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的长女 ——我的同父异母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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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红二”一说，有人炫耀，有人不屑。我这里之所以用“红二”是指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类生人。

我的同父异母姐姐走了。我想写些文字纪念她，可是心里慌慌乱乱无法下笔，我爱她，她是我在世上最亲的人之一。记得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幼儿园放假了，我父亲把我带到人民大学，让我对着一位成年人叫姐姐，我毫不犹豫地叫了声“姐姐”，这一叫就叫了一辈子，姐姐也就呵护了我一辈子。

姐姐出生于1929年，姐姐在童年时从来没见过父亲。她常年跟着母亲住娘家，家里没有人对她提起过爹在那里，爹是干什么的，大人们都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姐姐见母亲经常暗自垂泪。

姐姐生平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七、八岁的时候。那是在一个冬天，曾祖父去世了，全家人守在灵前。突然见门外匍匐着进来一个人，扑到灵柩旁便放声大哭。旁边的大人告诉姐姐，这人就是你爹，你爹回来了。

这次父亲回来没有住多久，就又走了，大约是在七七事变前。

父亲这次离家的一幕，深深地刻印在姐姐幼时的脑海里。父亲要出远门了，没有通知叔叔伯伯左邻右舍，所以没有人相送。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街上静悄悄的，奶奶一人站在院子里，父亲走到奶奶面前双膝跪地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向大门口走去。奶奶以衣襟拭泪，姐姐冲出屋门追赶父亲，但见他没带行李包裹，头也不回，走得很快，渐行渐远。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全国青年同仇敌忾，尤其是在北方广大的农村中，由乡绅带头纷纷组织起游击队。这些五花八门的游击队后来有的隶属国民党，有的被共产党收编，有的自生自灭。当时的年轻人参加哪党哪派都是为了抗日，他们那里能预知后面的国共战争？他们又怎会知道人生荣辱如抽签押宝？

后来我父亲的老乡和战友告诉我们，他们县成立了游击队，但是没人会打仗，就把我父亲请去当他们的参谋长。其时我父亲已经随东北军进入冀中。

姐姐说她再次见到父亲就是一身戎装佩带着枪支的军人了。 ‘七七事变’后，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抗日政府组织训练抗日青年。在县城西郊一个旧式书院里住着抗战学院的师生，父亲就在那里当教官。一天姐姐跟着自己的舅舅到抗战学院看望父亲。院子很大，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有一座座气派的大瓦房，还有很多树。只见大操场上的学员们正在操练，歌声、口号声、伴随远处的军号声此起彼伏。姐姐来到父亲住的小屋，迎面放着一排枪架，上面架满枪支。除了枪架就是一张单人床，床边有一个书桌，桌上有一些书。事后多年，我姐姐和姐夫结婚后才知道他也是我父亲训练队中的学员。

我在台湾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中读到当时的青年们参加军训的可感画面，也看到他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的三位教官的生动细节。

父亲在县城工作期间，可以常回家看看，但住的时间很短，主要是招募青年入伍。当时父亲任冀中军分区六分区教导大队长，他每次回家都是身着军装佩戴着武器，他的短枪摘下来就放在堂屋的桌子上。门外候着一群青年，被他一个个叫进去谈话。人来人往，乱乱哄哄，热热闹闹的。后来有二、三十名本村的青年人被父亲带着或介绍参军，到抗日前线去打鬼子了。大概是1938末或1939年初，父亲在赵承金部的南下支队，到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活动在河南滑县、濮阳一带。

因为敌人的割据，冀南、冀中被分割为两大根据地，父亲在冀南抗日，老家父母妻女在冀中的沦陷区。中间有敌人的封锁线，岗楼林立，南北音信断绝。整整八年，亲人互不知生死。

王鼎钧的回忆中说：小日本军队军人的年龄越来越小，很猥琐，以放火烧村子为乐事，以机枪点射老百姓为“游戏”。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日寇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姐姐与父亲久别重逢，是她永生难忘的记忆。那是1945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苦撑苦熬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全家人沉浸在欢庆胜利之中，又听说共产党南方的部队正在北上，紧接着，村子里天天就有部队经过。看到战士们苦战八年后衣着虽然显得破旧，但个个精神焕发。战士们荷枪实弹，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队伍中有男有女。姐姐追着女兵看，心中很是羡慕。当人们看到队伍中有马队出现时，就知道是部队中当官的过来了。他们来到村子后，骑马的军官一般都要下马和乡亲们打招呼。爷爷奶奶天天都到街上去看，去打听。

我们的爷爷也是中共党员，这一天，爷爷经多次打问后得知：赵承金的部队快过来了。赵承金是冀南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父亲是军分区参谋长。这个喜讯对全家人来说甚至胜过日本投降的消息，盼着这支大军早日到来。爷爷和奶奶天不亮就在村头去等，盼望着儿子的归来。有一天下午，赵承金的队伍进村了，街上站满了士兵和马匹，就听街上有人喊说，“玉堂回来了！”

八年来，父亲在前方浴血奋战，终于等到了全家人团圆的一天。悲喜交集的姐姐想见父亲，又怕见父亲，姐姐不敢上街去迎接，她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紧张得神经都是绷紧的。

这时，只见父亲全副戎装，带着警卫员、马夫、炊事员走进院子，接着迈进屋来。姐姐扑上去在父亲怀里放声大哭。姐姐的母亲是区抗日干部，1941年患病后因环境恶劣，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去世了。这些年姐姐就是一个孤儿跟着爷爷奶奶。没有父母的姐姐，被村里的小孩说成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孩子，姐姐小小年纪受尽屈辱和磨难。而父亲在冀南对家庭的变故全然不知。现在父亲回来了，姐姐却没有了母亲，真是悲从中来，父亲抚摸着姐姐的头也流下了眼泪。

父亲随部队由冀南北上，路过家乡看望父母女儿，在家稍事逗留了几天，即随大部队去参加东北解放战争，这一别又是四年。



　　命运使我的姐姐成为“红二代”的长女。

由于父亲的关系，组织上送姐姐去辛集中学上学，姐姐是村子里同龄的女孩中唯一出村上学的。1946年姐姐在老家河北深县的一所简易的为期半年的师范结业后，教导主任推荐姐姐去读辛集中学，并且写了封推荐信。姐姐高兴地拿着推荐信，跟随一位深县县委的同志，步行70多里地到了辛集。那时石家庄还没有解放。辛集就算是冀中最大的城市了，这里道路宽阔，店铺林立，街景繁华。辛集是16岁的姐姐第一次所见到的大城市。

辛集中学的陈校长个子不高，白皙的脸庞，戴着近视镜，文质彬彬的样子。陈校长看过介绍信，很和气地说招生期已过但你可以作为插班生入校学习。

姐姐兴冲冲地一个人沿着已遭到破坏的沧石公路，风尘仆仆回到家里取行李，爷爷奶奶听说孙女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很不放心。奶奶边唠叨着边忙着为姐姐准备衣物。恰好本村的一位老乡赶着马车去办事顺路过辛集。姐姐把自己的行李放上了马车。

陈校长安排姐姐插入三班也就是三队，学校沿袭了战争时期的叫法，班称为队，当时学校已有三个班近百位学生。几个女生亲热地帮着拿行李，问寒问暖。姐姐新奇地四处观望，这里曾是一个有钱人的大庄园。一座座完整漂亮的大四合院，大院套小院，院院相通，据说共有几十个院落。学校里还有一个大场院，是学生们的操场和集会的场所。

女生宿舍屋内四壁空空，靠北墙是谷秸铺成的大通铺。同学们把自己的衣物整齐地码放在墙根下。前边有用砖垒成的多个小平台，权当书桌，上面摆放着每个人的书本及洗漱用具。

辛集中学在抗战期间没有固定的校址，师生们像部队一样过着动荡的、游击式的学习生活。抗战胜利后，辛集中学把校址设在 “都当营”。显然是刚刚安营，一切都是那么简陋，但是学校的教学和课程设置是严肃和完整的，这里设有初中的教育：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体育和音乐课。

学校的领导和师生们都憋着一股劲儿，老师们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学生刻苦学习如饥似渴（让我想到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学员）。

语文老师要求每人每周交一篇作文。他会逐一阅读批改，纠错字改病句，写批语，朗读范文，使同学们的文字水平迅速得到了提高。姐姐由于基础差，对数学课感到有压力。生物课让姐姐第一次了解到人体结构这样新鲜的知识。

同学们大多来自贫苦的农民子女，同学中年龄相差很大，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十六、七的（又让我想到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学生），同学们相处得如兄弟姐妹。姐姐虽然年龄小，还被选为班干部。

每天吃饭的铃声一响，同学们带上碗筷，跑到广场上排好队开始大声唱歌。食堂的大师傅把热气腾腾的菜饭在地上一盆盆摆好。然后挥着菜勺，指挥大家一唱再唱。直到队长喊“开动” ！同学们这才分成小组，围着一盆菜蹲成圈，小米饼子自取管饱。隔一段时间会改善伙食，有肉菜和馒头吃。

当时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还在敌占区，为防止从石家庄方向来的敌人沿石德铁路线进攻解放区。每到周日，学校都组织学生们和当地的群众一起，卸铁轨、拆枕木、挖地沟，破坏交通干线。

入冬后，学校加紧组织战备演习。经常选在严寒的早晨或漆黑的夜晚，紧急集合的钟声一响，同学们立即掀起自己的热被窝，手脚忙乱地把衣被、碗筷、书本一股脑打成背包，全副武装跑出宿舍，急行军几里路后，再返回学校。（这也让我想起插队时的基干民兵训练专门挑冬天的夜半时分去爬山）

1947年春内战爆发，蒋介石军队进攻解放区，中共撤出延安。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军上前线。姐姐年龄小留在校内参加支前活动。由师生组成工作队，到附近的农村访贫问苦，宣传斗争形势，动员乡亲们参加支前活动。当地的土改刚刚开始，她们就向老乡们讲解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了这年的夏天，战事更加紧张，学校组织学生们到军队医院，做护理工作当卫生员，给伤员送水送饭。

1947年冬，石家庄临近解放，学校里组织起文工团，很快排练出 “白毛女”、 “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姐姐参加合唱、当群众演员、管理服装道具，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文工团还到前线慰问解放军，到石家庄街头做宣传活动，受到了辛集军分区领导的赞誉。直到1948年的春节，他们才返回学校。遇到军区来招考速记员，姐姐和几个同学考取了，准备去晋察冀军区报到。

陈校长在欢送学生参军会上的致辞说：同学们离开学校，即将走上战斗的岗位。每个青年人都要有远大的理想，确立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今后，你们将接受战争的考验。你们将作为战士，希望你们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经得起考验，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做一个战争时代的好军人。

陈校长的一席话说得姐姐们热血沸腾，从此姐姐们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在辛集中学两年多的学习生活，是姐姐青少年时期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女孩，长见识，学文化，心身迅速成长起来。

我们老家经过土改分到了田地，祖父母虽然年老但身体硬朗还能参加劳动，家里生活大大改善。1949年，姐姐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的一名党员干部，随着机关由河北平山迁往北京，在前门旁边的银行工会的大楼里办公。由于东北已经解放，姐姐和父亲经常可以通信联系了。姐姐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将要调到北京工作，她高兴地期盼着。一天传达室通知姐姐，楼下会客室里有人找。姐姐急忙跑进会客室，见到父亲和继母坐在沙发上，姐姐快步走上去和父亲与继母握手，一时激动得都不知说什么好。看上去父亲身体很好，脱掉戎装，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容光焕发，显得年轻不少。这次见面是自1945年与父亲在家乡别后的第5个年头了， 四年前父亲离家去东北时，姐姐15岁，到1948年姐姐参军并入党，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父亲自然欣慰。

之后父亲到了天津任铁道部下属的钢铁厂厂长。姐姐在假期往返于北京和天津之间。坐小车，住洋房，姐姐体验到了干部子女的优越。



姐姐和我，我出生于天津。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姐姐作为调干生入法律系学习。姐夫是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法律系主任。姐姐的幸福人生开挂了。

5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某高校当总务主任。姐夫时任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姐姐正在人大法律系读研。他们翁婿、父女三人在人大会堂召开的高校干部大会上相遇。大会听取了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我父亲跟姐姐说，这个伍修权我认识。当年正是这位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亲自给我父亲交代任务，让他带领一个小分队开着一辆小火车进山剿匪。父亲把自己衣兜里的所有东西都掏出来，并提前交了党费。伍修权与他双手相握。父亲说，他那时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有想着这趟任务能活着回来。

会后父亲请女儿女婿在王府井吃饭，真是一段幸福时光。

记得姐姐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件事，那天刘少奇要来人大做报告，姐姐作为又漂亮又被信任的孩子，分派她给刘少奇端茶送水。姐姐说保安工作十分严密，实际上讲台地下已经埋了一圈地雷。

姐姐也有遗憾的事儿，人民大学向苏联选派留学生，品学兼优的姐姐被同学们敲锣打鼓地送出了学校。可是在入苏联之前的集训班上，姐姐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留学泡了汤，修养了几个月后，姐姐尴尬地又回到人大的同学们之间。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我在姐姐家时曾听到过姐姐和姐夫的讨论：党大还是法大？到年纪稍长时我才明白这种讨论的深意和危险性。姐姐在人大留校工作后先当教师后到了党委会工作。

时间来到文革，姐夫被揪出来了，说他是“叛徒、变节分子”。起因是他在抗战时遇到一队小日本，但自己人只有两三个，为了保存实力，他们赶忙钻进青纱帐，把手枪埋起来，换成老乡的服装。学生们把大字报贴到楼门口，拉他去挨斗做“飞机”。我问姐夫挨斗时什么感觉？他却说，低着头看各位的脚，突然发现怎么自己的脚比别人的都小呢？哈哈。姐姐在一旁赌气：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就那么贪生怕死吗？如果那样，你就是烈士，不是叛徒！

之后，人民大学作为唯一的文科大学被解散了。姐姐带着三个孩子随姐夫去沙洋农场劳动改造。沙洋农场本就是劳改农场，每天在大街上有许多带着“罪犯”黒牌的劳改犯闪过来凶狠的目光。这下可好了，法官和罪犯一起劳改了。姐姐、姐夫穿着大长胶靴，踩着烂泥，挑着猪食或者猪粪。湖北的夏天又闷又热，小咬甚多，一家人住在一间小平房里还是泥地面。孩子们在当地上小学，姐姐很不放心她的几个女孩，担心“黑牌”会不会对法官的孩子施行报复。

几年后姐夫结束劳动回到最高法院，但是姐姐工作的人民大学还没恢复，姐姐一个人呆在农场。我从插队的地方去看她，她以泪洗面说：自己正当中年，韶华易逝，怎么是好？你姐夫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管，也不帮忙找个单位，我真想工作呀！

我也亲眼见到姐夫涨红着脸说：如果我有权制定法律，我要定一个“走后门法”。姐夫是法律界的老人，几任最高法院的院长都曾是他的学生，虽然那时他还当着最高法院的民厅厅长和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想，各个学界不是没有正义的官员和学者，只是他们不做主。

文革后姐姐回到人民大学的监委会工作。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姐姐又是没白没黑地忙开了，她整天查材料，奔各地出差，赶火车然后经常徒步，因为那些冤屈者往往被贬到穷山僻壤的地方不会通交通工具。姐姐采访、整理，为人家写申诉材料。替文革中受迫害的同志们平反，姐姐不愿意落掉一个人。

在这里我又要感叹一下：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英明！可是如果没有千千万万我姐姐这样的善良的勤恳的工作人员，平反冤家错案就是一句空话。姐姐说，她在工作中遇到许多人和事令她感动，有人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们却说：你们来找我我已领情啦，我不给组织上找麻烦，我什么也不要啦。

姐姐他们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不但为人大知名经济学家，被国家授予优秀教师称号的卫兴华教授落实政策。还为保卫处的职工纠正冤假错案，为他们的子女落实户口和工作问题。把她接到家里和孩子们一起住。

姐姐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成绩津津乐道，事后反而总结她一生的工作。即感慨又沮丧。她说：你看我一辈子都干了什么事呀？我在校党委时先是积极地做工作把人家打成各种“分子”，然后又到监委会，认认真真地又一个个给人家平反。负正得零，我一辈子干的工作就是零！各种运动把多少人的人生也化为零啊！

由此可见姐姐的为人：善良，正直，朴实和诚恳。

姐姐、姐夫工作繁忙，常年请保姆照顾三个孩子。我姐姐拿年长的保姆当成自己的老人，拿年轻的保姆当自己的姊妹，而她却要求自己的三个孩子必须分担保姆的家务：扫地，擦桌子，帮厨。凡是到姐姐家的保姆都干得很长，有一位老阿姨干到八十岁，全家为她送行时，姐夫说：我把你当成我的老人，以后让你的孩子常来走亲戚吧。



我和姐姐

我和姐姐相差二十二岁，姐姐是我一生的朋友，知心人。姐姐最爱和我聊天，我对姐姐也是无话不谈。只有一次，姐姐火了，直接把我从家里赶到大街上。我不知深浅地告诉她说：我们去日本旅游时参观了靖国神社。我本不想告诉她，连去日本旅游事先都不敢说的。我妈也恨日本人，在她们面前不能提小日本。她们的童年和青少年在沦陷区长大（我妈小时候在东北日本统治区）。受尽侵略者的欺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是非和荣辱观，好比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在我们面前说：文革挺好玩的。我们能不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抽他一个嘴巴吗？



　　姐姐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善良的人，她接济亲戚，帮助朋友。惦记这个关心那个。我都这么老了，她还问我缺钱不？不论是她的下属还是她的后辈，她是一片真心对人如己。她常说，是我们的爷爷和父亲教会了她怎么做人。这个传统不能丢！

姐姐走完了她“红二”长女的一生。人们不应该对“红二”抱着什么成见，“红二”只是在她们那代人中的一种人生类型而已，“红二”中具有我姐姐这种品德的大有人在。勤恳工作，不贪、不沾，两袖清风。

据说四九年时，有人被问：你当时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这边？那人无语。历史、社会、选择决定人的命运。但是我们老知青这一代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所以我们都有着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

即使说有选择也可以让你抽签，即使说你押对了宝，跟对了什么人走对了什么路，但是，没有什么是永远正确的，更没有永远的政治正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无论顺逆，无论是“红二”还是非红二，个人的努力和品德最重要，做人最重要。

邢仪

2024年初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