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杨星火工作笔记（六）整理：刘光福、雪松

雪松

李家强老兵 　　访岗岗巴营昌龙边防队副指导员李家强 他经历过1965年达吉山口战斗 （1973.9.7.星期五） 我1942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市一个小乡村。解放前租地主的土地耕种。在我的记忆中, 有一年因灾害, 所有收获的粮食都交给了地主, 也交不起租, 地主把我婆婆拉去关在牛圈里。我在石头上坐着喊婆婆,结果被水冲倒在石头上,脑袋上撞了一条口。自己家有三、四亩贫脊土地,丰收年,家人可基本过日子；欠收年,父亲就帮人下苦力,母亲上山打柴挑到街上去卖,挖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无下顿,年终借粮过年,真是度日如年。 1948年发生大旱、水灾,家庭生活困苦,自己年纪很小,父亲准备叫我去给地主放牛,以减轻家庭生活负担,母亲不同意,否则,我六、七岁就去给地主放牛了。 解放后,我上了学校,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生产队、大队叫我当会计,我决心好好干。 1965年3月，我应征入伍,被分配在西藏岗巴独立营四连，驻守塔克逊哨所。到连队后,我自学抓得紧,当时,每一个班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就把毛主席语录抄写在日记本上,加强自学。连长李文荣,经常给我讲战例,我都铭记在心。我下决心认真学习,端正服役态度,理论联係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 1965年9月,边境一线情况紧张,有一天晚上12点，班长叫我们起来坐在铺上进行紧急战备动员。作为紧急战备训练,我们白天训练步兵“五大技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步兵技术训练包括：射击、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和刺杀。简称步兵“五大技术”﹚,晚上练夜战,紧张得很。 刚入伍时，因我体力不是很好,加上岗巴海拔高﹙ 4700多米﹚，我不适应气候，在野外徒步強行军老是掉队,班长还帮助我背枪。我琢磨着,在这边境上,枪被班长背着,万一有情况,我赤手空拳,用什么对付敌人呢？别人也是两条腿,我也是一双脚,为啥跟不上别人呢？我想：我应该以自已的名字来严格要求自已～“家强、加強”。于是，我早晚加強自我锻练,逐步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逐日适应高寒缺氧的恶劣气候。 经过日复一日的锻炼，后来我不但全副武装能跟上部队強行军,而且我们六班还要保护电台。我负责背电台常用的手摇发电机﹙20多斤重﹚，加上自己枪支弹药装备等隨身携带物品,近一百斤重。 1965年8月中旬，边境形势紧张，我们从塔克逊巡逻达吉山口的任务，由过去几天巡逻一次，增加为每天巡逻一次。 每天早上，我们天不亮就出发,迎着刺骨的寒风,身披冰雪风霜,实施急行军,強化体能锻炼,晚上十点左右才返回营地，往返40多公里，战士们疲惫不堪。有的战士在行军途中边走边打瞌睡,体力下降。这样的适应性锻练进行了一个多月后,为减轻干部战士巡逻时体力消耗过大，9月中旬，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前移到塔克逊到达吉山口途中的一条水裂沟里﹙塔克逊距达吉山口约20公里,此地距达吉山口约4公里,海拔约5100米﹚住宿,该沟长若干公里,沟内三面堆积黄沙,形成沙漠地沟。 岁末的达吉山口,风雪交加,气温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我们在这里风歺露宿，生活艰难。晚上就在露天地里宿营，把鸭绒被子铺在地上，脚上穿的毛皮鞋、身上穿的棉（衣）裤、头上戴的皮帽，合衣穿戴钻进鸭绒被里，面上盖一件方块雨布就睡觉，半夜常常被冻醒。第二天早上我们像被“埋”在雪地里一样。当我从雪地里爬起来时,手也伸不开,穿着毛皮鞋的脚与赤脚一样的冷。吃饭更艰难，因没有高压锅饭煮不熟，又禁止烧火。我们只能是啃干粮,抓雪吃。 后来，上级决定我们再前移到距达吉山口四、五公里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羊圈，分区参谋长孟宪德带来帐篷，搭在羊圈里，我们睡在羊圈帐篷里要暖和的多，才解决了睡觉难题。 另外，我们在这里可用行军锅把雪融化后烧水喝,不论水烧沒有烧开,起码比吃雪好一些,至少喝下肚里不冷五腑六脏。有时可煮稀饭喝,尽管是夹生粥,也比上顿干粮,下一歺也是干粮好一点,调节一下生活。说起食宿上的那段往事,是我当新兵后的第一堂深刻的吃苦教育课,这样的经历铭记心间,激励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克服困难，拼搏前进。 达吉山口位于锡金北部与我国岗巴县交界。达吉山口海拔5301米,两侧地形平缓,可任意迂迴,距B国错拉木据点4公里；B国错拉木打金热观察哨海拔约5500米,对我方边境情况观察得一清二楚。我们进驻的大羊圈距达吉山口约300米,左侧呈斜上坡到达吉山口制高点,中间一条斜上坡小道抵达吉山口,右侧从乱石嶙峋间直上山口制高点,只要占领此制高点,就可控制错拉木和木柏则方向的援兵。 我们每天实行三班轮流上山口,白天进行设伏、巡逻观察,晚上实行潜伏观察,日复一日,交替进行。连長李文荣（四川酉阳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副连长李方富又带来部份战士加入我们的队伍，并负责带队巡逻。 难忘的1965年12月12日清晨，连长李文荣带领我们七人,一挺轻机枪,一支冲锋枪,两只步枪上山口接替夜班人员下来休息,我们接班执行武装巡逻任务。快上山口时,李连长叫班长刘华中(轻机枪射手)和副射手冯富生及楊纪洪(冲锋枪射手)三人,迅速抢占右侧高地有利地形,做好射击准备,若有情况,用火力支援、掩护我们。尔后,连长带着我们另外四人,前后保持适当距离,前往达吉山口。 连长李文荣携带一手枪走在前面,我携带56式半自动步枪和4枚手榴弹跟连长走一路；徐泽祥班长携带冲锋枪与战士任思明携带56式半自动步枪走另一路。走到距山口50米处，我们就发现有印军,连长轻声叫我赶快占领右侧有利地形,并用手指着前面的一个玛尼堆,我疯狂地跑向玛尼堆,立即卧倒,迅速取出四枚木柄手榴弹,拧开弹盖,装填好子弹,送弹上膛,打开保险,锁定表尺,作好射击准备。连长在我侧后,隐蔽在三个石头后面。当时我想,我这个新兵,仗怎么打呢?大姑娘上花轿～第一次。好在李连长给我们讲过战例。我要利用好玛尼堆这个有利地形,我告诫自己,发挥好自己的射击技能,沉着冷静,首先瞄准对我威胁大的兵力兵器。单个印军用步枪打，三、五成群的印军就用手榴弹炸。就是牺牲也要打死几个印军垫背。只要他们先开枪,我第一颗子弹就会钻进敌人心脏。 我正思索着如何打仗时,好家伙,印军越境了。走在前面的就有9人,相距10几米后面还有20多人,人员是我们占据山口右侧高地的四倍多。班用轻机枪、重机枪各两挺,还有步兵伴随火炮；人员、兵力、兵器都优于我们。敌人所有人员越过传统国境线往我方走来。 此时，我们执行的边防政策是：不越界、不打第一枪，不惹事，不吃亏，不示弱。我们等待着第一声枪响。 印军离我们的隐蔽点越来越近了，他们在下坡时,发现了我们有人埋伏, 走在前边的士兵仰天大吼起来,他们的轻、重机枪都往连长方向扫射过来。 印军的轻机枪首先向李连长隐蔽的位置进行疯狂地扫射，李连长举着手枪还未来得急还击时，罪恶的子弹连续飞到他头上、身上，从此他再也沒有站立起来！ 我在马尼堆旁看得一清二楚。我把满腔的怒火压在枪膛里，把为连长报仇雪恨的决心锁定在表尺上，沉着冷静，吸着气，左手紧握上护木，瞄准靠近我的一挺印军轻机枪射手，右手食指慢慢扣动板机，啪的一枪，首发击中印军射手，枪响人倒；副射手准备上前持轻机枪时，此时，我迅速装好弹夾，子弹上膛，扣动板机，愤怒的弹头钻进副射手脑袋里，他也上西天了，我连续消灭了印军机枪射手和副射手。 同时,他们的同伙也发现了我隐蔽的地方,他们的同伙把主要火力转向我隐蔽的马王堆。打得我不敢抬头,帽子打飞了,飘落在阵地上打滚。战后捡起来一看,帽子打了两个窟窿。 在山腰待命的战士们听到枪声后，知道出事了，立即冲上了山。我们的机枪开始向越境的印军扫射,不让印军后续部队进入我方阵地,并切断前面越境敌人的退路。 在羊圈帐篷里休息的两个排的战士听到山口激烈的枪声后,跑步前来增援,围剿入侵者。一阵激烈的枪声后，敌人丢下了同伴的6具尸体、一名伤员及两名士兵，夹着尾巴逃跑了。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虏了三个敌人，缴获了一挺机枪，三支步枪，一千多发子弹，一瓶白酒。 此次巡逻遭遇战结束后，由日喀则军分区孟参谋長在达吉山口下的一个小帐篷里主持召开总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时任四连副连长李方富。并评出立功人员：李文荣荣立一等功；李家強、徐泽祥分别记二等功一次；任思明、杨纪洪、冯富生分别记三等功一次。 入侵达吉山口的是印军山地阿步第十七营拉穷二中队,住错拉木据点之敌。 1965年12月15日10点钟,第一次在达吉山口,我方由日喀则军分区孟参谋长代表我边防部队,在达吉山口主持交接印军尸体。印军打着白旗,如丧家之犬,抬回6具尸体,扛着被缴获的枪支弹药,出境达吉山口。 时隔一个月,我方通知印方,第二次在达吉山口,仍由孟参谋长主持交接俘虏,印军举着蓝旗,狼狈不堪地领回2名俘虏,抬着1具尸体出境﹙重伤者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四连连长李文荣光荣献身,追记一等功(李文荣烈士生前係四川省酉阳县关水公社人,1951年入伍。岗巴独立营四连连长,中共党员,1965年12月12日在中锡边境反击印军战斗中光荣牺牲,终年32岁。安葬于西藏日喀则烈士陵园。（感谢LUCK路客提供此资料。） 李家強同志于1965年3月应征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1971年4月至1975年4月任昌龙边防队副指导员。1974年4月至1978年5月在岗巴二连任指导员。1978年5月,转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检察院工作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