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两次救我命 从槐荫踏上革命路】

袁联光

华东野战军“二级人民英雄”、“济南战役”一等功和战斗模范：袁永福 （1927年12月一一2019年8月）

党员两次救我命

从槐荫踏上革命路

袁永福 口述

袁联光 袁梁添 整理

共产党员两块大洋救了我们全家人是第一次。等我长到七、八岁，在通往济南讨饭的路上，走到肥城县时，突然，得了伤寒病，七天多没有吃一口饭，生命已到奄奄一息。听哥哥说，母亲看着瘦得皮包骨头的我，整天以泪洗面，不停地唠叨，一会对我说四儿啊，快睁睁眼喝口水，吃口饭吧，一会双手合十，对着老天爷求福，请菩萨行善快救救俺可怜的孩子吧。八天过去，我眼看着就不行了，父亲难过地对母亲说，算了吧，没救了，明天找块破席子卷着送到破庙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父亲用破席子包裹着送到了破庙门旁，母亲不甘心又哭着追了出去，想再看我一眼，到了破庙旁她也不走，一直坐在我身边迟迟不肯离去，泪水不停地往下淌。

正在这时，从东边走来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男的走到跟前，望着哭泣的母亲问出了什么事，母亲指着地下的我，说这孩子得了伤寒，十来天不进一口饭，不行了。男的蹲下身子，打开破席卷，先用手试了一下气息，说孩子还有气，接着又号脉，翻了一下眼皮，仔细观察了一会，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兴许还有救，我给你三副药回家熬好后，慢慢给孩子灌入口中，每喝一口前，要扶起上半身，等药汤下到了肚子里再放下躺着。果然，连喝了三副药后，我就神奇般地好了起来。父亲和母亲见我活了过来，就到处打听救命的恩人。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救命的恩人，知道了这个郎中叫陶长胜，是肥城地下党和武工队负责人，以看病为掩护，传递情报，妻子也是地下党的妇女干部。我身体好以后，父亲专门领着我找到陶郎中，当面叩首拜谢，认他做了干爹。

但是，陶郎中夫妇很不幸，没多久他们在鱼台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活动时，让国民党县保安大队发现了，陶长胜夫妻在掩护队伍撤退时，双双在毛旺村（国民党模范村）被敌人逮捕。敌人残忍地用铁丝穿透陶长胜左右两边的锁骨捆绑起来，用手牵着；陶长胜的妻子被敌人用铁丝穿透左右两个乳房捆绑起来，也用手牵着，一起游街示众，在游街的过程中遭遇到敌人模范村众人围攻和殴打，受尽折磨，最后押往监狱。不久，陶长胜夫妻二人被敌人头朝下活埋在鱼台县旧城监狱高墙城下，狱中留下了陶长胜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父亲和母亲知道后，组织家人连夜将陶长胜夫妇两人的遗体偷偷地运了回来，并进行了安葬掩埋。

由于，地下党陶长胜夫妇在鱼台县一带做了很多好事和善事，老百姓铭记于心并主动捐钱捐物。父亲带头将家中种的二十几棵大树砍了换钱（旧社会穷人没有钱买棺材，只好种树做棺材），四叔买了八亩多地换钱，通过多种途径，赎回救出了地下党员陶长胜夫妻的两个女儿。我父亲和母亲将革命烈士陶长胜的两个女儿领养带在身边，并告诉陶长胜的两个女儿，只要是我家有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姊妹两。这两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撒下将来一定当“好人”当“八路军”的种子。

　　两个哥哥因家中欠了地主的债还不上，被地主和日伪汉奸联手拐骗到了东北，给日本侵略者挖煤，当牛做马，吃尽人间苦难。两个哥哥不堪忍受折磨，从东北日本鬼子煤矿偷偷逃了回来，滞留济南不敢回老家，怕回去让地主逮住再送回东北去。于是通过熟人悄悄给家里捎信报了个平安，并征求父母的意见让我也去济南，跟着他们在济南火车站北大槐树货场干活，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当时，济南火车站北大槐树货场大多数都是穷苦人家的青壮年，也有少数像我这样十五、六岁的半大小伙子。在货场干活时，日本鬼子端着刺刀，牵着张着血盆大口的狼狗，监视着每一位中国劳工，日伪汉奸监工更坏，看到劳工谁不顺看，上去就是几警棍。一次干活的二个劳工小青年，在货场捡起来几颗落在地下的伊拉克枣偷偷吃了，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放出三条大狼狗，将这二个劳工小青年活活咬死。我们看到后，牙齿咬地咯咯吱响，心疼得难以言表。还有一次，我上厕所回到货场时，日伪汉奸孟把头嫌我回来慢了，二话不说，抡起警棍狠狠地抽打起来我，打得我双眼直冒金花，浑身疼的三天都起不来床。工友徐新叶给我买来止痛的药和粮食，并且亲自帮我上药。

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工友们私下议论，说北大槐树铁路货场、三角线铁路货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活动很活跃，时间长了，我也直接感受到了。如我们在干活的时候，时常有一些收废铁的人过来，指使我们爬火车，砸铁筐，然后以较高的价格收购。

谁家吃不上饭，谁家有病买不起药，身边的地下党员就伸出援助之手，送钱送粮送药。还指示我们经常扰乱日本鬼子的发货计划，将发运东北的货物标签摘下来，捆绑在发往南方货物的车皮上。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子底下，趁小鬼不注意时，我们随手将货物送达的标签，快速倒换方向，有时干脆将送货标签撕下来藏起来。我们工友中的徐新叶就是地下党员，他脸上有些麻子，很有文化，平易近人，乐善好施，时常帮助身患疾病和家境贫穷的工友。在暗地里给我们宣讲抗日思想，宣讲共产党的理想目标就是：将来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社会。并经常组织和带领我们扰乱和破坏敌人的后方运输线，还经常暗示我们可以参加八路军。那时嘴上都不说八路，都打着“八”的手势，说“当这个去”。我们都觉得他很有亲和力和号召力，十分愿意和他在一起配合干活，并积极参加他组织的地下行动。

　　1944年冬，在地下党员徐新叶不断地宣传动员下和周密组织下，我们北大槐树货场36个青年工友，抱定决心，不当亡国奴，一起从济南乘火车到章丘准备参加八路军，不料被日伪军盘查后，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扣留，关入章丘山头店监狱。

在监狱这一段时间里，日伪军对我们看管得很死，并对每个工友逐个审讯，还对徐新叶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工友进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招供。大家在地下党徐新叶的组织下，团结一心，咬紧牙关，谁都没有走露消息。到了1945年5月，在章丘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的营救下，我与工友和一些进步青年342人全部成功出狱。随后在地下党徐新叶同志的带领下，奔赴莱芜大王庄，集体加入了八路军。地下党徐新叶同志也一起来到部队，并任我们那个部队的连队副指导员。

我参加抗美援朝从朝鲜回到祖国已是营职干部，这时的徐新叶已经是副团长了。徐新叶转业后，回到了烟台市，任木材加工厂党委书记，1976年我去烟台看望他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患有严重肺病，不久就听说病故了，很可惜，这是后话。

我们这伙在济南铁路北大槐树货场做苦工的年青人来到了沂蒙山区后，即转入了新兵集训，学政治、学纪律、学军事，到了1945年7月，我正式下连，成为八路军鲁中军区4师10团9连的一名战士，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也开启了我长达31年，引为一生自豪和骄傲的军旅生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地下党员徐新叶同志，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