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乐盛衰 极端贻害无穷！

乒乓云世界

来源：个人图书馆+网络文图选录 “极”是极端、极点，人尤其常常陷在极端的情绪里，好比愤怒至极、烦恼至极、悲伤至极…...等等。极端是指某种态度或行为达到了极限，超越了正常范畴，有时还可能涉及到激进、极端主义等概念。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比如极端减肥、极端暴力等。需要注意的是，极端行为常常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危及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极点指程度上不能再超过的界限。

《易经》里说：“剥极必复”，意指恶劣的情况到达极点后，必定转好；而所谓“物极必反”，极盛之后，也会是衰的开始。因此，无论苦乐盛衰，极之后是什么呢？我们对于“极”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以下四点应该注意：

第一、苦极必须忍耐：人世间，我们会遇到物质上的不足，事业、学业上的辛劳，人事上的协调，金钱上的短绌，爱情上的辛酸，甚至生活上遭遇的各种境界，都令人感到好苦。苦到极点怎么办？有的人苦到想不通，选择逃课、逃跑、逃亡、甚至自杀了断。苦到极点时，逃避是都没有用的，这时候必须要忍耐。忍是力量，忍是知苦，忍能处理，忍能化解，苦极之后，你能安忍，就会有另外的转机。

第二、忧极必须释怀：有时候，我们会忧伤到极点，会挂念到极点，因为太过忧伤，一直惦记在心中，无法放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不仅于事无补，也是很划不来的。你忧伤，有用吗？你忧伤，就能解决吗？倘若忧伤能解决问题，倒也还好，若不能解决，就必须释怀，另外用智慧、用方法来面对，找出解决之道。

第三、喜极不可失态：遇到喜事，好比“股票涨价了”、“中奖了”、“得第一名了”，甚至运动场上，获金、获银，这固然是很令人欢喜，但是不能太过狂欢。有人过于兴奋、情绪无力负荷而晕倒，也有人喜极而言行失控。所谓：“德不足，力有馀，过盛必衰。”太喜而沉不住气，让人觉得轻浮，太喜而言行失态，也会给人看不起。因此，喜极不可失态。

第四、乐极不可生悲：人生祸福无常，凡事都要适可而止，以免欢乐过度，招致悲惨的后果。有人主张人生要“纵欲”，这种快乐是不实在的，纵欲的结果，跟随而来的就是身心交瘁、人格堕落，所以说“乐极”必“生悲”，这是不究竟的。

人生有苦有乐，太苦了，要提起内心的快乐；太乐了，也要明白苦的真相。过于热烘烘的快乐，乐极生悲；太过冷冰冰的痛苦，苦得无味，最好是过不苦不乐的中道生活。这四点“极之后”，是平衡人生的四个方法。

　　第一、苦极必须忍耐，

　　第二、忧极必须释怀，

　　第三、喜极不可失态，

　　第四、乐极不可生悲。

6种极端性格影响心理健康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暴躁、温婉、开朗、羞怯等等，都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标签。性格分很多种，有的性格能帮你获得好人缘，有的性格会让人不敢靠近你。好的性格能给你正能量，而不好的性格会危害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哦。

1、多疑嫉妒型：多疑嫉妒型的朋友，人际关系多不好，容易孤独、郁闷，惴惴不安，严重的还会产生被害妄想。研究表明，对别人怀有敌意、处处提防的人内心承受更多的压力，从而导致体内一种蛋白质含量骤升，该蛋白质和心脏病、糖尿病有很大关系。

2、钻牛角尖型：爱钻牛角尖的人，遇事较真，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这样的人在科研开发上，容易做出一番成就。但如果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不利于身心和谐，加快衰老。不如凡事多从不同角度想想，给自己和周围的人一个“中间地带”。

3、拖拉散漫型：比如生活中丢三落四，对事业缺乏相应的目标等。20多项研究均证实，自律性、组织性强的人要比意志薄弱的人多活2—4年。研究人员认为，能控制自己的人不容易染上抽烟、酗酒的恶习，所以寿命更长。

4、脾气暴躁型：每次发脾气都会让心脏的磨损更多一层，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一份负担。身边的案例也常提醒我们，脑中风、心肌梗死等病症的发生，大多因生气、遇到重大压力事件等引起。

5、焦虑紧张型：焦虑是指一种预感即将面临不良处境的紧张情绪。一项针对1800名男性长达30年的调查显示，烦躁不安的人最易通过吸烟安抚心态，但是这样短暂的缓解和香烟造成的长期危害相比，并不值得。

6、忍耐忧郁型：与脾气暴躁的人不同，有些人遇到事情惯于忍气吞声，把悲愤、生气、郁闷压在心底。这类人不但在社交方面处于劣势，而且身体素质也大打折扣。研究表明，这种性格的人易患外周动脉疾病，早亡的几率更大。因为他们更易受负面情绪影响，而忽略快乐的感受。

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不管好不好，这就是我的性格。其实不然，性格是后天养成的，不是先天的，不好的性格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人际交往，甚至危害我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建议大家改掉不好的性格毛病，保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平衡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基本规律，源于它本来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但不论宇宙还是社会的平衡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止和僵死的。一些运动趋向平衡，另一些运动又离开和破坏平衡。不平衡才能运动，运动才能发展，而发展总是表现为破坏平衡的运动和恢复平衡的运动之交互作用和综合过程。一切离开平衡的运动又都受到平衡规律的制约。

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体的运动是一自然过程，其规律可以认识。而由众多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受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制约，表现为某些反复出现屡试不爽的因果关系。然而社会的发展既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自由意志的众多个人，就不存在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而只存在着向着“道”或“天道”复归的历史发展趋势。社会和个人集中了宇宙的全部信息，又如何能逃避宇宙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的“道”的支配？“历史规律说”实为自负而精巧的似是而非的的杜撰。它使少数唯意志论者野心极度膨胀，自命为人类的主宰；却使大多数普通人沦为丧失了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宿命的历史工具。

物质每一单个的基本粒子都平等地占有着和自身体积、能量相当的空间。但是文明的制度却使得许多作为社会“基本粒子”的个人没有立锥之地，从而使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人类文明表现出反自然的性质。

不平等的社会使人类偏离平衡态。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又宿意制造出不平等的观念，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衡状态，使得恢复平衡的运动必须以更大的动能达到平衡点，接着又以其巨大的惯性远离平衡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充斥着为压迫、奴役和极权、专制辩护的谬论邪说，加速地恶化着社会不平等状态，使得每一次恢复平衡的运动都以更大的速度更远地离开平衡点表现为愈演愈烈的极端历史运动。从防民之口到焚书坑儒，从争城争地的战争到屠城坑降，直到二十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人类互相奴役互相残杀的恶行层出不穷荼毒日甚。《文中子中说》记载了许多王通针对极端思想极端现象的关于“中”的杰出思想。宋初的阮逸写道：

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文中子中说·序》

“中”是平衡，是正确，是适当，是最佳状态，是理想极限，超过或不及将会产生过错或失误。俗儒在皇权专制对个性表现特别是独立思想的多次打击下，把中庸糟蹋成丧失原则，看风使舵，回避矛盾之类俗不可耐的市侩哲学。道乃“中”的指归，极端则为德之贼。“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矫枉必须过正”，“必须”乃“必然”的主观表述。“过正”非难，难的是把握“过”的度使之经过最小的反弹回复到中。于是“过正”往往成为走向另一极端的堂皇借口。而当统治者愚昧狂妄、昏庸腐败到了极点而不可救药时，只能靠在下修道的诸侯、大臣、士君子、庶人匡时救失。这就需要有识之士深知“中之为义”，才可能避免重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悲剧，脱离“自作孽”的罪恶渊源。 当人类脱离蒙昧获得了某些知识和成功时，便逐渐狂妄起来，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奴隶和贱民不必说了，他们没有骄傲的地位，也没有自负的资本。但某些权势集团的君子，特别是那些窃取了最高统治权的大盗，最易陷入评判一切指挥一切的妄想狂。极端的谬识引发出一系列极端的恶果。最愚蠢的群丑扮演着最残暴的角色。他们的认识作为和智者仁者完全相反。

子曰：“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乎！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乎！”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

子曰：“贱物贵我，君子不为也。好奇尚怪，荡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应之。”
——《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存物忘我的反面是贱物贵我。“存物”就是尊重自然，尊重他人的存在和权利。“忘我”，就是承认自身只是宇宙的一粒沙子，绝不是世界的主宰；只是社会普通的一员，绝不是社会的统治者。因此自己应该适应自然，适应社会，而不是破坏自然生态，搅乱社会秩序使之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把社会挤压入自己狭窄的心胸。“贱物贵我”就是天地之间我为中心。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改造，对社会的态度是不断革社会的命，不断地破坏批判，对人民的态度是最大限度地取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一切创造性劳动的自由。姬胡（周厉王）的“监谤”箝制人民对统治者的批评，嬴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北魏北周统治集团迫害宗教的灭佛行为，以及统治者使天下财穷民困的大兴土木，修皇陵、建阿房、扩东都、开运河，无不是贱物贵我的极端行为。统治者的“好奇尚怪”不绝于史，近世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1964年对清官的批判，竟然得出了清官比贪官更坏（私心自然以为贪官比清官更好）的奇谈怪论。“必有不肖之心应之”。十几年来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清议不足以耻之。刑罚不足以禁之。

子曰：“吾不度不执，不常不遂。”
——《文中子中说·事君篇》

做任何事情，必先度德量力，权衡是非。一旦决定执行，就要坚持下去直到有一个结果。但一定要把它纳入常轨，而不能表现为多言浅识，好动多变。

贱物贵我之流既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必然热衷于多言以形成“思想体系”，多事以建立不世之功。愚昧和狂妄是一对孪生兄弟。杨广（隋炀帝）放言自己要“超三皇，越五帝”，妄动、轻进、好成，困扰天下而三征高丽。杨广自负才学，词句华美，欲留著作于不朽。

帝（杨广）好读书著述，自为杨州总管（590年）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605——616年），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读杨广的文集，不解何以杨广口宣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王通和弟子的一些对话恰是针对杨广之类的统治者的。

子谓房玄龄曰：“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杨广不仅要 “超三皇，越五帝”，而且自以为是杰出的军事统帅（曾任平陈元帅），善诗赋，通音乐，直是身通百艺的全才。因为他哪一方面都想露一手，就使他在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事上荒疏失误，造成国家多难和社会动乱，使他的路越走越窄，终陷身死国灭的绝境。

子曰：“多言，德之贼也；多事，生之仇也。”
子曰：“好动者多难；小不忍，致大灾。”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当权者居于治理社会最易于“立德”“立功”的行者地位，却热衷于“立言”的角色，其所言只能是空洞无物，言过其实，言行相悖，多言数穷，言而速朽，害行损德，言随身灭。

子曰：“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好进多言之辈，大都有些浮文浅智，文足以饰非，智足以拒谏，自处于危险境地，蒙受诸多耻辱。否定多言、好进，并非主张无所作为，不言不动，而是要量力乘时，顺应自然。

玄龄问：“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子曰：“《易》，圣人之动者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王通生逢隋朝，曾以《太平十二策》干杨坚（隋文帝），杨坚伟其言而不能用。王通遂东归河汾。再召不至。智者察于未萌。仁寿三年（603年）萧墙之祸将作而天下乱象已萌，故王通专心著述，以俟来者。杨广窃得皇位后，又先后三次征召，皆婉辞不受。天下事已无可为，仕必得咎，动必有悔。

子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
——《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魏征问君子之辩。子曰：“君子奚辩？而有时乎为辩，不得已也。其犹兵乎！”董常闻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辩，不杀之兵，亦时乎？”子曰：“诚哉！不知时，无以为君子。”
——《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时间使没有价值的言论变得不值一顾，没有什么比时间更雄辩。时间使多少倒行逆施的王朝倒台，使多少悖天失道的强权灭亡，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善战。君子有不言之辩，不杀之兵，都靠伟大的时间来完成。故曰：“不知时，无以为君子。”知道时间的伟大作用，才能从容地走出极端，进入未来。 暴力是人类最极端的行为。尤以战争最为激烈惨酷。王通生活的隋代，四次发动侵朝战争，导致隋末的烟烽遍地。关于战争，王通推崇的是仁、义和无为。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王通不仅对“天子而战兵”取根本否定态度，也否定“任智”，而“战智”不过是“任智”的极端形式。

李靖问：“任智如何？”子曰：“仁以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

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王通1400年之后的现代中国人，一面用“社会主义”为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经济遮羞，一面又满怀崇敬地惊呼着“知识经济时代”。不讲平等、人道、正义的“知识经济”，只能更巧妙地掠夺社会财富和更无情地侵犯他人的天然权利。只有告别了各国内部的强权和国际间的霸道，人类历史才能进入丰裕、福利、人权、民主、博爱的时代。坊间广为流传的“商战”、“经营之道与孙子兵法”之类书籍，把人与人的经营关系一律纳入战争轨道。王通鄙弃孤虚诈力的兵道。

李密见子而论兵，子曰： “礼、信、仁、义，则吾论之。孤、虚、诈、力，吾不与也。”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

为战争辩护的世俗说法是以杀止杀，止戈为武。一部二十四史，记载和歌颂的几乎都是杀人和战争，使杀人和战争这人类的罪恶陷入无休止的循环之中。王通主张惟仁义可以消灭犯罪的战争。

韦鼎请见，子三见而三不语，恭恭若不足。鼎出，谓门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杀之严矣！”

杨素谓子曰：“天子求善御边者，素闻惟贤知贤，敢问夫子？”子曰：“羊祜，陆逊，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复使？”子曰：“今公能为羊、陆之事则可。如不能，广求何益？通闻迩者悦，远者来，折冲樽俎可矣，何必临边也。”
——《文中子中说·王道篇》

羊祜为晋将军。晋欲平吴，以羊祜督荆州。羊祜绥怀吴人，吴人降者欲去则听之。陆逊为吴大将军，攻晋襄阳，获生口即放还之。羊、陆皆仁人，不得已而用兵，且实行“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尽量不杀少杀的原则。“折冲樽俎”的典故见于《晏子春秋》。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景公觞之。饮酒，酣。范昭曰：“请君之弃樽。”公曰：“酌寡人之樽，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撤樽，更之。”樽觯具矣，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景公谓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乐，故臣不为也。”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曰：“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
——《晏子春秋·杂上》

齐景公“酌寡人之樽，进之于客”，可谓仁；范昭已饮，晏子令“撤樽，更之”，可谓智、勇、礼、义兼备。太师拒绝为范昭调成周之乐，看出了范昭“欲犯其礼”的意图而拒之，也集智、勇、礼于一身。晏子和太师的应对，齐景公虽然担心，当着范昭的面却取认可态度，说明君臣辑睦。有此六者，晋平公乃知齐不可伐。折冲樽俎从字面上讲是御敌于杯盘之间，实则通过宴会上的言行表现了齐国的仁、义、礼、智、勇、和等内在力量。杨素是隋朝掌握军政重权“作威、作福、玉食”的权贵，王通忠告他正身以治天下，使近者悦，远者来，折冲于樽俎之间。诚如此，则何必动用大军临边。

楚公问用师之道，子曰：“行之以仁义。”曰：“若之何决胜？”子曰：“莫如仁义，过此，败之招也。”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朝鲜半岛一直是中国皇权大一统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旦国力强盛，即生侵伐高丽的冲动。几千年来，这种侵略战争给中国和朝鲜人民带来无数灾难，也导致一些侵略政权的衰败灭亡。杨坚以百万之众侵伐高丽，徒然劳师糜财。杨广开永济渠，名曰御河，用以运粮侵征辽东。

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
——《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辽东之役，子闻之曰：“祸自此始矣！天子不见伯益赞禹之词；公卿不用魏相讽宣帝之事。”
——《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伯益赞禹之词”指《尚书·大禹谟》中的一段史实。姒文命（夏禹）奉姚重华（虞舜）之命征伐不顺从的有苗。禹乃会合部落，誓师临苗。三旬，苗民不服。伯益乃献谋于禹：“惟有德才能感动上天，苟能修德，无有远而不至者。而且自满者招损，谦虚者受益乃是天道。至诚可以感神，况此有苗乎！”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整众还师，大布文德，舞干戚于宾主两阶之间。七旬，有苗自服。此即王通所说的“帝国战德”。篡夺弑逆的隋朝，自不会有伯益这样的贤佐谠议，即有，也绝不会接受。

魏相是西汉宣帝时的承相，上书谏罢西域之兵。他区分战争为五类，实为千古不刊之论。

救乱诛暴，为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

杨广侵伐高丽，出于忿、贪、骄，其后果必定是败、破、灭。所谓“忿兵”，原于“争恨小故，不忍愤怒”，无非是对方的作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或臆造的“原则”。不懂战争史的愚人总以为“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凭军力之盛，便可见威于敌，稳操胜券，不知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战例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争的性质是胜败的决定因素。

杨广于大业八年（612年），率军113万，号称200万侵伐高丽，九军并陷。九年再征，山东渐乱。十年三征，终丧天下。

子在蒲，闻辽东之败，谓薛收曰：“城复于隍矣！”赋《兔爰》之卒章。归而善六经之本，日以俟能者。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城复于隍”，见《周易·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隍乃城下池。意思是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犹如城覆于城下之池。败亡命运已定，用师也是白搭。不能对隋政权再抱任何希望。故王通赋《诗经·爰兔》之卒章：“有兔爰爰，雉离于罿（音Chong,施罗于车上）。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回到家中善所著六经（《续书》、《续诗》、《礼论》、《乐论》、《元经》、《赞易》）之本。隋政权已经无任何指望，等待上天或将授命于有大德大能的人以启尧舜之运，则王通的著作和思想就可能应时发挥巨大作用。 极端之仅次于战争的表现是任刑滥法，刑与法从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嬗变为统治者的罪恶目的。

子曰：“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
——《文中子中说·事君篇》

魏征问：“议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将措焉。如失其道，议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悬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议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无讼乎！”
——《文中子中说·关朗篇》

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在高层次上统一于“刑措不用”、“法悬不犯”。区别在于儒家主张先德而后刑，法家则主张极端的恐怖统治。“议事以制”，固然可以减少冤案，持法以平。但在上失其道，百姓救死不暇的乱世，统治者业已背仁弃德，任刑滥法，情形如此，“议之何益？”在天下事已无可为的时世，王通只能撇开眼前的乱局，向往至治之代的法悬而不犯和犯而不繁。“如有用我，必也无讼乎！”

常规思维强调“治乱世必用重典”，“从重从快”地打击犯罪活动，不知乱天下的根本原因乃上失其道，据天下公器使之成为独夫民贼的赃物，官逼民反，陷民入罪。而上层的特权和下层的强横却能公然作恶而逍遥法外。法律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极端不公，一方面陷无辜者于罪，同时却使那些与统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奸巨慝享有事实上的法律豁免权。罪责可以幸免，赋税则能逃脱。普通老百姓经济上不堪重负，法律上没有保障，致使民生凋敝而民心日散。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文中子中说·王道篇》

虽然隋朝的败亡已无需智者而可知，但对地方而言，只要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仍可获得局部的治绩。

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
——《文中子中说·事君篇》

陈守谓薛生曰：“吾行令于郡县而盗不止，夫子居于乡里而争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陈守曰：“吾过矣！”退而静居。三月，盗贼出境。子曰：“收善言，叔达善听。”
——《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社会不安、盗贼不止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是上层的失德倒行而贪利弃义。反求诸己，治平天下易如反掌。

子曰：“恭则物服，悫则有成，平则物化。”子曰：“我未见平者也。”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平难。难就难在治平者处在享有特权的位置上。针对长期的淫刑滥法，王通主张为政治狱纵不能达到圣人那样“执其中”，起码也应作到宁肯不及而不可过分。

子曰：“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臣主之际，其猜也宁信。执其中者惟圣人乎！”
——《文中子中说·关朗篇》 仲长子光是王通的同时代人，隐于河东。人有问者，辄书“老、易”二字为对。王通谓子光“其名弥消，其道弥长；其身弥退，其道弥进。”

薛收问：“仲长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谓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属于人；旷哉大乎，独能成其天。”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

人是宇宙中的一粒沙子，在无限的变化无穷的宇宙中，人确实很渺小；但人与宇宙又是相通的，惟人是天地间认识的主体。人能弘道，人能穷天理尽人性，人可以远远越出自身的局限，至于仲长子光那样“旷哉大乎，独能成其天”的高超境界。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人是贪婪的动物，人是会笑的动物，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王通则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存在。

收曰：“敢问三才之蕴？”子曰：“至哉乎问。夫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
——《文中子中说·立命篇》

人之区别于物就在于人具有自主的认识能力和独立思想。人既不应该是他人的政治工具，更不应该是他人的思想奴隶。每个人作为宇宙的认识主体，都平等地具有知识的有限性和知识的不可限制性。而对任何一个他人，不论他有多么显赫的权势、名声和知识特长，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尊他为思想的权威。在宇宙无限性面前，你和他的知识都趋于零。而且你的知识和别人一样可以不受限制地增长。如果有人在某些方面胜于你，必定在某些方面不如你。人类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自认为有能力构造一个真理体系，制定一套救世方案；人类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则是不断地发现、纠正自身和前人的错误从而使自己趋于完善。这是每一个人乃至人类每天和终身的课程。哀莫大于不知过，痛莫大于不闻过。知过不难，在于反思；知过大难，在于不反思。某些大人物、俊杰之士之所以常常把错误推向极端并坚持到底，其悲剧全在于不知反思。

贾琼问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王通用《诗经·国风·氓》的最后一句作答，意谓必须反复思其所言所行以发现纠正自己的错误。如不知反思，那就算完了。

贾琼问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古人所说的“同”不是志同道合，而是交之以势利，同流合污，同恶共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同伙，是一种置道德于不顾的外在关系。同的反而是不同，是异。人与人美好的内在关系则是“和”，指理解、合作、忠恕、仁爱。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出了和与同的本质区别。同而害正，表现为沆瀣一气；异而伤物，表现为党同伐异。其根源在于过分的自私和愚昧，不认识自己的有限，不反思自己的错误，狂妄地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理直气壮”地伤物害正，“义”无反顾地为非作歹。

贾琼问：“虐哉汉武，未尝从谏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直言属于耳。斯有志于道，故能知悔而康帝业。可不谓有志之主乎！”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刘彻（汉武帝）当了五十四年皇帝，穷兵黩武，扩疆拓土，屡屡发动侵略战争，使国力达于极盛而转入衰落。贾琼抨击刘彻恣虐，未尝从谏。王通则从历史的比较中指出刘彻不可能生而知之，无法判断许多谏言采纳与否的后果。但他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却能做到“虽不从，未尝不悦而容之”，故贤人攒于朝而直言属于耳，如汲黯之直言，东方朔的讽谏，不同意见的廷争面折，说明他还是有志于道的。特别是晚年认真反思，悔悟过去的连年用兵，封承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与民休息，以康帝业。

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征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时可知矣，非其说乎！”
——《文中子中说·关朗篇》

外交是内政的一面镜子。从来四夷交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失道。中国有道，则可折冲樽俎，战胜于朝廷，使外交繁荣，万邦来朝。四夷交侵不只表现为军事侵略，还表现为国际信誉丧失，外交孤立。反求诸己，根源乃在中国失道。

王通对自己也取反思态度，绝不肯定自己的一切，自诩为生而知之、一贯正确的圣人。他对自己早年的《太平十二策》持批判否定态度，不像某些现代“贤哲”敝帚自珍，粪便痰唾都要入《全集》，陶醉于摇尾系统的肉麻吹捧。

子谒见隋祖（杨坚），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阮逸注：门人编之）。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王通幼慧早熟，勤于学而志于道，十五为人师。陈留王孝逸，学业早成且非常自负，未尝服人。然白首北面，受教于王通门下。门人向王通求教，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敬服莫名，尊王通为天启之才。

陈叔达谓子曰：“吾视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于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达出，遇程元、窦威于途，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侪慕道久矣，未尝不充欲焉。游夫子之门者，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也。诗云：实获我心，盖天启之。非积学能致也。”子闻之曰：“元，汝知之乎，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是对天才论的根本否定。世俗之辈，稍有地位或钱财，便飘飘然自以为天生之才，无所不知。没有学过的专门领域可以发表宏论，没有到过的地方可以指示方向，骨子里散发着久已埋入地下的“圣皇”腐气。就像那个粗识文墨的乡下郎中，给任何病人都敢开药方，并把头脑里随便冒出的药名和分量都看做天启的灵感，先验正确而万万不可移易。历史上出现的数百帝王，尽管90%以上都是庸愚之辈，却无不以圣人自居，把自己每一个愚蠢念头和荒谬思想都看成不容颠扑的真理。 中国延续了四千年的国家政权，由于背负着窃夺天下公器的原罪而深怀做贼心虚的疑忌，本能地要限制和封杀百姓的直言谠论。

江都新作成龙舟，送东都；宇文述劝（杨广）幸江都，左侯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杨广）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帝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为侵略高丽文过饰非），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

人世间竟有那种极混帐的统治者，一面无情地打击着不同意见，却又诧异何以无人直言于朝？更有一种混帐做法，一面冷酷地压制言论，挥舞着以言治罪的屠刀，却又假惺惺地鼓励下属大胆说话：“不要怕（我）杀（你的）头！”当着短期里无望改变这非一日之寒形成的恶政时，有独立人格的正直之士绝不可陷入轻生“死谏”的愚忠极端，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殉腐朽的政权。

薛方士曰：“逢恶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无罪，闻之以诫。”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见之于《毛诗正义》。人民没有民主权利，不能公开批评政府，只能采用“讽谏”、“谲谏”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发表意见。“言者无罪”不体现为人民的言论自由，而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统治者偶而表现出来的宽大情怀和无权者明哲保身的说话技巧。言者有罪才是专制制度的通则。

然而退一步说，在一个民主和人权的社会中，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人权主体，他有权拒绝他人的批评建议，逆反的心理常会使批评建议适得其反。这时的“中”就表现为对于权利界限的清醒认识和适可而止的分寸把握。《中说》记载了许多这类问对。

贾琼为吏以事楚公，将行，子饯之。琼曰：“愿闻事人之道。”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琼曰：“终身诵之。”子曰：“终身行之可也。”
——《文中子中说·问易篇》

贾琼请绝人事，子曰：“不可。”请接人事，子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子曰：“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子曰：“我未见廉而有怨，亢而无辱，恶而不彰者。”
——《文中子中说·述史篇》

顺乎自然，不执着于外物，不强求于通达，却又非消极避世，而是“庄以待之，信以从之”。坚持“亢”、“恶”的极端，必得极端的果报。但不论怎样的暴政恶行，都有由盛而衰最后走向灭亡的过程。气数未尽，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颠覆；气数将尽，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坚持。故王通强调“不知时，无以为君子。”王通既主张“穷理尽性”，又感叹“天人相交之际，甚可畏也！”而对“吉凶曲折，无所逃乎”的命运，既知而畏之而又能从容面对。鲁迅谓之“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子不相形，不祷疾，不卜非义。子曰：“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子曰：“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

子曰：“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所从。”
——《文中子中说·天地篇》

道之所存，命之所至，不违祸害，不避死义，不祈妄福，不趋名利。但知命者却没有必要暴虎凭河，履危乘悍。

芮城府君（王通之兄王度）起家为御史，将行，谓文中子曰：“何以赠我？”子曰：“清而无介，直而无执。”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为之表，至心为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文中子中说·事君篇》

孔子认为小人难养：“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王通则从门人的表现中认为可以作到“善接小人”。

子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小人不单指下层那些缺乏教养的人。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大都是鼠肚鸡肠，小人心态。对他们也必须采取对付小人的态度。

薛收曰：“谏，其见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诋，其知命者之所为乎！”
——《文中子中说·礼乐篇》

诸如此类。最精彩的是王通和董常的一段对话。

董常问：“古人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
——《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几千年历史充满了极端的专制残虐和极端的强力反抗，风云生灭，王朝兴替，有如疾风飘雨，兴勃亡忽。如何才能走出数千年的极端？王通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子曰：“圣人之道，其昌也潜，其弊也寝，亹亹焉若寒暑进退，物莫不从之，而不知其由也。”
——《文中子中说·周公篇》

一切顺乎自然，微调渐变，昌潜弊寝，社会震动的幅度将逐渐变小，极端也将渐行渐远。
平衡大智慧：凡事有度，避免极端，万物各得其所

智慧启引：『谚说：“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凡事都有个度，做事不拘泥，不偏激，寻求适度，遵循平衡法则，避免两个极端，天地万物就可以各得其所。人生的平衡要懂得：一是付出与收获的平衡。如果获得的地位、金钱、名声超过了自己的付出，超出部分就会被社会或他人削去。二是保持自我与他人的平衡，也叫人我平衡法则。三是第三势力平衡。所谓第三势力是指在对立的两大势力之外寻求或自己扮演平衡这种对抗的第三势力，以保持势力均衡，维护自身安全。平衡是一门艺术，一丝恬淡，一份成熟。平衡不是消极避世、与世无争、甘居中游，也不是不讲是非、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不容标新立异的保守思想，而是一种自然平和的生存态度，限制过度发展，保持平衡和谐，避免失衡失调。』

相传，周庙里有个器皿叫“右坐之器”。这个器皿很奇特，水注得太少就倾覆，水注满了也倾覆，水容量恰到好处时才平衡。

有一天，孔子带弟子到庙里看这个器皿，他让人取来一瓢水试验，果然如此。孔子慨叹说，这同做人一样，满了就要倾倒。

凡事都有个度，古人以超为“过”，以少为“不及”。强调做事不拘泥，不偏激，寻求适度，以走极端为非，既不要不够，也不能过分，遵循平衡法则，避免两个极端，天地万物就可以各得其所。

平衡法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是和谐发展的一种境界，是与人交往的一个尺度，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原则，是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是物欲横流时代回归自然本真的一种状态。

心性沉静，取舍适当，方能超越浮躁。千百年来，平衡法则一直受人推崇，并产生许多格言警句，如民谚说：“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清代学者李密庵诗云：“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方稳便。”以及“一张一弛”、“劳逸结合”、“水太清则无鱼，人太紧则无智”等。

西方也有类似的哲学思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认为，各种良好德行都相当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极端皆为谬误或罪恶。如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

社会学家提出了三大平衡法则：

之一、付出与收获的平衡。

如果获得的地位、金钱、名声超过了自己的付出，超出部分就会被社会或他人削去。小人干大事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一个人才低位高会伤害自己，要学会自我加减。

之二、保持自我与他人的平衡，也叫人我平衡法则。

月满则亏，一个人的财富太多、权力太大、功劳太高，就会有溢满之患、盛极之患、与人失衡之患。保持人我平衡的主要方法是自减，善待他人，保全自己，如古人的“散财求福”、“散财分谤”。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公益事业：把捐助慈善机构，建立公共基金，资助文化教育，视为保持人我平衡的长远昌盛之举。

之三、第三势力平衡。

所谓第三势力是指在对立的两大势力之外寻求或自己扮演平衡这种对抗的第三势力，以保持势力均衡，维护自身安全。在两个互相冲突的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使自己成为胜利一方的同盟者。

平衡是一门艺术，一丝恬淡，一份成熟。名之所在，与人同分；利之所在，与人共享；持盈保泰，求和持中，对周围的人和事保有一颗更加积极平和的心，才能在平衡中寻求内心更持久的力量。

多元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人与自然、生老病死、新旧交替、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优胜劣汰等各种矛盾都需要平衡，紧紧围绕事物演变的客观规律，去掉差异，取得共同，尽量让大家觉得恰到好处，在平衡各种极端冲突中寻求发展，是社会的成熟与进步。

平衡不是消极避世、与世无争、甘居中游，也不是不讲是非、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不容标新立异的保守思想，而是一种自然平和的生存态度，限制过度发展，保持平衡和谐，避免失衡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