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委大院的那些日子

红色玉融

毛立平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一段岁月如同璀璨星辰，镶嵌于我记忆的深处，熠熠生辉。那便是我生活在县委大院的日子，是我成长的摇篮，亦是我心灵的港湾。每当忆起那段时光，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暖而深沉的情感，仿佛能穿越时空，重回那个纯真的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父母都是双职工，我们一家人住在县城的一个机关大院里。那时的县委大院，不仅是一处居所，更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最美好的回忆。大院里的每一砖一瓦、每一条小路，都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情感，至今仍历历在目。

大院门口常年坐着一位名叫阿华的老头，他是我们的“门神”，负责看守大门，确保进出的人皆为“自己人”。阿华是一位复员残疾军人，职责不仅仅是“早晚开关大门”，还需为前来上访的人员指引方向，有时甚至亲自陪同年迈的来访者找到他们要找的领导或科室。曾有他因态度生硬而被县长批评之事，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行为却是常态。阿华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亲切感，仿佛他就是这个大院的守护者。

当时，虽有“门卫”，但群众可以自由进出机关大院。每逢农忙时节，农民会在大院内培育秧苗；而外面的羽毛球爱好者，早晚也能自由进出锻炼。

自随父母从部队来到福清，我便与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及其他县委领导同住在一个院落同一排房子里。他们的住所与大家一样，简朴而整洁，毫无特权之感。

在饮食方面，尽管那时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但我们都在食堂用餐，洗米后放入大木蒸笼，简单实用。每日前往食堂打开水，曾有一位县长的儿子因未交2分钱的柴火票而被干部贴大字报，最终被其父严厉训斥并补交了一个月的开水票。如今提及这些，年轻一代或许难以置信。当时的菜价低廉，大螃蟹蒸熟后按大小标价，随意购买，但购买者寥寥。父亲转业到地方后，每月49元的工资在当时已属“高收入”，加上双职工，才能偶尔买些食物改善生活。

在居住方面，当时不仅房屋由公家提供，每月还需缴纳房租，家中几乎一无所有，连桌椅床铺皆为公家财产。尽管生活简朴，但我们却充满欢乐的氛围。

学习是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缺乏如今丰富的学习资源，我们常常按学校编排的学习小组，邀请附近的同学进入机关大院，在家中组织学习，大家围坐一起做作业，学习热情高涨。

娱乐方面，除了学习，我们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最流行的是排演革命样板戏，我们机关大院的小朋友们自发组成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记得在《智取威虎山》中，我饰演李常宝的父亲，台词“八年了，别提他了”至今仍能脱口而出。姐姐则负责编排节目和扮演小常宝。我们虽非专业演员，但利用午间或傍晚等闲暇时间，在各办公室进行宣传演出，常获大人的赞赏与鼓励，整个大院洋溢着欢声笑语，仿佛大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野趣”的活动。如在大院里打鸟，晚上用气枪加手电筒射击，一枪一个准，麻雀应声落地，烤制后一同享用。我们还会爬上榕树，夏季帮助叔叔们采摘龙眼，玩游戏等。那时大院房屋稀少，田地众多，大家有时会养两只鸭子，课后完成作业后，去田里钓青蛙、晚上打着柴油灯捉蚯蚓来喂食，比较谁家养鸭技术更好，每月称重比赛。这些活动虽简单，却让我们在繁忙的学习之余找到了乐趣。特别是摘龙眼时，大家争先恐后，为机关叔叔们帮忙，记得有一次我帮摘龙眼，树枝断裂，我抓住树干摇荡，又从树上摔下，幸得叔叔们及时抱住，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

做卫生也是我们日常任务之一。每天早晨，大家都会自觉打扫大院的卫生，县委组织部长亲自扫地，保持环境整洁。这种集体劳动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也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

在出行方面，当时机关仅有一部吉普车。我常看到县委书记骑自行车下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干部们的工作干劲与作风令人敬佩。我亲眼目睹，所有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周日休息）晚饭后都自觉来上夜班至8点半，听到广播中的军号声才离岗回家。加班从不计报酬，有时加班晚了，母亲还会煮夜宵让我送到办公室，给叔叔阿姨们“加班加点”。我还经常帮父亲在组织部楼下的小屋冲洗胶卷，显影、放大照片至深夜。老一辈干部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作风，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

直至八十年代，父亲作为县级离休干部离休，带着我们离开了住了十余年的“县委机关大院”。回想起那段十余年的时光，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状态极佳。那时的我们，没有电视（后来机关有了海外华侨赠送的彩电，每晚大家准时挤在会议室观看），没有电脑，尽管缺少现代的物质享受，却拥有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几十年光阴荏苒，大院的氛围已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衙门深似海”的说法，而在上世纪的毛泽东时代，机关大院真正体现了人民政府的风采，也留下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

福清市中共历史学会征研编辑部

作者: 毛立平

（系福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照片:（上世纪70年代县委、县革委会的大门毛祚华摄影）、（上世纪50、60年代的县委县政府大门郑春田提供)。

编审: 陈上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