是深入到贫困的农村，调查了解农村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社员，指导和推动农业生产等工作。也是干部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锻炼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这一经历对很多年轻干部的成长和后续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年11月3号，公社书记找我们三位青年谈话，说明去工作队的具体情况和对我们的要求并提出希望。

11月11日，在县里参加了5天的培训，正式被编入宾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宾安公社工作队，随后我和另外5人被分到距离这个公社20多里地的社旭光大队。

队长是当地公社的组织委员李永发，农村工作很熟。我们来到旭光大队，李队长主持召开了大、小队干部见面会，然后每人被分到一个生产队，我跟随生产队长来到的“交界管儿”屯子的第一生产队。住在一位卜姓大爷家的“北炕”（农村那时候多是在一个屋子里搭两铺炕，安顿下来便进入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工作。

我是怀着一腔热情来到这个生产队的，本想为传播重要的思想和理念出份力，锻炼自己，迈出人生转折的第一步，可是接触实际工作时才感觉到太难了。

　　农村孩子的年龄都是按虚岁称呼的，19岁实质还是个大孩子。出了学校门儿在生产队干了两年农活儿，没有离开过家。当天晚上在生产队的会上，面对满屋子的社员，我心里紧张得像揣了只小兔子，说话声音带着颤抖，好不容易才把来的目的说完，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由于那年大旱造成了大灾，社员情绪低落，不愿出工干活，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都要组织社员开会或学习。当时我最害怕开会，因为面对那么多社员群众我不会讲啥，更不会思想动员和发动社员出工了。每天只好给读读报纸，也不起什么作用。出工的社员越来越少，为此我没少挨工作队长的点名。

和社员打交道也是一难关。我不懂得种地，不懂得农村生活，所以和社员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聊什么，生怕自己说错话。

那时候要求工作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虽然跟着社员干农活也不太会干，但也总想好好表现一下。有一天早晨，大队的司机把东方红拖拉机启动后预热时回去吃饭的功夫，我因为开过拖拉机，就想显示一下能力，钻进驾驶室就把链轨车挂上档开走了。冬天气温太低，油路不畅，没走多远就灭火停下了。后来司机用火烤、用开水浇，弄了一个来小时车才启动，弄得我非常尴尬。

有一次遇见一名社员与队长吵架，围观的人不少都看热闹，我劝一个不好使、劝那个也不听，两个人根本不理睬我说话，幸好这个时候工作队李队长到场，几句话就制止了他俩吵架，然后把两个人分别批评得老老实实。

还有一次一位社员向我反应生产队会计巧赚公分的事，我不会处理，结果是会计不承认，反映问题的社员也认为我啥也干不了。

在工作队里，我年纪最小，和那些大哥哥们一起工作，总觉得自己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他们讨论工作的时候，我好多时候都插不上话，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似的。而且他们经验丰富，做事又快又好，我就怕自己拖了大家的后腿，心里压力很大。

每天白天随着社员出工，晚上散会后的时间最难度过，冬天夜长，那个时候我所在的生产队还没有电灯，每晚房东早早就熄灯了，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听着外边寒风呼呼的刮着，回想着工作的艰难，没少在被窝里偷偷的抹眼泪。

　　通过不断学习政策法规和农业生产知识，通过向队员们和大小队干部的学习与沟通，通过吃“派饭”与社员们的亲密接触，我不仅适应了工作队的工作，还与社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让我在远离家人、独自面对工作挑战的时光里，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与力量。

工作队撤点儿那天，亲如家人的社员们送我出屯子很远，我洒泪告别了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和这片令我眷恋的热土。

十九岁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的经历，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青春的画卷上。它不仅让我褪去了年少时的青涩与稚嫩，更让我懂得了责任的重量、奉献的意义，以及与社员紧密相连的深厚情感。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我才慢慢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