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之古代中国（一）

琴韵悠扬

　　今天又约上国博了，主要是看负一楼的古代中国陈列展，寻找其中的十大镇馆之宝。

“古代中国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困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此图来源于网络）

　　进入地下负一层大厅，呈现在面前的就是这幅巨幕地图，在不断的更换着从远古到清朝的疆域分布图，让我们对国家的历史渊源先有清晰的认识后再参观，古代中国的整体脉络框架就在大脑里有了，便于我们参观学习。

　　远古时期（大约20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开始直立行走了，还学会了用火。

这尊“北京人背鹿塑像”就是由北京龙骨山的化石遗存复原的。这个时期的人身材矮小，四肢粗壮发达，相貌与山顶洞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旧石器中晚期，直立人进化为智人，智人意为“智慧的人”，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余万年—5万年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身体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石器加工技术有所进步。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一1万年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身体特征已接近现代人，石器加工技术更加进步，已学会人工取火。

金牛山人头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8万年前）原物1984年辽宁营口大石桥金牛山出土。金牛山人颅骨的形态整体上与北京猿人有明显区别，与较晚的和县人更为接近。因此，虽然金牛山人年代较早，多数学者仍主张将其归入早期智人范畴。

　　这幅山顶洞人生活图（约3万年前）是晚期智人的缩影，已经开始使用骨针，掌握了磨制、钻孔技术，身体特征已接近现代人。这个时期原始信仰、原始艺术开始萌芽。

　　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约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上的人类进入新时期时代，出现了农业、养殖业，开始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生产方式由攫取经济过度到了生产经济。新时期时代晚期，社会分化加剧，还出现了专门的贵族墓地。

以下是我喜欢的几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側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前30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鹿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2900年），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士。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

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件镇馆之宝。

　　鱼鸟纹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壶身绘鱼鸟纹装饰，首尾相逐环绕一周。鸟长颈长喙，头顶生翎，正衔住鱼尾。鱼拼命挣扎反抗，一副被动挨打的模样。画面借助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隐寓远古社会并存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因为鱼为鸟所制，表明此时鸟部族暂居上风，鱼部族的地位则相对低落。

　　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这些水上生活场面是远古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捕鱼的真实写照。

　　姜寨聚落遗址（模型）：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为主的原始聚落遗址。该遗址的文化层次清晰，从仰韶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晚期，共有五期文化层，其中前四期属于仰韶文化，最上层的第五期属于龙山文化。姜寨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1972年，至1979年结束，共进行了11次发掘，发现了从仰韶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的五期文化遗存。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对于了解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考古发掘，学者们能够重建当时的社会结构、居住模式以及经济活动，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鹳鱼石斧彩陶缸：仰韶文化，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陶缸是用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有一副高37厘米的、宽44厘米的《鹳鱼石斧》彩陶饰图，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石斧。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遗憾的是我在国博没找到它，不知道遗漏在什么地方，错过国博这一镇馆之宝，这是从网上下载的图片和介绍。

　　牙雕凤鸟匕形器：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这件匕形器用象牙圆雕成鸟形，形象生动，制作精巧，是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匕是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羹匙。牙雕凤鸟匕形器在外观上与匕很相似，却不是匕，扁舌形的鸟尾无论是盛汤还是盛饭都不大实用。从其腹背的钻孔看，它应该是穿系起来使用的，很可能是在原始信仰活动中使用的仪式用具或装饰品。

　　玉龙：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士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这是我找到的第二件镇馆之宝。

　　箍形玉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1986年征集。箍形玉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既能束发，也可以戴在头上作为玉冠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遗址都出土了代表王权、神权等特珠用途的玉礼器。箍形玉器陪葬于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多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下方，是证明其特殊身份地位的最明显标志。

　　彩陶盉：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济水。背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

　　白陶鬹（gui）：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陶鬹是远古时期人们烧水或温酒用的容器，白陶鬹则是这类器形中的稀有物种。它们以高岭土制作，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经1200C左右的窑温才能烧造而成。白陶鬶非实用器，具有礼器的功能。

　　缕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是这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大汶口遗址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筒形彩陶瓶：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 前3000年），1958年四川巫山大溪出土。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1958年征集。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玉璧：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1988年浙江余杭长命山士。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涡纹彩陶罐：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连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水流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彩陶鼓：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1986年甘肃永登乐山坪出土。这件彩陶鼓近鼓面处有若干乳钉围成一圈，以便于蒙包兽皮。

　　裸体双性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1974年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柳湾。 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颈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壶身彩绘之间还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人像站立，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备，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腹部。双手置腹前，乳头用黑彩加以点绘，在人像下腹处夸张地塑造出生殖器的形象。此外，在壶的颈部背面绘有长发，长发下绘出一只大蛙，在人像两腿的外侧也绘着蛙纹。

裸体浮雕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

　　镂孔陶器座：王湾三期文化（約公元前2500年一前1900年），1900年河南洛阳王湾出士。 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陶器大多朴实无华。而这件器座运用磨光、镂雕、分割，畿印、线刻等多种加工手法，凸显出器座的精致与贵重，体量宽大，造型稳重，颇具王者风范。这件镂孔灰陶器座是王湾三期文化陶器中的精品。器座的图案风格和装饰效果与后代的青铜礼器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而这样的陶器可能也用于远古时期的礼仪活动。

　　薄胎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标志型器物，陶杯通体轮制而成，器壁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故被称“蛋壳陶”，它的製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的顶峰。龙山文化中高柄杯仅出现于少數大中型高等级墓葬内，显然是一种标志身份的礼器。

　　玉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历史脉络更加清晰明朗，不再是停留在80年代中学课本里的认知。

　　青铜铸造：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合金技术普及，出现采用多块复合范浇铸的青铜礼器群，工艺复杂。

商代的青铜铸造业内部分工明确，生产规模扩大，并用一次浇铸的浑铸法与先铸器体或附件然后接铸两者的分铸法，铸造出品类多样、造型复杂、纹饰精美的器物，在器型设计、制作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西周早期的青铜制品，较多承袭商代遗风。西周中期之后，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并在铸器时使用焊接技术，器类、器型、纹饰均发生明显变化，出现许多新的式样。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觚、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存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纪），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除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 “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治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青铜卣（you）：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嵌绿松石青铜戈：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殷墟商代王室墓葬，墓室不大，面积约二十平米，随葬品却极为丰富，共出士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珍贵文物近两千件。根据墓葬的发掘材料推测，墓上原建有甲骨卜辞中称作“母辛宗”的享堂。

这件嵌绿松石青铜戈是妇好墓出士的珍贵文物之一，属于大型青铜戈。其援部、内部均嵌饰绿松石，华美异常，表明这件青铜戈并非用以勾杀的实用兵器，而是仪式典礼中使用的礼器。商周时期的女性墓葬中，极少随葬兵器。妇好墓中却随葬有大量青铜钺、青铜戈等兵器，暗示了妇好作为商王之妻，兼有极大的军事权力，这在商周时期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亚启”青铜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此器内部铸铭文“亚启”。

　　“妇好” 背铜偶方彝：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该物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 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技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

　　“ 后母戊”青铜方鼎：又称司母戊鼎，是‌商代晚期武丁时期的‌青铜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后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的铸品，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832.84千克。其器形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在鼎身铸成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的威武凝重之感。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展现了商代青铜铸造的高超工艺和艺术水平。

2011年，经过学术界的考证，“司母戊”更名为“后母戊”，以更准确地反映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后母戊鼎不仅是商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之一，其铸造工艺和技术水平充分展示了商代后期青铜铸造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此外，该鼎还多次出现在‌邮票和其他文化产品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这是我找到的第三件镇馆之宝。

　　鼎的侧面

　　青铜斝（jia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

　　青铜瓿（bu）：商正式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

　　“妇好”青铜三联甗（zeng ）：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篦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觚（gu）：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

　　青铜盉（he）：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盂（yu）：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士。

　　“妇好”青铜鹗（ xiao)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鹗(猫头鹰）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妇好鹗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鹗，下垂的鹗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冶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鹗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裨阖的附件装饰。鹗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士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撤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这是我找到的第四件镇馆之宝。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龙虎纹尊的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腹部有三组虎食人纹，云雷纹地，以浮雕虎首为中心，左右双身，虎口含一人；圈足饰饕餮纹。整器工艺精湛，是商周青铜器中的精品。安徽阜南地区在商代是淮夷聚居地，此地出士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

虎食人纹在商后期的传播十分广远，著名的后母戊鼎耳部外侧、妇好钺身部均有发现。除见于殷墟和安徽地区，在商文化影响下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也有发现。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龙虎纹尊，属成都平原的早期蜀文化。

关于这一主题的人文内涵，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众说纷纭。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供文，称古有虎噬鬼魅，借以慑邪祟。此说与虎食人主题的纹样契合度较高，可能是取意的来源。

　　青铜轭（e）：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马车马坑出土。

“作册般”青铜鼋：商代末年，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鼋肩、背共负有四簇，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并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鼋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二里头文化时期，玉石器器类增多，雕琢更加精细，出现了新的装饰纹样以及在青铜上镶嵌绿松石的工艺。商代的玉石器加工工艺取得了明显进步，器类更多，其中的人物、动物造型生动传神，通常装饰程式化的纹样，反映出艺术发展的成熟。西周时期，玉石器被赋予丰富的礼制内涵，其中由多件玉饰结成的玉佩与玉覆面尤具时代特色。

　　双性玉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与之类似，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一件陶壶表面，有一捏塑裸体双性人像。

　　玉簋：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士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玉鸽、玉鹰、玉龙凤配饰。

　　玉龙：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士。

　　玉凤：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玉凤的质地为青玉，间有沁斑。凤的整体呈侧身回首姿态，喙、冠轮廓分明，短翅长尾，尾翎分开。玉凤的纹样雕琢工艺与同时期的阴刻手法不大相同，而采用阳线来装饰纹样主题，即通过将纹样以外的地面剔除，使其成为浅浮雕。玉凤的翅翎即采用这一琢玉技法。这种技法在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良诸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以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玉器中应用较多。加之这件玉凤的造型及琢玉工艺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河文化玉凤极为相似，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其是前代遗物。

　　玉人：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圆雕跽坐玉人双手抚膝，面庞狭长，表情肃穆，头戴箍形束发器，身穿交领长袍，缘长至足躁，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仪态及着装显得气度雍容。这件玉人不仅珍异于细腻精湛的雕琢工艺，最为珍贵之处，在于为后世完整展示了商代贵族阶级的服饰，是十分生动鲜活的服饰样本。

　　石牛：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自成体系，使用时间最长。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及日常生活需要，商人对日食、月食、星等天象以及云、雷、雨、虹、雹、雪、雾、风等气象的观察频繁而细致，使用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其纪日、纪时方式长期为后世沿用。

这是卜骨、卜甲，用以记录当时的文化。

　　“宰丰”雕花骨柶：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传河南安阳出土。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的一根兕肋骨，骨一面雕刻龙纹、饕餮纹与三角纹，并嵌绿松石：另一面刻有2行28字，记述了商王于麦麓田猎，捕获兕；宰丰受到商王赏赐。而“宰丰”雕花骨柶即是利用所捕兕之肋骨制成。所刻字体风格与绝大多数商代甲骨文不同，更接近商代末年的青铜器铭文。

　　二里头文化时期，乐器种类主要有埙、鼓、铃、磬，到了商代，出现了铙、编铙、编磬。西周时期，钲、编钟的应用，极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这是陶埙：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51年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出土。

　　青铜编铙 （nio）：商后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虎纹青铜绕（nao）：商后期。

以下是商代周边其他部族地区出土的器物：

　　夔龙形扁足青铜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74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这件青铜为浅腹、立耳、扁足状，双立耳上各铸有一只卷尾伏虎，虎口大张，齿牙分明。今天江西地区，是商周时期越人的聚居之处。这件青铜鼎的造型及装饰纹样带有典型的商文化特证，鼎耳的伏虎装饰则凸显出浓郁的地域风格，是商文化与越文化交融的反映。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这件碩大的青鋼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形与同时出士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古蜀人精种世界的写照。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人首: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三星堆出士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颐、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存有金面县，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铜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辩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部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青铜罍（lei）：（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尊：商（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楼，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深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这是我找到的第五件镇馆之宝。

　　“利”青铜簋：周武王时期，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灭商建立周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武征商唯甲子初岁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才阑师赐右史利

金用作亶公宝尊彝

这是我找到的第六件镇馆之宝。

　　“禽”青铜簋：周成王时期。 周王朝建立之初，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辅政，成为国家政治格局动荡的内部因素。在此背景下，分封于殷商故地的管叔，蔡叔及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这场旧朝与内部势力相勾结的反叛，还得到徐国、奄国等东方小国的支持。平定叛乱成为西周初年稳定国家社稷的重要大事。

禽簋铭文记录了周公东征、剪灭奄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铭文涉及诸多显赫的历史人物，如周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周公长子，代封于鲁，为鲁国的初代国君），其称谓及在此次征伐事件中的地位等内容，也为解决西周初期 “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覬公”青铜簋：周成王时期，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候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康侯”青铜爵：周成王时期，此器鋬下器表铸铭文 “康侯”。

　　青铜雁尊（鸭尊）： 西周 早期（约前11世纪-前10世纪）盛酒器 1955年辽宁省凌源市出土 。高44.6厘米、口径12.7厘米，长41.9厘米，重6.6千克 。

　　“匽侯”青铜盂：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关于周代分封国的数量及国名，今已不可尽考。但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分封国，如晋、鲁、齐、燕、楚、秦等，虽然分封时间不一，且个别存在改封的情况，但出士文物均可证明其存在的事实。

燕国，是西周早期分封于今北京一带的重要分封国。青铜器铭文中，燕国自称为“匽”。“匽候”盂内壁铸有铭文“匽候作味盂”，是燕国早期某位燕侯的自作铜器。“匽侯”盂出土于辽宁喀左，表明燕国早期时，其国力影响范围十分广远，向北已跨出华北平原北缘而抵达辽河平原。

　　“召”青铜卣：西周早期，召卣的内壁铸制铭文，记述了周王将毕地“方五十里”赏赐作器者召。该篇铭文反映的士地制度与分封制的“侯于某”不大相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土地分配方式。

　　鸟纹玉饰、玉兔、玉猪、玉蝉：西周早期，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

　　青铜觥（gong)：周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宜侯矢”青铜簋：康王时期，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分封制是周代的制度创建，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成为周王朝的立国制度核心。《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指明分封制的实施在于周天子授予自己的亲族及功臣特定的士地以建立封国，目的在于屏卫周王室。通过分封制的推行，周人的政治版图得以不断扩大。

宜候矢簋内底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周王册封矢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赐予相应的赏赐品。矢的身份也因此次改封之命，由虞侯变为宜候。西周时期有关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数量不少，但多为传世品，均为证史之重器。宜侯矢簋所记载的分封内容，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且是出士铜器，故十分珍贵。

　　狱盉：西周中期，2013年征集。

　　“倗生”青铜簋：西周中期，簋内传有长篇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田地的使用情况，铭文中的字体象形程度降低，趋向线条化、平真化，汉字的这种演变趋势始于西周中期。

　　虎纹青铜鎣：西周晚期，2018年国家文物局拨交。此器为清宫旧藏，1860年被劫掠海外，2018年重回祖国怀抱并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虎鎣上下装饰有多种以龙、虎纹为元素的装饰纹样，器盖内壁铸有“自作供鎣”四字铭文。“鎣”是“盃”的一种别称，与盃的造型、纹饰、功能无显著差别。西周晚期的鎣、盃常与盘相互搭配，用于祭祀、宴飨等典礼中的“沃盥之礼”。

　　“禹”青铜鼎：周厉王时期，传1942年陕西岐山出土。器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候驭方率南准夷、东夷侵犯周王朝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宜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验统”、“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来碳）、《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这是我找到的第七件镇馆之宝。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郿县出土。大孟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士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诚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这是我找到的第八件镇馆之宝。

　　“盠”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高32.4厘米，长34厘米，有盖，腹侧饰圆涡纹，胸部有94字，盖内有铭文11字，记述某年十三月（闰月）甲申，周王举行执驹典礼，周王亲赐盠两匹马驹，盠拜赐后，称颂周王不忘旧宗小子，给予他辉煌的荣誉。盠为颂扬周王之恩德，并祭祀其亡父而作其器，以此纪念。“执驹”典礼是幼马升级成为役马的仪式，就是将两岁左右的小马牵离母马，教其驾车服役时举行的仪式。周王亲自参加执驹之礼，可见西周时对马政的重视。

　　“盠”青铜方彝 ：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盠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提手均采用完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宮殿的建筑风采。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册命制，是西周王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九龙九凤冠‌，又称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1957年出土于北京明定陵。这顶凤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制作精美，镶嵌了115块天然红宝石和4414颗珍珠，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凤冠的制作工艺复杂，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和穿系等多种技艺。花丝是用金丝制作成各种形状，点翠则是用翠鸟的羽毛镶嵌在金银底托上，形成精美的图案。镶嵌则是用金属托固定宝石，穿系则是将珍珠等饰品穿孔串联起来。这些工艺的结合使得凤冠富丽堂皇，光彩夺目。

这是我找到的第九件镇馆之宝。

这件宝贝虽然没有前几件历史悠久，但它的历史背景与明代皇家文化密切相关，体现了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和皇家尊贵的气派。它的存在不仅展示了当时珠宝制作的精湛技艺，也反映了明代皇后的地位和权威。

　　找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让自己从震撼之中走出来，回味古代陶器的造型，青铜的灿烂辉煌，无一不彰显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好幸福呀，在这里能看到这么多国之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