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宝面对面一一国家博物馆

人在旅途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 国博有藏品143万余件，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国家博物馆有很多展区，但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就是古代中国展。 走进古代展，展出从远古走来。 远古时期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河南出土，距今大概6000多年，新石器时代前期用来装人骨的葬具。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上面的彩绘，鹳鸟嘴巴里叼了一条鱼，旁边一把斧子，鹳和鱼分别代表着两个部落，在争斗中鹳族取得了胜利，而斧子就是权力的标志。 红山玉龙这是中国古代龙形象的鼻祖，由墨绿色的釉岩玉雕琢而成，距今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它的发现直接把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又推前了2000年，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当地农民挖地时发现了它，用绳子绑上当玩具，后露出了玉的墨绿色，农民将这件宝物送给旗文化馆。 鹰形陶鼎6000年前仰韶文化的代表。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古代敬神的礼器。1957年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犁地时意外发现了它，带回家做了鸡食盆。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发现了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殷思义主动向考古队员讲述了自己挖出的这件陶器。 人面鱼纹淘彩盆仰韶文化的代表文物，盆中有奇特的人鱼合体图，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这种彩盆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舞蹈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陶盆，1995年7月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为水器。舞蹈者五人一组手拉着手踏歌而舞，步调一致翩翩起舞。人物发辫状头饰与身下飘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造型优美。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古人用来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结构象征地，外面的神人兽面纹，体现了当时巫术的活动情况。 新石器时期裸体浮雕彩陶壶，又称“彩陶堆塑人形壶”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这件陶壶最大的亮点是它外壁上的堆塑人像——男女复合体浮雕。这是一件表达两性特征即两性人的陶器作品，既像男又像女的性具特征，表明是一个男女合为一身的两性人。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有关。 镂雕旋纹象牙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距今5000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此梳材质为象牙，边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镂雕出由三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 T ”形花纹，下端共17个细密的梳齿，是迄今为止中国远古时期保存最完好的梳子。 夏商周时期 后母戊（WU）青铜方鼎这是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重832.84千克。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1946年6月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商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 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 耳朵上是浮雕式鱼纹，还有两只老虎吃了一个人头的图案，所以叫做双虎食人首纹。 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腹内壁铸“后母戊”三个字，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商后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商代子龙青铜鼎因内壁一侧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它是商代所有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带有龙字最早的青铜。它与后母戊一圆一方，堪称青铜器国宝中的绝世双璧。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一公司将子龙鼎倒卖到日本。2004年6月，日本大阪展出了子龙鼎后，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购得，中国文物专家奔赴香港对子龙鼎进行实物鉴定，2006年4月子龙鼎被国家运作回国。 四羊青铜方尊商朝青铜器，祭祀酒器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 方尊肩部四隅是四个卷角羊头，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高图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身。 1938年，湖南宁乡县农民姜景舒两兄弟种红薯时，发现了已在地下3000多年的四羊方尊，古董商张万利购得方尊，在长沙被当时的政府没收，1938年方尊在日军空袭中被炸碎成了20多块。1952年，湖南省文物专家蔡季襄在湖南银行的仓库中找到四羊方尊，由文物修复家张欣如修复，但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姜景舒在卖尊时，锄掉了一块碎片作纪念，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高找到姜景舒两兄弟，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利青铜簋(gui)，简称利簋：簋：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利簋上圆下方，著有铭文四行33字，记述了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力压所有青铜器。 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因利所铸造，所以称它为利簋。 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史学界多有纷争，利簋铭文的出现，这一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的1月20号。利簋见证了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大盂鼎西周的炊事用于烹羹。1849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长兴镇李家村。 它的非凡之处在于其铭文291字，讲的是戒酒，吸取商朝灭亡的经验，不要喝那么多的酒。 虢季子白青铜盘这件铜盘是为了纪念一场战争的胜利。周宣王年间发生了一场周王室针对玁（xiǎn）狁（yǔn）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虢国的国君“子白”带领军队斩杀五百敌人，俘虏五十人并献俘于天子，周宣王嘉奖了子白，子白回国后命人制作青铜盘以作纪念，这就是虢季子白盘的由来。 铜盘底部有铭文111个字，描述了虢季氏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受周宣王褒奖，也是西周金文书法中的绝品。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盛水器。 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鎏金镶玉银带钩此件带钩由白银制成，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是战国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商妇好青铜鸮（xiao）尊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一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妇好，商王武丁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1位女将军，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鸮尊器身铭文“妇好”，造型生动传神，整体作站立鸮形，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 商妇好青铜鸮尊的造型纹饰，是妇好墓所出468件青铜器中的精品，无愧于战神之美誉。商妇好青铜鸮尊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秦汉时期 秦始皇琅琊刻石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临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时，修琅琊台，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刻石书体为秦篆，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刻辞全文。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凿下保存，已成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秦代统一事业的重要文献。 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衣由1203片玉片和约2567克金丝组成，出土于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服，用于包裹尸体，象征着永生和尊贵的身份。 西汉错金银铜犀尊西汉时期的盛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的腹部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可以往外倒酒。中国古代以犀牛为造型的酒尊非常罕见。 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装饰效果十分明显。 由青铜雕出了牛的肉感以及它的褶皱及肌肉，生动无比。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是西汉时期的铜器。它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箱。西汉以来，贮贝器上出现了大量现实生活的场景，祭祀、战争、狩猎，这些不仅是古滇人生活的缩影，更是滇王和贵族们权力的表现。 贮贝器上有127个人物，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房屋平台之上置一高凳，一人垂足而坐，似为主祭人；主祭人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前方摆放着祭品，两侧列坐多人，还有椎牛刑马、屠系宰羊等场面。 滇王金印是西汉汉武帝元封二年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国存在的证据。1955年3月在对云南晋宁县石寨山的一次清理发掘发现了此金印。 东汉击鼓说唱俑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中国古代表演滑稽戏的俳优造型。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刻画出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反映出东汉时期塑造艺术的高度成就。“说唱”究竟起源于何时，无从稽考。这件出土于四川省东汉时期的击鼓说唱俑，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证明早在东汉时期，说唱艺术已经日臻成熟并广泛流传于民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青瓷虎子也叫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1955年在江苏南京出土。在器腹上刻有非常重要的13字铭文：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赤乌，是三国东吴孙权称帝后所用的第四个年号，会稽上虞是地名，师应该是制器人的身份。袁宜作，可能是制器人的名字，也可能是名字加制作的意思。它是中国目前有纪年款铭的古瓷中年代最早的，因此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因为证明它是孙吴时期的文物，成为三国时期瓷器的标准器。 北朝青釉莲花尊出土于河北景县，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而闻名。文饰内容与佛教密切相关，用于随葬代表逝者的一种精神寄托。 南朝刘宋画像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土于河南邓县学庄村西南的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像砖，可以说艺术价值非常之高。每块模印画像砖都是预先设计，画面构图紧凑，人物造型颀身丰腰，面相圆润，姿态生动，具有南朝人物画“秀骨清象”的特征；而动物花卉砖画，则采用高浮雕手法技艺，具有强烈的立体感。 隋唐五代十国宋清时期 唐吹排箫伎壁画1953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唐墓。这幅壁画反映了唐代贵族富户多蓄养歌舞伎的社会现实。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骆驼头高58.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在一峰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塑有5位胡人乐俑，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表现的是流行于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后梁彩绘浮雕武士像1994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这件彩绘武士像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凤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剑，剑尖直指怪兽口衔的荷花，肩头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王处直其人生前官拜唐代、后梁时期的义武军节度使，节制易、定、祁三州，为河北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忧愤而死。王都为挽回名声，遂为养父修筑了一座建筑和装饰都极为讲究的大墓。此汉白玉石刻原本镶嵌于墓门后的甬道一侧。1994年5月，此件浮雕被盗走至美国，后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终于2001年回归祖国。 宋朝木雕观音像这尊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坐像，堪称国家博物馆“佛教造像馆”内最美的一尊。国博给了它足够大的空间单独展示。这尊造像，在宋代造像世俗化的背景下，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如身边的慈祥女子。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身披帔帛，帛带绕臂飘逸身边，裙腰结带，腰带饰宝珠花，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覆座垂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造像雕刻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了宋代的美学精神。 九龙九凤冠出土于明十三陵的定陵，主人是孝端皇后。凤冠的前部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面有8只点翠金凤，后面还有一条金凤，天然宝石115块，天然珍珠4414颗。 珍珠是每年4月珠农从江水中寻找出来的东珠，使用的点翠，是从活翠鸟羽毛中挑选，大约使用了2000只的翠鸟的羽毛。 国博中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瑰宝，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它的前世今生，来到博物馆你只需默默的看，静静的听，就可以感受历史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