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下乡之路

江陵z（周庆嘉）52214290

　 人生如路，总有自己的曲曲折折；人生如河，会有自己的险滩激流。但是，人生总有温情，总有希望……因此，岁月如歌，人生如诗，人生美好。

　　我的下乡之路

一九六九年我十八岁。那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开重庆前往合川县响水公社（那时还叫风光公社）下乡插队。据说响水公社坐落在有名的华蓥山，距离重庆只有三个小时车程。然而这一路却充满曲折，用了三十个多小时也没走完。

路，真的很长。

当时分配给学校的插队地区是远在大巴山的通江县。父母舍不得我远行，费尽周折在重庆附近联系落户地点，但均未成功，决定还是去通江。

就在这关头，我偶遇老同学，并经提醒，得到原来就读学校老师的帮助，有了回原校到重庆“远郊”合川县插队的机会，全家人才松了口气。由于接收地有些事还在处理中，尽管十月份就下了户口，下乡时间仍往后拖延了一个多月。

我们去合川是乘重庆公交三总站的车，上午八点从学校附近的江北区五里店出发。行理简单，就是被子、挂包、草席和一个读初中时用过的旧木箱。听说公社那边已做好接待我们的准备。一起下乡的有二十多个同学，多数是L民中的，我校只有几个六八级的，除了以前的近邻小汪，其他都不认识。小汪极聪明，当时才十六岁，我父亲和他父亲在长安厂是老同事，很熟悉。随车同行的还有驻校工宣队师傅和学校郝老师，及几个送女生的家长。车上男生抽烟多。那时年青人普遍抽烟，不抽烟像另类。

　 汽车过了北碚嘉陵江朝阳桥，沿着天府煤矿后山弯弯曲曲的公路急驰，一切十分顺利。没想到刚过杨柳坝，突遇堵车，一等再等还是堵起的。后来听说是前边出了车祸，要等北碚公安局派人来解决。那时通讯落后，等到晚上八点多钟前边的车才慢慢挪动。由于时间太晚，当天去不成响水公社，只好把车先开到小沔区停在街头。我们到街上找了点东西吃，风大，冷，觉得还是车里暖和，就回来缩在自己的座位上。

怎么这么不顺，我心头浮起不祥的感觉。

刚坐了一会儿，只见几个L民中的同学从街上气呼呼地跑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与小沔区妇女主任发生激烈争吵。“区上那个女人亲口说不欢迎我们，好，不欢迎就算了，老子们现在就要扯回去（方言，就从这里回去）反正谁也不想到这个山kā、kā”（方言：偏僻的山区）。于是他们几个人在车上缠着工宣队的人要拿回自己的户口。工宣队的职责就是护送知青下乡，哪个敢把户口擅自还给他们，那不就一轰而散了吗。工宣队捂紧挂包，苦口婆心，好言相劝，挂包带子都被扯断了，场面很尴尬。

L民中无论男女都天不怕，地不怕，还精于煽动。他们一边围着工宣队要户口，一边要周围的同学也赶快动手，车上已有附合的声音，气氛紧张。随车而来的几个家长也不敢出头疏导。我好不容易才有到合川的机会，万没料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糕。闹回重庆，简值是笑话，后果难以设想，说不定这次机会将泡汤。我心中祈祷着，盼望事情不要向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我期盼很简单，就是快点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到下乡去。但是我也不敢去劝闹事的人，一劝，他们会感到诧异，你为什么不帮着闹。那时年轻人，碰到认为不平的事情就大闹特闹，充分显示“造反精神”，造反精神不强，会被人瞧不起。我左右为难，只好留在座位上装“老实”。

闹了大半夜，都累了，一个女生竟然抓着工宣队师傅的挂包带子睡得很香甜。

几个年轻人顶着寒风摸到车厢里，这是L民中头一批到小沔区插队的同学。L民中的与他们都熟悉，自然有不少话说，车上气氛活跃起来，而我只好旁听。

后来，一个穿美式灯心绒夹克，相貌英俊，嗓音动人的年轻人开始轻声吟唱知青歌曲。这些歌怀念家乡，怀想恋人，凄楚动人，一首接着一首，如泣如诉，仿佛在诉说心事，与此情此境十分契合。每当一首歌结束，车厢里就会陷入一片寂静，每个人都显得有些黯然。 想到前途，感到彷徨和悲伤，我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转念一想，流泪有啥子用处呢，横下一条心，无论碰到啥子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去克服。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了。

天亮了，住在街上旅社的老师和驾驶员陆续回到车里。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坐到我旁边的座位上，隐约听说姓张，是响水公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是公社领导，但是，竟然没有任何人介绍，也没有谁去和他打招呼，他也一句话不说，这真是奇怪的事。猜想他知道昨晚知青到区里吵架的事情，此时还是不说话为好。张书记脸黑沉沉的，默默地坐着，我也默然。

汽车又向响水公社开进了。在后排座位挤在一起的L民中几个女生齐声唱起歌来，“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正使我喜爱，可是我不能向他表白，满腹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如醉如痴，突然，她们又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起来。为首的女生，瘦脸、细腰、尖鼻、眼睛很锐利，穿小翻领大衣（有人背地叫她“山鹰”），她和妹妹一起插队，妹妹圆脸，微胖，憨厚，棉衣外边罩着花布衣服。山鹰是人物，头天晚上闹户口，大胆泼辣，她怎样说，怎么做，车上女孩也仿效。我没有见过此类人物。

汽车沿着华蓥山满铺碎石狭窄的渝南公路急驶，仿佛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两边的山也越来越陡峭。到了与响水公社相邻的康佳公社地界，公路两旁尽是高高的油光石山，寸草不生，放眼望去，使人心头陡生强烈的压抑感。

“哎哟，好孬的地方，是想把我们骗起来嗦”，车上一个小个子男生突然用沙哑的嗓音大叫起来。他站在座位上，以头头的姿态气势汹汹地宣布，“到了响水公社，谁也不准下车，先派家长、学生和老师代表去看了再说，地方不好老子们还是要扯回去的”，这番话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见有人支持，他又得意地补充道“先给你们说哈，哪个下车我就打哪个，听清楚了没有”。这些话当然被坐在旁边，当过县公安局驻小沔特派员的张书记听得很清楚，但他仍然没动声色。

　　汽车离开渝南公路，沿着更狭窄的盘山土路艰难地翻过高高的叫解放丫口的山口，微风吹过，眼前豁然开朗。驾驶员往远处一指，说那就是“响水公社”。我们抬眼向远远的山脚望去，明亮的阳光下，是无边肥沃的浅丘，大片灌满水的梯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再远些，还有竹林和松坡，颇有黄土高原风韵，与刚才经过的穷乡僻壤大不相同，就是不知道那些地方是不是都是响水公社的地盘。总之，眼前的无限风光，把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

那时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只要是水田多，就能吃大米，有大米吃，生活就会好过些，就是好地方。

汽车顺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往下开，最后停在叫洋荷沟的路边小煤窑旁边。眼前几个矿工的模样着实吓了我一跳。他们头戴烂藤帽，帽沿挂着电池矿灯，满脸乌黑，赤裸着半个身子，穿条烂兮兮的窑裤，背上还披着窄窄的棕“背达”（背达：背东西，垫在背上的棕制物），双手抱胸，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还有些矿工正吃力地把两三节装满煤炭的小煤车沿着简易铁轨往煤窑外边推。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书上描写的，活生生的解放前的矿工。后来据生产队下过小煤窑的人说，煤窑里特别暖和，上班自己带衣服，能去做几天，还要大队推荐。那时我没有意识到当地产煤，对以后生活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合川邻县缺煤，交通不方便，农民要跋涉几天，才能到华蓥山买回一挑煤。响水公社煤窑大块优质小山煤炭完全能满足生活需要。好事不只这些，当时横贯公社的襄渝铁路正在紧张施工，爆破声不绝于耳，听说附近长胜沟正建火车站，通了火车回重庆，不晓得有好方便啊。

但是，大家还是坚持着不下车，坚持着要先派代表到公社去看看。张书记要求下车，也不知被谁往车上狠推了一掌。后来听说他是公社的才放走了。

我们留在车上的人等了好久，去公社实地“察看”的代表总算回来了。寒风远远吹过来他们高兴而飘浮的喊声：“得行…，得行…”（得行：方言，可以的意思）。我们一听什么都明白了，连忙七手八脚往车下搬行李，早就等在车边迎接我们的公社完小师生也兴高采烈地帮我们提东西。带队的李老师说，师生们昨天就来等过我们一整天，看来因堵车打乱了许多原有安排。那时公社没广播，通知事情很困难。

大家很快来到离洋荷沟五里多路的公社所在地——响水滩。那些先去看地方的代表，到响水滩也只是匆匆瞟了一眼公社旁边大桥大队那几块长满紫云英的大水田，就赶快往回跑了。其实那些大田在横顺十多里路的响水公社，不过只是小角落，并不是环境好的地方。环境优美，分粮水平高的大队离公社还远着呢。

　 我对响水滩第一印象并不好。

响水滩是响水公社“政治、金融、卫生、文化”的中心，但也只是个幺店子（方言：极小的街）。一座小石桥把仅有四五十公尺长的小街分成两段，桥的一头是只摆了四五张桌子的饭店和一家平时门可罗雀的理发铺，附近还有设备极简陋的卫生所和长年挂着一块破招牌的信用社。街边丢着一张颇有些年生，却洗得白生生很扎实的卖肉的案桌。后来才知道可不能小觑这案桌，这是响水滩头面人物，在食品公司卖猪肉的老X的岗位。猪肉在当时是金贵之物，自然人随物贵。石桥另一头是光线昏暗，生意清淡的供销社。站在桥边往远处望去，还可以看到”完小”（注：全日制小学）的碉楼，和公社粮库一段灰白的围墙。

尽管一起下乡的人多，但站在响水滩石板铺就的小街上的时候，还是会感到强烈的凄惶和无助，总有点想哭的感觉。

公社办公的房子建在小街上面半坡上，是一溜青砖白墙的瓦房，房子前边有几棵枝叶茂盛的老黄桷树,树旁有条顺山而下的长长石梯与房子下边的小街相连；房子后边搭着小戏台，挂着个小喇叭音箱，戏台前边有一片铺着石板的小坝子，那是公社开社员开大会的主会场。那时公社各生产队还没有安装广播喇叭，开大会的时候满街都站着人，听小喇叭转播上面小坝子上大会实况，很热闹。按惯例，通知八点开会，到十一点能开得成就不错了。

农村的人对公社干部充满敬畏。不过，后来我调到公社工作和公社干部熟悉了，才感到他们都是些和蔼可亲、工作努力、生活朴实、忠于职守、阶级斗争观念强的人。他们对知青也很客气，有的还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认为拿出威信才能镇住乡头的“四类分子”和一些带“刺”的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没有必要那么“雅致”和“文质彬彬”。公社有一支召之即来的持枪民兵分队。后来，我参加一次“行动”，深夜埋伏在苞谷林里，月光下，民兵手持的武器，都是崭新的自动歩枪。

刚来乍到，中午伙食由知青自己解决。我到街上小饭馆买了两个死瘪瘪的白糖包子，一两粮票一个，每个只收五分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孬的“包子”，只包着一点白糖，其它啥也没有。

下午，知青们分别随生产队来的干部到各自的生产队去。我私下向郝老师要求分到只有一个知青的生产队，于是我被分到七大队七生产队。

队里的人帮我扛着行李，走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到了目的地。这里在响水滩的西边，距离公社大概有十几里山路，知青房墙上匆匆糊上的泥巴还没有干透，墙角上的土灶也没完工，灶旁边的床上仅铺着几块竹篾块。幸好那天父亲坚持叫我随身带了一床草席，否则夜里恐怕麻烦了。总之，一切与预想有天壤之别。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可那个地方却像“夹皮沟”，令人失望。吃水也要到远远山脚下边的小水井去挑。原来最好的公社也有环境最差的地方。

生产队安排我在邻居家吃晚饭，邻居只煮了点放了盐的红苕片片汤。吃什么我不在意，但无论我向一起吃饭的邻居——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怎么套近乎，他还是自顾自地讲起了其它地方收拾“调皮”知青的传闻，初来乍到也只好耐着性子听，很尴尬。但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不愉快，心中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要求调换生产队的想法。

清晨，我踏着露水找到住在坡上七大队一队那个“跨校”到新民中学的L同学，L同学是重庆师范学校附中高一学生。一队虽然比七队好得多，但知青一时没有单独居住的房子，队里安排他先住到生产队长家里，他正为此感到不快。令我羡慕的是L同学昨晚还能在队长家吃了一顿腊肉。

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决定马上到公社要求调队。七大队八队是我们去公社的必经之路，小汪正站在院子朝门口和几个人聊天。远远看见我们从大路上走过来，就高声问我们到哪里去，我说是到公社要求调队，他一听也闹着要调队。

小汪人小，道理不少，很有辩才。他说国家规定知青落户要做到“三满意”，即家长、学校、学生都满意，现在他什么都不满意，隔壁邻居还是富农，受再教育的环境很不好嘛。要安家落户，受教育的环境不好怎么行，这可是个大事情。理由听起来也是那么回事。趁学校工宣队和老师还在乡下，调队正是时候，于是我们三个人直奔公社而去。

到了公社，我们围着负责知青工作的唐社长提出了调队的要求。唐社长特别厚道，叫我和L同学先到二大队（新桥大队）五队去看看，小汪人小，先留在公社再说。二大队在响水滩东面，共有七个生产队，是华蓥山下沿着二道子山宽两三里，长十余里的肥沃浅丘地带。这些地方，人称“槽头”，又因姓杨的多，戏称“杨半槽”。五队距离响水滩五里多路，天地广阔，大片水田，自然环境好，而且队里已经准备了两间单独的知青住房，生产队唐队长欢迎我们去。于是，我们赶回公社要求去五队，唐社长当即同意了。

　 没料到事情却发生了突变。

第二天，我们带着行李由响水滩西面的七大队，赶到东面的二大队，才知道两个没与我们一起乘车到公社的同学昨天连夜赶到五队，已经占了一间房子，事情复杂起来了。五队本来就有接收四个知青的计划，唐队长只好让两个知青先合住一间房。唐队长是个好队长，到五队后，还专门安排社员为我们煮了几天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他是抗美援朝上甘岭战斗的一等功臣，复员结婚后一直在家务农。

小汪分到与五队一溪之隔的新桥大队四小队（张家湾），他说四队虽小，自然环境好，分配好，杨大队长对人也好。也由于另外一些原因，这时我也想调到四队去。但估计调队不会像前次那么容易，只好请母亲到乡下来协调。我母亲与和小汪的母亲冒着风雪严寒，赶到四队找大队长商量再次调队，家长来谈，也就如愿以偿。但生产队说先让我与小汪同住，秋收后再为我修房子，当时四队仅有一间石头墙的知青房。

　 调到新桥四队，我的下乡之路才算真正结束，知青生活也才算正式开始，我们将在这里与贫下中农共同劳动和生活。这条路有多长，谁也不清楚，一眼看不到尽头，就像站在草地边沿，前方充满未知和迷茫。那时“老三届”都知道，上山下乡不是暂时劳动锻炼，是要在农村安家落户。

我送母亲回重庆，告别之际，汪妈妈站在飘着雪花的张家湾院坝，慈祥地对我和小汪说，“你们要珍惜这里的生活，说不定多年之后，你们会怀念这个地方的”。

这么多年了，每当想起张家湾，这句话依然在耳边回响，充满温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