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杨星光

怀 念 母 亲

纷纷扬扬的大雪在天快亮时终于停下来了。

2022年 2月14日，是慈爱的母亲张惠琴离开我整整一百天的日子。晨起，满视野又成了银色的世界。

百天前，老人家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哈尔滨一带就飘起了硕大的雪花。几乎同时，我国东北的大部地区都下了一场罕见的雨转雪。气象台称，此次降雪是自1905年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雪量最大的。连续多日，北风呼号，万物萧疏，不少路边树的枝杈被冰雪压断。

这天地同悲的场景，好像是有情有义的苍天老爷也在为我那一生良善，勤恳奉献的母亲隆重送行。

　　在母亲离开后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我一直没能从巨大的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做事总打不起精神，动辄疲劳，头脑恍惚昏沉，整日嗜睡，可到该睡觉的时候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在我活到了临近70岁的时候，方才深切地感觉到——丧母之痛是这般的撕心裂肺。母亲与我相知相伴的纤弱身影和音容笑貌，一遍又一遍地在我头脑中反反复复地过电影。

1931年农历12月13，母亲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东走马浮村一户勤劳质朴的农民家庭，与革命先驱李大钊家相隔仅5公里。1947年，未满16岁的母亲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因为她工作勤奋，表现突出，被组织选送到中国医科大学四分校和热河医学院学习。学成毕业后分配在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内科担任实习军医。

在艰苦危难的战争年代，母亲跟随所在部队从冀东一路步行到祖国东北。她奋不顾身，不惧艰辛，热情努力地救治伤员，周到细致地为病员服务，受到了各方的一致好评，1950年3月被原热河省政府评为省级妇女模范。

我的父亲杨琛由于长期艰苦环境和战伤的困扰，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时因胆绞痛发作难于行走，是战友杨大成同志背着他趟水过汉江，继而打进汉城（今称首尔）。战斗间隙部队休整，父亲回祖国疗伤治病，在北京救治一段后到沈阳休息调养。期间，与正在东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后改称沈阳军区总医院、北方战区总医院）工作的母亲相识相爱。按照父亲的说法是“一见难离”。

1951年9月，父亲与母亲结婚。婚后不久，母亲从沈阳的第一陆军医院调到志愿军第39军教导大队（后来的39军文化速成学校，亦称志愿军第69文化速成中学）从事医疗工作。因工作突出，1954年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父亲告诉我，我在很小的时候曾患上急性肺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母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费尽周折地弄到几支抗生素，才把我从凶险的危境中抢救过来。

1956年，父亲被时任沈阳军区参谋长的吴信泉中将（原志愿军王牌军39军的军长）看中，指名调到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工作，母亲也随调到当时的沈阳八一学校卫生所。记得是那一年盛夏，母亲带着我从毗邻大连的普兰店第349团驻地赴沈阳与父亲相聚。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乘火车远行，车上的人相当多，非常拥挤。我还清晰地记得那蒸汽机车红色的驱动轮比我高出了一大截。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生怕我在人群中被挤丢了。

当时的沈阳八一学校是为解决在抗美援朝前线作战军官们的后顾之忧，经中央军委批准为其子女建立的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1953年，归沈阳军区政治部直接管理。学校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各级领导和机关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蔡畅等领导同志分别到学校看望过师生员工。

母亲作为学校卫生所的所长，深知肩负责任之重大，干起工作十分的勤恳周到。教学楼各教室的小喇叭里时常能听到母亲对全体师生进行防病保健教育的声音。春季传染病高发期，周日下午返校时，经常有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守在楼门口给学生们量体温、用淡盐水漱口、打预防针等。学校很好地坚持了每日的早操、课间操和两次以上眼保健操制度。坚持对师生们进行定期体检，有效地保证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和平区三经街八纬路校区靠东部的一带曾经是学校卫生所的地盘儿。分别设有诊疗室、处置室、药剂室，还有几间隔离病房。那时的学生得了病，不是盲目地去挤大医院，而是由卫生所的医生诊断后先在学校卫生所隔离，病情好转就恢复上课。只有那些患重症的学生或教职员工，才由卫生所出具转诊介绍信，由总务处派车送到医院里治疗。

对于学校里上千名的学生和百余位教职员工，母亲基本都能叫出名字，和颜悦色，细致周到地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我的好多同学都有过住隔离室的经历。我班高皖东同学回忆说，“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经常闹病，是学校卫生所隔离室里的常客。张所长阿姨总是亲切地对我说，小皖东，怎么又来了？”

1961年，我国从伊拉克进口了大量蜜枣。这种被黏成方形块状且带有细密条纹的食品，外表上金黄甜软，很受国内一些消费者的欢迎。但其后不久，有关部门就发现该蜜枣中携带有大量的甲型肝炎病毒。不少人吃下后体温升高，肝脾肿大。

眼看着学校里患肝脾大的同学越来越多。母亲一方面请学校主要领导出面，严格禁止师生继续食用该类食品。另一方面建议学校依据对全校人员的肝功能测试结果，分类做出救治方案。有人住进了医院，有人吃起了营养灶，有人被监督长期服药治疗。一次疫情危机很快被控制住了。

我作为家里的大孩子，每年尚能穿到一两件新衣服。两个弟弟则只能捡我穿过的旧衣服穿。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十来岁的我们陆续学会了缝衣服，补袜子、钉纽扣，各种针线活做的有模有样。我在学校组织的缝纫比赛中还获得过名次。

在我印象里，母亲每一天都是早出晚归。学校教学楼门口的光荣榜上总是贴着母亲的照片。

每年春节前到军区军人俱乐部去参加儿童游艺活动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室内的篮球场里分别有猜迷语、套圈、瞎子摸象、手持长木杆上的香火点鞭炮、用带有铁钉的细绳吊啤酒瓶儿、用气枪打气球……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小哥仨在球场里转来转去，赢到了不少心仪的小奖品。俱乐部2楼的舞厅里还有不少首长和家属们在跳舞。但父亲和母亲从来不去光顾。

1963年，沈阳八一学校建校10周年。老师给每位同学都发了张红纸，要学生家长们为学校的校庆题词。父亲和母亲都给学校送去了用大号毛笔写就的祝颂之词。老资格的傅月卿老师评价说，你父亲和母亲的字都写得十分漂亮。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常有曾与父亲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来家作客。有的战友家中贫寒，生活比较清苦。母亲和奶奶一起，精心为他们准备了相对丰盛的饭菜，走时带上些许钱粮，以帮助暂时经济困难的老同志度过难关。父亲当连长时，连队的老战士侯玉生老人回忆说，“我家孩子多，挣钱的人又少，若没有你父母的长期接济，1962年前后家里不知要饿死几口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相互间的斗争、批判，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时髦。一天，一位邻家的大男孩带着一伙人舞舞扎扎地闯入我家院里，在院门上刷了一张大字报，说是我家曾雇用过保姆，属于资产阶级阶级的剥削行为，革命群众对此要坚决批判。对于这群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我瞪着略微发红的眼睛，不由得攥紧了拳头。这时我发现父亲和母亲却显得出奇的冷静，他们反复地表态，欢迎邻居们的 “革命行动”。从这，我意识到自己在个人修养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素质上 ，确实与父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文革的派性武斗开始了。各造反组织都在抢夺武器和运输工具，公交车也未能幸免。沈阳市面上除了有轨摩电车无法抢夺之外，其他的公交线路全部停运。此时，我们家已从和平区南五马路搬到了沈河区的青年公园附近，距离八一学校有6公里之多，为了不耽误上班，母亲就以步行或搭乘我自行车后座的方式赶到学校。下班了，再步行或搭乘他人的自行车回家。无论刮风下雪，从未间断过。

1969年初，我被批准参军入伍。母亲亲自到沈阳火车站为我送行。列车即将开动的瞬间，我隐约看到母亲背过身去擦眼泪。天下人都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可以令父母欣慰的是，我在部队里的表现一直很好。入伍的第一年就入了团。刚到18岁就入了党，不久就被提为行政23级干部。母亲很是高兴，还仔仔细细地帮助我补充完善了入党志愿书里的相关内容。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基层调到沈阳军区机关工作。赴任前，母亲郑重地送我一双棉皮鞋，语重心长地嘱咐我，穿上这双鞋，要更加踏实稳妥地走正路。

母亲一向少言寡语，非必要时绝不多言。有人开玩笑说。咱家的话都让健谈的父亲给说完了。但是在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我对母亲思维水平和语言能力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1973年5月。我年近八旬的奶奶去世了。丧事办完，家里请参加葬礼的同事和亲戚朋友们吃饭。当时父亲因悲伤过度不便言语，母亲便代表着我们全家向前来治丧的各位朋友致辞。母亲的这番临场讲话，观点鲜明，立意高远，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语言表述也十分到位。打这儿我才知道，母亲的思维与表达是这样的有高度、有分量、有水平！

母亲毕业于国家正规大学，因为跟随父亲调来调去，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进步。她的好多同学因为参加革命较早，从事医务工作的时间相对长，基本都免试评上了高级技术职称，好多人当上了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或是科室主任，薪资待遇也很高。而母亲在基层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之后，仅是一家中型企业里卫生所的医生，评聘职称缺乏渠道，薪资待遇也低得可怜。上世纪80年代，我偶然回家，发现母亲正在大声地背读着外语单词，家中的各个屋子里也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外文字条，不管是进了哪间屋子，都能立即进入到学习环境。经了解得知，根据国家的新规，像母亲这样在企业里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可以参加职称评定了。但给出的硬性条件是，必须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外语考试。对此，绝大多数的老医生都知难而退了。但母亲没有服输，在她五十几岁的年龄里，再次奋发努力，一次性地通过了国家认可的外语考试，被评上了主治医师职称。

在不短的时间阶段，我曾一度认为自己的自学能力很强。可是与母亲老人家比起来，就只能用一句成语概括——相形见拙。

1992年，我所在的单位从沈阳军区划归总参谋部直接管理。1996年，总政治部派人对我单位的班子成员进行全面考核，对我的评价和形容是 “长二捆”（即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在当时是我国推进力最大的运载火箭）干部。其寓意是今后进步的后劲和余地相当之大。总参谋部政治部干部部的单继友部长等人甚至有让我去北京总参政治部机关任职的打算。

从1997年起，总参兵种部和总参政治部先后报送了关于我下一步任职的专题报告。岂料次年4月5日，军委突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单位xxxx。这个单位以在原xxxxx工作的军队人员为主体，抽调原总参装备部、总参兵种部和总后车船部的相关单位组成。根据这一次的改革方案，我随队又转隶到了这个新组建的大单位里。这个大单位虽然号称是高科技单位，但内部的风气却难以恭维，领导层里向钱看的风气很是浓重，接人待物假惺惺，遇到问题绕道走，个人利益面前打破头。对这样的环境，我很难适应。

2002年，我因为正确履行职责坚持原则规定,而触犯了几个掌握着大宗不义之财下属的所谓利益，被其勾结见钱眼开的上司将我调整到一个既管辖地域小，且经济状况十分窘困的同级单位工作。对此我很不高兴。母亲非常懂得我这次岗位调整的背后含义，在我到新单位后不久，母亲就由二弟陪着从哈尔滨到我的工作地来看望我。这是自我入伍以来母亲第一次到部队来探班。老人家的到来，虽然话未多说，却使我相对快地稳定住了思想情绪，鞭策自己在新的岗位上不畏流言，继续做好份内工作。一年多之后，原单位的那几个责任者东窗事发，一度震惊朝野，分别受到了刑事或党纪政纪处分。我曾问过相关的上级领导，我也曾在出事的那个单位工作过，是不是也该承担些领导责任？对此，上级未好意思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对于这件事，我曾在2003年1月北京的某次有若干高层领导出席的重要会议上冒过一炮。当时是语惊四座，偌大的会场里鸦雀无声，仿佛是有根缝衣针掉在地上，其声音都可以听得见。我虽然知道这样的做法于事无补，但也着实地出了一口胸中恶气。

世上的事，应验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2005年我陪母亲及三弟一家人到南京、杭州、乌镇等地游玩。一日，我在给母亲洗脚时发现她脚上被磨出了一个不小的血泡。我急着问 “妈，您当时怎么不吱一声呢？要是早知这样，今天就不该走这么多的路”。母亲笑笑说 “我不能为这点可以忍忍的小事，扫了大家的兴！”

母亲就是这样自强自律之人。

　　2008年，我达到了本级干部任职的最高年龄，光荣退休了。命令宣布后，我立刻赶回哈尔滨去看望老妈。我对母亲说，“儿子在岗位上的最后几年干得不够理想。如果再顺利些的话，兴许能扛个将星回来看您老人家。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没想到母亲却微笑着对我说：“我看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设想一下，一旦你被提拔了，起码还得在外面干三年以上。到那时，我能不能活在这个世上还不一定呢！人生在世，不必把当官的事看得太重。”

母亲的这番话，对于我在看待官场上遇到的那些烦心问题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如鲠在喉了。

2018年11月12日，母亲在家中意外跌倒，造成左腿股骨粗隆间骨折。期间，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手术后强忍疼痛进行肢体康复锻炼，重新恢复了站立功能，能够短距离行走。从2020年12月起，母亲因年事已高加之体质较弱，基本全日卧床。2021年10月24日，突然发生呼吸系统重度感染，经过15天的奋力抢救，医治无效，于2021年11月7日16时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0岁。

母亲的一生，既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也是任劳任怨为家庭和社会倾力付出，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一生。对于母亲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和被评为省级模范的事情，母亲在世时我们都不知道。是老人家病逝后我们在翻阅她存在单位里的档案时才知晓的。

母亲给了我生命，救我于险境，教我去做人，福佑我成长，体现了对后辈们最伟大、最亲切、最深沉的爱。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母亲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生命中还有着尚未完成的任务。随着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的陆续到来，并没有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早已青春不在，垂垂老矣。如今，母亲走了。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任务已经完成，我的下一代也已长大成人并略有成就，想来，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事情啦。

一个人活在世上，真正值得赞叹的东西，不是地位，不是金钱，更不是那些林林总总搞不清名称种类的所谓荣誉。是善良，是教养，是诚恳，是包容。是向阳而生并给他人带去温暖的能力。

我慈爱的母亲，安息吧！

　　2024年11月7日是母亲仙逝3周年的日子。我、二弟、三弟携家人来墓园里祭扫父母亡灵。我代表众人宣读了我撰写的《祭文》，向父母诉说着三年来的思念之情和所思所想，愿二位至亲老人能在天国里得到安息。

　　我写给父母《祭文》的全文如下：

悠悠黑水 绵远白岗 吾之父母 后世不忘 生在困苦 长于兵荒 依随领袖 执锐无挡 打败倭贼 清除蒋帮 为国洒血 拯民有方 大众敬仰 举世无双

吾等后人 更须自强 高山仰止 家族榜样 世界格局 超前眼光 严谨坚忍 卓越图强 居安不忘思危 远避腥膻蛮妄 仰慕追随贤者 提防贪孽无良 平安康健 勤学知止 四大要务 牢记心上 可叹人生无常 万勿思举轻狂 告慰先人逝者 佑我楊家瑞祥

星光泣书

公元202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