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插队那一天

半支莲

　　11月18日，是一个对于我很重要的日子。

1968年11月18日，我以青岛第21中学67届毕业生的身份前往山东安丘县城关公社韩家庄大队插队（后因家庭搬迁转到陕西渭南县官道公社南家大队），离开城市走进农村，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离开家独立生活。从那天开始，我成为一名插队知青。1972年12月，我返城参加工作，结束知青生活。那四年的经历影响了我后来的几十年，至今。

所以我一生最重要的标识，应该就是老三届插队知青，虽然“知识青年”简称“知青”这个名词很不严谨，仔细想想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心虚。

我想，“知青”这个称呼不仅仅代表曾在农村插队那几年，还代表我抑或同龄人整个生命历程的时代特色，代表我们独有的酸甜苦辣咸，以及因此而独有的生活体验和认知。

于是，回忆成为今天的一种仪式，对那段经历的认知也成为检验自己是否有所进步的测试。

离家插队那一天

1968年11月18日，我17岁，离开青岛和家人去安丘县农村插队。

我是二十一中67届初中毕业生（实际初中勉强读了两年），属“老三届”中的“老初二”。

1967年夏季毕业时，我们被告知可以申请读高中和等待分配（当时叫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等待分配”是下乡插队的另一种说法。能去当兵的人极少，工厂招人也不多，即便出身很好的同学，家长后门不硬都轮不上。我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很识相的，绝无非分之想。

那时，我对农村的了解很少，除了觉得农村的各方面条件不如城市，还知道犯了错误的人（比如右派）会下放农村劳动，知道很多农村人羡慕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很少有城里人愿意放弃城市户口再回农村去。还知道领袖号召城市学生去农村，“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决定去农村插队，并成为学校里最早报名下乡的学生之一。除了我觉得应该听领袖的话以外，还有其他三个原因。

我没申请读高中，虽然我很喜欢念书也很想继续学习。

原因首先是我看不到高中恢复正常上课的迹象，曾经喊得震天响的“复课闹革命”，不就是愿意回到课堂的零星几个学生，被组织起来念领袖诗词吗？而且即使混了两年（当时说高中上两年）之后，还是要去农村插队的吧？白吃白喝晃来晃去混两年，还不如我趁早自己养活自己。（后来我才知道，我没有报名申请读高中还算是免了一次被打击，因为上面的政策就是非红五类子女不可以读高中，报名申请了也没戏。）

我不想再呆在家里，第二个原因是不想连累我的家人。

那时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著名的那段指示还没发表，但青岛的下乡动员工作已经紧锣密鼓了。家有我这个“下乡对象”，爸爸妈妈的工作单位、厂家属区和我们学校纷纷派人上门做家长的工作，“孩子不走俺还得来”。病休在家的妈妈没对我说什么，可是我知道她心里的煎熬。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在学校里一次很多人的场合，我们这些没上高中的孩子被一一要求说明家长对子女下乡的态度。同学们当然不会说俺家人不愿意，但都强调了自家的困难。问到我时，我没说家里的情况（说了有用吗？）：爸爸远在陕西参加三线建设，家里可能以后也会搬过去；爷爷年迈；妈妈重病卧床；17岁的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说，俺妈服从学校分配，同意我下乡。结果主持者——一位工宣队员（其时学校党政领导都已被打倒，管事的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说，你妈这么说算她聪明，你们这种家庭的就应该无条件下乡。

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让个性强脾气倔的爷爷和体弱多病谨小慎微的妈妈不断地被谈话甚至被训斥，他们为了我们这个家，已经是忍气吞声。我插队后，虽然不会像宣传的那样，和参军一样光荣，可是总要承认我也是革命青年吧（我一直在努力，就是想做一个和别人一样的革命青年），总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的歧视我和我的家人吧？

我觉得我必须去插队的第三个原因，是听说每家可以留一个孩子在身边。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几乎本能地认为，不论最后家里留谁，我都应该走。我一走，我家暂时就没有“下乡对象”了。至于以后，以后再说吧。把爷爷和妈妈留给三个年龄还小的弟弟妹妹照顾，不用解释，他们会明白，他们会做好。

不读书和插队这两项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告诉妈妈时，妈妈没有反对。

我想，在大势面前，爷爷、爸爸、妈妈和我一样，应该别无选择，我们没必要就此事讨论很多。

只记得，妈妈把家里最厚的棉被让我带上，实在抽不出一床单人褥子（单人褥子只有爷爷的床上有一条，妈妈和我们姐弟四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几乎就是大通铺那种睡法）给我，向学校申请领了一块布和一包棉花现缝了一条，担心自幼关节炎严重的我没有棉裤到农村不适应，妈妈把腿上穿的棉裤脱下来给了我，那是她年轻时外婆给她做的，因为她也从小腿不好。爷爷把他用的一个铅笔盒和一支钢笔送给我，还有一句话：“有辰光，读点书。”我离开家时，对病床上的妈妈说“我去了”。妈妈说：“一个人在外面，自己当心。”爷爷什么都没说，将我送到楼下，看我转身离去。

那天，挺冷的。14岁的妹妹和一个12岁一个刚满11岁的弟弟送我到两站路远的集合地点。

往火车站去是乘公交车。车一来，让知青先上，然后家属们一拥而上，挤成一团。我的弟弟妹妹太小，被大人们挤到一边，几乎摔倒。我从车窗看到了，急得大喊：别去了，别去了！三个孩子实在挤不过大人，退到远一点的地方，不停向车内张望。车厢里人太多，车门很久关不上，在人们的吵骂声中，我强忍住泪水，不顾一切地朝窗外喊：回去吧！快回去吧！我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见我的喊声，只看到，他们远远地在人群后面站着，风把妹妹的头巾吹得飞起。

那天的沧口火车站，锣鼓喧天，红旗飞舞，高音喇叭里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震天响。知青们列队站在上车的位置，家属被挡在远一些的地方。

我们一走进车厢，同学们纷纷扑向窗口寻找自己的家人，背包脸盆啥的扔了一地。我站在车厢中间的通道上，和带队老师一起把我们组同学的东西收拾到一起，免得过来过去的人踩到。家长们应该还是越过阻拦冲了上来，趴在窗口的同学们纷纷伸出手去。我看不到窗外的情形，只听到各种口音声嘶力竭的呼喊，喊儿女的小名，喊爸妈，喊爹娘……。火车启动了，呼喊变成了哭喊……。终于，同学们纷纷从窗口坐到了座位上，女同学泪流满面，男同学眼圈泛红。

此时，除了带队老师，大概就是我没有哭。我一直惦记着弟弟妹妹和家里爷爷妈妈的那颗心，突然就平静了。不论我的家人在哪里，我都要一个人去面对以后的日子。没有执手相看泪眼，不妨扪心遥祝安好。

那一刻，就是我的成人礼。

一个月之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还留在青岛的同学们，包括一些已经读了高中的同学，纷纷响应领袖号召去了农村。“革命小将”（当时对红卫兵的尊称）的历史使命全部终结。

当时我以知青小组组长的身份，跟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去车站迎接分到我们组的新同学。在成群的知青中，看到了以前的同学和邻居。我不知该跟他们说什么，他们也顾不上跟我说什么，便各自被所在队的贫下中农领走了。那纷乱的情景，我们对望的那一眼，很难忘，却又一直无法描述。很多年以后，我无意中读到一部没看过的电影的名字，突然觉得六八年年底火车站的那一幕有了可用来描述的文字：迷途的羔羊。

下面这张宣传画是从网上下载的，每一位知青都熟悉，上面的最高指示我们都背过，永远都记得。用它来做此文的封面，它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2015.11.18.一稿

2024.11.18.二稿

关于老三届，百度介绍如下：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以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 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与挫折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专制并存的特殊时期。老三届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党内斗争异常的历史阶段，也是新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历史给予这一代人艰苦的考验，也淬炼出无数担当历史重任的人才。”

关于老初二，百度介绍如下：

“1951年前、后出生，1964年进初中，1967年应届初中毕业生，实际读了初中二年，加停课，初中阶段共在校四年多。恢复高考后，赴考相当吃力的一届，但仍有希望。招工年龄条件优于上几届。”

有年轻的网友读过这篇小文后，提出异议，说ta们看过以前欢送下乡知青的照片（有的还是自己父母的照片），都是戴着大红花满脸笑容激情洋溢的，你说欢送现场哭声一片？

我没有解释。

我想，相信照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广义地来说，对有些人，相信源于阅历；对有些人，相信源于需要。

而我，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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