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8:佛罗伦萨六日深度游17 Duomo-The Duomo Museum下

Hongbo

**钟楼装饰画廊（Galleria del Campanile）**

大教堂的钟楼由乔托设计，并由阿尔诺尔福·迪·坎比奥增建，同时也曾作为色彩斑斓的雕塑画廊。博物馆收藏了钟楼三层的原始16座雕像（由多位雕刻家创作），这些雕像的复制品现在仍然矗立在钟楼上。此外，博物馆还展示了曾经环绕钟楼的小型浮雕面板。

雕塑作为交流手段的选择在钟楼项目中得到了再度强调

钟楼的装饰项目包括16尊真人大小的雕像和54块浮雕，这些作品展示在毗邻的展厅中。其中，最初且最具一致性的一部分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及其多位助手（包括他的儿子尼诺·皮萨诺）自1334年开始创作完成。这些作品的主题包括：

• 神圣启示：以以色列的先知和异教的女先知（西比拉）的形象表现；

• 人类创造力：通过浮雕展示《圣经》中农业、牧羊、艺术和职业劳动的发明者。

此外，其他浮雕还描绘了占星学的影响、神学和枢机美德、自由艺术以及教会的七件圣事。

这些浮雕按照原始顺序展出，起始于钟楼的西侧，依次延续至南侧、东侧，最后到达北侧。

• 六边形的职业活动场景浮雕被排列在菱形浮雕的下方，这些菱形浮雕展示了构成人类生活结构的系统。

• 雕像的排列与浮雕不同。雕像的顺序在1464年时曾被修改，现在的顺序再现了钟楼每一侧的雕像布局，但经过重新调整，将15世纪最著名的雕像放置于展厅中心位置，以更突出其重要性。

**安德烈亚·皮萨诺（及其他艺术家），钟楼面板，大约1334-1359年**

这些28块六边形和28块菱形的蓝釉面板装饰了钟楼，每面七块。原始设计方案可能出自乔托之手，但他的继任者安德烈亚·皮萨诺及其助手们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些面板庆祝技术，描绘了工匠、发明家和思想家。它们象征性地展示了人类向“文明”迈进的漫长历程——艺术与科学、智慧与体力的结合。但现实中，它们是记录了帮助佛罗伦萨从1348年的瘟疫（黑死病）中顽强复苏的勤奋世代的快照。

这16尊雕像曾装饰过钟楼。请注意，这些雕像的质量各异，因为它们是由不同世代的雕刻家制作的。靠近你进入房间的地方的四尊雕像是最早期的，由尼诺和安德烈亚·皮萨诺完成。这些雕像相比墙上其他地方的雕像，更加风格化且僵硬，缺乏现实主义。而排在第六和第七位的雕像尤为突出。这两尊雕像是早期文艺复兴大师多那太罗（Donatello）所创作的耶利米和哈巴谷先知像。

正是凭借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这一杰作，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伟大时期被普遍认为开始了。

圆顶首先象征着宇宙的秩序与美，对基督徒而言，它传达了上帝与人类同住的意愿。

布鲁内莱斯基这一宏伟成就的早期赞美者之一是列奥·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他在自己的论述《论绘画》中对布鲁内莱斯基进行了称赞，该著作中的一段文字被刻在了本展厅的墙壁上。然而，对布鲁内莱斯基圆顶的赞美和研究从未间断；它在科学、技术、语言学及艺术上的吸引力，使得一代代人都试图理解并解释这一机械般完美的圆顶，并不断提出新的解读，尽管皮耶罗·桑帕奥莱西（Piero Sanpaolesi）1940年的研究仍然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

研究简要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圆顶的类型学与几何结构；

• “帆”形曲线（八个巨大弧段）的定义；

• 建造技术；

• 所用材料；

• 鱼骨式砖砌系统（spina-pesce）的存在及意义；

• 圆顶结构中的裂缝或损伤的状态、起源及其行为；

• 圆顶静态与动态状态的监测。

从1418年开始，圣母百花大教堂（Opera del Duomo）的管理委员会着手解决“封闭圆顶”的问题。委员会意识到这一结构问题的复杂性，首先邀请了建筑师进行咨询，并建议提出适合从塔伦蒂、贝奇·迪·乔内、乔瓦尼·德安布罗吉奥等人遗留下来的八角形鼓座形状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当时欧洲面临的最大技术难题。

1418年，受邀的建筑师除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外，还包括曼诺·迪·贝宁卡萨、乔瓦尼·德拉巴科、安德烈亚·迪·乔瓦尼、乔瓦尼·德安布罗吉奥、马泰奥·迪·莱昂纳多、洛伦佐·吉贝尔蒂、皮耶罗·丹东尼奥等。1419年，又增添了乔瓦尼·丹东尼奥·迪·班科（乔凡尼·丹班科）和多纳泰罗。

最终，布鲁内莱斯基于1420年被选中，深知任命之中充满竞争氛围的他，向圣母百花大教堂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在这些页面中，我们将列出建造伟大圆顶的所有组件的说明模型……” 他在文本中描述了如何通过双层结构建造圆顶：一个内壳和一个外壳；二十四根肋骨；所需的尺寸；大理石檐口的使用；以及“无需支撑结构”的建造方式，且外壳的曲线应更加宏伟。直到1425年，他才解释了自己的创新技术：“让工人们继续生产大砖块……并按建筑师指定的鱼骨式图案砌筑……” 布鲁内莱斯基也未忘记自己的局限性，他写下了一种祈祷文：“我不知道甚至古代建筑师是否曾建造过如此壮观的空间……但想到这座圣殿是奉献给上帝和圣母的，我确信，一切都为纪念祂而作，祂必会在智慧不足之处注入知识，并增强那被赋予建造此结构之人力量与创造力。”

圆顶的八角形底座外径为54.8米，内径为45.5米，由八个双层“帆”（弧形部分）组成，靠24根垂直肋骨和10根水平肋骨（包括顶端闭合处的八角形环）支撑。这个精巧的结构系统不仅使两层之间形成了通道，还以一种极具抗性的分段形式构造，与现代网格结构相媲美。肋骨和帆之间的结构连续性预示了双T梁的设计理念，以最少的材料实现了最大的强度。这一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布鲁内莱斯基对数学与机械学的深刻理解，他发明的施工机械后来被博纳科尔索·吉贝尔蒂（Bonaccorso Ghiberti）绘制和复制。

布鲁内莱斯基的圆顶让同时代人感到惊叹，立刻在欧洲乃至更广范围内赢得赞誉。它成为学术研究和好奇心的对象，从谢拉尔多·西尔瓦尼到乔瓦尼·巴蒂斯塔·福吉尼、文森佐·维维亚尼、巴托洛梅奥·瓦尼、乔凡·巴蒂斯塔·内利等人，始终激发着热烈的学术辩论，并将在其矗立于天际的同时继续引发无数探讨。

建筑师设计的圆顶和两座耳堂的木雕模型，归因于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1420-1436年制作

这座圆顶与大教堂后殿的建筑师模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由不同模型组合而成，但如今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单元，如我们今天所见，由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并制作。一些细节——例如角柱以及比实际尺寸更小的圆形窗直径——表明布鲁内莱斯基制作这一模型的目的是研究各个建筑体量的整体效果，而并未过多关注装饰性细节，这些细节他计划在后续阶段再进行定义。

**穹顶和灯塔模型 (Modello Architettonico della Lanterna della Cupola)**

这些木制模型是布鲁内莱斯基制作的，展示了他正在建造的穹顶，包括顶部的灯塔部分。布鲁内莱斯基的穹顶是工程上的一项壮举，既实用又美观，将数学融入了石材中。穹顶从地面起升330英尺，拥有八个白色的尖拱肋骨，用红砖填充，并用灯塔或穹顶封顶，以保持结构的稳定。

在设计穹顶时，布鲁内莱斯基面临了许多挑战。穹顶需要覆盖教堂屋顶上的一个140英尺宽的巨大洞口（在雨天尤其麻烦），这个洞口太宽，无法用传统的木制脚手架支撑穹顶的建造。（早期一位建筑师建议用一个巨大的土堆来支撑穹顶……土堆中放满硬币，以便农民以后将其免费搬走。）此外，穹顶要依靠的八面“鼓”部分太弱，无法支撑穹顶的重量，也没有旁边的建筑可以用来固定哥特式扶壁。

解决方案是采用双穹顶结构，在两层穹顶之间留出空心空间，以减轻结构的重量。而且，穹顶必须在建造过程中和完工后都能够自支撑，以免需要扶壁。布鲁内莱斯基利用这些木制模型向怀疑的审查委员会展示他的设计理念。

**工具与脚手架**

穹顶的重量估计为8000万磅——相当于整个佛罗伦萨的人口，因此布鲁内莱斯基必须设计特殊的工具和机械来搬运和处理这些石材（仅穹顶上的灯塔部分，几乎与洗礼堂一样高，都是由大理石建成的）。你可以看到晒干的砖块、砖模、绳索、工具带、圆规、石钳以及各种提升用的滑轮。

尽管穹顶本身没有脚手架支撑，但石匠们需要外部脚手架来站立工作。支撑木材被插入鼓部的洞孔中（今天教堂上仍可见到一些）。穹顶的建造是分环进行的。首先，工人们堆砌一些白色大理石块以形成部分肋骨，然后用横梁连接这些肋骨，再用红砖填充空间，形成人字形图案。当一个环完成并且自支撑时，他们会将脚手架升高，继续完成下一个部分。

这座展馆展示了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死亡面具——这位设计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的建筑师。展馆通过收藏物品和展览，展现了从1418年至1436年期间，这位天才建筑与机械工程师实现教堂最终结构部分——即所谓“大看台”——的概念和象征性过程，同时也展示了工程技术的精妙。

展馆内收藏了15世纪的木质模型和一系列当时使用的工具，还有现代的大型模型以及一个剧场区，播放简短的解说影片。此外，展馆还展出了晚15世纪和早16世纪设计的模型，这些模型提出了对布鲁内莱斯基于1446年去世后未完成的穹顶鼓座装饰的设想。

教学性展览还呈现了与穹顶竣工相关的各种项目：1436年布鲁内莱斯基在穹顶下建造的唱诗班围栏；从1436年起，由吉贝尔蒂（Ghiberti）、多纳泰罗（Donatello）、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和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设计的彩色玻璃窗；以及1515年由巴乔·德安约洛（Baccio d’Agnolo）实验性建造的鼓座东南侧的纪念性檐口。

展馆与剧场区之间展示的三根“树干”则令人联想到卡森蒂诺丘陵的大片森林。这些森林位于佛罗伦萨以东，由佛罗伦萨共和国交由圣母百花大教堂建筑事务所管理，用于提供建造脚手架和施工机械所需的木材。树干经阿尔诺河运至佛罗伦萨，并存放在如今被用作博物馆的仓库中。

**布鲁内莱斯基的死面具 (Maschera Funebre)**

布鲁内莱斯基是创造穹顶的独特人才。他曾受训于雕塑，但在失去洗礼堂门的项目后感到厌倦并放弃了雕塑。到罗马后，他设想将万神殿放在佛罗伦萨大教堂之上，并研究了万神殿的数学和工程原理。

1420年，布鲁内莱斯基被宣布为穹顶工程的总监。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如今更是全面掌控，监督穹顶、灯塔（装饰性的尖顶）以及所有建造机械的各个方面。

穹顶在短短16年内完成，结束了教堂150年的建设历史。布鲁内莱斯基享受了献穹顶的典礼，但在灯塔完成前去世。他的遗产是一个穹顶，它作为人类智慧的骄傲象征，证明了艺术和科学可以联合创造美。

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内部，佛罗伦萨人看到了基督信仰的历史见证：彩色玻璃窗、祭坛画和雕像中所描绘的圣人形象。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自己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例如那些指挥共和国军队参与战斗的著名军事人物——被称为“雇佣兵统帅”（condottieri）的职业士兵。这两类形象在大教堂中的同时出现，暗示了基督教圣洁与公民美德之间的联系——也即教会社区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纽带。

此展厅收藏了曾经陈列在大教堂中殿的圣人形象，以及圣母百花大教堂因纪念名人而闻名的最早纪念碑之一的遗迹：雇佣兵统帅皮耶罗·法尔内塞（Piero Farnese，1310-1363）的墓。这座墓由一座古罗马石棺改建而成，原本顶部有一座骑马雕像，其形式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描绘中看到。

此外，展厅还展示了著名的大理石雕像群《天使报喜》。这一雕像群于15世纪初为大教堂一侧门的外部设计，但多年来曾被安放在教堂内部，装饰主入口旁的一个祭坛。

PRAISE THE LORD IN HIS TEMPLE ON EARTH, PRAISE HIM IN HIS TEMPLE IN HEAVEN.

PRAISE HIM FOR HIS MIGHTY DEEDS, PRAISE HIM FOR HIS TRANSCENDENT GREATNESS!

PRAISE HIM WITH BLASTS OF TRUMPET

PRAISE HIM WITH LYRE AND HART

PRAISE HIM WITH DRUMS AND DANCING, PRAISE HIM WITH STRINGS AND REEDS, PRAISE HIM WITH CLASHING CYMBALS, PRAISE HIM WITH CLANGING CYMBALS:

LET EVERYTHING THAT BREATHES PRAISE THE LORD!

Psalm 150, inscribed on Luca Della Robbia's Singing Gallery

白色和多彩大理石制成的歌手画廊，由多纳泰罗（Donatello）于1433年至1438年间为圣母百花大教堂雕刻完成，其中嵌有青铜和玻璃质嵌片。这件作品以描绘舞动天使的装饰带和可能由多纳泰罗及米开罗佐·米开罗齐（Michelozzo Michelozzi）雕刻的两尊青铜头像为点缀。

多纳泰罗的唱诗班阁楼与附近展出的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作品类似，曾安装在大教堂高坛上方的交叉柱上。它位于教堂东南墙的执事圣器收藏室上方，用于放置管风琴，并在宗教仪式期间容纳歌手。

阁楼的栏板上装饰着一条连续的装饰带，其中偶尔被成对的柱子分隔，带上刻画了“普蒂”（putti），即化身为儿童模样的天使。他们手牵手进行快速旋转的舞蹈，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欢愉场景。这种动态的节奏通过背景中闪亮的马赛克得以进一步强化，使天使们歌颂上帝荣耀时的精神欢腾更加明亮而生动——这种喜悦也在弥撒的庆祝中感染了整个教会。

此外，多纳泰罗还在支撑阁楼的台座上雕刻了两尊精力充沛的长者半身像。这些雕像可能象征先知，或者是对深受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迷恋的古典古代世界的一种致敬。

由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于1432年至1438年为圣母百花大教堂雕刻的大理石歌手画廊。栏板上方可见现代复制的两尊青铜天使雕像，原作归功于多纳泰罗（Donatello），现藏于巴黎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Jacquemart-André Museum）。

与展馆中多纳泰罗的唱诗班阁楼类似，德拉·罗比亚的阁楼也安装在大教堂高坛上方的交叉柱上，但位于东北墙。阁楼用于容纳管风琴以及宗教仪式期间的歌手。曾经位于栏板上的两尊青铜天使手持蜡烛，为歌手提供光源以阅读乐谱。

阁楼上刻有拉丁文诗句，全文为《诗篇》第150篇，描述了通过各种乐器向上帝献上喜悦的赞美之歌。卢卡在浮雕中忠实地呈现了这些乐器：人声、号角、鼓、长笛、钹等，同时描绘了正在演奏和歌唱的男女孩童。他们的形象既现实又理想化，脚下的小云朵则进一步表达了这些是天国的形象，营造出唱诗班在弥撒中演唱的圣乐如同天使之音的神圣印象。

每座教堂的核心是其圣所（sanctuary），即祭司和其他圣职人员聚集的区域；圣所附近通常设有音乐家和歌手的位置，他们伴随仪式进行演奏和歌唱。

您现在所处的房间再现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圣所。这一展厅中陈列着珍贵的礼仪与信仰物品，以及由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和多纳泰罗（Donatello）设计的歌手画廊（cantorie）。这些画廊原本分别安装在大教堂东北与东南交叉柱的高坛上方，是为歌手和管风琴而设置的高台。它们的建造始于1430年代初，当时大教堂的圆顶接近完工，圣母百花大教堂工程局（Opera del Duomo）开始着手设计圆顶下方区域的礼仪装饰。

在这两座画廊中，儿童的描绘表达了佛罗伦萨人对这座多年以前动工的教堂最终竣工的喜悦之情。卢卡·德拉·罗比亚的画廊以**《诗篇》第150篇**为主题，描述了一场用各种乐器向上帝致敬的音乐会。展厅墙上提供了诗篇的英语和意大利语译文，而卢卡·德拉·罗比亚采用的是《武加大拉丁圣经》中包含简写和拼写变化的拉丁原文：

Laudate Dominum in sanctis eius;

Laudate eum in firmamento virtutis eius.

Laudate eum in virtutibus eius,

Laudate eum secundum multitudinem magnitudinis eius.

Laudate eum in sono tubae,

Laudate eum in psalterio et cithara.

Laudate eum in tympano et choro:

Laudate eum in chordis et organo.

Laudate eum in cymbalis benesonantibus;

Laudate eum in cymbalis iubilationis.

Omnis spiritus laudet Dominum!

（中文翻译）

赞美主，在祂的圣所；

赞美祂，在祂能力的穹苍；

因祂的作为赞美祂，

按祂无限的伟大赞美祂；

用号角赞美祂，

用瑟和琴赞美祂；

用鼓和舞蹈赞美祂；

用弦乐和管风琴赞美祂；

用清亮的铙钹赞美祂，

用欢庆的铙钹赞美祂；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主！

此展厅展出了一系列与圣母百花大教堂正面设计早期阶段相关的图纸、水彩画和版画，出自乔治·穆勒（Giorgio Müller）、尼科洛·马塔斯（Niccolò Matas）和埃米利奥·德·法布里斯（Emilio De Fabris）之手。此外，还陈列了阿里斯托德莫·科斯托利（Aristodemo Costoli）创作的一块圆形大理石浮雕的模型。这件浮雕于1843-1844年间安置在大教堂内，以纪念建筑师阿尔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体现了当时对大教堂早期历史的重燃兴趣以及佛罗伦萨品味向新哥特风格的转变。

两幅由尼科洛·巴尔杜奇（Niccolò Barducci）于1884-1885年创作的大型画作，则将注意力引向正面设计的最终阶段。这两幅画分别展现了埃米利奥·德·法布里斯提出的两个最终设计方案：“尖顶式”（cusped）和“巴西利卡式”（basilican）。

围绕正面的所有辩论核心，实际上都集中在对哥特风格的两种诠释孰优孰劣的审美与政治倾向。许多人认为尖顶式风格具有“北欧”特征，因此在刚刚摆脱奥地利统治的意大利，这种风格被视为带有“奥地利”色彩。相比之下，更为直线和少尖形元素的巴西利卡式风格，则被认为是真正的“意大利式”。

在这个展厅中，游客可以看到阿莫斯·卡西奥利（Amos Cassioli）及其儿子朱塞佩·卡西奥利（Giuseppe Cassioli）创作的一幅铅笔和水彩画，描绘了新正面的其中一扇青铜门。此外，在展厅远端的展示柜中，还陈列了朱塞佩·卡西奥利创作的三块青铜面板，作为新正面一扇门的示范作品。

关于新正面的最终设计竞赛，实际上是在1887年由推广委员会组织的，竞赛内容是为三个门设计，其中最后一扇门，即奥古斯托·帕萨利亚（Augusto Passaglia）设计的主门，于1903年在意大利国王和王后的见证下隆重揭幕。

这个展厅还展示了19世纪的礼服和礼仪用品。

埃米利奥·德·法布里斯（Emilio De Fabris）于1883年去世，未能亲眼见到他几乎奉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正面完成。在这里，一幅时期肖像描绘了这位建筑师，仿佛他在凝视着一年前为装饰北南两扇门户而创作的两幅画作：《博爱与佛罗伦萨慈善机构代表》和《信仰与佛罗伦萨行会代表》，这两幅画都是尼科洛·巴拉比诺（Niccolò Barabino）创作的。

在巴拉比诺的画作中，美德以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展现，而在为正面上方雕刻的意大利托斯卡纳著名人物肖像的石膏模型中，我们可以听到哲学家奥古斯托·孔蒂（Augusto Conti）设计的图像程序的回响，其中玛利亚的虔诚信仰与市民文化相交融，成为一体。墙上的文字展示了孔蒂的程序中的一句话，阐明了这一点。

德·法布里斯去世后，完成正面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助手路易吉·德尔·莫罗（Luigi del Moro），他于1884年被任命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工程的首席建筑师。正面于1887年5月12日正式揭幕，实际上是德尔·莫罗承受了围绕这项工程的赞扬与批评。德尔·莫罗还设计了原始圣母百花大教堂博物馆的一些展览空间：他的新文艺复兴风格体现在19世纪的楼梯上，游客通过楼梯可到达音乐礼拜堂（Cappella Musicale）、蒂契亚蒂庭院（Cortile del Ticciati）及出口。

自15世纪以来，佛罗伦萨大教堂因其为礼拜仪式所作的现代圣乐和美丽的音乐书籍而闻名，这些书籍由著名的艺术大师们亲自装饰。圣母百花大教堂档案馆记录了意大利、法国、佛兰德和德国作曲家的合作，其中包括吉约姆·杜法伊（Guillaume Dufay）、安东尼奥·斯夸尔恰卢皮（Antonio Squarcialupi）、海因里希·伊萨克（Heinrich Isaac）、弗朗切斯科·科尔特恰（Francesco Corteccia）、马尔科·达·加廖（Marco da Gagliano）、杰罗拉莫·弗雷斯科巴尔迪（Gerolamo Frescobaldi）和路易吉·切鲁比尼（Luigi Cherubini）。尽管最具艺术价值的手稿在1778年被转移到劳伦丁图书馆，但Opera del Duomo（大教堂管理机构）仍保有着重要的音乐档案，其中最具荣耀地位的当属那些装饰精美的羊皮纸合唱书。

最著名的手稿群体是一系列十四本《渐进诗篇》与十八本《应答诗篇》，这些大格式的书籍由Opera del Duomo于1508至1526年间委托制作，涵盖了整个礼拜年。这些书籍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图像程序，充满了不仅是宗教上的暗示，还有政治和市民的象征，尤其是通过肖像和象征来颂扬美第奇家族，尤其是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the Magnificent）和他的儿子教皇利奥十世（Leo X）。

这一艺术项目的核心艺术家是赫拉尔多（Gherardo）和蒙特·吉奥万尼·德尔·福拉（Monte di Giovanni del Fora）兄弟以及他们的工作坊，蒙特负责绘制了大多数首字母中的人物与故事。其他参与创作这一项目的艺术家还包括阿塔万特·德尔·阿塔万特（Attavante degli Attavanti）、尤斯塔基奥修士（Frate Eustachio）和乔凡·弗朗切斯科·迪·马里奥托（Giovanfrancesco di Mariotto）。

在这一展室中，展出了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合唱书，定期更换页面，向观众展示其中的装饰插图。

公爵 科西莫的新圣所

这个房间展示了新圣殿（或称“合唱团”）的部分大理石墙壁，该圣殿由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于1547年委托巴乔·班迪内利设计，并于1572年完成。这是美第奇家族为现代化圣母大教堂而进行的一系列工程中的第一项，符合当时的曼内里主义风格。一个1:25的比例模型展示了合唱团最初的宏伟气势，虽然它在19世纪被大幅缩减。这个房间的八角形设计回溯了班迪内利使用的形状，而这一形状是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在1436年为合唱团所设计的。

班迪内利和他的助手们为合唱团围栏雕刻了86个浮雕，其中展示了24个。这些雕刻人物身着古典服装或裸体，人物身份尚不明确，但这些人物可能像40年前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绘制的形象一样，代表以色列的先知和古希腊罗马英雄。这些雕塑的意义得到了1572年至1579年间乔尔乔·瓦萨里和费德里科·祖卡里的《最后的审判》壁画的补充，壁画的细节在模型上方被投影出来，突显了圣所的壮丽。

合唱团围栏的设计师巴乔·班迪内利于1560年去世，未能看到他这一重大作品的完成。他的自画像，曾作为视觉标志镶嵌在高坛上，现在也展示在这里。

最后，展柜中展示了16至18世纪的祭服，提醒我们，参加弥撒的信徒看到的，是高坛上方那些精美雕刻人物背后，身着华丽祭服的神父们。在礼仪中，所有艺术形式相互交织：建筑、雕塑、绘画、刺绣、金银器制作、诗歌、音乐、歌唱和仪式舞蹈。

洗礼堂的珍宝

本房间展示了一个银质祭坛前板和一座同材质的纪念十字架，这两件作品在2006至2012年间进行了修复，金属部分的总重达到250公斤。它们由“卡里马拉工会”（纺织商行会）委托，并从1367年开始，由多个艺术家世代合作完成。这些复杂的作品由成千上万个组成部分构成，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重要宗教节日的中心——圣约翰洗者的庆典（每年6月24日）。在这一节日期间，祭坛和十字架会被安置在奉献给圣约翰的教堂——洗礼堂内。

这件银十字架带有琺瑯插图，由安东尼奥·德尔·波拉约洛（Antonio del Pollaiolo）和贝托·迪·弗朗切斯科·贝蒂（Betto di Francesco Betti）制作，创作于15世纪的第三季度。这个大型银十字架是由布商公会委托制作，用来盛放一片真十字的碎片。十字架通常会在圣约翰洗者的节日——6月24日，展示在洗礼堂的银祭坛上。其精细的图像从底部到顶部依次排列：首先是旧约中的预言，摩西作为神与人之间契约的标志，接着是《福音书》以及圣约翰洗者的讲道，最后是基督的牺牲，基督为人类的救赎在十字架上死去。在十字架的基座上，圣约翰展示了为基督施洗的场景，周围是教父们，他们通过著作阐述并确认了圣约翰的教义与基督教的正统性。十字架的柄上，圣约翰坐在天使中间，柄的形状像一个小圣殿，呼应了布鲁内莱斯基穹顶上的灯塔。十字架的两侧弯曲的枝条上，描绘了哀悼者：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翰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在十字架的底部，耶路撒冷的城墙环绕着加尔瓦里的场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顶部是亚当的头骨，象征着人类在救赎前的处境。十字架上的牌匾描绘了天父、抹大拉的玛丽亚、哀悼者以及一只用喙撕开自己胸膛的鹈鹕，象征着基督的牺牲。

节庆礼服

本房间还展示了来自圣约翰洗礼堂的一套礼服剩余的刺绣作品：由安东尼奥·波拉约洛（Antonio Pollaiolo）设计的二十七个场景，最初缝制在用于圣约翰节日的两件祭衣、法衣和披肩上。这些刺绣作品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构成了佛罗伦萨15世纪绘画成就的百科全书式的总结，从透视法到解剖学、手势和建筑等各个方面。从图像主题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佛罗伦萨15世纪晚期在单一主题上实现的最丰富详细的图像周期。

“银祭坛”，实际上是一个祭坛前幕（antependium），是托斯卡纳金匠艺术的最重要杰作之一。它来自洗礼堂的宝库，由银和木质核心以及透明的琺瑯构成，制作时间介于1367年到1483年之间，由一些14和15世纪最伟大的托斯卡纳金匠和艺术家制作，包括莱昂纳多·迪·塞尔·乔瓦尼（Leonardo di Ser Giovanni）、米凯洛佐（Michelozzo）、贝尔纳多·切尼尼（Bernardo Cennini）、安东尼奥·德尔·波拉约洛（Antonio del Pollaiolo）和维罗基奥（Verrocchio）。它是一个移动结构，通常放置在洗礼堂的祭坛上（14世纪时位于祭坛，15世纪起放在洗礼池上），用于圣约翰洗者的节日（6月24日）和基督的洗礼节（1月13日）。洗礼堂宝库中的最珍贵的圣物，如圣杯、圣物盒、烛台和祭服，都会展示在“祭坛”上；从15世纪起，波拉约洛创作的大十字架也被安放在上面。祭坛是由布商公会委托并资助的，底座上的铭文标明了工作的开始时间：1367年。祭坛前幕由六根柱子组成，上面雕刻着小型的先知和女预言家的雕像，此外还有十二个浮雕，描绘了圣约翰洗者生平中的十二个场景，从他的出生、讲道、与基督相遇，到他被囚禁和死亡。在中央的大壁龛中，有一尊由米凯洛佐创作的珍贵雕像，描绘的是传统图像中的圣约翰：一个在沙漠中悔过的苦行僧形象，瘦弱，蓄着乱发和胡须，身穿骆驼毛制的衣服，并由皮带束缚。圣约翰左手持十字架，象征着他作为救世主先驱的角色，右手指向基督，基督的形象曾在洗礼堂穹顶的马赛克中显现。

这个画廊展示了美第奇大公为大教堂设计的现代正立面方案：七个大型木制模型，展示了为取代1587年拆除的中世纪立面而提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设计方案。通过画廊墙上的高窗，参观者可以看到重建的原始立面，邀请大家比较中世纪风格与晚期文艺复兴及早期巴洛克时期建筑师风格之间的差距。画廊内还展出了1589年为大公费尔南多一世与洛林公主克里斯蒂娜的婚礼所创作的两幅画作，以及为此次婚礼特别制作的临时立面上的三尊巨大雕像的复制品。原始雕像现存于大教堂的西北圆厅，通往穹顶顶部的路径上。

从这个俯瞰圆顶画廊的阳台上，通过天窗可以看到布鲁内莱斯基的圆顶，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这里展示了六个来自阿布鲁佐地区卡斯特尔·迪·桑格罗的浮雕，其风格与尼科拉·迪·瓜尔迪亚格雷莱的作品相似。尼科拉·迪·瓜尔迪亚格雷莱在1433到1448年间为特拉莫大教堂创作了一个重要的银质祭坛前幕。在这些浮雕中，许多场景和人物的构图源自洛伦佐·吉贝尔蒂为圣约翰洗礼堂创作的第一扇青铜门——即所谓的“北门”，这也证明了该作品在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以外的影响力。

不要错过三楼的布鲁内莱斯基露台（Terrazza Brunelleschina）。我来到一个露天平台，可以近距离俯瞰刚刚了解的景观——大教堂。这是参观结束时理想的休息地点，在这里你可以反思这一工程奇迹，它激励了许多建筑师，并标志着文艺复兴成就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