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好，那些年冬天的热炕头儿

翔子

　　入冬有些天了，北方的城市已陆续供暖。望着窗外寒风萧萧的天气，不禁想起从前的那个年代，想起那些年父亲盘好炕、母亲烧得暖呼呼的热炕头儿。

　　我家的老宅在沈阳北郊的一个小镇，是一趟红砖灰瓦的平房中把西山的那一间半房，这房是当年父亲单位分配的家属宿舍。

　　听父亲讲，当时在分配宿舍时，许多职工不愿意要这房，这才使得这一间半的住房落到为人处世老实巴交的父亲头上。

　　我曾经问过父亲，其他人为什么不愿意要咱家住的这套房？父亲告诉我，把西山，冬天冷，要比别人家多烧好多的煤和劈柴，这还是次要的，最大的问题是炕挨着西山墙，冬天晚上睡觉会很冷的。

　　我又问父亲，那他们不愿意要，你为啥还要？父亲说，一个呢，当时我是401库房的主任，退伍军人，正在积极要求进步，应该有较高的觉悟，不能给组织增添麻烦。二个呢，我实际看了一下这房子的内部建筑结构，觉得有改进施工设计的可能。

　　后来，单位基建股在老宅内部施工设计时，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把火炕设计挪到了靠东墙，靠西墙是走廊兼厨间，中间有一道间壁墙把走廊与卧室隔开。那么问题来了，房子的烟筒是与西山墙一体的，烟筒与间壁墙之间是走廊，那么卧室火炕里的烟如何排放？有设计人员认为父亲是主观臆想，这样的设计根本行不通。父亲呢，坚持自己的观点，“组织上已经将这套房分配给我了，我的建议并不影响房屋的承重结构，你们就这样设计施工吧。至于将来烧炕取暖的事我自己解决，有问题也不是你们的，我自己承担。”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设计人员也不含糊，按照父亲的设计施工建议，没几天竣工交付了。

　　母亲告诉我，在她和父亲刚结婚的时候，住在乡下姥姥家的农村，也是平房火炕。那时父亲就经常帮助乡里乡亲收拾房子，屋顶缮草、砌墙码垛、掏烟筒、修火炕……“你爸爸对火炕的经验精通着呢！”母亲笑着看着我。

　　果真像母亲说的那样，父亲开始了他的房子内部改造。他在老宅的走廊里，贴着西墙烟筒根砌了个“站炉子”，然后在炉坑下挖了一个烟道，途径走廊地下由西向东，直接连通火炕的排烟道。这样，走廊里贴间壁墙的炕炉子和贴西墙的“站炉子”的烟道就连通了，走的是一个烟道、一个烟筒（西山墙烟筒）。

　　父亲说，这样的设计，不但解决了火炕排烟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火炕保暖。初冬和初春，如果气压低、没风，或者是刮北风，烟筒抽力就小，那生火做饭时就要先点“站炉子”，然后再点炕炉子，这样烟筒不会“倒烟”，而且炕还好烧。如果天气有风，则直接点炕炉子就可以，保证好烧。那时候，我刚刚懂事，有时父亲或者母亲干完家务，就对我说：“时间不早了，得做晚饭了。儿子，你看看外边有风没？”

　　“哎！”听见父母的指使，我会马上停下手里的积木或玩具，跑到院子里看是否有风，什么风向，然后十分高兴地蹦跳着跑进屋，告诉父母有关风的情况。父母听了我的“汇报”，有时会直接决定先点那个炉子，有时会走出屋再看看风的情况，然后做决定。

　　从小到大几十年，我足足亲历了父亲这个发明般的火炕排烟设计原理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可以说，这是父亲的智慧，也是母亲的骄傲，更是一家人红红火火的生活蒸蒸日上的最好诠释。

　　那些年的冬天，当院前房后的邻居们嚷嚷火炕不热，或者炕头儿热得要燃烧、炕梢却拔凉拔凉的时候，我们家的火炕却是均匀散热，炕头炕梢都热乎。而每当这时，父亲一有时间就帮助左邻右舍分析火炕的“病症”，并亲自为他们拆炕、砌烟道、盘炕，直弄得“手黑、脸黑、脖子黑”。

　　那时每到冬天，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炕头总是有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小棉被铺在炕席上，这小棉被是母亲用平日里节省积攒下来的布头并缝制成的。我们放学或者在外面玩耍儿回来，进屋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冻得红红的小手伸进小棉被下，暖和暖和，那种家的温暖，瞬间彻遍全身，真是一种幸福感。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母亲每天早晚要坐火车跑通勤上下班。冬天的早晨，母亲总是早早起床，把家人的早饭做好，然后再用小瓷盆或者饭盒等器皿盛好饭和菜，用毛巾裹上，放到炕头的小棉被下“捂好”，这是我们中午放学回家吃的午饭。

　　小学上午最后一节下课的铃声一响，我和同学们比着赛似地往家跑，因为学校就在我们住的家属院东边，紧挨着，很近。那时我们家还饲养着一群鸡，还有几只鹅。放学推开家里的院门，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鸡窝和鹅窝，捡鸡蛋和鹅蛋，然后打开房门把鸡鹅下的蛋放入蛋篓，再洗手准备吃饭。这时候，哥哥放学也回来了，我们掀开炕头儿上的小棉被，拿出母亲为我们准备的、还冒着热乎气的午饭。我们吃下的是暖暖呼呼的饭菜，温暖我们的却是母亲那颗滚烫慈爱的心。

　　母亲一辈子喜欢睡热乎炕，她说睡热乎炕解乏。母亲的工作是加工木料，每天站在电锯旁，噪声刺耳，风吹削飞。回到家里，母亲收拾完家务，就坐在热炕头上，和我们唠嗑，问我们一些学习、学校或者家里的情况。有时母亲单位组织职工到区电影院看电影，要晚些时候才能到家，这时，我们就把爸爸或者姐姐做的饭菜装好放到炕头儿的小棉被下“捂上”，母亲看电影回来，进屋就能吃上可口的饭菜。这时候的母亲坐在热炕头儿上，兴致很高，边吃着饭，边给我们讲着刚刚看过的电影里的情节。当母亲讲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妹妹眼睛被药罐烫伤失明时，我们和母亲一样，止不住地留下了伤心的眼泪；当母亲讲国产电影《艳阳天》中的孩子小石头被老地主追杀砍伤时，我们和母亲一样，禁不住义愤填膺。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在朴实的生活节奏中共享着家的温暖……

　　大概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冬天的一个傍晚，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推门见院子里少了一只大白鹅，我喊着，“大白鹅哪去了？”

　　就见父亲从屋里出来，说：“大白鹅受伤了，在炕上养伤呢！”

　　我一听拔腿冲进屋里，就见我要找的那只大白鹅被一条麻袋裹着身子，正在热炕头儿上老老实实地暖呼着。看我进来，它朝我叫了一声。我知道，这是它对我有好的打着招呼。平时我总给鸡和鹅剁菜、喂它们饲料，它们对我亲着呢！我对它们也很有感情，夏天给它们挖野菜，冬天给它们蓄窝草、清粪。

　　这会儿我走过去，摸了一下大白鹅的头，它很温顺，愿意让我摸。

　　父亲告诉我，鹅的腿脚可能是受凉了，走道儿有一点瘸，暖和暖和就会好的。我从内心盼望着大白鹅快快好起来。那天晚上，我吃过饭，正和父亲坐在炕上唠嗑，这时，大白鹅叫了两声，然后用眼睛盯盯看着我们，父亲揣测说可能是鹅的腿脚好使了。我过去抱起大白鹅，把它轻轻放到地上。大白鹅看着我，“扑棱”一下站了起来，在地上走了两圈儿。啊！大白鹅的腿脚好啦！父亲和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大白鹅，我们家人的好朋友，是我们家的热炕头儿治愈了大白鹅！

　 若干年后，我在城里定居工作。有时回乡探望父母，到家天色已黑，可无论多晚母亲都会炒上几个菜，然后她和我们哥俩围着炕桌坐在热炕头儿上，边饮着酒，边说着话。母亲苍老的脸洋溢着欢笑，枯枝一样的手在灯光下来回晃动着，她在给儿子夹菜。我的浑身暖暖的，是酒的作用，也有热炕头儿的作用，但我想所有这些温暖都来自母亲一辈子积攒在心底的热量。母亲在燃烧着自己，为她的孩子们焐热着心中的热炕头儿。

　　而今，站在楼房的窗前，室内的暖气热乎乎的，空气中荡漾着暖暖的春意。不过我想，供暖供来的仅仅是身体上的舒适感觉；真正暖心的，还应该是那些年散发着燃烧的爱，由父亲盘好的、母亲烧热的，暖暖呼呼的热炕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