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金“匾额”

安静

2024年11月17日，在上海市松江区“泗径古镇”，有一个“匾额愽物馆”，陈列着历朝历代的匾额，古色古香，浓厚朴质，金光闪闪。

匾额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有说明建筑名称的作用，也起到激励教化的社会作用，而起到教化作用的匾额可以脱离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

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先秦时期，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不仅是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相当于建筑的眼睛。它通常悬挂于门屏上，反映建筑物的名称和性质，同时表达人们的义理和情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匾额的用途非常广泛，包括作为堂号、表彰、祝福、商号和室内装饰等。在古代，匾额还承担着民间旌表制度的作用，与西方的奖章、证书不同，匾额是公开的荣耀，可以让一个族群或一个地方都感受到的荣耀。古代的匾额多由书法家题写，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还具有艺术价值。匾文凝聚了中华人文要义，浓缩了圣贤学养的精髓，承载了书写者的信仰、名节和担当，体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

匾额不仅是文化载体，也是传统象征，既是人文风景，更是历史印记。它们在城市和乡村中都非常普遍地被使用，但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因素，如今在城市已经很难看到有文物价值的老匾额了。匾额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在古代社会，匾额分为官匾与私匾，官匾就是皇帝钦赐、朝廷官员官方题写的匾，官匾之外的便是私匾。除了标识类匾额外，具有教化功能的匾额按匾文内容再细分，一般分为科举功名匾、宣扬高尚品德的宣教类匾额、体现家族荣耀及祝福高寿老人的庆贺匾、表扬清明廉洁的清廉匾等等。

在匾额愽物馆中，激励科举的匾额比较多，清代科举分文、武两科。清初规定，各省文、武乡试每三年凡一举，逢子、卯、午、酉年为正科；文、武会试也是每三年凡一举，逢丑、辰、戌、未年为正科。遇皇家庆典之当年或次年，文、武科之乡、会试则加科为恩科。就文、武会试而言，"同治壬戌，是正科，次年才为了同治皇帝"登极"加"同治二年癸亥恩科。同治元年壬戌科的文、武状元（第一名文进士和第一名武进士）分别是徐郝和史天祥。从文、武乡试来说，"同治元年壬戌"不是正科，却逢同治皇帝"登极"，遂于当年加"同治壬戌恩科"，又由于此前咸丰十一年辛西正科（展期，故于兹合併为"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正科"。福建乡试"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正科"的文、武科解元（第一名文举人和第一名武举）分别是王彬和许仁光。题画人徐宗干，江苏通州人。清嘉庆二十五年三甲第17名进士，历嘉、道、咸、同四朝，曾任分巡台湾兵备道，时任福建巡抚。道光皇帝有言赞曰："徐宗干官声好。台湾地方安静，便是好官"；同治皇帝曰："徐宗干居官廉惠，所至有声"，并谕："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历任劳绩著编入国史循良传，并加恩予谥"（徐宗干身后得到的谥号是"清惠")。徐宗干《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谱》记：同治元年壬戌，"十月十八日，监临补壬戌恩科并辛酉正科，入闱八千余人，十一月十八日放榜，加广中额王彬等二百三十五名"；又记：同治二年癸亥，"二月初三日主试武闱，二十四日放榜，两科并加额中武举许仁光等一百四十四名。"阮为山是"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正科"的第118名武举，他有幸得到徐宗干圆匾，是其本人、族人，后人的荣耀。

在匾额愽物馆，倡导清廉孝敬的匾额也很多。所谓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汉字"孝"的形义不仅是子承老，而且是老传子。作为子女，应该肩负起赡养、扶助父母的责任。中华文化的人伦情义，正是通过家庭代代相传。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之所以把孝廉作为考察选拔官员的主要条件，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相信"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一个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不可能忠君爱国，一个贪婪徇私的人也不可能爱护民众。自古以来，"孝道"都是衡量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试想，一个荣辱不分、德行不良、连自己父母都不关爱的人，又怎能指望他清明如水、造福一方呢？而孝与廉，也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善事父母为孝。"孟子曾经谈过世俗所谓的五种不孝，其主要观点就是子女只要"不顾父母之养"和有"以危父母"的表现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因此，廉洁从政既是党和政府、人民对公务人员履职的要求，也是子女对父母孝敬、对家庭负责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