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圣人”陈刚的传奇人生

陈桥

　　2020年12月，一座承载着历史记忆与革命精神的陈刚事迹展陈馆，在富顺县赵化镇桂香池街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占地面积达178平方米的展馆，精心布置并展示了从赵化镇走出去的革命先辈——陈刚同志的壮丽人生与不朽贡献。作为富顺县党性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刚事迹展陈馆不仅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革命历史、缅怀先辈的平台，更成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查阅《富顺县志》（1993年版）与《自贡市志》（1997年版）中的人物篇章，我们不难发现，陈刚同志的事迹早已被历史所铭记。然而，受限于篇幅与表述方式，这些珍贵的史料对于陈刚同志的详细描述尚显不足。对此，笔者有幸依据自己所收藏的文献资料，对这位曾被毛泽东主席亲切称为“革命圣人”的革命先辈的事迹进行整理，旨在让更多人能够深入了解并铭记陈刚同志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富顺赵化镇陈刚事迹展陈馆：

追求自主 出走赵化

陈刚本名刘家镇，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名刘作抚，一九0六年十一月出生在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一个中产人家。一九二四年中学毕业后，陈刚当了一年小学教师。由于不满家庭包办婚姻，陈刚于一九二五年毅然离家出走，到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许多有志青年受到大革命的洗礼，纷纷投身革命洪流。陈刚也是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受到锻炼，思想上发生了飞跃的变化。他初进中国大学时，抱着强烈的求知欲，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他除了课堂就是图书馆，以后逐渐参加了一些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开阔了眼界，接受了革命思想，一年多的锻炼陈刚很快成熟起来，他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经徐延栋、孙其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后来，陈刚对自己一生中这一关键时刻的回忆是“由柏拉图思想进入共产主义思想”。

陈桥藏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刚传略》打印稿本：

铁窗刑堂 初露锋芒

陈刚入党三个月后，革命形势发生逆转。蒋介石公开叛变，有些同志陆续从北平转移外地。陈刚被调北平西城区区委工作，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坐镇北平，“反共讨赤”气焰十分嚣张。一九二七年四月，张作霖派兵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我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北平的党团员十分悲愤，强烈要求为李大钊等同志报仇。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传来，北平西城区立即成立了军委，准备武装暴动，陈刚任暴动总指挥。十月暴动未遂，陈刚、郑润民、唐在刚等被捕入狱。因李勃海、关天佑叛变，出卖了狱中同志，并指名陈刚是总指挥。陈刚立即被提审对质，二十一岁正血气方刚的陈刚，在刑堂横眉冷对，正气凛然，一见叛徒关天佑出庭对质，陈刚怒火万丈，大骂叛徒无耻。陈刚心中暗忖，既被叛徒出卖，军阀决不会放过他这个暴动总指挥，思想上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我死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牺牲，不能不明不白的死，死也要死在党的旗帜下。他当场威严宣告：“我是刘作抚，共产党员，西区暴动总指挥，要杀就杀吧”。张作霖耍尽花招，想软化收买这个年青的共产党人，经威胁利诱无效，最后判陈刚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狱中他机智勇敢地和敌人斗争，同时团结在狱同志，暗中串连组织越狱暴动。越狱时遭到镇压，只有郑润民，胡德芬二人越狱脱险，其余参加暴动的同志都加了大镣手拷。虽然越狱计划未成功，但能有两个同志脱险，陈刚心中仍然感到欣慰。他继续鼓励大家要团结互助，经受考验。他还在狱中开展统战工作，同狱有一个冯玉祥的旅长刘一凡，他用谈心的方式对刘宣传革命思想，作点滴的争取团结工作，逐渐得到刘的信任和器重。一九二八年五月，刘一凡被保出狱，即着手组织抗日部队——同志革命军热河先遣师，部队初建极需用人，刘一凡利用社会关系把陈刚等人保了出去。陈刚出狱后设法与中共顺直省委联系，报告了出狱经过和先遣师的情况，省委决定派他们去加强这个部队的工作。陈刚到先遣师后任该师少校参议，并利用刘一凡的社会关系，又陆续营救了一部份同志出狱。

风餐露宿 提款运金

一九二七年八月，部队建师工作就绪后，顺直省委通知陈刚和唐在刚到上海，由中央派去江西工作。陈刚到江西先后任江西工农红军七七九纵队党代表，红军独立二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九年调江西省委任特派员，巡视赣西南。江西春夏多雨，夏秋酷热。陈刚终年手持雨伞，身背包袱，奔走于深山老林之中。有时同志们见他很疲惫，劝他休整两日再走。他笑笑说“你们放心！我身体很好，只要饱吃一顿，睡上一觉，明天照样行走百里。”

在艰苦创业的年代，坚持革命斗争，需要坚强的革命意志，也还要有强健的体魄，陈刚这个身体健壮，意志坚强的革命者，被中央领导十分看重。一九三0年八月，这个不满二十四岁的青年，被中共中央派为提款委员，并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到各苏区执行提款任务，这是个长年奔波而又担风险的艰巨工作。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各个苏区打土豪没收的黄金、白银都向中央运送，陈刚就带着交通员到各苏区提收。一九三O年冬，陈刚到江西苏区提款，湘东特委书记夏尺冰要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夏尺冰夫妇就和陈刚一道去上海，他们把江西苏区在打土豪中没收的千余两黄金首饰，熔化成金条装成九龙带，各自捆扎在身上，外罩棉袍，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赶送中央。途经富田，正碰上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前，由于肃反扩大化，十一月打AB团运动从部队转向地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抓了赣西南影响较大的领导人，当时任江西省行委主席的李文林，接着于十二月七日红一方面军特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协助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肃反，李韶九又抓了赣西南特委的大部份负责干部，在短短几天内，抓了一百二十多人，并进行刑讯，陆续杀害，这就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间造成一种恐怖和对立情绪，不明真象的群众将一切责任归之于总前委，又将总前委的责任归之于毛泽东。终于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红二十军一个营采取了武装对抗的行动，并提出“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此时，陈刚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化名易尔士，正住在二十军军部。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一营包围了二十军军部。陈刚与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时被扣捕。在一次大会上，不明真象的群众高呼“打倒毛泽东”，反对总前委。陈刚虽被捆绑与会，却勇敢的站起来说：同志们，我是中央巡视员易尔士，你们无权扣留我，把全部黄金还我带回中央。你们不要受欺骗，有什么问题应等待中央解决”。于是，有的人动摇了、分化了。段良弼等只得将陈刚解缚，送到省行委暂住。段良弼即向陈刚汇报了富田事变经过，并说。“我们不反对党，不反对中央，也不反对总前委，我们是反对肃反中屠杀我们自已的同志。”还提出怕因误会，遭到红一方面军的攻击，发生内部战争，而有利于敌人，要求撤到河西等待中央解决。面对如此复杂的事件，年轻的中央巡视员，也一时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早在七月陈刚巡视赣西南时，于七月二十二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他已向中央反映了有关李韶九的问题，李韶九个人品质不好，在军内外均有反映，用这样的人掌握肃反大权，多捕乱杀难免激起民愤，但采取军事行动对抗是决不允许的。于是，陈刚斩钉截铁的说：“你们要立即停止叛乱行动，听候总前委或中央解决”。段良弼等有顾虑，坚决不同意由总前委解决，坚持要撤到河西等待中央解决。部队撤到河西永阳后，又派人找陈刚谈，陈刚明确指出：如果你们真正觉悟悔过，愿听中央解决，我是中央巡视员，就应首先服从我，必须立即做到三点：第一、无条件恢复我和刘铁超的自由；第二、停止一切叛乱活动，同我和刘铁超一道去总前委解决；第三，我从江西带来的黄金还我，还要将省苏维埃的黄金与现钞全部交我带去前委转中央。段良弼等仍只同意听候中央解决，当晚送走陈刚和刘铁超。肩负重任，腰缠千金的陈刚不敢久留，立即和交通员起程，历尽艰辛，穿越敌人重重封锁，把千两黄金如数送到了党中央。并向中央汇报了富田事变的真实情况。

凛然正气 威摄群魔

一九三一年四至九月，蒋介石纠集几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进行了两次“围剿”，同时加紧对白区我党组织的疯狂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十里洋场。正是这年的五月，陈刚调上海，八月接任中央交通局工作，负责国际国内情报的交通联络。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陈刚任交通主任，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去苏联学习前，他在腥风血雨、特务密布的上海，坚持特殊战斗长达四年之久。秘密交通工作，是联系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交通线路，负责传达中央指示、文件；转运物资；发送经费。要准确无误地接待各地来上海联系的交通（员），周密安排接头地点，以及他们的食宿安全。还要接待和护送路经上海到各苏区的各级干部；出国和回国干部的接头。他们作为党的耳目，还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态，收集和传送情报，及时发送警报，迅速安排和掩护同志转移，这条战线在党内被誉为党的神经系统。在严重白色恐怖的年代，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秘密交通情报战线上，多少英勇的钢铁战士，深入虎穴，那怕皮焦骨碎，亦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党和同志们的安全，而自己却牺牲在狼巢虎穴，他们甘愿把热血洒在秘密的交通情报战线。陈刚在上海负责秘密交通工作的四年，也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使革命遭受极大损失的低潮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重，局势更加复杂，上海不仅间谍特务密布，更有叛徒当鹰犬，党的地下活动处于十分险恶环境，上海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而党的秘密交通线，更是敌人加紧追踪和破坏的重点，在这异常艰苦的四年里，陈刚勇挑重担率领交通局的同志日夜奋战，使党的红色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没有遭受过敌人的重大袭击和破坏。他们坚持在这特殊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殊死博斗，靠的是对党的赤胆忠心，机智勇敢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胆略。陈刚胆大心细，遇事镇定沉着，被交通局的同志们誉称为临危不惧的主心骨，足智多谋的好领导。为了与魔鬼打交道，需要巧妙地利用各种社会力量，一九三一年陈刚曾开设木器店作为党的联络点，同时通过商业经营，与社会各方面取得广泛接触的机会，了解社会情况，增加社会知识，熟悉上海滩三教九流的帮规行话，手势暗语，必要时为我所用。为了摆脱敌人的跟踪追捕，陈刚还必须经常改换住地，变化身份，改用化名，保持高度的警惕。他还要指导和帮助交通员们适应环境，安排和检查接头地点，联络方式，交通线路等。秘密交通情报工作，联系面宽，头绪纷繁，稍有疏忽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影响大局。那时，各省派到上海来联系的交通员，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接头时间，或临时必须改变接头地点，而失去联系。陈刚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对同志的关心，总是安排交通局的同志千方百计找到他们。因为这些交通员同志都是身负重任来到上海，人地生疏，失去联系，安全会受到威胁，有的同志连生活都成问题。一次河北省派来一位医生，由上海转送中央苏区，陈刚及时派出交通员去接头，交通员见情况紧急，怕错过时间，抢穿马路时发生车祸，未能接到人。这位未接上头的医生只好暂时住旅店，进店不久即引起上海“包打听”的怀疑，把他抓去审问，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故意放他出来找保人。这位医生只好在一家小店的楼梯下打地铺，回来终于被交通局的小机灵鬼们找到。一九三一年十月，河南省委通知有一交通员到上海，陈刚立即安排作好联络接待的准备。河南派出的交通员李子健来到上海，身揣一只接头用的瓷水牛，按接头规定，必须住进其昌旅馆，把瓷水牛摆在房间的桌上，就会有人来联系。李子健到达上海的当天，恰好其昌旅馆出了事，旅馆内外都有特务监视，要有铺保才能住宿。李子健住不进店心急如焚，接头时间只剩下两天了，只好先找一家小店住下，再揣着瓷水牛到其昌旅馆附近去观察。在李子健为失去联系而焦急万分的时刻，陈刚早已得知其昌旅馆出了事，而河南的交通员正是这几天要到，便及时布置了两位同志在旅馆附近等候，李子健在其昌旅馆附近转悠时，突然急中生智，模出瓷水牛在街头叫卖，被陈刚派去的小王发现，通过接头暗语接上了关系。以后李子健就留在上海交通局，作为陈刚的助手，负责北线各省、市的交通联络工作。几个月后李子健由小王带去见陈刚，他第一次见到这位早已闻名的领导人，不觉大吃一惊。只见一位相貌堂堂，身材魁伟，宽肩阔步的年青人，身穿灰色哗叽大褂，手提一个黑色大皮夹，活象一个阔卓的大享。以后李子健发现陈刚的内衣十分破烂，便开玩笑的说：“你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这时，陈刚立即借机对小李进行教育，他郑重的说，衣服对我们有两用，一是保暖蔽体，二是应付敌人，我们要学会用伪装掩护自己，并叮咛小李在布置住房和服饰上，也要考虑适合他当时乔扮“坐庄掌柜”的身份。

那时，我党在上海交通局的同志多是年青人，都有一股子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猛烈劲，在紧张战斗中常常忽视生活安排，有时饱一顿，饿一顿，甚至忘了吃饭。陈刚对他们则十分关心爱护，对小鬼们的衣食住行都经常检查，尽可能给以安排照顾。按规定，地下交通员有病一般是不住医院的。一次，有个交通员因忙于找外地来的同志接头，一天没功夫吃饭，到事完后才在一家小店胡乱吃了一点不卫生的东西，因此食物中毒，正上吐下泻，痛得在床上打滚，恰好陈刚去检查工作，见此情景，他立即忙碌起来。陈刚还真有一点江湖郎中的本领，上街买了一些胡淑面，轻轻吹进病人鼻孔，又在病人身上扎了几处银针，疼痛立即得到缓减。陈刚象亲人一样守护在病人身旁，叫小鬼闭着眼，听他讲一些生动有趣的战斗故事，减轻病人疼痛，直至渐渐入睡。在工作上，陈刚对年青的交通员们又要求十分严格。地下斗争特别强调组织纪律，如果有人犯了纪律，他是决不放松的。一次满洲派来的交通员迟走了两天，陈刚知道后立即追查，了解到负责北线交通的同志要求不严，允许他迟走了两天。陈刚立即找到这位负责北线的同志，严厉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生死博斗，处在紧急关头，满洲省委派出交通员来请示，准备发动罢工斗争来支援，立待中央指示，你竟马马虎虎，随便同意交通员迟走”，他越批评越上火，竟瞪起眼晴，拍起桌子、扣起帽子来了：“这是贻误军机的大事，简直是对革命犯罪”。陈刚这严厉的架势，早吓得那个交通员心虚发毛，一听后面两句话，真象在头上响炸雷一样心惊，竟后悔得流出了眼泪。陈刚一见又心软了，感到语势上是否有些过分，又象哄孩子一样说：好了，别哭鼻子哪，有缺点改了就是，我也有缺点，对你帮助不够。”随后，陈刚又仔细讲地下交通工作对纪律和时间的重要性，一点也马虎不得，要保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直说得对方心服、口服。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攘外必须安内”的烂调甚嚣，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敌探特务到处抓人，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处在地下第一线的交通工作格外艰巨。但无论白色恐怖如何严重、紧张，惊险，秘密的地下交通工作仍要继续开展。这年初冬的一天上午，陈刚身揣党的重要机密文件，其中有反日救国、抗捐抗税、准备配合反“围剿”发动年关斗争等重大政策文件，他亲自送到各联络点分发。当他走上街头，突然发现前面闹哄哄的，有许多警察特务正包围一个地方抓人，他急忙闪进一条弄堂，不料迎面走来两个便衣警察正拉住行人搜身，这时退避已来不及，身揣的机密文件岂能落入敌手，真是千钧一发，十分危急！此刻的陈刚内心着急，却面不露色，随机应变，他装出一付“绅士”派头，大摇大摆地向前撞去。当警察用枪对准他要搜查时，他头一歪，眼一瞪，用鼻子“享”了一声，这威严的派头吓得警察倒退了几步，反而不知所措，陈刚昂首阔步走了过去。当同志们知道他街头遇险，临危不惧，威镇警察的事，大家乐得想大笑，都称赞他具有古人所谓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陈刚却鼓励大家说：“什么大勇，小勇，共产党人为广大劳苦群众谋解放，应将生死置之度外，胸中有正气，就能压倒一切敌人。”

其时，上海交通局的同志在陈刚领导下，经过长期与敌人斗智周旋，多次化险为夷的革命实践，大家都十分崇敬这位勇敢坚毅而又足智多谋的领是人。他们感到和陈刚一起战斗，心里踏实，勇气百倍，有一股敢闯龙潭虎穴的劲头，有一种激励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在特务密布的上海，陈刚率领大家同敌人博斗，闯过无数次难关险阻，其中最令大家称道叹服的是陈刚机智勇敢地威镇了上海滩最难对付的阿飞、特务，冲破了运送医药器材的封锁。一次，国际互助会组织运来一批珍贵药品和医疗器材，要由上海转运到中央苏区，这是敌人严防运出的物品。是陈刚同志作了精心布署，亲自包装安排，才完成了任务。当时他对同志们说，“这批物资是来自国际互济会支援，不仅对苏区是个宝贝，而且具有世界无产阶级援助的伟大意义，敌人严防运往苏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冲破这个封锁！同志们要特别小心，坚决完成任务！”当那四大箱货物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托运时，有两个既带特殊检查监视任务，又专门找旅客岔子，敲竹杠的阿飞、包打听拦住货物要检查，当交托运的交通员小黄正穷于应付时，忽见陈刚坐一辆包车赶到，这时的陈刚身穿一件藏青华达呢大褂，戴一顶灰色礼帽，架一付金丝眼镜，提一根文明手杖，夹一个公文皮包，感风凛凛，从容下车，小黄喜在心里，笑在脸上，赶紧机灵地迎上去说：“这些小事何须您老大人亲来照应”。小黄边讲边弯腰让坐。陈刚绷着脸，歪了歪头大大咧咧地坐下，随手把帽子仰放在桌上，以威严的口气说：“为什么还不上船？”小黄连忙后退一步说：“这个……”陈刚一拳头落在桌子上，大声怒斥道：“这个什么嘛！我在“社“里早知道有人找麻烦，抄我的靶子，真是岂有此理！也不打听打听咱爷们儿是干啥的！陈刚边说边解开上襟一个钮扣。两个阿飞特务一见陈刚这架势早已心虚，又见他仰放帽子和解开的上襟，以为大水冲了龙王庙，连忙点头哈腰道歉。陈刚还摸出一纸“公文”往桌上一拍，指着货物“要拿你们就一起拿走吧”。两个阿飞特务吓得看都不敢往桌上看一眼，连说“不敢，不敢”，匆勿退后溜走。这批珍贵的货物便顺利地上船起运了。

陈刚战斗在上海的四年，是他政治上的成熟期。烈火炼真金，实践增才智，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在特殊的战线上，使他的革命意志愈炼愈坚强，也炼就了一身对付敌人的特殊本领。在默默无闻的秘密联络工作中，凝铸着他的心血，闪烁着他青春的光华。陈刚和他的伙伴们都是一些具有钢铁意志，为革命不避斧钺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在上海神出鬼没，蛇蝎为之龟缩，魔鬼为之颤栗。当陈刚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时，他已是进入更有作为的“而立”之年了。

2020年10月19日，富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富顺县融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一行赴内江市为我县即将新建的陈刚同志纪念馆收集、整理展陈资料：

赴苏学习 枣园培训

一九三二年二月，陈刚和何叔衡的大女儿在上海结婚了，她就是一九三○年冬随陈刚从江西运款，日夜守护金条，深带湖南浓厚乡土气息、纯朴善良的何实山。何实山也是一个机警的交通员，主要参加南线发送文件和经费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何叔衡在上海担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工作时，也十分器重陈刚。他们结婚后，陈刚对何实山要求更加严格，按交通员工作纪律，除工作外不能随便上街，更不能访友串门。当时，上海正在上演轰动一时的电影《渔光曲》，年青的何实山，还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十分想看 ，陈刚坚决不同意，不因是自己爱人而稍有让步。何实山还保管交通经费，陈刚要求一月一结，决不允许发生差错。有一次差三角（钱） ，陈刚帮她复查重算，一直算到深夜仍查不出原因，何实山感到很过意不去，他知道陈刚一天劳累晚上应该让他休息，就说三角钱我补上，就不查了吧，陈刚竟有些生气。他说"有多就有少，一定要查清。"何实山文化较低，陈刚还经常抽空帮助她提高文化和理论水平。陈刚出外工作，何实山在生活上十分体贴照顾。陈刚喜欢吃肥肉，但当时两人只有廿元生活费，伙食吃得很简单。何实山省吃俭用，就给陈刚买一些盐肉。他们无论在艰苦环境，还是建国以后始终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一九三五年五月，陈刚告别年青的妻子，随孔原一道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的当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何实山也随陈云、杨之华等到了莫斯科。他俩同时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陈刚在高级班，何实山在中级班。当时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部份同志如高自立、孔原、饶漱石、滕代远都留下在列宁学院高级班学习。陈刚夫妇在列宁学院的两年期间，为了革命的需要，他们进行了紧张、刻苦的学习。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他们结束了学习生活，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当面交代：你们回国后，就是在上海参加共产国际联络点的工作。因为你们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熟悉上海各方面情况，条件比较好，回去可以好好干，并交代了如何在上海接关系。五月，陈刚夫妇回到上海，当时"七七'事变即将爆发，上海很乱，已无法接上关系。年底，他们才取道新疆去延安。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陈刚一直在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管干部工作。一九三八年春，初到延安不久，陈刚即接受组织任务，参加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特别工作委员会的组建，并负责干部部工作。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央社会部正式成立，下设三部一处，陈刚任三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央社会部的情报工作与军委情报部合并，成立中央情报部，陈刚任二室主任，也是负责干部工作。那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二室工作范围已扩大到主管情报指导；干部的培训与派遣；秘密交通联络等工作。其间，陈刚十分重视专业人材的培养，特别工作委员会成立初期，他在兰家坪创办了第一期特别工作训练班，特委迁枣园后，在西北公学前，陈刚又陆续开办了七期特别工作训练班。除重视课程安排，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外，陈刚还十分注意对干部的熟悉了解，经常找同志谈心，思想工作做得很细，对训练班的每个学员各方面的情况，他都比较了解。由于他熟干部，了解干部，所以分配工作都较顺利。在分配工作谈话时，陈刚还要进行一次专业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如他在分配林一到机要部门工作时，首先讲明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要严认真，不辜负党的信任。特别强调机要工作的保密性，第一要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不该来往的人不来往。第二工作要细微，不能出错差，错一个字就会对工作有影响。第三要及时。枣园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大批情报保卫的专业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分送到革命根据地各级党委，战斗在锄奸肃反的第一线，还活跃在日伪统治区和国统区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直至建国后也是情报保卫战线的主要骨干力量。

带头生产 特等劳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寇的侵略进攻，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是延安最困难的时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大生产运动中，陈刚兼任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他积极筹组了枣园农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农场管理和田间劳动，还组织运输队解决供应问题。冬天，陈刚亲自带领一批同志上山打了几十只狐狸，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皮大衣、皮领子就是这批猎获物做的。枣园机关生产，在陈刚直接领导和操劳下，粮食、副食品和办公费用都做到自给有余，陈刚对大生产运动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 ，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陈刚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陈刚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枣园机关生活改善后，一月吃十六顿馒头，有时还一天一顿馒头，超过当时延安一般的生活水平。陈刚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现在党还在困难阶段，要注意省吃俭用。一九四五年陈刚派去东北工作时，机关副食品剩下蔬菜百多万斤，猪四五十头，毛泽东同志听到汇报后，表扬陈刚不愧是坚持“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典范。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在向整风委员会汇报枣园机关整风情况时，特谈到陈刚克已奉公，吃苦耐劳的好作风。毛泽东同志听后又表扬说：陈刚是个好同志，在团难时期，跟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很值得表扬。还说：“陈刚同志是革命的圣人”。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陈刚被选为“七大”代表，党组织在他的代表资格鉴定上写的意见是：“陈刚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刑堂上、坚贞不屈，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在最秘密、困难、危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这是党对陈刚长期工作的公正评价和最大的信任。

埋头苦干 深入基层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遵循“七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的工作。陈刚主动要求到东北，中央领导同志指定他带队前往，并要求他到东北后担任领导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陈刚率领枣园机关干部百余人，从延安奔赴东北。当时，陈刚配有一匹马，但他一直坚持步行，让其他病弱的同志骑马。到张家口休整半月，换了新的布衣，脱下旧棉衣，大家都舍不得丢，背到热河最穷苦的地方，见老百姓连裤子都没穿，陈刚叫把棉衣都留下给当地群众，老百姓非常感动。队伍在陈刚的率领下，保持八路军作风，一直列队行军，纪律严明，要求十分严格。到东北后，陈刚一再要求下基层，经党（组织）同意派到黑龙江最东，临近苏联边境的勃（利）桦（南）地区任桦南县县委书记，那里是敌特、土匪、汉奸猖獗成灾的地方，敌人三次偷袭放火烧毁县委机关，陈刚发动、组织桦南人民粉碎了反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开辟和建设新的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刚调吉林市委工作。十月调长春市委工作，兼任民运部长。十二月调中央社会部任副部长。随中央机关到了北京。一九四九年，陈刚又请求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中央同意调西南服务团工作，任服务团五大队政委。解放四川后，中央要他担任川南区党委的领导职务，而他再次要求到基层工作，后由组织决定担任川南区党委委员兼内江地委书记。从从一九二五年离开家乡已是二十五年了，陈刚怀着回乡的欣喜来到内江，十分想为家乡四川的建设贡献力量。他一到内江，立即对城乡经济和各阶层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内江盛产蔗糖，是我国有名的甜城，富饶的经济作物区，制糖业十分兴盛。内江由土法制糖到机械生产，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四川蔗糖的主要生产区。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福建等产糖区陆续沦陷，四川便成为全国唯一的产糖区，1940年全省产糖达十六万三千多吨。其中仅内江、资中两县即达五万五千吨，占全省产糖总量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加紧榨取人民血汗来进行内战，造成工厂倒闭、通贷膨账。随着日益加重的经济危机，内江糖厂纷纷歇业停产，食糖产量急骤下降，原居全国之冠的川糖产量，至一九四九年已降到二万四千五百吨。内江解放前后，许多工商业者或兼经土法制清糖的庶农，不了解我党政策，或受人盅惑，大部份停产等待。面临这样复杂的情况，陈刚作为内江地区我党第一任书记，立即考虑如何着手恢复和发展种蔗生产，他认为首要的是正确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以安定人心，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解放初期阶级观点是马虎不得的，在执行政策中往往宁“左”勿右，对制糖工商业者甚至兼经零星土法制糖的蔗农不讲区别对待，动辙斗争，没收财产。陈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调查研究，在“五反”中有一糖业资本家，在农村也占有一些种植甘蔗的土地，但以制糖为主，本人还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陈刚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在一次会上借机教育干部学会区别对待。他在会上强调必须正确贯彻党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应实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也就是采取教育的方法，促其自我改造。陈刚指出：这一糖业资本家有生产技术，在工商界尚有一定影响，五反中查清并无重大不法行为，对他剥削的一面要限制，但不能同地主、不法资本家一样对待。之后，还安排他担任内江工商联副主任。这事对工商界震动很大，对内江市庶糖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工业建设 精心运筹

一九五二年秋，陈刚调省委任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六年任省委书记，直至一九六四年调西南局任书记兼管监察组工作前，他主管四川工业生产长达十余年之久，为发展四川的地方工业费尽心血。

陈刚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在他主管城工委工作期间，经常对干部讲，我们搞工业的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如是我们连所管工厂门朝哪个方向，工厂究竞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那怎么能管工厂呢？他自已就身体力行，每年要组织和率领城工委的干部，到各地工厂进行几次调查研究或蹲点工作。一九五三年是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规模是巨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将建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这鼓舞人心的大好形势下，经过恢复阶段的四川工业生产，开始欣欣向荣地进入发展时期，许多工业开始基本建设，一些重点矿区开始勘探，陈刚除指心筹划发展四川工业的整体规划、选点布局外，还经常爬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彭县铜矿刚开始勘探，他先后几次到白水河铜矿，爬上大山区马松林矿区，和采矿广工人一起生活，和勘探工人一路勘察矿层露头，还一直下到矿硐进行详细勘察，对彭县铜矿初期勘探工作，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也是这一年，四川开始了石油勘探工作，他亲自率领干部到江油、自贡、隆昌、简阳等地，了解地质构造生成情况，探索四川油气生成的规律。并组织干部到各个探区进行蹲点调查。为了堂握地质的基本知识，他认真阅读了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还经常找曾鼎乾等高级技术人员了解四川石油地质的情况，同时很注意在四川工作的苏联专家对开发四川石油有关勘探工作的意见，力图从四川复杂的地质构造中，探索出一条科学的生成规律来。工作中，陈刚十分重视依靠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共同研究，他从不一知半解地、轻率地作出结论性的意见。由于他虚心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和他一起工作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考察报告。当地质局每年总结或传达地质部的部暑时，他能结合四川石油地质工作进展情况，有的放矢地明确提出下一步勘探工作的重点。同时对需要由地方上帮助解决和安非的间题，他都及时向有关部门或地区部署，作到件件落实。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战线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陈刚掌握全局，不断组织新的平衡。那时，四川工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出现了原燃料不足的矛盾，陈刚率领计划、工业、交通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到珙县山区考察和研究进一步开发煤炭资源，对开发芙蓉矿区提出了合理的规划。为解决矿石供应不足，根据地质部门提供的报告，他又带领有关人员奔赴巫溪，爬越了一百多里的陡险山路，到桃花矿区实地勘查，发现运输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便选择开发泸沽铁矿，由成昆铁路转运矿石的方案，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刚这个主张是正确实用的。

同时，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工矿企业旧有的一套管理方式已显得愈来愈不适应，而当时大批管理干部多是才从各个岗位转到工业战线，既不懂工业生产业务，又缺乏企业管理的知识，因此，当时城工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组织干部下厂蹲点，加强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陈刚经常到岷江电厂、威远煤矿、宜宾纸厂、曾家山煤矿、威远钢铁厂等企业调查，并在岷江电厂蹲点进行查定工作的试点，分析、总结了定额管理工作中的优缺点和经验，工厂党委如何在建立企业管理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逐步在厂矿企业建立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为四川工业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的科学管理初步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

陈刚在工作上深入细致，脚踏实地的作风给四川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他下厂工作不是先听工厂领导的汇报，而是首先到工厂现场。他到威远、永荣等矿区，首先是下到井港 ，了解工人井下作业的情况，甚至深入到各个工作面，了解井巷开拓、采掘、运输等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召开老工人、班组长、技术人员等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生产的意见。这才找矿的领导干部所取情况汇报，共同研究问题。如果汇报中只能讲一般化的问题，他就把生产现场了解到的和大家在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提出来，和基层领导们研究解决办法。陈刚这一工作方法，不仅有助于推动基层工作的深入发展，也能使他们感到工作深入实际不够，而有助于工作作风的转变。一九五四年威远煤矿推行长臂直线采煤法，他亲自深入到井下工作面，和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共同研究总结了推广这一先进采煤法的布局、条件以及优缺点，还详细了解了工人的思想状况，总结推广中如何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然后召集有关部门开现场会，率领大家下井边看边学，不仅使大家学到了先进技术，工作方法，还学到了政治工作如何结合经济工作的好经验，收到了阵前练兵的实效。

陈刚是省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却胸怀全局，立足工业，着眼农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决定在川西地区建设一批电子企业，对建厂中需要地方工业部门解决的问题，他都积极给以支持。当时，建设这批电子器材厂，需要一个机械厂和一个电瓷厂为新建工厂生产配套。陈刚从全局出发，立即将成都机械厂和宜宾电瓷厂划给电子工业部，和电子工业建厂配套建设起来，促进了电子工业在四川建厂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九五三年在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即将推入高潮之时，陈刚即预见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将给工业生产提出新的课题。他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安排了磷肥、农机、电力、交通、运输等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为建设我省支农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刚下达，陈刚立即组织有关干部学习，联系发展地方工业的实际，贯彻工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还带领工作组到永川，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提出了发展地方工业应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面向农村的方针和相应的计划安排，受到省委的重视，并在四川省第一次党代会上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陈刚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中央监察委员。

一九五八年，在工业战线上刮起一股“浮夸风”，特别在钢铁工业大放什么“高产卫星”，谁要稍有怀疑，就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陈刚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弄清真象，他派工业厅负责同志深入现场仔细检查，结果查清了渣铁不分、以渣充铁的虚假现象，对于“浮夸”的蔓延起到一定的抑止作用。

关心同志 爱护干部

史料记载，凡是和陈刚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特别是被他领导的同志，莫不深深感到陈刚对同志的关心、信任。一九三四年夏，是上海秘密交通工作最艰巨的时日，一位交通员突然被捕，陈刚多次到这位交通员的住地去观察，发现预定的井（信？）号照常，并派人守伺观察并无异样，他判断这个交通员是在街上被捕，他的住地尚未被敌特发现，便决定打开住地房门，虽然一切陈设衣物如故，党的机密文件和七、八千元经费丝毫不差，无任何判变迹象。陈刚立即派人将文件、经费转移，撤销了这个联络点。当这位交通员逃出监狱回到家乡，陈刚得知他脱险的消息后，即派人专程去和他联系，对他说：你入狱期间，经了解和内部提供情况，证明你对党忠贞，领导上对你寄以极大的信任，你在上海的家（即联络点）是组织上搬的，现在派我来找你。”受得住酷刑考验的人，不一定受得了自己人所加的委屈，组织上的信任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幸福，交通员听完来人的话，不禁漱漱地流下感激的热泪。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枣园石匣玉农场生产队副队长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身为枣园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主任的陈刚，为战友的牺牲十分悲痛，他亲自为张思德换衣、入殓、抬灵、下葬，并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他把张思德的光辉事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九月八日，毛主席亲自参加追悼会，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陈刚对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或受到诬陷打击的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查明真象，尽可能予以保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人揭发机要科的申余，说他主编的“机要科的情报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还说申余“写了许多稿子是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呼应的”，申余因而很快被送进西北公学受审查，长期被作为接受批判和受歧视怀疑的对象。申余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非常苦闷伤心。就在申余被送走的当天，陈刚就在申余的床上找到机要科情报的底稿和申余写的一篇稿子，经过认真审查研究，即向组织上作了报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陈刚动身去东北前 为了解除申余的思想负担，特地找到申余，对他说：机要科情报你没有错误，你只写过一篇短文，经过审查认为还是正确的，三年前组织上就查清了。你要丢掉思态包状，大胆工作。”申余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从他眼神中表达出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在“五反”运动中，内江有个“花纱案件”，涉及许多干部受冤。陈刚亲自主持调查，发现纯系逼、供、信造成的假案，查清事实后，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召开干部大会，公开纠正并主动承担责任，不仅使受屈的同志衷心感激，对广大干部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在任西南局书记兼西南监察组组长期间，秉性刚直，一丝不苟的陈刚，对每个案件都要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在事实未调查清楚前，从不轻率处理。一九六五年监察组收到一封匿名信，揭发一个干部是美蒋特务，藏有“秘密电台”，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甚至是生家性命攸关的大事，陈刚决不会轻信匿名的揭发材料，他指定专人调查，查笔迹、邮印，寄发地区，揭发根据。后查明纯属挟嫌诬告。陈刚对这种诬陷同志的行为十分生气，将调查原委转此人单位，使诬告者受到党纪处分，打击了邪气，保护了干部。

生活简朴 普通一兵

建国后，陈刚身肩重任，职务愈来愈高，生活待遇也逐渐改善，但他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出任省委书记以后，出去检查工作，都是随身自带一把油纸伞，手提一个紫色布提袋。他随身还有两件珍品，一是已磨成平板的人字呢大衣，那是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由共产国际赠送的，或许是有纪念性的原故，虽已破烂不堪，领子、袖口补了又补，他也舍不得换新。进川后组织上发了一套呢子衣料，他却送给了缺衣的警卫员。更有一件心爱之物，那还是三十年代在白区工作时组织上发的一只怀表，入城后他一直舍不得换新，经常在工作时把怀表掏出来看看、听听，摇几下侧头问身边的同志：几点了？同志们不由地笑劝他该换只新表了，他却笑咪眯的说：“还可以用嘛！”这只走走停停的怀表，在他搞地下工作的年代，时间就是生命的交通线上，为革命立过大功。古老的怀表，在陈刚看来有着强大的、无尽的生命力，他一直揣在身边，终生相伴。而他每次出差，都忘不了给石础销回一点质量较好的衣料或物品，石础老理怨他，自已怎不买件新衣、新帽？陈刚总带笑解释说：你从小受苦，地下时期又跟着我受苦受累，现在有条件了，换换新也是我一点心意。厚道的石础也只好不了了之。

陈刚在内江工作期间，一次因重病送重庆就医，他坚持按医院规定，排队挂号依次应诊，经医生诊断立即作为病危抢教处理。他刚能下床，就帮助病友倒水、喂药、拖地板、倒便，使大家深受感动。到他病愈出院，病友和医护人员还不知道他是地委书记。不久，内江地委收到一封由医生、护士和病友联名写的信，叙说了陈刚在病中助人的感人事迹，称赞他是活着的保尔柯察金，建议地委号召全体干部向他学习。信中赞的是陈刚，他当然不会照信中的建议去办，但这件事却不胫而走，在广大干部中迅速流传，身教甚于言教，其作用和影响并不下于正式的号召。

陈刚下厂下乡从不以当地为他设宴为荣，而一般的招待也不允许。他经常在途中找个清静的小饭馆，吃顿豆花饭，加碟小菜或泡菜，边吃边和老乡闲聊，还吃得津津有味，似胜鱼肉海参，谁也难猜出他就是省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县或基层的领导，对上级来检查指导工作，多是出自内心的尊敬和欢迎，办一点小招待也是聊表敬意，陈刚也婉言谢绝，坚持不从。一次他到一个边远县，当地为省委书记第一次远来，准备了比较丰盛的酒菜招待，陈刚严肃的说，我们是来工作的，不要把我们当客人，省委书记也不应该特殊嘛！最后，只吃一顿便饭。跟随他一起出差的同志对陈刚这种不搞特殊的优良作风，一直是敬佩不已。

云散雾清 光辉永存

陈刚，这样一位坚强刚直，出生入死的好同志，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竟死于“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阴谋暗算之中。陈刚和“四人帮”一伙的斗争早始于延安时代，当时他身为保卫党中央的社会部的主要干部，对江青持有戒心和怀疑，曾向社会部的主要负责人，“四人帮”的那个顾问提出“江青来历不明，历史有问题”。史无前例的浩翰时期，他便被“四人帮”一伙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开始不久，陈刚便被关进牛棚，胁逼他揭发什么朱德、贺龙在四川策划“二月兵变”的内幕。在大抓叛徒之时，又逼迫他交代什么“通敌”，“叛变”等“罪行”。陈刚一开始就锐敏地觉察到这背后隐藏的罪恶勾当。已六十多岁的陈刚，身体遭到摧残，精神受尽折磨，他没有屈服。但被折腾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齐发，他的生活无人过问，疾病得不到治疗，却被从病床上拖起来，逼着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由于病体不支竞摔倒在大字报棚前。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也就是民族灾难的十年浩劫中，大抓叛徒、走资派，横扫一切的高潮时期，陈刚含恨离开了人间。“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刘拮挺、张西挺，竞造谣诬篾陈刚是“叛徒”畏罪自杀”，传单满天飞，一时竟流传全国。陈刚的亲属、战友明知他是被迫害致死，对于“四人帮”一伙横加的污蔑之词更是悲愤难平。他们绝不相信这样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会有罪，更不相信在敌人刀夹下从不低头的钢铁战士会“畏罪自杀”！眼看“四人帮”一伙要急于处理尸体，妄图毁尸灭迹，人们忧心如焚，焦急悲愤……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后经过成都、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医院解剖、化验、鉴定，一致结论是：“由于精神受摧残，心肌梗塞致死。”可是，这个结论却被压制封锁，拒不向周总理报告，也不让家属知道。使陈刚的遗体长达六年之久不能安葬。直至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央批准为陈刚举行追悼会，沉冤才得到昭雪。当时，陈刚的许多战友都还在靠边站，有的还继续受着“四人帮”的迫害，他们都纷纷拍发唁电，寄送挽联，在成都和省内的战友和同志们，闻讯涌至，使追悼会开得格外隆重肃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在欢庆之余，更加怀念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陈刚同志。一九七九年四月，他的亲密战友许梦侠、杨超、刘海泉，宫韫书以《一片丹心、一身正气》为题，在四川日报发表文章，深切表达了广大党员对陈刚的怀念，他们在怀念文章中写到：“陈刚同志为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赴汤蹈火，以自已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入党誓言”“现在国贼已除，冬去春来，英灵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照片来自网络）

2024年11月16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