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昨天，老朋友林告诉我，杨义春去世了，肺腺癌，他与病魔抗争多年，终不治。杨义春1951年生人，我算来他没过73岁这道坎。</p><p class="ql-block">这消息让我感到突然，心情沉重，以致在之后其他话题的聊天中，我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义春的影子，开车回家时还差点错过高速路出口。</p><p class="ql-block">我大约是90年左右认识义春的，那时他是北京市医疗器械研究所的所长。那些年，北京市属100家研究所的改革进入起步期，最大难题是破除事业单位的“吃事业费”和“大锅饭”观念，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建立新的科研管理和分配方式，解决科研成果转化、增加各种经营收入、增强单位日常运行能力和发展后劲等问题。我所在的研究所当年流行的说法是：科研科研，可拖可延，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可见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的严重程度。现在讲改革进入深水区，要解决深层次问题，难；其实，改革在破冰之始时要破除旧的思想束缚和干扰，摸着石头过河，冒着风险推进，而且穷的人均GDP只有200美元，更难。</p><p class="ql-block">在这个大背景下，义春确实有一种敢闯敢改敢试的劲头，我在市科委组织的所长会上听他介绍改革遇到的困难与做法，深受启发，以后交往就多了起来。90年之后，北京市科委提出个计划，市属研究所所长每年要出一次国，加强国际交流和开阔眼界，经费由科委提供，92年我和义春和其他8位所长一起去日本考察，我们之间交流就更多了。</p><p class="ql-block">我和义春等几位所长背景相似，各单位遇到的矛盾也差不多，多次在一起交流。那时我们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竟然记不起来在一起吃过饭。但义春的一些观点让我印象深刻，颇有共鸣。思念之余，我梳理了以下几点。</p><p class="ql-block">出以公心，不信邪。他在单位推进改革措施时遇到很大阻力，其中不乏威胁。他说，我出以公心，不信那个邪。果真，他很多改革举措就走通了。</p><p class="ql-block">有权力要为大家办好事。义春不善大话空话，能办实事。他们研究所在北三环南侧，他和其他单位联建了两栋塔楼，一下子就解决了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这让我羡慕不已。我后来也找机关联建，对方很感兴趣，但一跑规划，白云观附近不能建高楼，只好作罢。</p><p class="ql-block">不要成为对抗关系。那时的所长处于矛盾中心，拥护的和反对的都不少，好多所长感叹到：所长两条腿，一条在医院，一条在法院。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义春特别说，不可能没矛盾，但千万不要把矛盾变成对抗，一旦变成对抗关系，性质就变了。</p><p class="ql-block">不能把好事做完。义春是在研究所进入良性发展并取得很大成绩时调动工作的。我当时还有点不解，他表示，要见好就收，不要惦记把好事都做完。</p><p class="ql-block">科研没资本成不了大事。义春离开研究所去了科委，主管财务工作。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想办个科技银行，问我有办公房没有。我对此很积极，请他来看，表示可以把办公楼东侧两层给他。他看了之后觉得条件不够好。当年他还是个处长，就有这样的思路，让我十分钦佩。</p><p class="ql-block">一定要能急流勇退。义春后来去了奥组委，负责技术装备事项，级别也升至正局级，并得到有关领导的赏识。从奥组委出来后，安排他去西城区后，他萌生退意。我们见面时看他去意已决，就没有再劝。他在57岁那年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我猜，他因熟悉官场才不留恋官场。“官场诱惑太大，稍有把握不住就出问题”，我认识的另一个正局级干部也曾这样说过。</p><p class="ql-block">写到这里又想起当年的许多事，其中一件事值得说两句。那时听一些岁数大些的老所长在会上讲，现在的研究所就像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玉，贾母认为是“命根子”，宝玉认为是“劳什子”，挂着没啥用，砸了又不行。那时我听后觉得新奇，体会不深，后来才有所感悟。我现在的切身体会是，回头看自己大半生的尽心尽力，就是“在萝卜上雕花”，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其中八成没什么意义。二八开，是现象也是宿命。</p><p class="ql-block">义春走了，我又少了一个可以掏心掏肺沟通的好朋友。我也自责，退休前工作忙，见面少，后来退休了，仍然很少见面，我还在瞎忙什么！</p><p class="ql-block">义春走了，愿他在天国自由地畅想！</p><p class="ql-block">（照片是92年在日本考察时的留影，真遗憾，我们相处多年竟然没有一张合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