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字报算笔政治经济帐

逍遥平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曾经被写入宪法，作为法律给予人民民主权利而被肯定并允许广泛运用。起初大字报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就是大字书写的墙报，后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大字报成了大批判的有力武器。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名义，去张贴任何内容的大字报，“大字报”就是合法的鸣放形式。即使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或是居心叵测的恶意诽谤，都是符合法律法规的。加上当时青年人狂热的政治热情和偏激、极端的思维方式，更增加了大字报的冲击力和不确定性。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正是由此走向混乱，成为害人杀人诛心的武器。

显然，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革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字报是北大聂元梓炮轰校党委的，紧接着大字报就糊满整个校园。随后中南海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大字报就此铺天盖地的糊满中国。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所产生的各种破坏作用，除了其本身这种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它被用来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斗争，成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也是祸国殃民的大杀器。

记得大字报刚刚席卷校园的时候，我作为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跟着高年级学生身后，拎着浆糊桶，夹着厚厚一沓的大字报，走到哪就把大字报贴到哪。这是积极参加运动，关心国家大事的最好证明。要知道大字报本身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支出。仅1966年6月份，复旦大学贴大字报即用糨糊七千斤、白报纸五百令，墨汁则是成桶成桶购买。有人统计，由运动开始到当时，仅北京一地，“所用于大字报之浆糊纸张，已达十二亿（元）”。可以想象，全国做浆糊的面粉该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当时的人民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却把雪白的面粉糊到墙上。大字报在政治上的荒唐和生活中的浪费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大字报是特定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随着历史的进步，成为尘迹而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