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将军蔡锷

草木大隐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一、蔡锷生平

(一)秀才元勋

蔡锷秀才出身。他自幼被传为神童，13岁考中秀才，逸闻趣事极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后入上海南洋公学求学，并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校学习。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

宣统三年（1911年），擢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发起重九起义，使云南脱离清廷管辖。随后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随后进行一系列改革，颇见成效。

民国二年（1913年）被大总统袁世凯调至北京，仅任虚职，受其监视。

民国四年（1915年）设计潜出北京，并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讨袁。他抱病出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在川南与北洋军鏖战。袁世凯死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旋即因病赴日本就医。

民国五年（1916年）不治逝世，年仅34岁。北洋政府为其举行国葬。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蔡锷为革命烈士。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蔡锷一生“反清、抗袁、拥孙”，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并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被称为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因发起、领导了护国战争，当时及后世多视其为“再造共和”或“再造民国”之元勋。

(二)军政巨擘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蔡锷倡导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主要传播人有蔡锷、蒋百里等。蔡锷的《军国民篇》主要介绍西方的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主义先由德国传入日本，再由蔡锷和蒋百里等人介绍到中国。文革时期，中小学幼儿园都开设军体课。近些年，陆续有各地中小学开设军体课的报道。毛主席时代，提倡全民皆兵，比较流行全民尚武精神。

蔡锷崇尚曾国藩、胡林翼“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一直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实际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持久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蔡锷同窗蒋百里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持久战，提出：“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敌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史料《蒋百里论抗战》)”

据说这些重要论断可能对朱毛军事实践产生一定影响。毛主席曾著作《论持久战》，并明确提出游击作战十六字诀，即“关于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广泛开展游击作战的指导性方针”，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这一广为人知的口诀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在抗战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蔡锷曾深入钻研克劳塞维茨战略思想，总结甲午战败教训，甚至以日、俄、英、法等国为假想敌，并提出诸种具体应对方案，以战胜他国之雄为己任，颇为列强所忌惮。(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

(三)护国丰碑

护国运动（又称护国战役、护国战争、护国之役、洪宪之役），1915年－1916年，是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

护国运动起因是袁世凯在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

护国运动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后又一次伟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护国运动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台阶，它为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二、成就建树

(一)东渡精进

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蔡锷将军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百里)、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二)操练新军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蔡锷以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身份回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发，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队（即将弁学堂）总教习及监督 。十一月，他辞职返湘。蔡锷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他应湖南巡抚托忒克·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七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参见词条彰德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蔡锷兼任陆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次年（1908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蔡锷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翌年（1909年）夏，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在广西任职期间，他曾巡行4000余里，沿边调查地方民情，考察边情地势，写成《越南用兵计划》和《桂边要塞图说》两书，对加强边防军备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颇负盛誉。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

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

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

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

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0年），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00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0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0余人，广西籍仅30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对，撰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辩驳书，逐条批驳了广西咨议局强加在其头上的种种罪名，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后经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和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举荐，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电邀蔡锷去云南任职时，他遂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

(三)重九起义

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腐败，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

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站在立宪党人的一边，但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以同情和赞助。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时，黄兴和赵声二人于事前曾秘密去广西访问蔡锷。等他到云南就职时，正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刘云峰、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0月30日）晚12时发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以新军为骨干。

不料事机泄漏，在九月初九日时，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二人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初九日晚8时余，知道事机迫切的蔡锷等遂约同李根源率新军七十三标自城北校场起义，攻昆明北门；蔡锷自率新军七十四标及部分炮队官兵在南校场巫家坝起义，攻昆明东南门。他宣布革命宗旨为：“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李经羲自督署逃往法领事馆避难，后经蔡锷派人把他护送出境；钟麟同与协统王振畿被起义军击毙，军事总参议靳云鹏化装潜逃。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由于当天是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重九起义”。

(四)巩固边防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五)反对复辟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六)护国讨袁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三、东瀛遗恨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关于蔡锷死因，近人颇有质疑。

第一种说法是蔡锷被日本人暗害。蔡锷有一部下，名叫雷飚，后来成为滇军主要干将，他在1947年回忆蔡锷时所写的《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中就认为，蔡锷“为日本人嫉忌，而暗使医生谋害以毙命者也。一时疑信参半，几遍全国”。雷飚自云“追随蔡锷十余年，患难辛苦，尤备尝而深知”。说明他是蔡锷心腹，可能了解许多内情，没有必要空口说白话，甚至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事实上，日本人也不是没有干过类似事情，反倒是轻而易举，完全可以得手于无形。

第二种说法是蔡锷死于花柳病。在1995年，上海某刊物刊登张爱平《蔡锷将军之死一说》。该文说“蔡锷……入四川……原有的喉疾此时因疲劳过度遂至爆发”。给蔡锷看病的老中医叫刘云峰，回家后由其口述，其子记录，将蔡锷病状记录下来写成了诊断书并配有药方。1959年，此份诊断书传给了小刘云峰30岁的弟弟刘静庵手中，刘静庵予以公布，诊断书的结论是——“诊毕，暗惊此为杨梅毒”。杨梅毒是一种花柳病，留连妓院青楼者多会中招。这种说法流行于大陆娱乐八卦诋毁英烈任其恣意胡诌时期，可信度自然不会很高！

第三种说法是蔡锷因为被误诊而死。蔡锷的死，官方一直采用“喉癌”说，而实际上，他的死因是被误诊为喉梅毒。由于他和妓女小凤仙之间的“风流韵事(电影影视剧《知音》表明是故意演戏)”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于是不少医生根据症状推测蔡锷所患的是：以声嘶为首发症状的喉梅毒。其实单纯的误诊为梅毒本也没有什么，但当时主治医生德国人克里给他用了抗梅毒的特效药，那种特效药针对梅毒有奇效，但若没有梅毒，则对人体毒副作用极大，可能会因此丧命。然而事实表明，蔡锷将军确实得的不是梅毒，他本来还能行走、阅读，一针下去之后，病情就迅速恶化，竟然只能躺下。不久之后的1918年11月8日，便在日本福冈医院辞世。以当年德国人的傲慢自负而言，兴许误诊用错药物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四、护国运动

(一)事件经过

1.云南准备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隅，是一个偏僻险阻的山区省份。西、南两面分别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接壤，东面与非北洋势力控制的黔桂交界。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势力未伸入云南。云南成为“二次革命”后，革命力量保存较为完整的唯一省份。除了在袁世凯政府的严令下，蔡锷被调入京，一部分高级军官如罗佩金、黄毓成、顾品珍等被黜外，新军内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官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云南军政界中，许多老同盟会员多次秘密集会或串联，酝酿反袁斗争。云南省陆军军官大多参加过重九起义，“强烈反对袁氏称帝阴谋”。滇军中下级军官，三、五组集，扬言要“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

护国运动前夕，云南进行了秘密扩军。唐继尧一方面公开添编两个警卫团，又借补充之名，召募退伍官兵，并征召新兵，“以待编制”。又“以治安为名，密令各县整饬地方团队，以侯时机”。并招募志愿参军的学生数百人。

护国运动爆发前夜，滇军共两个师及一个混成旅，人数约近15000人。

交战双方

(1)北洋军

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由湘西经贵州从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一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由北面进攻云南。曹锟任第1、第2路总司令。第3路为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云南查办使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袭扰护国军后方。

(2)护国军

讨袁护国军约2万人，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入桂、粤，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参赞戴戡率一部兵力入黔策动起义。

2.护国起义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按照中华民国成立时的体制和名称，设立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为护国第一、二军总司令，统兵出征，分别进入四川、广西等地；唐继尧兼任护国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

1915年12月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即成立军政府，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和一位总司令，唐继尧为都督。

1915年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二十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民国。

3.四川之役

1916年1月16日，蔡锷所部刘云峰梯团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17日，向川南镇守使伍祥祯部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四川高县西北之横江。19日，向叙府(今宜宾)西南之安边进攻。第1支队在正面实施佯动，第2支队利用夜暗迂回至安边侧翼，突然发起攻击，伍部向叙府溃逃。护国军乘胜追击，21日占领叙府。嗣后，北洋军分四路反攻叙府，均被击退。

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黔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一路由黔军第1团至第3团合编为护国军东路支队，王文华任司令，进击湘西。一路由第5、第6团和戴戡所率滇军合编为滇黔联军右翼军，戴任总司令，向四川綦江、重庆一带进攻。2月13日，戴部抵川黔边境松坎(属贵州桐梓)。14日，向川军第1师等部发动进攻，至18日，连克綦江以南之东溪、马口垭等地。下旬，北洋军陆续增兵向戴部反攻，戴部相继退守东溪、松坎，与敌对峙。

蔡锷所部赵又新梯团一部与已起义川军刘存厚第2师，于2月初联合向四川泸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泸州外围蓝田坝、月亮岩等要点。北洋军陆续抵泸后，护国军寡不敌众，退守纳溪等地待援。23日，蔡锷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采用两翼包围、正面突破战术，以积极防御消灭北洋军。28日开始反击，战至3月6日，北洋军伤亡惨重，护国军亦因弹药不济，人员疲惫，分路撤出纳溪至叙蓬溪(今护国镇)一带有利地形休整。15日，蔡锷乘北洋军官兵厌战，物资补给极其困难之机，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分三路反攻纳溪。17日，担任主攻的右翼赵又新梯团从纳溪以东之白节滩发起进攻；中路顾品珍梯团在正面牵制敌军；左翼刘存厚部攻占江安，保障主力侧翼安全。19日，护国军全线突破北洋军前沿阵地，歼敌一部。至3月底，陆续收回失地。北洋军伤亡甚众，无力继续作战。4月2日，蔡锷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表示“我军各路所控之敌，均较我为优，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满，决难移转攻势”。

4.湘西之战

1916年1月下旬，王文华率护国黔军进抵黔湘边境后，立即分路向湘西北洋军进攻。第1团于2月2日晚乘湖南晃州(今老晃)城中北洋军欢度旧年除夕之机发起攻击，北洋军不备，次日败逃蜈蚣关(距晃州东约15公里)。黔军进占晃州。4日，攻克蜈蚣关，歼北洋军第5混成旅和镇远道守备部队各一部。第3团于2月5日克黔阳。其间，第2团攻占麻阳城外围部分据点，曾两次攻城未果。13日，第1、第3团联合向沅州(今芷江)发起攻击，北洋军弃城逃走。14日，黔军占沅州。王即以第1团一部兵力支援第2团再攻麻阳城，16日攻克该地。至2月下旬，护国黔军连克洪江、靖县、通道、绥宁等地，击溃北洋军约3个混成团兵力。3月中旬，北洋军向麻阳、黔阳等地发动反攻。护国黔军顽强抗击，牵制湘西北洋军向主要方向四川转移兵力。

5.滇桂边之战

1916年2月20日，李烈钧部由昆明向广西开进。3月初，在滇桂边境之广南、富宁地区与龙觐光部展开激战。第2军张开儒梯团于富宁东面之皈朝地区击退龙觐光部第1路司令李文富部多次进攻，双方成僵持状态。第2军方声涛梯团与龙军第2路司令黄恩锡部在广南地区激战数日，将黄部击退。15日，宁武将军陆荣廷通电宣布广西独立。云南护国军趁势向龙觐光部发动反攻。与此同时，由云南前出广西截击龙觐光部的第3军赵钟奇梯团进抵西隆(今广西隆林)，与方声涛梯团夹击黄恩锡部。黄部战败，残部向滇南逃窜。由第3军一部改编的挺进军黄毓成部，此时亦由云南经贵州兴义进抵广西百色，协同桂军包围龙觐光指挥部，并将其全部缴械。李文富见大势已去，率众投降。窜至滇南的龙觐光部第3路龙体乾土匪武装和黄恩锡残部，遭第3军刘祖武等部阻击，部分被歼，部分逃离滇境。

6.潍坊之战

1916年5月2日，居正率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进攻驻守潍县的北洋军陆军第五师。5月4日夜，东北军猛攻南门，试图打进潍县城，没能成功。第二天，东北军尹锡武部进攻潍县东关坞，炮轰东关西南门(奎文门)仍未克。又由东北军华侨义勇团炸开东关南门(鸣凤门)，攻入东关坞。第五师郑士琦部马上进行反攻。东北军未能攻克东关坞，便退守潍县火车站附近的擂鼓山，与北洋军对峙。霸占胶济铁路及潍县火车站的日本驻军以调解双方“停战议和”为由进行了干涉。

25日，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奉令撤退到了潍县城城北庞家庄(今潍坊经济区双杨街道庞家村)，潍县县知事张汝钧也随军撤退到那里去了。东北军便占领潍县。

6.运动胜利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失败，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北洋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

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与袁世凯政府对峙。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

1916年6月6日，袁忧愤而死，由黎元洪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1916年7月14日，军务院撤销，护国运动结束。

(二)事件分析

1.形势分析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人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滇军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

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

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2.军饷问题

袁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盐两税的绝大部分已为外国银行团所扣留，各省上缴款项，也常常被地方军阀截留，即使上缴，也非常有限。袁政府还继承了偿还清朝外债的重担，本身又有巨额外债。因此，袁政府只能继续“仰给外债，以度岁月”。仅1913—1914年，就举借外债20项，合计约3.76亿元多。而这些借款又大都是由外国银行经手，扣除实交折扣和到期应付外债本息，实收额只占借款额的47.96%。1915年，国库收入共计银元130678127元，支出共计银元139036456元，赤字为8358329元 。

护国战争冲击了袁政府的经济秩序，袁政府的财政立即陷入了困境。袁政府为了镇压护国起义，开始筹集军费，加重了对地方的搜刮，摊派“征滇军费”，通过发行公债来骗取商民的银元。以汉口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元，被拒绝。

护国战争爆发后，中、交两银行增发了大量纸币。导致袁政府金融崩溃，于1916年5月12日(星期五)晨，宣布中、交两行停止兑现。1916年6月4日，交通、中国两银行发行的纸币，“市兑已跌至七折” ，五国银行团申明不受停兑令的约束，北京的外交使团对停兑直接提出质问，声称要采取保护“在中国财政利益之办法”向袁政府施加压力。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袁政府只得部分修改停兑办法，允许海关、盐务、铁路等所收中、交钞票，照常兑换现银。

3.组织机构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

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和蔡是并坐主席位子，唐为了尊礼蔡，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

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

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

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

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

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是组织大纲上并无统属之规定。

4.军队编制

洪宪帝制以前，云南军队因袁世凯实行削弱南方兵力计划，极力缩减云南军费。早在民国3年的云南军费是32万余元，民国4年就减为24万余元，减少了四分之一，由于军费减少，自然不能多编部队，所以当时现役兵只有陆军两师和一个混成旅，一队宪兵和十余个独立步兵连，一个独立步兵营，93个警卫队而已。云南举义讨袁，出师计划中，第一军要编三个梯团出四川。第二军编两个梯团出广西入广东。第三军编一个梯团及先遣一纵队出贵州会师湖南，别一支队扎武定，远图成都，另编挺进一军由贵州直趋辰、沅、常德，出没武汉、荆、襄。这一来，云南的精锐现役部队大部分都已抽调。无论前方后方都需要大量补充，唐继尧及委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义勇4000余人，派马文促为游击统领，黄文忠为游击队统带，并在昆明设立征兵事务所，增编新军20团（原有八团），警卫团四团（原有二团），骑兵、炮兵各一团。

新编各团团长是：禄国藩为第九团长、朱德为十团长、盛荣超为十一团长、杨体震为十二团长、李修家兼十三团长、黄永社为十四团长、李植生为十五团长、刘法坤兼十六团长、马为麟为十七团长、马骢为十八团长、缪嘉寿为十九团长、马轸为二十团长、马梁为二十一团长、邓埙为二十二团长、林桂清为二十三团长、徐振海为二十四团长、方声涛兼二十五团长、钱开甲为二十六团长、段廷佐为二十七团长、周宗濂为二十八团长、陈维庚为警卫第二团长、叶荃兼领警卫第四团长、廖鼎高为骑兵团长、李朝阳为炮团长。

各团先后成立，日夜勤加训练，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较起义前的兵力增多了二倍。

5.筹饷办法

军队扩充了，还有饷械问题，云南本是靠协饷的省份，军费既要自己负担，又要扩充军队，因此筹饷购械是一个重要工作，筹饷办法如下：

向各机关提借存款，计铁路局十五万元，水利局十四万元，垦殖局二万余元，电报局一万元，造币厂五万元，制革厂三万元，织绒厂十五万元，商号借款五万余元，救国储金五千余元，借用河口商款十二万余元。共计七十二万余元。

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所有款项移助军费，计月共三万余元。

举义前中央由盐款月拨协款十二万五千元，举义后商准稽核分所尽数截留，自四年三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七万余元。月有长短，以九个月计，每月合十八万余元。

设立筹饷局劝导各县殷实绅民，捐资济饷，规定额数，大县万五千元以上，中县万元以上，小县五千元以上，计全省大县十三县，合十九万五千元。中县二十四县，合二十四万元。小县五十九县，合二十九万五千元。共计全省额定七十三万。综计收获实数二十九万六千余元。又由省会劝捐，共收获银四万零二百余元。未收银三万一千余元。又各厘局行政委员分治员，亦劝捐报缴，共收获银一万五千余元。以上总共收获三十五万一千余元。

派古道、赵伸、吕志伊、龚振鹏、寸如东、郿煜煌、张南生等，前往南洋一带及香港、越南、缅甸各处劝募华侨捐助军饷计各地华侨先后汇到香港富记共收获银十万六千余元，上海共收获银一万元，军需局共收获银一万二千余元。三处共收获实数一十二万八千余元。

将云南中国银行银币二百万元，分发第一军携入四川一百万元，第二军八万元，第三军第一梯团二万元，挺进军十万元。由各总司令负责，均作军用纸币；其余八十万元，均作本省军饷，陆续支发完毕。

颁布护国公债条例，发行护国公债一千万元。后因故停止发行。

军械方面除了督促兵工厂日夜加工赶造子弹外，并向法国买了一万四千枝步枪。

6.求捐两电

唐、蔡、李三位起义领袖并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7.历史意义

护国运动是近代由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革命运动。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的延续阴谋，恢复了共和制。但是，护国运动并未最终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护国运动的结果，推翻了“洪宪”帝制，推翻了袁世凯，而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但是护国运动的胜利果实终于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转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打倒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制止封建帝制死灰复燃，再造了共和，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它的功绩永载史册。

1916年12月，国会决定，以每年12月25日为护国运动纪念日。

五、身后荣评

蔡锷在1916年逝世于日本，为了纪念他对国家的贡献，北京(北洋)政府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并追授上将军衔。

1917年4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为蔡锷举行了国葬，葬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蔡锷为革命烈士。

除此诸多殊荣之外，更为荣耀的是，蔡锷逝世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称赞蔡锷为“国之模范”(一说“邦之模范”)。抗战时期，朱德在延安党校上课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一生中一共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另一个便是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在黑暗中的指明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毛泽东便是我的指明灯。”

参考资料

[1] 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国广播网 [引用日期2019-06-24]

[2] 许敏．云南护国首义原因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 32 (2)：37-40

[3]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C]

[4]曾晗叶《军神蔡锷：用兵如神驰骋疆场 拳拳之心爱国护国》.中国网 2022-06-27

[5]推荐书目: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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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二四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