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 风

郑心

春天里的一个日子，我骑着电瓶车到白云山森林公园里。那一天山茶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得鲜艳，像是青山着意打扮，迎接着我。

这个森林公园原来是一个林场，文革时期我在这里做过知青。我一直骑到了一个原来叫丽阳坑林区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是职工住宿地。现在，可以看到盖了一片的别墅楼，都盖好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并未启用。有一幢青瓦土墙的小矮房立在别墅群的边上，看起来是清朝或民国时期的房子，它的质朴无华，在那一大片洋楼中显得格外的另类。我知道它叫“赖家祖屋”。

赖家祖屋居然还在！我有点吃惊，我原以为应该早就被公园“吃”掉了。那么，它也算得上“屋坚强”了。当然，这是说它二三百年的年纪够“厉害”。

我走近这幢屋子，看到一个有些年纪了的女人，感觉有些面熟，却一直想不起她是谁。她正在屋边的菜地上劳作，挥动着锄头。看到有人来了，就停下了手中的活。她顺手擦着脸上的汗，脸上有许多的皱纹，但透着红润健康。

她打量我老半天，说：“你不是郑欣吗？是文革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活跃分子，我们常看你演出呢。”我比她稍小一些，林场很大，我呆林场也只有五年，所以虽认识了所有林场职工的面孔，姓名从来就没有记全过。

她赶紧说：“我是连红呀！不过我们没有呆过一个林区，所以你不熟我。我呆过好几个林区，最后是寿宁寺林区。”

林区就是这样，山挨着山，到处是山，各林区之间隔着大山也没什么往来，除非是调动，才会熟悉新人。但是总场开大会（一般也不开会，只有批斗会），人们才会难得一见。还有就是我们宣传队演出了，也有许多人赶下山来看。

我努力回想那时林场的人们，记忆中渐渐浮现出一张年轻的面容姣好的脸。是在总场演出时，一个女孩仰着脸全神贯注的，很喜欢看戏的样子，每次都冲台上的我笑。我对她说：“我认出你了，你是连红姐！那时你很好看的。”她开心地笑了，说：“老啦！”

我们一起坐在一张石桌边，山涧水从身旁流过。有一根长长的竹子，被劈成一半，把水引到了屋边池子里，叮叮咚咚地响着。我们开始聊天，聊起了她的生活。

现在大家都叫我老赖婆，今年七十七岁，丈夫十多年前就去世了，那年他七十一岁。

这里是山沟沟里，现在你看到只有这一幢老屋，解放以前，这里原来可是一个村子。大跃进年代之后，我们生产队的土地都划进国营林场，你看到的这些山都划入了，我的这幢祖屋没有，留给我母亲。她是小脚女人，林场没要她，房子就留下来了，所以整个林场就剩下了这一幢老屋是私有的了。当时这可不是开心的事，那个时候大家都吃不饱，巴不得划到林场去做居民，有了居民户口，就有粮食供应，还可以分到砖砌的新楼住。村里的人都渐渐地全家搬到各林区去了，只剩我们家孤独地住着老屋（留有屋，我爸也就没有住公房资格了）。

讲起这个祖屋，大约是清朝时候，我的太公从福建那边过来，就在这里盖了房，原来是七间进的，被火烧了，只剩下这三四间了。后来这里慢慢就是一个村子，有赖、周、陈等姓。民国的时候，山的那边是属政府管的林场，范围不大。

我们没有划进林场之前，当时生产队种的粮食都交公粮了，交完公粮自己就没有吃的。山里也只能种红薯，再晒成干，一年到头吃的是红薯干。我还很小，记得那时没有吃的了，林场却还有红薯干，就给我们村里人，算是支援帮助我们，不致于饿死。所以大家都知道林场比我们农村强，做林场人好。

到了1960年，好事情来了，我们生产队从原来归属的丽阳大队划归林场，那年我十四岁。我父亲成了林场工人，工资是28元6角。我母亲是小脚不能爬山，林场没有要。那时，满花妈是工人，去山上干活，4角5分一天，我妈就帮她带小孩，她给我妈每天1角钱工钱。我妈帮别人带了好几个小孩，赚钱养家。两个弟弟都在上初中，我是女儿，一天学也没有上，到林场做临时工干活。

那时是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林场也不好了，做的很苦，都是种自给粮自保。女的也要到山上去干活，每月25斤粮食。因为每天爬山做体力活，吃不饱。如果让我们自己开荒种点东西，那也能吃的饱些，但是那时不让种，谁种就是资本主义要挨批，种了马上被拔掉。

我丈夫是温州知识青年，下放到这里，后来我就和他谈上对象了。他比我年长十一岁，长的很俊。他读过浙江大学电机系，没有毕业。他们那批是1963年下放来的，共有一百多人，开始都去了林场最高的太山林区，后来再分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先谈过一个一起来的温州女青年，那个女青年觉得太苦了，就通过关系调到城里工厂去了。那时他工资是21元，后来连续拿了二十一年没有加过工资。

我和他在祖屋办了酒席。我还记得那一天，酒席上父母为我们祝福，我们向父母磕头跪拜，向亲戚好友们敬酒。他被灌得醉醺醺的，祖屋被他们一帮温州男知青闹翻了天。或许知青们都知道一辈子回不去温州了，要永远做山里人，心里很苦闷。他们在前堂间喝着酒打闹到天亮，我是一个人在里屋里醒着等他也等到了天亮。

我后来慢慢知道了一些丈夫的情况。他三岁没了娘，十一岁没了爹，真是苦。他父亲原来是开银行的资本家，成分很不好。那家银行地址就是现在的温州中国银行位置。那时个人成分是很重要的，成分不好就是“黑五类”。因此他到丽水之前，就认了温州乡下一个贫农做爹，成了他的儿子，这样他才避免了受歧视。

我丈夫在林区兼出纳，总场庄会计说他做的账清清楚楚。他每月到总场去结账一次，然后他会进城，买一张1角4分的电影票看一场电影，再买一本也是1角多钱的杂志，一个担子爬着山路，挑回来草鞋、煤油等生活用品。他对我说，这是他每月的一个什么精神享受。随他吧，总归他是文化人，山里生活枯燥，他想知道山外的世界。

我十四岁到林场，年龄太小，不够做正式工，做了十四年的临时工。先是每天2角5分，后来加到6角。做临时工如果下雨下雪天不能出工，就没有工钱。年龄到了十八岁可以转正了，但还是不让我转正。和我一样大的兰英就不一样了，她就转正了，理由是比我大两个月，其实她比我还小两个月，场领导帮了她改年龄（她认领导做干娘）。那是很要紧的一次转正，后来四清、文革十多年，就一直没有转正的政策了。我到文革后才终于给转正了，转正后工资是每月18元。

我们一直在林区做到退休。丈夫1997年退休，工资300元。退休后，我们在寿宁寺林区包了三百亩桔树地。到第六年，我们刚赚到一点钱，林场又说要重新搞投标。我很生气，辛苦种了几年刚有桔子摘了，怎么又不让种了。我和场领导大吵一场，也没有用。投标是每亩三百元起标的，叫到八百元，我们觉得太高了。丈夫是实在人，说算了，我们不要与人家争吧。我虽不服气，但后来还是听他的，算了。我们种的桔树第三年就有桔子摘了，水东林区种桔十多年都没有得摘，可见我们是下了许多功夫去做的。

日子好过了，我们夫妻想好好过晚年，但时间不长丈夫却走了，也是山里的生活对于城里人来说太艰苦了吧，而我是土生土长习惯些。我现在还是很想念他，想起我们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怎么苦都是甜的，我们只有来世再相聚了！

她说完了，我看到她眼眶湿润了。

我想这也是祖屋延续到她这一辈的一段奇缘吧：一个是温州银行家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女儿；一个大学生，一个是白丁。他们在林场大山里相遇，相亲相爱过了一辈子，患难见真情，这就是了。

我们一直聊着，山风从山凹的那边微微吹来，林子哗哗作响。山坡上丛丛的山茶花，一片片的红，连着了天际边的白云，祖屋黄墙青瓦立在青山边，看去一切是那么的和谐。祖屋并不言语，它把我们说的或许都听进去了，它正是主人生活的见证。我看着，不竟叫道：“连红姐，你看山茶花开得多红！为你开的！”

连红笑了，说：“是，我的名字也取得好听！”

天快黑了，我要骑车走了。连红对我说：“山路弯，骑慢点！”

我看她站在祖屋门口，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