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县•士师村•皋陶

星星之光

　 甲辰吉月，驱車经羊獬，过甘亭，滨汾水，约四五里，即到士师。士师，皋陶也，华夏司法之鼻祖，古圣人也。

　　士师村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是尧舜时期掌管刑法的官员皋陶的故里，皋陶制定了最原始的刑律，创造出监狱，后人称皋陶为我国的法律鼻祖。人们为纪念这位先贤，把村名叫做皋陶村。

清代中叶，当地文人嫌直呼圣人的名讳不雅，又把皋陶的官职“士师”呼为村名。村东南有皋陶墓，村中旧驿道旁有皋陶庙。

2007年10月13日，建在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的我国首家司法博物馆--华夏司法博物馆主体工程正式竣工。

　　皋陶，一作咎繇，偃姓，少皡氏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尧、舜两代大臣，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皋陶与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辅佐大舜，成为中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

在尧和舜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协助执政司禹处理领导事务。禹即位，被禹选为继承人。但皋陶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继位。皋陶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五刑处于辅助地位，对于有过激行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晓之以理，不听教化，再绳之以法。“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们懂得并恪守最基本的几种关系，使人们彼此亲睦，互相谦让，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实现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和谐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赞皋陶：“汝作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五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德法结合，即道德与法律结合、德治与法治结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二是民本思想，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即说明此理；三是司法公正，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终极目标，獬豸断狱的故事实质上是神化了皋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司法活动；四是天人合一，皋陶所言“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等是告诫人们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传说我国的第一部《狱典》就由皋陶制定，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舜，帝舜看后觉得很好，就让皋陶实施。《狱典》归纳了杀害同伴就得服法而不在于用刑。

东汉《论衡·是应》有记载，汉代衙门里供奉皋陶像、饰獬豸图，后被传神话为“狱神”。

皋陶也是古六安国始祖，还是徐国国君的祖先，而且是古代东夷部落的首领之一。蓼国国君也有可能是皋陶的后裔。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又名皋陶村，以皋陶的官称和名字同时命名村子，这种形式很少见。“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帝王世纪》）“繇，封之于皋，卒崩于皋。”（《钦定四科全书》）故六安古称皋城。皋陶墓收录于《中国名胜大辞典》。皋陶封地英、六，位于今六安、英山、金寨、霍山一带。皋陶后裔聚集于封地和舒城、潜山、庐江、巢县、霍邱、怀远、灵璧、泗县、凤台、亳县，广布于全国各地，江苏省盐城市现有皋姓2000多户。

皋陶英灵归宿之地的皋城子孙们，已把古皋城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并重修了皋陶墓。我们祈盼皋陶陵园早日建成，高大的皋陶石雕像耸入青天，屹立在“天河”岸边，成为体现新皋城文化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向世人展现皖西皋陶文化的一道亮丽彩虹！

皋陶所创制的法律，极有逻辑，比如“五典五惇”“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简意赅，比如“昏、墨、贼，杀”等。所谓良法，不仅要有好的内容，更要有好的逻辑；立法过程中，要注重内在逻辑，强调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简便易行。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远，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统一，所以民才信服。

皋陶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舜在任命禹担任司空，治水的时候，禹万分辞让，推荐稷、契和皋陶担任这一职位。但是舜还是把这一职位交给了禹。舜对皋陶说：“皋陶，蛮夷侵扰华夏，坏人为非作歹，你就担任司法官（士），处刑要让人信服，流放罪分为不同等级，而远近不同。只有公正明允，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

传说皋陶还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兽来决狱。獬豸类似羊，但只有一只角。据说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至使天下太平。舜帝极为欣赏皋陶的成绩，他的后代被封于六，英等国。

　　尧舜禹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谋划的。皋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部活动中所体现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形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体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起国家产生的基础。

皋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兴"五教"。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

定"五礼"。五礼即"吉、凶、宾、军、嘉"。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乃丧礼，宾礼系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为"饮食、男女"之礼。

创"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整合为"五刑"，无疑是一大进步，创我国刑法之始。

立"九德"。九德即宽而栗（秉性宽弘而有原则）、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质朴而能尊贤）、乱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扰而毅（谦和而有主见）、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简而廉（具大略而能务实）、刚而塞（果敢而不鲁莽）、强而义（刚强而不任性违理）。皋陶制订的"九德"，内涵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许多方面，是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

亲"九族"。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联盟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安邦之道。

历代史籍记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见，皋陶刑法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朝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皋陶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为中国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起了典范作用。

他执法严谨，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对罪疑者从轻处罚，在杀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不伤无辜。

他执法公正，“决狱明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他注重教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对皋陶言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皋陶讲道德、勇于担当、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其次，从《尚书·皋陶谟》中，还可看出皋陶以人为本、谦抑、正直无私、民本的形象；而从《荀子》《淮南子》《牟子理惑论》等，又可以见到皋陶铁面无私，不怒自威的理性法官形象；再从《后汉书》《提牢备考》亦可见皋陶作为狱神而存在；最后，在《左传》三处涉及皋陶的故事中，又可发现人们对皋陶的无上崇敬和怀念，主要是因为他以德服人，制律简明扼要，执法公平。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张是实行德政。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强调君主、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为官者要具备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以道德处理政务，大臣们就会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业就谋略实现。只有“知人善任”，举用德才兼备、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施恩惠于民。

民心之安，取决于君、臣之德。“皋陶迈种德，德，乃降。”皋陶墓东5华里处的“种德寺”， 就是后人为纪念皋陶教化民众播撒仁德种子而兴建的古遗址。“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由于皋陶卖力推行德政，身体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众宾服他，归附他，怀念他。从而开创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势。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评价皋陶：“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皋陶总揽朝政，谋划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九族”，立“九德”。这些重大举措全都付诸实施，建立了社会正常秩序，加强了部落、部族间的联系和融洽，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皋陶的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光大，创立了儒家理论学说，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治国基础理论。

皋陶作耒耜

　　皋陶作耒耜，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辅佐大禹治水，皋陶“劳苦功高。”《史记·殷本纪》引《汤浩》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皋陶佐禹治水，“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利用法律手段确保治水工程的胜利完成。乃于怀远涂山举行了治服水患的庆功盛典：“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夷的先民们不仅在农业方面先进于中原地区，而且在手工业中的制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金属冶炼技术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皋陶高明的谋划和鼎力辅佐，使尧舜禹时代出现了繁荣盛世，迈进了“早期国家阶段”。

随之，夏王朝就应运而生了。皋陶文化，是源于东夷的农耕和礼乐文化，涵盖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皋陶制造的长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皋鼓”。朝鲜仍有一种高脚鼓和小腰鼓，都是皋鼓之类。朝鲜也是东夷的一支，故亦有这种皋鼓。皋陶创制的古龠乐器，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国经过多年研究论证，终于解开了古龠斜吹的千古之谜。刘正国的古龠乐器和吹奏技艺被国家批准为专利。2001年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的“回响八千年”民间管乐音乐会，刘正国应邀担任客席独奏。他展示的古龠“斜吹”绝技，将自汉代失传了的皋陶古龠首次重现于大雅之堂。

皋陶造狱

　　皋陶主张“罚弗其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唯轻，功疑唯重。”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如果赏功，就应该世代不遗。对于过失犯罪的，即使严重一点也应该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他们也要从严追究；对于犯罪事实有不清楚的，处断一定要从轻；对有功于国的人，虽事实有可疑处也应该从优赏赐。这段话真是精辟入里，这一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讲，也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

据说皋陶非常善理狱讼，当了士师后，遇上疑难的案子，就让神兽獬豸（独角兽）以角触不直者，独角兽顶了谁，谁就输了，官司。在皋陶的辅佐下，帝舜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出现了一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因此舜决定把帝位传给皋陶，不料皋陶由于操劳过度，不幸过早地死去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盛赞皋陶的功绩：“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挚是伊尹，汤的贤相，咎繇即是皋陶。诗意是，成汤和夏禹都能和帮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相敬相合，伊尹和皋陶也能和他们的君主和衷共济。《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记载着大文豪孟轲的热情歌颂：“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诗仙李白也赋诗讴歌：“何不令皋陶拥彗清八极，直上清天扫浮云。”希望皋陶复出，扫尽天下一切罪恶和不平。

由于皋陶治狱功绩很大，影响深远，自古以来的监狱，都把他奉为狱神，建庙造像，不论狱吏还是犯人，都要向他顶礼膜拜。《泊宅篇》中就记载着：“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自汉已然。”

獬豸决狱

　　传说皋陶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兽来决狱。这种獬豸有点像山羊，但它只有一只角。据说它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

这一传说无法考证真假，但獬豸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受到历朝的推崇。史载春秋战国时期，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也戴着这种帽子。到了东汉时期，皋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清朝时，监察御使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的补服。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

皋陶作刑

　　“皋陶作刑”就是指在虞舜时期，将黄帝以来（即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并在原来“象刑”的基础上，制订了劓、刵、椓、黥、大辟等几种刑罚，为以后的奴隶制五刑奠定了基础。此外，还以流刑作为五刑的“宥刑”，鞭刑作为官刑，扑刑作为教刑，金刑作为赎刑。

人物评价

　　“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论衡》）

　　皋陶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圣”之一，史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皋陶思想是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主体“法治”和“德治”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皋陶的主要功绩：制定刑法和教育，帮助尧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独角兽獬豸治狱，坚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虽然史学家评价皋陶时莫衷一是，但作为“中国法律鼻祖”的认识，却是出奇的一致。

皋陶，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是舜帝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皋陶又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司法鼻祖”，他的“法治”、“德治”思想，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皋陶文化中的司法活动与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皋陶还被后人神话为狱神，他辅佐帝舜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和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禹成功治理洪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神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的国度，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况钟（1383年-1443年1月30日），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汉族，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明代官员。

　　况钟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被吕震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升迁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洞悉积弊，兴利除害。杀死豪吏、停止贪婪懦弱以清廉官吏治理，兴学校、立善恶簿来改变民风，立济农仓以救灾荒。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最终任职长达十三年。 在苏州任内，他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

　　况钟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为官刚正廉洁，为“姑苏五太守”之一。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而使其妇孺皆知。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宋慈（1186年-1249年），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

　　宋慈在南宋嘉定年间考中进士，知长汀县，改善盐政，公私称便。端平二年（1235）成为魏了翁的幕属。后出任广东提刑，雪冤禁暴，阅八月决辟狱囚二百余，一革粤吏数年不予详复之积弊。调任江西提刑兼知赣州，为防民贩盐滋事，使民为保伍，讯其出入。调任湖南提刑后，陈韡安抚湖南，辟为参谋，诸事多预商榷。淳祐八年（1248），担任广东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卒于任内。

宋慈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晚年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本法医专著，是法医学里程碑式的巨著。

观音奴，字志能，唐兀人氏，住在新州。泰定四年高中进士。由户部主事，再转而做了归德知府。他廉明、刚直、善决断，揭发、剖析案件真相有如神人。老百姓中有些人含冤不申，即使是几十年前的事情，都不远千里奔来（向他）申诉，观音奴（一般都会）立刻为他们剖析决断，十（来）天就能把事情都料理清楚。

彰德有个富商任甲，到了睢阳这个地方，驴死了，县令郄乙将驴破开，任甲大怒殴打郄乙，郄乙挨了一晚上就死了。郄乙有妻子王氏、妾室孙氏，孙氏将此案诉于官府，可是官吏收受了任甲的贿赂，说郄乙并不是因为受伤死的，反而诋责孙氏的罪过，把她下了狱。郄乙的妻子王氏来（找观音奴）诉冤，观音奴立刻打破牢具把孙氏从狱中放出来，叫来知府里的府胥跟他说：“我准备好了文具香币，你来帮我向诸位城隍爷们祷讼郄乙之事，让城隍爷在我面前显灵。”有一个睢阳小吏，也曾参与过郄乙这件事，害怕观音奴的严明，也怕神灵把他们见不得人的事情显发出来，于是把任甲所贿赂的钱财摆出来自首说：“郄乙确实是受伤而死的，任甲贿赂上下官员想要瞒匿这件事，我也得了贿赂，现在大胆自首这件事。”于是观音奴治了这任姓商人的罪，释放了妾室孙氏。

宁陵一名强横平民杨甲，过去一直垂涎王乙的三顷田地，却一直没能得手。这次正赶上王乙因为饥荒带着妻子到淮南去讨生活，王乙患病死了，他妻子回来，却发现三顷田已经被杨甲占了。王乙妻子将此事告到官府，杨甲行贿，做了假的文字凭据，说：“王乙还在生时已经（把田）卖给我了。”当时杨甲的哥哥和观音奴有交往，曾经多次在一起饮酒吟诗。杨甲通过哥哥赠送玉给观音奴。观音奴当面笑着接受了，和杨甲哥哥一起喝酒很是开心。酒醉后回家，杨甲看到哥哥手里拿着一些钱，（于是）很惭愧地回去了。第二天，观音奴让王乙妻子拉着杨甲，一起到崔府君神祠就此事对质。杨甲害怕神明灵验，预先用羊酒（行贿）央告神巫又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等到王乙妻子与杨甲到了祠堂对质此事，真的没有神灵显明这件事。观音奴对此有所怀疑，把神巫找来追问，神巫吐露实情说：“杨甲用羊酒央告我祝祷神明说：‘我确实占了王乙的田地，万望有幸请神明不要泄露。’”观音奴因为讯问得了实情，惩罚落实了杨甲的罪行，把田归还了王氏，责备神明（不灵）而撤了他（崔府君）的祠堂。

亳州有蝗虫啃食老百姓的禾苗，观音奴因事路过毫州，老百姓以蝗灾递上诉状。观音奴立刻取了一只蝗虫向天祝祷，并用水研碎它喝下，这一年蝗虫就没有泛滥成灾了。后来，观音奴升做了都水监官。

　　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清初名臣、循吏，康熙帝赞其为“清官第一”

　　于成龙在罗城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彭公，我国古代的清官之一为广大人民广为传颂，他断案的故事也留传千古而不衰，他断过的案，大到人命关天，小到鸡毛蒜皮断过之后时人无不怕手称快，至今人们还不忘这位“包青天”。《彭公案》以彭朋出知三河县、升绍兴知府、擢河南巡抚、授兵部尚书查办不同事务为线索，叙述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等一班侠客协助他惩恶诛奸、除盗平叛的故事，结局无非是清官邀得圣宠，侠客受到奖赏。

民国初艺人尤少台据清贪梦道人同名小说改编演出。述清代绍兴府侠士黄三太闻清帝康熙貌丑，欲一睹。赴京，得九门提督飞天豹武七之助，于康熙出猎时假充武弁随行。康熙遇虎，三太金镖打虎相救，得钦赐黄马褂。三太返乡，邀江湖好汉庆赏。杨香武闻而不服，夜入皇宫盗得九龙杯，欲持往绍兴与黄争誉，不料在茂州客栈为神偷王伯燕窃去。王将杯售与一卸任官员，二郎山盗袁龙、袁虎劫杯，送给扬州避药庄庄主周应龙。康熙失杯，命钦差彭朋访缉。彭至三太处邀各路江湖好汉查询，杨、王道出实情，众好汉至扬州劝周应龙交出九龙杯，周拒之，杨香武二盗九龙杯，众好汉大破避药在，周应龙逃往河南紫金山。彭、黄伴杨香武回京送杯请罪，肃亲王不信杨有盗杯技能，令杨入王府盗杯。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得以免罪。为追查周应龙拒交九龙杯之罪，众好汉破紫金山擒周归案。河南北星庄庄主花得雨为害地方，彭朋率众好汉破庄除花，花弟得雷逃往大同，盘踞溪皇庄。彭朋至大同私访，被得雷识破押禁。得雷欲杀彭为兄报仇，众好汉乔扮戏人混入溪皇庄，杀死得雷，救出彭朋。女盗九花娘设迷人馆诱惑少年，彭朋遣入前往探访，并破之，九花娘逃往剑峰山，嫁寨主焦振远第五子焦信。黄三太、诸彪等劝焦振远献出九花娘，不从，遂破剑峰山，擒焦氏父子和九花娘。飞龙岛盗韩登劫彭朋，禁于岛中。众好汉破飞龙岛救出彭朋，复又破清水滩、连环寨。贺兰山白起戈摆木羊阵，众好汉中伏，死伤过半，后经探明阵图，打破木羊阵。彭朋功成回京，向帝复命。此书目传人有朱耀良、胡天如等。又潘伯英早期亦曾据小说编演此书目，传徒唐骏麟。

　　有一天，三河的街头出现了一个人，口称自己是给皇帝放鹰的，到三河办差，四处敲诈勒索。彭鹏知道这地方离北京近，鱼龙混杂，一时拿不准，就化装侦察，接近此人。最后终于查明其真实身份，什么给皇帝放鹰，纯属子虚乌有。于是彭鹏一声令下，将此人逮捕，打了他一百鞭子以示惩戒。县城里有人偷盗，彭鹏听到呼叫，立即提刀上马，疾步追捕，终于赶上盗贼将其缉拿归案。

康熙帝巡视京郊的时候，听到的都是百姓称赞彭鹏清廉刚正的话。在接见他时，赐给他黄金五百两，并对他说：“朕知道你为官清正，从来不肯接受百姓的钱财，朕就拿这些钱来给你养廉！”

　　施世纶（1659年-1722年7月3日），字文贤，号浔江，又号静斋，福建晋江县衙口乡（现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始，后被编入清朝八旗汉军镶黄旗。清靖海侯施琅之子，是清朝著名的清官。施世纶墓位于福建省惠安县黄塘镇许田村。

　　施世纶最早任江都县令时，有什么亲戚朋友来找他托路子走后门，他一概严辞拒绝。当时江都流传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施老。”所以常有人把他比作正直刚毅的包拯。但是又有人比较他和包公，说包公一味耿直刚毅，而他则能行权应变。就是说，他处事办案常能灵活运用，以智取胜。在江都时，一次有一人犯了重罪，他送钱向一吏求救。官吏说：“你临刑时只管大声哀求，我自有办法。”到了刑场，犯人果然大声哀呼。吏却在旁边说：“你快快认罪吧 ！ ”转身走了。施公在旁边察言观色，马上就省悟：这人被奸吏卖了。

他就重重处罚厂这奸吏。他在当顺天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时，大力整治京师面貌。步兵统领托合齐当时正受到康熙帝的宠幸，每次出门都由骑卫前呼后拥。一次在路上施世纶与他相遇，世纶拱手站在路边。托合齐大惊，忙下车询问，施世纶大声说： “国家制度是王爷出行才有随马侍从。我以为是王爷来了，所以才在路边拱手等候，没想到是你 ！ ”还说要上书参他一本。托合齐吓得连连谢罪才算了事。他“不侮鳏寡，不臣强御”，以智取胜，富有戏剧色彩。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非常孝顺，忠厚仁爱。到姬发即位，周公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二月，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武王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武王九年，在周公的辅佐下，武王东征伐商，兵至孟津，周军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在举行的孟津（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

周公的成就从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来看，主要为军事上，周公在周王朝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二次克殷，统一东方，建立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中心；政治上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嫡长制以及分封制；文化上制礼作乐集周礼之大成。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管子，字仲，颍上人（今安徽颍上），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

管仲被鲍叔牙举荐为相，齐桓公称之为“仲父”。管仲重视经济，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在任内推行一系列改革：“寄军令于内政”，使军事组织与居民组织相结合；实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赋；节制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开发渔盐之利；铸货币，平物价；允许罪人用兵器或金（铜）赎罪；重视选拔人才，以优秀者为士。管仲的执政使齐国成为强国，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

　　子产（前584 年-前522年），郑氏，字子产、子美，别名“公孙侨”“姬侨”，春秋时期郑国人，郑穆公之孙，郑公子发之子，法家先驱。

子产是郑国公子子国的儿子，生年不详。前565年（郑简公元年），公子发（子国）和公孙辄（子耳）入侵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不随声附和，子产说：“小国没有文治却有了武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楚国人前来讨伐，我们能不顺从他们吗？顺从了楚国，晋国的军队就一定会前来了。晋楚两国进攻郑国，从今往后，郑国至少四五年不得安宁。”公子发愤怒地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国家有出兵的重大命令，而且有执政的卿在那里，小孩子说这些话，是会被杀的。”

前563年（郑简公三年），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叛乱分子进入郑国首都，当日早晨在西宫的朝廷上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将郑简公劫持到了北宫。公子嘉（子孔）事先知道这件事，所以没被杀。子产听说有叛乱，设置守门的警卫，配齐所有的官员，关闭档案库，慎重收藏，在完成防守准备后让士兵排成行列再出动，收拾了公子发的尸骨后进攻北宫的叛乱者，公孙虿率领国人援助他，杀了尉止和子师仆，叛乱者全部杀死，侯晋逃亡到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亡到宋国。

叛乱平定后，公子嘉当国，打算专权独揽，便制作盟书，规定官员各守其位，听取执政法令，不得参与朝政。大夫、官员们、卿的嫡子们不肯顺从，公子嘉准备诛杀他们。子产劝阻他，请求烧掉盟书。公子嘉不同意，说：“制作盟书用来安定国家，众人发怒就烧了它，这是众人掌政，国家不也很为难了吗？”子产说：“众怒难犯，专权的意愿也难以成功。把两件难办的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是危险的办法。不如烧掉盟书来安定众人，您得到了所需要的东西，众人也能安定，不也是可以的吗？专权的欲望不能成功，触犯众人会发生祸乱，您一定要听我的话。”于是在仓门的外边烧掉了盟书，众人这才安定了。

子产具有远见卓识，洞悉郑国弊端，团结七穆，执政郑国。他整顿田制，改良赋税制度，将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子产执政之初，也曾招致非议，但他坚决推行改革，令郑国小有中兴之势。于62岁卒。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河南新郑人，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他与子产同时，当过郑国大夫，是郑国政坛的活跃人物。邓析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私造刑法”，被国家采用，成为我国第一个私家法典草案的起草人、第一位著名的讼师、第一位私人法律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因讲求法律逻辑而牺牲的人。

　　赵鞅（赵简子，？—前476年），又名志父，亦称赵孟，中国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他是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

公元前516年，赵鞅请命于晋顷公，和荀跞率晋军入周，占领王城，迎周敬王入城，平定了王子朝之乱。公元前513年，赵鞅和中行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元前497年，赵鞅欲将邯郸五百户迁往晋阳，但其族弟赵午请求拖延一些时日，被赵鞅杀死，赵午之子赵稷据邯郸发动叛乱，赵鞅退守封邑晋阳。公元前493年，赵鞅领兵战于铁，大败范氏及中行氏。不久荀跞去世，赵鞅执政。晋定公三十六年（公元前476年）卒。

　　赵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是赵国基业的开创者[4]，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

公元前519年，周王子朝为乱，占领王城，自称周王。周敬王匄流寓于外，退往王城东面的狄泉，人称“东王”，双方混战了三年之久。

公元前516年，赵鞅请命于晋顷公，大合诸侯，前往支持周敬王。随后赵鞅和荀跞率晋军入周，占领王城，迎周敬王入城，平定了持续三年的王子朝之乱。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29年），赵鞅和中行寅用铁铸刑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不过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不由得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感叹。

公元前497年，赵鞅（赵简子）欲将邯郸五百户迁往晋阳，其族弟赵午在进攻齐国后才把五百户人家迁到晋阳，赵鞅于是杀死赵午，赵午之子赵稷据邯郸发动叛乱。范氏家主士吉射与中行氏家主中行寅，则协助赵稷反抗赵氏。赵鞅寡不敌众，退守封邑晋阳。后来智跞联合魏侈（魏襄子）、韩不信（韩简子），奉晋定公之命帮助赵鞅，反击范氏、中行氏。士吉射与中行寅失败，逃至朝歌。此后，荀跞坐朝，赵鞅出征，随即清剿范氏、中行氏的残余势力。公元前493年，赵鞅领兵战于铁（今河南濮阳），以少胜多，大败范氏及中行氏。不久荀跞去世，赵鞅执政。公元前492年，再次败二卿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彻底清除范氏及中行氏在晋国的势力。

荀跞想立士皋夷继承范氏、宠臣梁婴父继承中行氏，被赵鞅拒绝。赵鞅乘机将晋国本来的三军六卿格局，裁减为二军四卿。

公元前476年，赵简子有疾，昏迷了五天，医师替他把过脉。晋定公三十六年（公元前476年）卒。他舍弃嫡长子赵伯鲁而传位才能出众的庶子赵毋恤，临终前告诉赵毋恤，他日赵氏有难，晋阳足以依靠。

　　墨子（说法一：公元前476年—公元前390年，说法二：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曾担任宋国大夫，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 主要代表人物，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

作为一个平民，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他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鬼明”“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他创立了墨家学派，被后世尊称为“科圣”，他的代表作有《墨子》《墨经》，其中《墨子》一书由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器语录编成。

　　李悝（公元前455—公元前395年），据说是鬼谷子的弟子，创立了法家学派，是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战国初期李悝被魏文侯任命为丞相，主持魏国变法，使魏国成为当时第一大强国。他汇集当时各国法律法规编成的《法经》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法典。

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悝变法有成之后，建议魏文侯走上扩张之路，首选目标是西边的秦国。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筑城，建造进攻秦国的军事据点。西进过程中，遭遇了秦军的有力抵御。这时，大夫翟璜向魏文侯推荐了吴起，吴起被任命为魏军攻击秦国的主将。

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吴起率领魏军在河西战场战胜秦军，冲破秦军西河防线。随后，吴起直扑秦国进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郑（陕西华县），秦国举国震惊。随后，吴起指挥渡河的魏军陆续占领了王城（今陕西大荔）、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等城。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文侯在此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河以北，子长以南）。魏国又占领了陕（今河南三门峡西），控制了西方与中原交通的黄金通道。自此，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

李悝的著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4]，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被列入法家类。由于他和子夏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带有几分儒家色彩[5]，《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也不为无因。以上三种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晋或隋唐时尚有零简残篇传世。如《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由于《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法经》早已不存，唯桓谭《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新论》已亡佚，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七国考》之中，是我们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法经》，夹杂了天尊、佛像等语，当是误引他书所致，故难以凭信。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说菏泽市定陶区）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前381年，因变法得罪贵族，遭其杀害。他被后世称为武庙十哲，武庙七十二将之一。其著作有《吴子兵法》传世。

　　吴起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弄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遭到乡人的讥笑、诽谤。吴起为此气愤不过，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个人。在临逃走时，他对母亲发誓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术。

母亲去世后，吴起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曾申认为他不孝，不配作儒家的门徒，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此后，吴起弃儒学兵。

侍奉鲁君

公元前412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鲁穆公想任用吴起，但吴起妻子是齐国人，穆公疑。吴起渴望功成名就，于是杀掉妻子表示不偏向齐国。鲁穆公任命吴起为将，率军大败齐军。后来鲁穆公对吴起产生了怀疑，免去了吴起的官职。而吴起的主公季孙氏也因懈怠宾客被杀，经人劝说，吴起离开鲁国投奔魏国。

大破秦军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并筑城。次年，吴起再次率军攻打秦国，一直打到郑县。而秦国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加以防守。在与秦军作战期间，吴起从不自视比普通士卒高人一等，夜晚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霜露的侵袭。这样加上前412年被公子击占领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市东南），魏国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经翟璜推荐，由吴起担任首任郡守。

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向子夏学习儒家思想，并改革魏国兵制，创立武卒制。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为抵御秦国的进攻，修筑了吴城（今山西省孝义市西南）。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吴起亲自率领其中没有立过军功的五万人，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秦军，这就是著名的阴晋之战

公元前387年，魏武侯以吴起为将，率军讨伐齐国至灵丘（山东省滕县东）。

吴起变法

魏武侯时，吴起遭到谗害，于是离开魏国，投奔楚国。楚悼王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升任令尹。担任令尹后的吴起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民都明白知晓。

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统一楚国风俗，禁止私人请托。

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江陵市西北）。

经过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公元前381年，楚国出兵援助遭魏国攻击的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以西）。楚军穿越梁门（位于大梁西北的关塞），驻军林中（位于梁门以北），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的联系。赵国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南），攻克黄城（今山东省冠县南），楚、赵两国大败魏军。诸侯都畏惧楚国的强大，这是吴起在楚变法后所取得的大胜利。但吴起的变法招致了楚国贵族的怨恨，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惨遭杀害

公元前381年，就在楚军获胜之际，楚悼王去世。吴起到治丧的处所，被心怀不满的楚国贵族们用箭射伤，吴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将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喊：“群臣叛乱，谋害我王。”贵族在射杀吴起的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按照楚国法律的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将被诛灭三族。新即位的楚肃王根据此规定，命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吕氏春秋·贵卒》的作者认为：“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吴起的尸身也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吴起死后，他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

　　慎到，生于赵国首都邯郸。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和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认为其卒于公元前299年(齐闵王时，今人以为错误)。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创始人物。也有人鉴于其道法结合的思想倾向，称之为道法家。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他主张“抱法处世”“无为而治”。又一说，慎到，赵人也，其著作多佚。明慎懋编纂《慎子内外篇》 ，并辑录慎到传记大略谓：“慎到者，赵之邯郸人也。慎到博识疆记，于学无所不究。自孔子之卒，七十子之徒散游列国，或为卿相，或为士大夫，故卜子夏馆于西河，吴起、段干木、慎到之徒受业于其门，及门弟子者甚众。慎到与孟轲同时，皆通五经；轲长于《诗》，慎到长于《易》。

齐威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者流七十六人，命曰列大夫，为立馆稷山之下，高门大屋，尊宠之，不治而议论，天下诸侯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是以齐稷下学士，多至数百千人。

楚襄王时慎到赴楚，为楚（顷）襄王傅。襄王之为太子也，尝质于齐，及其归也，齐王求东地五百里乃得归，不与不得归。襄王退而就慎子计，慎子令朝群臣而皆献策焉。上柱国子良曰：“不与则不信，请与而复攻之。”昭常曰：“去东地五百里，是去国之半也，勿与，臣请守之。”景鲤曰：“不可与也，臣请西索救于秦。”王谓慎子曰：“寡人谁用三子之计？”慎子曰：“王皆用之。”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里索救于秦。齐王恐焉，乃遣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试，楚东地复全。”

传中所记慎子为襄王献计事，发生于前299年。襄王即顷襄王。（据六国表，立于周赧王17年，卒于周赧至52年）其父即楚怀王。（《周书谥法解》曰：“慈义短折曰怀”）楚怀王赴秦会盟，被秦所欺而扣留于秦国。顷襄王立于周赦王17年（前298），襄王立之三年后，怀王客死于秦。

慎到与屈原约略同时。《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又述其言曰：“无用贤圣。”《荀子解蔽篇》谓：“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这种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是一致的。杨　《荀子注》谓“慎到本黄老之术，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又述其言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是慎子以尚贤使能为非也。慎氏本《内篇》录《韩非子难势篇》慎子之言，曰：“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又曰：“贤智能不足以服从头则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太平御览》638录《慎子》之方，曰：“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又曰：“君立则贤者不尊。”《御览》523录慎子之言，亦曰：“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记战国时有二慎子：“ 《战国策》有慎子，为襄王傅；鲁亦有慎子，见《孟子》。”

按鲁慎子即墨子弟子禽滑厘。“滑厘，慎子名。”焦循《正义》曰：“慎子与墨子之徒禽滑厘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厘，或以慎子师事禽滑厘，称其师滑厘不识，皆非是。”

　　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国京邑（今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战国时期思想家、韩国丞相，法家重要创始人物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申不害初为郑国地位卑微的臣子，出身低贱。韩国灭掉郑国后，申不害于公元前351年被韩昭侯重用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韩国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

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以重“术”著称，强调驾驭和管理群臣百官在政治统治中的极端重要性。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丰富了先秦法家学派的政治思想，为战国后期韩非整合法家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著录有《申子》六篇，现仅存辑录《大体》一篇。

　　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尊称为荀卿，临汾安泽人。赵国人，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

荀子初游学于齐。齐湣王末年，上书劝说齐国宰相，不被采纳，离开齐国去了楚国。齐襄王时，荀子返齐，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学长）。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荀子应聘至秦，见秦昭王及秦相范雎。赞赏秦国政治清明，民风淳朴。后返回赵国，曾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兵法。约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年），担任楚国的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著书授徒以终。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只有礼法仁义才能 “化性起伪”，使人改恶向善。荀子也反对庄子、惠施、公孙龙“以名乱实”，主张“制名以指实”。荀子还反对“法先王”，主张“法后王”，批评天人合一和世俗迷信，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

　　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别名韩子、韩非，战国时期韩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人，韩釐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学，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

韩非子曾向韩王建议变法，韩王不予采纳，他于是著书十余万言。秦始皇读过他的著作后，想要起用他，于是逼韩王驱逐韩非使其进入秦国。韩非子入秦后，被李斯、姚贾陷害致死。

韩非著有《韩非子》，他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李斯（?—前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芦岗乡李斯楼村）人，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是法家代表人物，曾被任为秦朝丞相。

李斯师从荀子，学成入秦，辅佐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秦统一天下后，他为秦始皇制定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李斯是法家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有《峄山刻石》。

　　张释之（卒于景帝时），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西汉文帝时大臣。中国西汉法律家、法官。文帝时，以赀选为郎，十年未有升迁，后经爰盎推荐，任为补谒者。后累迁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廷尉。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有重要贡献。司马迁著《史记》，将其与冯唐合立《张释之冯唐列传》；班固《汉书》列入《张冯汲郑传》。

　　郅都，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官至雁门太守。

郅都主要活动于汉景帝时期，是西汉最早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酷吏，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指出大臣的过失。

后人把郅都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被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

　　张敞（？—公元前48年），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金殿)人，字子高。其家先徙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后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

昭帝时，为太仆丞。因切谏昌邑王显名。宣帝擢为豫州刺史，旋征为太中大夫，平尚书事。后历任山阳太守、胶东相、守京兆尹。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朝廷每议大事应奏得体，多为宣帝采纳。尝为妻画眉，时人非之，以此不得大位。后以光禄勋杨恽获罪被杀事牵连，被劾奏当免。掾属讥之为“五日京兆”，不肯听命，他愤而案杀之，以此免为庶人。后复起任冀州刺史、守太原太守等职。

　　张敞起初是个乡有秩（乡官），后补为太守卒史。由于为官清廉，又先后补为甘泉仓长、太仆丞，颇为当时的太仆杜延年所器重。昌邑王刘贺嗣立时，行悖无道，滥用私人。张敞因此很为汉朝前途担忧。他勇敢地向刘贺上谏，批评刘贺当了皇帝以后不能选贤用能，使得朝中国辅大臣不得褒扬，而昌邑挽辇小臣纷纷升迁。谏后十多天，刘贺即被废黜。张敞便因切谏而显名，被擢为豫州刺史。后来他多次上书言事，宣帝见他忠心耿耿，就擢他为太中大夫。这时大将军霍光秉政，张敞由于守正不阿得罪了霍光，受到排斥，被派去主持节减军兴用度之事，后又将他调出，担任函谷关都尉。宣帝初即位，担心已废的昌邑王刘贺有变动，特令张敞为山阳太守（山阳本系昌邑旧封，刘贺被废后返居此地），暗中监守刘贺。

张敞随时留心，常遣丞吏行察。嗣又亲往审视，见刘贺身长体瘠，病痿难行，著短衣，戴武冠，头上插笔，手中持简，蹒跚出来，邀张敞坐谈。张敞用言探视，故意说道：“此地枭鸟甚多。”刘贺应声道：“我前至长安，不闻枭声，今回到此地，又常听见枭声了。”

张敞听他随口对答，毫无别意，就不复再问。但将刘贺妻妾子女，按籍点验。轮到刘贺女持辔，刘贺忽然跪下，张敞亟扶贺起，问为何因？刘贺答说道：“持辔生母，就是严延年的女儿。”严延年，前因劾奏霍光，得罪遁去。及霍氏族灭，宣帝忆起严延年，复征为河南太守。贺妻为严延年女，名叫严罗紨，他把妻族说明，想是恐张敞抄没子女，故请求从宽。

　　张敞经过多方考察，发现刘贺被废后沉迷酒色，昏愚痴狂，无心思也无能力起事，便据实奏闻宣帝。使宣帝从此不再担心刘贺有所行动。

自荐胶东

张敞久守山阳，境内无事，自觉闲暇得很。会闻渤海，胶东，人民苦饥，流为盗贼。渤海已派龚遂出守，独胶东尚无能员，盗风日炽。胶东为景帝子刘寄封土，传至曾孙刘音，少不更事，刘音母王氏，专喜游猎，政务益弛，张敞遂上书阙廷，自请往治，宣帝乃迁张敞为胶东相，赐金三十斤。张敞入朝辞行，面奏宣帝，谓劝善惩恶，必需严定赏罚，语甚称旨。因即辞赴胶东，一经到任，便悬示赏格，购缉盗贼。

盗贼如自相捕斩，概免前愆，吏役捕盗有功，俱得升官，言出法随，雷厉风行，果然盗贼屏息，吏民相安。与龚遂治状不同。张敞复谏止王太后游猎，王太后却也听从，深居简出，不复浪游。种种政绩，自然得达主知。

治京奇招

九年京兆尹。当时长安境内的社会秩序很乱，偷盗事件层出不穷，负责长安地区的京兆尹一职几度换人，都不称职。宣帝召见张敞，问以治禁之策，张敞充满信心地答应能办好此事。于是宣帝就下诏调张敞为京兆尹（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

张敞到任后，了解到境内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长安），盗贼甚多，商贩和居民深受其苦。他通过私行察访，向长安一些老年人询问，终于查出盗首原来是几个家境很富足，外出时还有童奴相随的人。街坊邻居们谁也想不到他们竟是盗首，平时还以忠厚长者相待。张敞察知后，不动声色，派人分头将几个盗首召至府中，列举了他们所犯各案，要求他们将诸窃贼全部拿交，借以赎罪。

几个盗首说：“今天我们蒙召来此，必为同伙窃贼所疑，如能允许我们权补吏职，方可如约。”张敞当即允诺，给他们全部安排了官职，然后让他们回去。盗首回家后，设宴欢庆，遍邀同伙入饮。那些窃贼不知是计，一齐赶去赴宴祝贺，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盗首按照在张敞府拟定好的计谋，乘机将每个盗贼后背都涂上红色，好让守候在门外的捕役辨认。盗贼们饮罢辞出，即被捕役一一捉拿。这一下就捕捉数百名盗贼。从此，长安市内社会秩序一新，偷盗事件极少。

另类酷吏

张敞执法虽严，但知道适可而止，刚柔兼济。他同河南太守、酷吏严延年有交情，对他的滥用刑法，动辄杀人很不满意，曾写信劝告说：“六国时韩氏之默，捕捉兔子还要仰视人主之意，而后获之，愿次卿（延年字）少缓诛罚，思行此术。”可是严延年酷虐成性、专尚刑威，对张敞的告诫根本听不进去。

张敞政绩卓著，得到宣帝嘉奖。他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议，他总要博引古今，拿出合于实际的实施办法，朝中公卿莫不佩服。可是，朝廷上对张敞也有不同议论。他不拘小节，不摆官架子，往往穿上便衣，摇着扇子，在长安街上自由自在地溜达；有时早晨起来没有事，还提笔为他的夫人画画眉毛。

不料这些事竟被那些皇亲国戚据为话柄，在宣帝面前告发他行为轻浮，有失大臣的体统。宣帝亲自询问他有无这些事，他回答说：“闺房里边，夫妇之间，比画眉毛更风流的事儿还多着呢！难道光画画眉毛就算了吗？”宣帝听后笑了笑，没有办他的罪，但总觉得他缺乏威仪，不应上列公卿。所以他任京兆尹八、九年，始终也没有再得到提升。

削职为民

光禄勋杨恽受谗被诛后，在朝亲友统统受到株连而被罢免。张敞为杨恽好友，自然也在弹劾之列。宣帝惜其才能，所以扣留了所奏事，不想罢免他。这时张敞派他属下的贼捕掾（主捕贼的小官吏）絮舜去查一个案件。絮舜以为张敞即将被免职了，不肯再为他效力，竟私自回到家中呆着。有人批评絮舜不该如此，絮舜不以为然地说；“我为此公尽力够多了，他不过是个五日京兆，还想办什么案子？”

张敞听到这些话，怒从中起，立即将絮舜抓捕入狱，定了他的死罪。临刑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的命令对絮舜说：“五日京兆怎么样？冬日已尽，还想再活下去吗？”说完，即令斩首。没过几天，宣帝派出使者巡行天下，举冤狱，絮舜的家人用车拉着絮舜的尸体，向使者鸣冤。使者即奏张敞滥杀无辜。

宣帝问明原委，认为这算不了什么大事，想叫张敞设法逃脱。于是先宣布了以前关于他同杨恽有株连，不宜再居其位的奏状，将他削职为民。受到这样的处分，张敞也明白了宣帝的用意，便缴还印绶，匆匆亡命而去。

复出为官

张敞离职后几个月，京师的社会秩序又乱起来，远不如前。这时冀州也出现了大贼。宣帝思念张敞治贼有方，就派使者到他家中召他。张敞的家人见使者到，以为是为他以前杀无辜的事来抓他，都吓得哭了起来。可是张敞却镇静自若，笑着对家人说：“我已亡命为民，郡吏就可以捕我。朝廷使者来，必是天子又要起用我了。”说着就整理行装，随使者入朝。宣帝召见了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

张敞到任后，境内的广川王宫接连发生盗窃案，可是总破不了。张敞派密探侦察盗贼居止之所，并杀掉了贼首。他根据侦察所得的情况了解到，广川王的内弟及同族宗室刘调等人都与盗贼有关系，王宫成了盗贼的庇护所。于是亲自带领冀州的官吏，出动数百辆车，包围了广川王宫，并直接指挥，将刘调等人从宫中搜出，当即统统斩首，悬首级于王宫门外。张敞任冀州一年多，冀州的盗贼使灭迹了。

后来，宣帝又命张敞为太原太守，实际任职仅一年，便使太原郡秩序井然。

逝世

宣帝死后，元帝初即位时，待诏郑朋向元帝举荐说，张敞乃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元帝征求前将军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张敞是治烦乱的能吏，可是“材轻非师傅之器”。元帝就派使都去召张敞，想任命他为左冯翊。然而恰在此时，张敞因病去世。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生活在西汉的鼎盛时期，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关键人物。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期担任博士，主要讲授《公羊春秋》。他深入研究了西汉前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包括“大一统”、“天人感应”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汉朝及其后的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大一统”理论为统一与巩固国家起了积极作用，而“天人感应”理论则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将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董仲舒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孔子”般的伟大人物。

　　兒宽，是西汉时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他出生于大约汉景帝或汉武帝初年的山东淄博、东营一带，生卒年份不详1。儿宽虽然出身贫寒，没有显赫的背景或政治野心，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坚持和仁爱之心，一步步走到了御史大夫（副宰相）的位置。

兒宽在学业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专注。由于家境贫寒，他无法支付学费，于是选择在学校的食堂帮厨，边工作边学习1。他勤奋刻苦，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并早早地确定了以《尚书》为主攻方向1。通过不懈的努力，他得以师从当时的知名学者欧阳生和孔安国，这两位学者的举荐使他获得了参加策论考试的机会，并最终成功入仕。

在仕途上，倪宽初任廷尉府文学卒史，凭借其扎实的经学功底和优秀的文笔，逐渐获得了上级的赏识。他在任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治理技巧，尤其在农业、刑罚和狱讼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他主张缓刑罚、理狱讼，并注重选拔仁厚的士人，赢得了吏民的广泛信任和喜爱。

兒宽最为人们所知的成就是与司马迁等人共同制定了《太初历》。这一历法在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被颁布，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历法，对后世的农业生产和时间计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倪宽在任左内史期间，还建议在郑国渠上流南岸开“六辅渠”，以扩大灌溉面积，体现了他对农业发展的重视。

兒宽以其卓越的学识、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对农业、历法发展的贡献，在西汉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学习，积极进取，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

　　黄霸（？—公元前51年）[1]，字次公，西汉阳夏（今太康）人，官至丞相。谥号“定侯”。

他历任阳夏游徼（jiǎo）、侍郎谒者，左冯翊属下卒史，因治理有道，赐爵关内侯，俸禄二千石，后聘为太子太傅，升任御史大夫。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移居杜陵。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黄霸病逝。

黄霸性温良、谦虚，识闻博广，理事以法律为准，治民以教化为先，在当时官吏中政绩最为突出。《汉书·循吏传》中曾有“自汉兴，言治民史，以霸为首”的记载。

　　王猛（公元325年-375年），字景略，是 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大臣、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 ，被后世誉为盖过诸葛孔明第一人。他出生于青州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后移家魏郡（在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

王猛出身贫寒，早年以贩畚为业。一次在洛阳卖畚时，遇到一个愿意出高价买畚箕的老者，老者自称是嵩山人，并出价十倍买下了畚箕。王猛随后被老者派人送回山中，才发现老者竟是嵩山之神。长大后，王猛博学多才，善于谋略和用兵，且为人谨重严毅，气度雄远。

王猛曾在后赵将领冉闵灭赵建魏后，隐居华山，等待时机。后来，前秦苻坚即位，王猛被任为中书侍郎，之后在一年中五次擢升，最终官至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封清河郡侯。他综合儒法，选拔廉明，讲求实效，政绩斐然。在政治上，他抵制氐、羌权贵，整肃吏治，强化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他统兵消灭前燕，留镇邺城，都督关东六州军事；在经济上，他劝课农桑，开放山泽，兴修水利，改进耕作，使田畴开辟，仓库充实；在文化上，他广兴学校，重视儒学，禁止图谶迷信，选拔学通一经、才成一艺的任官，促进氐、羌的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

王猛的主要成就包括平定李俨、击破桓温、灭前燕，富国强兵，辅佐苻坚统一北方。然而，他临终前以东晋为正朔所在，劝苻坚勿进攻东晋，但未被采纳，最终导致淝水之败。王猛去世后，谥号“武侯”。

王猛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对前秦的统一和强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事迹和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官，武周时期的宰相1。他早年考中明经科，历任多个地方官职，以不畏权贵、公正廉洁著称2。狄仁杰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表现出色，多次担任要职，包括地官侍郎、同平章事等，对武则天的弊政进行了多次匡正。他还极力劝谏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为唐朝社稷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狄仁杰最为著名的是他在司法方面的成就，他在大理寺任职期间，一年内判决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被誉为“智者廉者”、“明法守法之臣”。

在政治上，狄仁杰也颇有建树，他多次上书直言进谏，为民说理，揭露和抨击当时的弊端，为朝廷的清正之风作出了杰出贡献。

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追赠他为文昌右相，谥号文惠，并在唐朝复辟后，又追赠他为司空、梁国公。

狄仁杰是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法官，以其卓越的政绩和公正的司法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