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 ‍中华石鼓

小老头

北京故宫博物院皇极殿的后殿宁寿宫，是稀世珍宝石鼓馆的所在地。 石鼓为一组花岗岩刻石、因其形状若鼓而得名，是我国最早的石刻，其上所刻文字后世称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刻凿时代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 石鼓文是十首一组的组诗、是征旅渔猎的咏歌，它以四言古诗的形式，记述了秦国君主狩猎活动，其意在刻石表功，远传久存。 石鼓文的字体属秦文大篆类，是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其书法工整、开朗、圆润，对后世影响深远。 石鼓文无论在历史考古学上、文学史上、文字发展史上，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唐代被发现以后，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其书法。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都专为它做过诗，所以它与文学家的关系亦极其密切。在金石学里面、从宋代欧阳修起，都把它作为刻石中最重要的遗物。 故宫博物院除十尊石鼓外，还特选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具有代表性的秦文石刻资料，以期观者对石鼓文的嬗变轨迹有概括性的认识。 　　“吾车”石 此篇叙说游猎开始情景。诗五章，首言车马强盛，次言公卿和乐，三叙弓矢精良，四叙游猎所见景物，五纪狩猎所获，是一篇意态悠闲的游猎诗篇。诗中突出车马整齐，暗示国体稳定，兵强马壮。 　　“汧殹石 此石称道汗源之美与游鱼之乐。诗四章，皆言养鱼、捕鱼之事。诗中赞美秦地水利优越，水产丰富，鰋、鲤、舶、鰱等名种大鱼很多，要用杨柳条筐装运。 　　“田车”石 此石叙在原野上打猎，也是整个狩猎活动的高潮。猎物不仅是“pin鹿”，还有“麋鹿”和“雉免”。而且众庶也参加此时的围猎。 　　“銮车"石 此石诗五章。首言銮车，指明人君所乘之车，展现出这次狩猎活动将要结束时的情景。在临时驻畔的銮车周围，有奏对受命的近侍，有勇猛善战的护卫，驻地安如屏障。诗末以秦献公的口吻说，我这次狩猎所获很多。 　　“霝雨"石 此篇是狩猎归途中，遇雨，涉水，行舟的描写。诗首句的“癸”，应该是日名，从丙申第二天出游以后已经七天了。下雨以后汧水上涨，有些地方还可以骑马横渡，有些地方就需要乘舟而行。 　　“吴人”石 此篇仅说秦献公的队伍首先到达吴阳，在太祝的主持下秦公遥祭了吴岳。在吴岳的鹿囿中，许多公鹿和母鹿奔跑嬉戏。 　　"吾水"石 此篇叙说我们的水很清激，我们的道路已修平，树木也已经种植就绪。在丙申这一天秦献公和周天子使臣一道准备出游。 　　“马荐”石 此石文字残损最重，今一字无存。参照北宋盈拓善本可见“天虹’二字，说明当时秦地雨量充沛，天上常见虹霓，气候温润，草木滋蕃。虽仅“济济马荐，zhi芄芄”二句可读，已表明秦地良好的畜牧环境。 　　“而师”石 此篇追叙秦献公迎接周天子使者到来的盛大场面。惜文字脱漏太甚，难以通读。“嗣王”即周烈王。烈王初立，遣太史见秦献公，故秦献公出师迎之。“我”献公自称。 　　“乍原”石 本篇叙说修治道途。“原”即“三畤原”，又名南原、“石鼓原”。在官吏的率领下徒隶来整治道路，种植各种树木。植树及治道都有时日的限制，分别是二日和五日。 　　潘迪撰《石鼓文音训》刻石 元惠宗至元己卯（公元1339年） 《石鼓文音训》为元代奉训大夫国子监司业潘迪于至元己卯撰写。首题称音训，取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之意，正文宋人考订石鼓刻石之说，引经据典，并列自家按语。 此刻石是考订石鼓文内容的具有文献性的实作，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石鼓作为重要的文物，其传说和故事充满了神秘色彩和历史沧桑。 唐时，一位牧羊老人在陕西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北阪发现了十个怪异的花岗岩大石头，消息一经传出，石头上凿刻的神秘文字，引起了村民的膜拜和文人墨客的兴趣。 安史之乱期间，石鼓被唐肃宗责令官员运至雍城城南供文武百官赏玩。随着战乱逼近，石鼓被掩埋起来，对外宣称“毁失”。到了元和九年（814年），石鼓被移送到当地孔庙，但其中一尊石鼓已遗失。 北宋时期，宋仁宗对石鼓产生了浓厚兴趣，下诏寻找。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池找到了九尊石鼓，但最后一尊“乍原”石鼓仍无踪迹。司马池伪造了“乍原石鼓”，但很快被识破。到了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在一屠夫家中发现了“乍原”石鼓，但石鼓已是面目全非，上半部分被村民削掉，残余部分被屠夫当成了磨刀石和舂米的石臼。 宋徽宗集齐十尊石鼓后，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以减缓风化，并防止人任意作拓。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撤退时将石鼓运至北方，抠出上面的黄金后遗弃在荒野。元大德四年（1300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组织将石鼓迁往文庙大成门内保存。 乾隆年间，乾隆命人仿制十尊石鼓，安置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东西两侧，代替了秦石鼓，以利秦石鼓的保存。 中日战争时，石鼓由故宫人护送，一路迁徙避难，使得石鼓得到很好的保护，并未损伤遗失。建国后，石鼓就一直存于故宫博物院。 　　图文清茶一杯小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