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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古希腊学者的“万物皆数”, 《周易》的象、数、理、占，都说明了古代文化遗产与数学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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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 一种思维科学，是研究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它不同于飞机、卫星等现代科 技，后者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空间形式与量的许多规律则是不依 赖于人类的智力水平而存在的。在《周易》成书的时代，古人虽然不可能有我们前 面提到的那些现代数学的概念，但是却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的思维服从某些 数学的规律。不同的只是，今人自觉地运用数学，古人不自觉地遵循数学而已。不 仅是人，即使是动植物的某些现象，也严格地服从数学的原理。例如蜂巢都是六角 形的，数学上可以证明，在原料一定的前提下，这种形状的巢容积最大。某些植物 (如樱桃、梨树、柳树)的叶子在茎上的排列方式，也与数学上著名的斐波那契数 列有关。

易学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卦序排列、大衍之数等都与数学有关，本 书关于思维模式的理论同样与数学有关。要实现易学研究的现代化，易学家最好能 了解易卦的一些数学原理。

人们从卦象的象征系统中得到启示，产生了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又反过 来用形成的哲学观点阐释卦象的象征系统和《易》的原始经验。当一类经验和一组 知觉符号的形式组成了产生象征指涉的共同基础，并使其相互关联成为可能时，便 可以发展出一个或更多的思想系统。这些系统通过感应统一的方式，使原始经验中 的实体得到多姿多彩的表征。例如，当先民们将八经卦与八种自然物对应之后，一 方面，先民们从实际天象中看到了“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 射”等自然现象，它们都具有阴阳、动静、刚柔等两种对立的状态；另一方面，又 看到了易卦的阴爻与阳爻也能够表示两种对立的状态，八卦成列，刚柔相易，上下 相推。因此易卦与宇宙之间，就有了一种共同的基础。其相互之间的象征指涉就存 在了。例如，乾卦的内外卦都是乾，乾的象是天，内外皆乾即天外有天之象。既然 天外有天，人们就必须谦虚谨慎，所以君子要“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要防止 “亢龙有悔”。

古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决策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思维决策是一 个较为广泛的概念，诸如形势分析、目标控制、行动方案、后果预测等，都可以包 括进去。对于一些多因素的决策系统，涉及的因素虽然千差万别，但每种因素大致 可以表现为两种对立的状态，如生克、动静、高低、胜负、兴衰、强弱、进退、向 背等等，而两种对立状态又大致可归结为对人们所考虑的决策系统有利还是不利 (或者说是吉还是凶)。古人在研究较为复杂的决策系统时，有时需要做一些记录以 备忘。在纸笔还没有问世的古代，记录是很困难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 之以书契”。这里所说的“书”就是画，“契”就是刻，画的和刻的只能是一些简单 的符号。总之，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记事，中间有一个用符号记事的过渡，而且被长 期保留下来了。

因此，如果人们在面临一个需要决策的问题时，先对与这一问题有关的重要因 素进行分析研究，每一因素对要解决的问题，大体上可分为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 为了帮助记忆，把有利的因素用符号“—”表示，不利的因素用符号“--”表示， 那么记录的结果就必然得到一个卦。特别地，如果考虑三个因素，就得到八经卦中 的一个三爻卦；考虑六个因素，就得到64别卦中的一个六爻卦。这种做法，即使在 今天，也仍然被广泛地使用，只是具体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许多决策问题一般常考虑三个因素，如“天时、地利、人和”“德、才、资” “政治、军事、经济”“早期、中期、晚期”“上策、中策、下策”等等。人们常说 的三思而后行也应该含有这个意思。这种三因素的决策系统，其数学模型就是“八 经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越来越丰富，需要决策的问题也越来越 复杂，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有时某些决策系统要由两个三因素的子系统来 共同确定；或者要分成两步，每一步都涉及一个三因素决策系统。这样整个决策系 统就要考虑六个因素，其对应的数学模型就是《周易》中的别卦。这种六爻卦可以 看作是由八个三爻卦中每次取两个重叠起来的。传说中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 正是反映了这种需要。

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古人写文章、讲道理、做决策的时候，都 会涉及许多实际因素，当我们把那些因素的实际内容抽象后，往往就得到一个卦。 根据那个卦可以做出一些联想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