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潮流”同行__作者:下关风

下关风

与时代“朝流”同行

下关风

清理杂物，发现一旧报，信手翻翻，有些意思。

旧报为香港大公报百周年纪念版，时间为2002年六月十二日，想必是那年途经港澳时所得。

二十多年前的一张旧报纸，算不得“文物”，𨚫又是文物。文化物品，还有纪念意义。

报纸上的照片，很多已渐行渐远，恍若隔世。微微泛黄的纸页无言，却让人顿悟光阴似箭，猛醒日月如梭，不由得连连感叹，廿年瞬间刹那，唏嘘不已。

报纸这种媒介，现代社会极其寻常，但在以前的中国，却是新鲜玩意儿。

第一份中文报纸，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报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在马六甲发刊，由外国人创办，恐怕主要是给华人看的。

中国近代，是思想解放，社会革命的风起云涌大变革时期，其间报刊的推波助澜，起到了“刺刀，长矛，号角，火种……”的作用。

一时间中华大地，省地县乡，各式报纸多如牛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时间)，应时而生，顺势而行，如风催野火，雨茂萌芽，极大的启迪了国人思想并导致革命的行动。

其时有名的报刊很多，如《申报》，《新闻报》，《万国公报》，《民报》等等，这些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汉口，北京，香港等地出版发行。

大公报为其中之一。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著名报纸，1902年6月在天津创刊。

其名之意，创刊号上的《<大公报>序》说得清楚，“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大公报》初由天主教徒柴天宠，主教樊国梁，法公使鲍渥等集资筹办，宗教色彩浓厚，受法国势力控制。

而后因各种原因，报纸多次停刊复刊。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复办《大公报》。在复刊之日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

“不党”，指“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不私”，指“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指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

“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道德精神，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相比，其力求表现的一种客观公正的价值取向，颇有见地，且难能可贵。

针砭时政，抨击权贵，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大公报》以鲜明的个性，体现了它“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

新中国成立前，《大公报》在知识分子和上层民主人士中产生过广泛影响。

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了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大公报》与时代潮流同行，留下了显现而鲜明的足迹。

创报矣始，英敛之任总理，方守六任主笔，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重视言论工作，以“敢言”著称一时。

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冲锋陷阵，发表过不少有份量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初主张“缓抗”，受到“东北留平同乡反日救国会”的严重警告。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立场转变，主张抗日，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强烈谴责日军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

抗战期间，《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相继停刊，先后筹办了汉口版，桂林版，重庆版，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间，特邀社会名流学者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等8人，撰写《星期论文》，受到文化知识界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相继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1948年后，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一度被强行接收。

1949年后，《大公报》香港版在中共香港工委和中共澳门工委的领导下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

重庆解放之后，渝版继续编发，于1952年8月4日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天津《大公报》彻底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

1952年夏，《大公报》元老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报纸的困难，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汇报后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两报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宣部领导。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址北京，10月1日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前进报》，103天之后，亦停刊。

1938年由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创办的《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2月13日，因日寇占领而被迫停刊，到1948年3月15日复刊，一直发行至今，并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与《香港商报》，《文汇报》一同，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

香港大公报的高光业绩，是1950年10月创办的子报《新晚报》。梁羽生，金庸先后在《新晚报》发表武侠小说连载，开现代武侠小说之先河，报纸亦洛阳纸贵。

2016年，《大公报》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毛泽东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对报刊媒介情有独钟。

青年时期他就试身报纸，以湖南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的身份，被推举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报纸1919年7月14日创刊问世，8月被军阀张敬尧查封，存世虽短，且只出版发行了四期和临时增刊一期，但影响不小，连李大钊阅后都称赞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深刻的报刊之一。

在中国的伟人名人中，和大公报的渊源深且长的，毛泽东亦可算其一，从年轻时便已结下。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妇女赵五贞在花轿中自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6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指出“这件事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21日，毛泽东又在《大公报》上发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说“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青年毛泽东还曾被《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如《“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释疑》等，宣传工农思想解放。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渝版《大公报》接触十分密切，与报纸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9月5日，毛泽东会见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在9月6日的《大公报》上刊出，影响极大。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与《大公报》负责人的接触和题词，对《大公报》的舆论导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营造了舆论氛围。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真诚努力下，《大公报》在国共和谈期间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我们要用统一的国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谈立场，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和平统一的立场，发挥了很大作用。

报纸媒介自问世以来，栉风沐雨，逐浪起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曾轰轰烈烈，也曾如火如荼。

……，时至今日，纸质传媒已经渐渐式微，慢慢的让位于网络，电子媒介。

这是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大势之所趋，亦是一种新兴的潮流，任何力量莫能阻挡。

《大公报》1902创刊至今，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一份普普通通的报纸，能够苦苦”挣扎”，百廿年经久不衰，与时代“潮流”同行。这种坚韧不拔，坚强不屈，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坚守，永远是人类应该珍惜的一种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