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文艺周刊” ‍邹彤 邹绯绯 李丹丹‍20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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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历经75年，出到3000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块文艺园地经历了冰雹、雷电。它有过杂草丛生，甚至荒芜。但是，云销雨霁，“文艺周刊”还是以它特有的“淡淡妆，天然样”，走到读者的面前。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将要来临之际，报社文艺副刊的老朋友，让我们写写父母早年编辑“文艺周刊”的情况，这给了我们一个集中回忆父母的机会。这些天，我们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恍惚间，父母又来到我们身边，他们还都年轻，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做声……

父母 上世纪40年代

一

　　父亲，邹明； 母亲，李牧歌。他们青年时，爱好文艺。1948年，他们在冀东负责《后勤报》的编辑工作。1949年初，天津解放，他们进城后，分配到天津日报副刊科工作。郭小川、方纪和孙犁是“文艺周刊”的创始人。没有多久，郭小川、方纪都因工作需要而调离，孙犁随后升任编委，仍审阅“文艺周刊”稿件，父亲则具体负责“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

在孙犁的领导下，“文艺周刊”很快形成了自已的艺术风格，组织起一支颇具规模的作者队伍，发表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在国内独树一帜，产生了广泛影响。副刊编辑工作的严肃与认真，得到了孙犁的充分信赖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尚年幼，只记得父母经常加班。他们匆匆吃过晚饭，给保姆撂下一句：“让他们早点睡觉吧。” 就又去报社了。往往是我们已经入睡，他们才回来。一次，我听到父亲上楼梯的“噔噔噔”脚步声，我赶紧装睡。他一进门，就问保姆姚大姨：“今天，小彤的咳嗽好些了吗？” 保姆马上回答：“好了，明天送她去幼儿园吧。” 话音刚落，我突然嗓子发痒，咳嗽起来。” 父亲见状，说：“明天不要去了。” 他走后，保姆对此大为不满，说我：“就会装事儿。” 我感到很委屈。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得的是百日咳，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她为当时没有很好地照顾我，而感到歉疚。那时的家长，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父母在家里经常为什么事儿发生争执，中间总是会说到“孙犁同志”。于是， 我们知道，他们是为工作上的事儿争吵，而且，孙犁很重要。

二

1959年，父亲受反“右倾“的牵连，调离了报社。

1980年，孙犁向报社总编辑石坚建议，将父亲调回天津日报社，主编《文艺》（双月刊）。父亲终于又回到阔别二十年之久的报社编辑部。弟弟在回忆父亲的工作时写道：“爸编辑这个刊物，也不容易。《文艺》虽然也是在报社印刷，实际已经走向市场，得有人买、有人订，达到一定的份数才能保底。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期刊，蜂拥而起，大型的有《收获》、《十月》等，《文艺》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一些知名作家都愿意把稿子，投到影响力更大的刊物。”

1982年初春， 父亲来北京组稿。粉碎“四人帮“后，家里发生很大变化。我考上北京的一所学校，弟弟从吉林调回天津。特别是父母，又回到他们熟悉的工作岗位，父亲的心情尤其舒畅。他先去看望了刘绍棠，从维熙等老朋友。他们之间有长谈，有畅饮，充溢着劫后重生的喜悦，同时也有稿件的落实。

　　父亲在临走前一天的下午，去韦君宜家约稿，我陪同。韦君宜家宽敞，厅的正中有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稿件、杂志。父亲彬彬有礼地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们正在搞一期京、津新老作者的特刊，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您是前辈，字数不限，可长可短……” 只见韦皱着眉头，一脸的不耐烦，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她就火了：“你们地方刊物，为什么跑到北京来约稿，各地的编辑都来找我，我还做不做自己的工作？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她说个不停，父亲根本插不上话。一走出她家，我忿忿不平。父亲只是平静地说：“人家是大刊物、老作家，老革命……” 这个情景我一直都记着，第一次发现, 父亲的忍耐和宽厚的一面，同时也体会到，做编辑工作也有很多尴尬、无奈之处。

母亲也常来京组稿，我陪她到过陈荒煤、冰心，还有从维熙的家。他们待人亲切、尊重，没有一点架子。在从维熙家，他还热情地留我们吃午饭，讲到他的母亲时，富有感情。父亲去世时，从维熙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二十多年后，我无意中读到《王蒙自传》，其中有一段写到韦君宜。在1977年前后，他和他妻分别在韦那儿遭到冷遇。我相信他记录的真实。再后来，见到韦女儿的文字，写韦患脑栓塞，她尽心竭力地帮助母亲康复，也有母女深情。

年轻的父亲

三

父亲清瘦、儒雅。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婆婆柏生，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就说：“邹明长得很像邓拓，他也是福建人。” 婆婆曾在邓拓手下工作多年。对此，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对一般人来说，长得像谁没有多少意义。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的一天，我随意翻看家里的老书柜，见到一本《人民新闻家邓拓》。书是1991年出版的，收集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回忆。尽管书的纸黑、字小、行密，我还是拣出来，掸掉灰尘，读了起来。其中有石坚的一篇文章，他记述了1958年，在津接待邓拓的情景。邓拓来参观，他去火车站接人，但他们之前未见过面。石坚写道：“市委书记王亢之同志告诉我邓拓的特征：身体瘦弱，文质彬彬，就像天津日报社一位编辑邹明那样。” 石坚按照这个特征，顺利接到了邓拓。我把这个巧合，告诉弟弟。他调出邓拓的照片，看了看，说：“有点像，但还是爸年轻时精神。”

父亲与孙犁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的友谊得到考验。父亲对孙犁始终很尊重，佩服他的学识、文笔，敬重他的为人。而孙犁对父亲，则是信任他的为人正派和编辑水平。在《记邹明》一文，字里行间充满他对父亲的理解和感情。

1984年，我到南方出差，在雨花台，精心挑选了一些雨花石。它们红白相间，纹理细腻，在清水浸泡和阳光的辉映下，各个显得精神抖擞，灵动可爱。父亲看到带回的雨花石和苏州的精巧甜点，为了使孙犁在孤独的生活中高兴一下，他挑选了几枚雨花石和甜点送给孙犁，他说：“孙犁肠胃不好，不能多吃。”

我家离孙犁家很近，父亲经常到他家里小坐。每次回来，他脸上都挂着欣喜。一天，他回来后显得格外高兴。在孙犁家，他又读到了孙犁的新作。我随口问道：“怎么样？” 父亲非常佩服地说： “那还用说，孙犁就是孙犁，一出口就是作家的语言。”

父亲为人质朴，很重友情。1989年夏，父亲已经感到身体不适，正赶上曾任文艺组负责人的劳荣去世，他坚持抱病参加告别仪式。那天，下着小雨，父亲一早就做好了出门准备，穿着整齐，一丝不苟，他要见老朋友最后一面。不知何故，报社的车队突然说不能派车了。父亲很是遗憾。没过多久，8月初，他又带病赶往北京，参加舒群的追悼会。那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

四

　　在我们姐弟中，丹丹与孙犁伯伯最亲近。在她纯朴的感情里，孙犁永远是和蔼可亲、正直高尚的人。2021年，她在一篇回忆中写道：

上世纪50年代初，孙犁伯伯与我们住一个大院，我家住楼上，他家住楼下。我每天到院子里去玩耍，路过他家，我都看看他，他也总是亲切地跟我说几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其实，那时他只有四十出头儿。 后来，他搬家到多伦道，见面的机会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从西北兵团回家探亲。一天傍晚，我和姐姐一起去看望孙犁伯伯。他坐在阳台的一张藤椅上，女儿晓玲在他身边，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他对我说：“你的照片，摆在兄弟照相馆的橱窗里，我看到了，照得很好。”

1992年，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孙犁。当时，他看上去显得有些消瘦，穿一件银灰色条绒夹克，很有风度，举止潇洒，声音洪亮，笑声朗朗，说话从不重复。

2000年，听说孙犁已经住院两年了。一天，我带着两盆花和保姆小改，来到总医院看望他。孙犁躺在病床上，晓玲守候在旁边。他静静地躺着，比以前枯瘦很多。晓玲低声告诉我：“他知道你来了”。 我看到昔日那么高大、谈笑风生、富有神采的孙犁伯伯，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那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顿时感到无比凄怆，泪珠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我走上前去，双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传递着我多少年来，对孙犁伯伯的崇敬和亲近的感情。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默默地与孙犁伯伯告别。

五

除了中间十年多的停顿，母亲先后编辑“文艺周刊”长达二十六年。1979年，她重新回到报社。石坚总编辑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把文艺部的工作全面负责起来。但母亲考虑到身体状况和年龄，还是愿意把精力完全放在“文艺周刊”上。这确实是一份很不轻松的工作。每周出刊一期，要从众多的稿件中选出好稿并加以修改，一环扣一环，如果终审时稿件通不过，一切需推倒重来。直到晚年，有一天夜里，母亲还梦见分管“文艺周刊”的编委肖元找她，说哪篇文章有问题。她一下子就惊醒了。

弟弟回忆说：“妈看稿比较慢，但很仔细。她审阅作者的稿件就是一遍，有什么差错就都改好了。有一次，在报社食堂的饭桌上，妈和我，还有文艺部副主任亚方。她们谈的还是工作，关于正在修改并准备发表的一篇稿件，妈说：‘前边写了六亿神州，后边又写七亿……，这个应该统一。’亚方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这件事，至少过去五六十年了，我还有印象。”

他还说：“家里原来有一本纪念王亢之的文集，厚厚一大本，很多人都写了文章。其中有李夫同志的一篇：‘有一次，王亢之要下乡调查，让报社派一名女记者（可能与妇女问题有关）。报社女同志中，就是周沱和李牧歌比较能写，最后还是周沱去了。’当时的报社人才济济，可见咱妈是较为突出的。后来，我读孙犁的《书衣文录》，写在1975年，周沱去世时，孙犁用了‘才女薄命’一词，也是叹为可惜。”

母亲在“文艺周刊”发表过对新人新作的推荐和评论，也写了两篇以我们为原型的儿童作品。她对我说，曾有一位《儿童文学》的编辑，读了她的文章，还特意跑来向她约稿。然而，在她负责“文艺周刊”期间，个人发表得极少，她坚持将有限的版面留给投稿作者的原则。

2004年秋天，在我们的鼓励下，母亲又拿起笔来，写了一篇回忆孙犁的散文。文章发表后，一些老友纷纷打来电话，说她写得好。之后，她又写了方纪、舒群、祖母等六篇散文，都发表在“文艺周刊”上。她把散落尘封的回忆，像珍珠一样一颗颗寻找、连缀起来。在写舒群时，她需要一些相关资料，请《文艺》编辑部的田晓明帮忙。他很快到图书馆查找、复印，送来，母亲对晓明的帮助，一直念念不忘。她对宋曙光的支持，也心存感激。

“文艺周刊”从1000期到现在，虽然已过去了41年，但那天的版面，仍然清晰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它有作家致贺的文章；它有华君武的漫画，标题为“硕果累累”，画面生动；它还有孙犁对如果办好“周刊”而写的指导性文章《我与“文艺周刊”》。

记得父亲还特意到百货大楼，买了一条质地松软，颜色淡雅的拉毛围巾，他说：“你妈妈办这个‘周刊’不容易，值得庆祝一下。” 那天，母亲像过节一样高兴。

20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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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父母去赤峰市开会，来到当年他们驻扎的解放区村落，见到思念已久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