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山往事（5—6）

申辽原

　　五

到茶场不久，公社叫我们加入持枪民兵，每人发一支过去的老式步枪，如三八式、中正式、七九式等，配备二十发子弹，虽然不是正规军人，但全副武装起来，还是有几分威武。这既符合青春年少的追求，又是政治表现的需要，大家无不乐意。

民兵的任务是协助政府维护当地治安，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那个时期，那个年龄，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们开初颇有几分光荣和自豪的感觉，但后来的一些任务却令我感到有些茫然，印象深刻的有那么几次。

一次是抓赌。那时候，赌博在人们心中是十恶不赦的行为，于是，我们带着深恶痛绝的情感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夜半时分，在一个寂静的山坳里，我们围住了几个赌徒，他们正用土碗罩着几颗包谷，用猜单双的方式进行赌博，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自然没什么钱，他们用身上的破烂衣服下注。看到我们，他们先是惊恐万分，随即垂头丧气蹲在地上。两个赢家身上披了好几件破衣服，三个输家仅着内裤，可谓输个精光，输得在深秋的寒气里瑟瑟发抖。不知怎地，我突然感到这些人好可怜，不是因为他们被抓，而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愚昧。

　　一天，区武装部来了个行色匆匆的放牛娃，说看见天上有个东西，掉到西边栗园公社的山上去了，区武装部领导那根敏感的神经一颤，顿时想到可能是台湾空投了特务，立刻通知持枪民兵前往搜索。我们接到命令，急急赶赴。经过陡峭山路，攀过壁立石岩，爬上几百米高山，在野草茂密草地上紧张搜寻着，结果，忙了一天，不但连特务影子没见到，一个民兵还差点掉进茂草覆盖的“消水坑”里。特务没抓到不要紧，“革命”警惕性必须保持着，只是苦了周边那些村寨地主、富农们，自当天起，这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便被公社集中关押在牛圈里，以防他们去跟空投特务接头，三天以后才予释放。其实，被关押者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老实农民，特务是什么？他们压根就不清楚。

我们除了执行此类任务，更多的还是奉命去抓一些所谓 “挖社会主义田边地角”的农民。事后听说这些人并非因为挖什么田边地角，而是得罪了公社领导。在破败的农家小院，我看到被抓的汉子可怜沮丧的目光，妻子跪地流泪的哀求，儿子充满血性的愤怒；还有，公社领导眼中的冷漠和阴骛。一下子，我感到震惊，这种情景好生熟悉！再想想，原来与电影中旧社会地主和狗腿子抓人的情形惊人地相似，随后，我惶惑起来。

后来，茶场组织起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于是，我们晚上不仅有民兵任务，还有节目排练。白天夜晚的劳累，大家疲惫不堪，但是我们没有怨言，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有热情，何况这些事情都涂抹着神圣的色彩。

　　六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我被公社安排到一个叫关岩的大队民办小学代课。知青中颇有羡慕或为我高兴的，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脱离繁重体力劳动，日子会过得轻松一些。说实话，一年来，经过日复一日的磨炼，自己早已习惯了舞锄头、挥斧头和背背兜的劳作，也喜欢茶场知青点热闹的集体生活。但是，换种活法的冲动强烈支配了我，好在我也耐得住寂寞，于是，便带着新奇的感觉，去了那所大队民小。

第一眼看见关岩民小，丝毫没有学校的感觉：一小块荒芜而板结的土地算是操场，旁边缓缓的斜坡上，一栋“四立三间”的民居孤独而简陋地立在那里，四周只有树林庄稼，这就是“教学楼”。像一栋被人遗弃的旧屋。

民小应该创办不久，只有四个年级，每年级一个班。民居两侧，楼上楼下各四间，是四个班的教室，中间的堂屋用作小小礼堂。其正面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跟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那幅一模一样；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那年月，这是中小学校不可或缺的政治和励志的装饰。

高中毕业的我，是该校学历最高教师，被安排承担最高年级——四年级教学任务。当时学校包括校长就四人，个个都是全科教师，一人包干一个班级。也许是家中长辈经历太多极左政治冲击缘故，我有些不愿上政治课；于是跟校长商量，请他上我这个班政治课，作为交换条件，我另外承担三个年级音乐、美术和体育课。校长乃大队支书兼任，复员军人，为人厚道，见我不喜欢，不加思索便点头同意，令我欣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