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无悔 烈火真金 无坚不摧

胡山

纪念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

1958年2月15日，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举国上下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军委一份《呈请授予李聚奎同志上将军衔》的会议文件放在了毛主席的案头，呈文道：

李聚奎同志已经中央决定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该同志原为副兵团级，因转业而未评衔，此次调回军队工作，我们建议授予其上将军衔，当否，请批示。

主席阅后，点头称好。是年，李聚奎被光荣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李聚奎80岁生日写于日记自勉

1986年，病中的李聚奎亲手抄录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并在首页上写道：

永远牢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

他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传家宝交给5个子女，嘱咐：

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你们一定要牢记不忘。

1995年6月25日，将军弥留之际，把5个在京的儿女叫到床前，说：

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

手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是李聚奎留给子女的唯一“遗产”: 一名老党员对信仰的执着坚守。

《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单页①封面）

为纪念原中央军委顾问、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与家人共同策划设计了一套编号印制7000枚的纪念邮简《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

12月31日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在北京万寿路28号院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综合服务楼，家人出面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纪念邮简首发式座谈活动。

原后勤学院副院长张乐元少将，原后勤学院教务部副部长马安民，原后勤学院老干部大学副校长董壮道，原后勤学院军需教研室教员刘铭俊，原总后卫生部助理员李青才，解放军报原高级编辑、雷锋杂志社宣讲团团长卜金宝，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办公室副秘书长余滨，八路军研究会太岳分会秘书长杨国斌，太岳分会会员朱文英、刘爱国，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首任部长胡山，北京红色收藏和集邮专家张璞，李聚奎首长驻地警卫参谋张玉波，身边工作人员曹振川、陈拥辉、孙荣业、郭锡县，以及张然、项禹迪等二十余人也应邀参加了活动。

活动由李聚奎女儿李卫雨主持，李聚奎儿子李齐雨和外孙、李家第三代代表张卫炜参加。

李齐雨、李卫雨兄妹先后深情回顾了父亲光辉战斗的传奇人生和对他们生活学习方面的严格要求。

《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单页②翻盖）

“三个纵然”、“六条入党誓词”和“手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能代表父亲一辈子的人生信仰和做人原则，也是留给孩子们的最大精神财富。

原后勤学院副院长张乐元少将和原院教务部副部长马安民等先后发言，深情表达了对李聚奎老院长的深切缅怀之情。

《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单页③背面）

大家在发言时回忆李聚奎老首长的感人故事和生活片断，特别是对首长严于律已、从不让子女搞特殊化留下深刻印象。

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负责人余滨介绍纪念邮简策划情况，并向家人赠送了一套36枚各地版的《诗人毛泽东》纪念邮简。他讲了自己感受：策划邮简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升华的过程，自己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

《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单页④小内页）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词句。当时活捉张辉瓒的一线指战员，是时任红军27团团长的李聚奎。这位被称作“将圣”的红军将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指挥部队用40分钟时间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师部和1个旅，在长征途中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一生战功卓著。而最让人敬佩的，则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李齐雨、李卫雨兄妹为胡山在珍本《李聚奎回忆录》留下珍贵签名。

原后勤学院军需教研室教员刘铭俊向家人赠送了两幅书法作品“开路先锋”“几经生死，百炼成钢”，表示：

老院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齐雨、李卫雨兄妹为“井冈之子”陈正人、井冈女红军彭儒之女陈宜生及《碕石彭家将》(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主执笔人胡山签赠《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留念。

笔者胡山的本美篇《九死无悔 烈火真金 无坚不摧》已内置于《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小内页)之上。

李聚奎原名李新喜，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安化(今涟源)县。他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凭借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本领，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95年6月，李聚奎溘然长逝，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作出高度评价:

功高德亦高，楷模昭后人。

《开国上将李聚奎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单页⑤大内页）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李聚奎将军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每位党员铭记、传承。

理想信念必须永刻心头，严明纪律必须挺在前头，只有这样，才能坚守住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宁冈朱毛和彭德怀会师

李聚奎

11月下旬，起义部队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向井冈山进发。这时，红五军已将原来的5个大队合编为3个纵队。其中，第二纵队由黄公略带领，在平浏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第一、第三纵队是红五军的主力，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奔赴井冈山。这时，我在第三纵队九大队任中队长。红五军的第一、第三纵队在第二纵队的掩护下，甩掉了“追剿”的敌人，向南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军威大震。在渣津还消灭了朱培德的一个整营。途经万载城时，又消灭了驻在该城的地主武装数百人，缴获甚多。为了尽量多带一些生活必需品，部队把缴获的布匹，发给每人一卷。行军中，有的把布打在背包里，有的像少数民族的包巾一样，缠在头上，带上井冈山。

部队到达莲花城北如里处时，红四军特务营在何长工、毕占云的率领下由宁冈县也来到了。这是毛泽东、朱德得知红五军向井冈山开进后，特地派何长工、毕占云下山来接应的，大家相见无比高兴。所到之处，人民群众像亲人一样，把我们迎进了自己的家门。

早在平江起义不久，彭德怀就常常给我们讲，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红五军的榜样； 任凭敌人多少次的围攻清剿，工农武装割据坚如磐石。当时，我们对彭德怀这些话，半信半疑，现在见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接触了根据地的群众，心里的疑问都消失了，一切是那么的新鲜、亲切、温暖。大家经过几个月的辗转苦战，想到很快就要和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了，心情更是无法平静。

12月8日，部队到达茅坪。第二天一早，朱德在彭德怀、滕代远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那时我们这支队伍，大部分还是国民革命军的老兵，听说红四军的朱德军长来了，认为一军之长，一定是穿得很好。可是朱德却是上穿一件黑棉袄，下穿一条黄裤子，头戴一顶八角帽。队伍一集合，彭德怀向大家介绍说: 这是红军第四军的朱军长，欢迎朱军长给我们讲话。大家一边鼓掌，一边笑了起来。心想，军长就是这个样子啊！

朱德马上明白大家笑的是什么。他说: 同志们不要笑，无产阶级的军长就是这个样子的，革命总是要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不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阶段，革命就不能成功。接着，他讲了形势、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等问题。这是朱德第一次给我们讲话，他那乐观、慈爱的笑容，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随后部队开出茅坪，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遇到了红四军的队伍，我们就在路边田里集合，让红四军先走。这时，毛主席来了。彭德怀说，大家等一下，请毛委员给我们讲话。毛主席身穿一套中山服，没有戴帽子。他一面讲话一面抽烟，走过来、走过去，讲了很多革命道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的道理。他讲，工农兵弟兄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的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他提问地说: 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我们听了这些话，启发很大。因为我们是农民出身，懂得的道理不多。

会师大会是1928年12月n日在宁冈县新城的广场上召开的。这天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一万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毛委员、朱军长等领导同志上去后，台子就垮下来了。那时，部队里有些老兵，还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撑好，倒下来了，非把撑旗的打顿屁股不可，取个吉祥，今天台子垮了，有的人就议论开了: “哎呀，这可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军长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 “同志们，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因为没有捆好，所以垮了。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

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高兴地说: 今天我们红四军、红五军胜利会师了，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军、更多的根据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朱军长、彭军长、滕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两军会师以后，不几天红五军就上了井冈山。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李聚奎

一九三O年十二月，蒋介石集中了七个师约十万兵力，对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分八路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歼灭我一方面军于翰南地区。

此时红军的情况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一、三军团组成了一方面军，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主力红军约四万人，又有一块相当大的根据地，所以反“围剿”作战就改变了过去那种打游击的战法。毛主席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态势，提出了“诱敌深入我根据地，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适时进行战略退却，然后再依托根据地的优越条件，进行战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从井冈山斗争至第一次反“围剿”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始终采取的是游击战的方针，这是因为当时弱小的红军还是游击队性质，敌入“围剿”规模也不大，根据地还不巩固，采用游击战的战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

但是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情况变了，有必要也有可能以运动战去歼灭敌人。因此，每当我回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探人的战略战术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当时根据地的军民对“诱敌深人”战略还是有很多顾虑的，对红军的战略退却很不理解，不愿意把敌人放进来打，怕打烂坛坛罐罐。为此，毛主席和一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战前亲自到干部和群众中做动员和解释工作。

记得反“围剿”开始前，在宁都的小布召开了一次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挂着毛主席亲自拟写的对联。上联是: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迫，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 大步进退，诱敌深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横幅是: 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亲自到会讲了话。

毛主席在讲话中着重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强调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的必要性。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数虽然只有一万多人，但对整个根据地都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增强了我军广大干部、战士战胜敌人的信心。

十二月二十六日，敌先头谭道源部到达源头准备向小布迸犯，红军指挥部部署我们在小布伏击谭道源师。但由f敌人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设伏不成，只好忍耐撤回了。

十二月廿八日，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亲自率领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于廿九日窜到龙岗。以毛主席为首的红军指挥部抓住了敌十八师孤军冒进立足未稳，与其友邻廿八师又有矛盾的有利时机，果断命令红军主力秘密向西开进，决心全歼敌十八师。

当时我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任团长。记得我们的部署是，红三军九师担任正面攻击，红十二军大部沿君埠向龙岗西南方向攻击前进，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向龙岗西北方向前进。

从小布到龙岗坪有五十里地，我们夜间秘密行军，于三十日凌晨赶到了距龙岗舒只有几里路的山上潜伏起来。

此时龙岗的丛山峻岭都淹没在蒙蒙的雨雾之中。红军战士忍着寒冷，冒着风雨埋伏在树丛中，等待着进攻的命令。

天刚放亮，敌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由龙岗向五门岭进犯。就在敌尖兵连刚进人王竹岭附近时，我们一阵排枪扫过去，一顿饭工夫就把敌人全部报销了。可能据守在龙岗的张辉瓒自作聪明地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黄肢、小布一带，阻击的不过是游击队，就强令戴岳继续冲锋。

红三军八、九师分别从左、右两翼发起猛烈攻击。九师二十五团从左侧山梁，我带二十七团从两山之间的山沟里(二十六团为预备队)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此次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很大。由于受地形限制，我们团和二十五团混在一起了，二十五团团长王玉洪同志负伤被抬了下去，二十五团有些混乱。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同志赶忙对我说: “李团长，我们两个团走到一起了，老王负伤了，部队有点乱，你就统一指挥吧！”

“好！”我也没客气就答应了。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不久我们吃掉了戴岳旅全部和张辉攒的一个支援团，然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岗敌指挥部。

此时张辉瓒残部已在我军的团团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鳌。张辉瓒负隅顽抗，集中火力向我红九师方向猛烈冲击妄图打开一个口子突围，就在这时我负了伤，子弹从我的右大腿打进，从屁股打出，穿了一个大洞，鲜血一个劲往下流，师长徐彦刚、师政委朱良才正好赶到，他们说，老李赶快下去吧。我说: “没关系，我感觉伤不太重，现在我不能离开，因为我还能走路，肯定没有伤着筋骨。朱良才政委坚决要我下去。临行时我建议: 让预备队二十六团上，这样就可结束战斗了。徐师长接受了我的建议，马上把二十六团团长李介思(云南人)找来了，李接受命令后就带着二十六团冲上去了。

担架员把我抬下去了。当经过小别山红军指挥部时，看到毛主席正在向前方观察。毛主席看到有担架过来，就问: “担架上抬着谁呀了？”“二十七团团长。”担架员回答。

“啊！老乡啊！”毛主席边说边走过来，他亲切地询问我的伤情，问道: “伤着筋骨没有了？”我说: “没有。”他说，“那扰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他又询问战况怎样。我回答说: “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我下来时已经打到敌人指挥部了....…”毛主席高兴地说: “好！胜利在握！”

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胜利结束了。我们全歼了十八师两个旅及师部，连师长张辉瓒在内九千余人全部被歼或被俘。我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我们九师三个团长，王玉洪、李介思和我都负了伤，在一个屋子里治疗。我们团政委贺水光同志也挂了彩，二十七团除二连连长逃跑投敌之外，全团的干部都或伤或亡了。

敌十八师主力被歼对敌震动很大，真是“打倒一个吓跑一群”。那些深入根据地的“围剿”军，闻风丧胆，仓皇东逃北撒。红军转旗向东，追歼谭道源师。一月三日，红军在东韶歼灭五十师一部，俘敌三千余，残敌溃逃。五天内打两个胜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了。

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人”的战略方针是英明正确的。从此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的威望更高了，广大指战员都把他比作能神机妙算的诸葛亮。

在北平军调部

李聚奎

初到北平

我离开承德，奉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的命令，到当时设在北平的军调部参加我方召开的各解放区参谋长会议。此行坐的是军调部美军提供的飞机。先期到达军调部的耿飚同志从北平专程到张家口和承德接罗瑞卿同志和我。

在飞机上，耿飚同志向我介绍了建立军调部的情况。

他说，军调部是根据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而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设三个委员，由国共双方及美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其中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美国代表是饶伯逊，国民党政府代表是郑介民，我方代表是叶剑英同志。三委员之下设三名参谋长，我方参谋长是罗瑞卿同志。此外还设若干个业务处，负责调处军事冲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送日俘日侨等日常工作。耿甩同志还说，目前我方在军调部最要紧的工作，一是抽调干部，迅速建立军调部我方组织机构，二是掌握各战区国共双方冲突的具体情况，以便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听了这些介绍，我不但对此行的任务有所了解，而且感到面临的斗争将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

飞机进入了北平上空，开始徐徐降低飞行高度，这时全城的景物尽收眼底，金碧辉煌的故宫，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耀眼的光芒，鳞次栉比的四合院，布满整个城区，更显得故都的古老。这是北平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后，我们即乘车进入市区，沿街映人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宪兵在街头四处游逛，横冲直撞的美军吉普车来回奔跑;堆满沙袋的掩体和架着机枪的地堡到处可见。街上行人很少，整个北平充满着紧张、恐怖和混乱的气氛。它同我从飞机乌瞰下的北平是那么的不协调这一切不能不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我们来到军调部我方代表团住所—翠明庄饭店时，已是黄昏了。整个房子空荡荡的，一打听，才知道军调部于昨天才开始进入协和医院正式办公。而我们是首批从战区抵达这里的人员。当天晚上，我向叶总参谋长报告热河方面的情况，他听完我的汇报说:“热河方面的情况以后再研究，各解放区的参谋长会议因人员没有到齐，一时也不开了。你先留在军调部工作吧”我一听就有点慌，当即向叶剑英同志提出:“我缺乏做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不懂得外交斗争那一套，还是让我回前方打仗去吧,,这时叶剑英同志说:“在军调部工作也是在打仗，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环境和特殊条件下的战斗，至于缺乏经验，搞一段时间就有了”

接着，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都要经过充分的考虑，话一说出了就不好改变;二是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三是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敌人钻空子，四是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

最后叶剑英同志让我明天就开始工作—参加黄村调查。当时国民党代表说我军违背停战协定进攻了北平大兴县的黄村，要求派执行小组进行实地调查。我方为了表示履行停战协议的诚意和用事实揭穿国民党贼喊捉贼的阴谋诡计，就同意派遣小组到现场去调查。这样，我不但被留了下来，而且从第二天起就参加了军调部的实际工作。

黄村调查

第二天上午八时在协和医院(当时协和医院停办，军调部临时借用该院的房子作办公室〕军调部办公室，罗瑞卿同志把我介绍给一名佩带着少将军衔的国民党代表和一名佩带上校军衔的美国代表。当时我穿着我军旧棉衣，罗瑞卿同志在向对方介绍时称我为“李将军”。随后我们三人各带一名翻译乘车出发，路过大兴县城时，在伪县政府停留了一会。这时，伪县长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向我们(主要是向我)讲了“共军”进攻黄村的情况，说我军在黄村打了仗，拆了房子，抢走了老百姓的东西。他说完后，我反问他:“你根据什么说我军进攻了黄村了”他说:“有现场摆在那里。”

这事，我在出发前就已经向我们掌握情报的同志进行了了解，知道在这一带虽然有我冀中游击队活动，但不可能到黄村去打仗。所谓“共军”进攻黄村，可能是敌人编造的假情况。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同他们进行争论，还是到“现场”看看再讲。随后，我和国民党、美国代表来到了黄村。一进村，就见到有一群老人、妇女和小孩聚集在路旁，一见我们到来就跪下磕头。

这时国民党代表抢先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李将军，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向李将军讲。”

我一看这一群所谓的“老百姓”，不伦不类，就役有理睬他们。接着伪县政府的人员领着我们到了村边，从地里拣了几个子弹壳，说这是八路军在这里打仗时撒下的子弹壳；还领我们着了一个平顶房子上面被扒掉的花墙，说这是被八路军拆掉的；最后又领着我们到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他们指着布满灰尘的炕席上和撒着一些旧书和花生皮的地下说，这是被八路军抢了东西的房子。看了这三处“现场”之后，我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他们说没有了。这时国民党代表就提出要回去，美国代表也提出要回北平去写调查结果的报告我看过这些特意布置的现场，心里更加有底了。

看到他们都急于离开这里，想回北京去写出强加于人的报告，觉得必须当面揭露他们的阴谋。所以，我向他们提出:“现在不能走，要在现地判明真假才走”并指出:“所谓八路军在这里打了仗的三件证据完全是假的。”他们听我这么一讲，一下都愣住了。原来他们以为我一路上很少说话，可能是默认事实了。想不到我会突然把问题提了出来。

当天晚上，我就向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汇报了黄村调查经过，肯定了那个现场是假的。汇报完之后，我即要求回承德去。叶、罗二位同志都不同意我走，并说: “你头一炮就打响了，现在执行部正缺人，你不要走，留在这里当执行处处长。”我说: “那不行，我实在干不了这个事。”这时罗瑞卿同志说: “你这次黄村调查不是干得很好吗？”

我说:“黄村的事太明显了，随便去个人都能看出是国民党搞的鬼。”罗瑞卿同志说: “你不管怎么说，肯定走不了的，这样吧，你当执行处副处长，待宋时轮同志来后宋当处长。”我看没有商量的余地，也就没有再坚持要回热河。

正确的方针

我留下不久，从各解放区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陆续到齐，我方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健全起来。当时一，我方的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外，还有顾问饶漱石、滕代远、涂冰，秘书长李克农。下设六个业务处，宋时轮任执行处长，耿飚任交通处长，陈士榘任整军处长，黄华任新闻处长冯钻任秘书处长，伍云甫任行政处长。

在宋时轮处长未到职前的一段时间内，执行处的工作由我负责。那时，在军调部的各项任务中，调处军事冲突是首要任务。因此执行处的工作是军调部的中心工作。

它是整个执行部的组织计划部门，主要负责:制订军事调处的计划，派出执行小组，调查情况，总结经验。因此，我那时每天都要参加三方执行处长会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打交道。

我第一次以执行处负责人的身分出席三方处长会议时，国民党代表在会上提出: 山东在停战协议公布后，双方仍发生冲突多起，要求派出有三方代表参加的执行小组，到山东进行实地调查，以便解决当地的军事冲突问题。我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缺乏经验，就表示可以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到山东去。

其实，那时是否派遣执行小组的问题，是国共双方代表斗争的重大问题。因为凡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利的时候，他们就强烈要求派出执行小组，企图挽救其不利处境。这次，他们要求派遣执行小组到山东去，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正当我表示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到山东去之后，随同我出席会议的我方代表计划执行科长雷英夫同志机警地离开了会议室，立即向叶剑英同志报告了我在会上所表的态度，请示如何处置，叶剑英同志当即指示，没有签字就不要紧，可以立刻否定现在就派执行小组的话。雷英失同志迅速回到会议桌上，向对方提出: “参加山东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现在无人可派。”国民党代表说: “刚才李将军(指我)已经同意。”

雷英夫同志立即反驳说:“李将军是说同意派，但并没有说现在就派。”我一听雷英夫同志的口气，就意识到他是请示了领导同志才这样讲的。随之我也改口说: “凡是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方，我们都要派出执行小组进行调查处理，以履行停战协议，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向山东旅执行小组的问题，因我方现在人员不够，没有人可派，待调来的人到了以后再确定什么时候去。”拖了几天以后，我方才派陈叔亮同志任驻济南第七小组组长，去处理山东的问题。

这次在三方执行处长会议上出现的问题，说明如何进行军事调处工作，如何处理双方军事冲突的问题，我们一时还投有完全明确的方针。

二月初，饶漱石顾问和罗瑞卿参谋长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军调部的工作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方针。据罗瑞卿同志从延安回来后向我们传达说，他们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中，当讲到国民党在军调部的国民党代表根本不讲道理时，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道理？你想要讲的话就是道理，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讲道理。当讲到在军调部工作的同志担心做不好工作，怕影响全局时，毛泽东同志鼓励说，你们尽可以放手工作，会不会影响全局，不在军调部。当请示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毛泽东同志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国民党提出的假情报，要坚决驳斥，顶回去。

在罗瑞卿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后，我方各级代表在同国民党和美国人谈判时我们就主动了，步调就更加一致了。也有了处置的办法了。以后叶剑英同志又对派遣执行小组的问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一是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攻，二是敌军集结的重点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敌军的调动，三是敌人可能用的港口，应争取派执行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四是敌人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执行小组，以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

当然，国民党方面也有他们的“原则”，这就是内战政策，用武力消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加上有美国代表的帮忙，因此他们经常施展阴谋诡计，这样，表面上是“三方合作”，实际上是“两军对峙”，争论非常激烈。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我们利用“一致通过”的原则，即三方代表都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三方一致通过才能生效。我们利用这一规定，对我们有很多好处，它可以使我们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约束，遇到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合伙整我们的时候，可以使用否决权，使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

经过半年左右的会谈斗争，军调部先后向全国派出了三十二个执行小组，另加三个特别小组(第二十三小组记不清了)。其中我方代表是:

集宁第一小组先是孙志远少将后是王再兴少校

赤峰第二小组先是段苏权少将后是向仲华上校

太原第三小组先是许光达少将后是陈赓少将

徐州第四小组先是王世英少将后是韦国清少将

张家口第五小组先是易耀彩少将后是赵尔陆少将

沁县第六小组刘建勋上校

济南第七小组先是陈叔亮上校后是邝任农少将

广州第八小组方方少将

汉口第九小组薛子正上校

新乡第十小组黄镇少将

承德第十一小组先是陈伯钧少将后是段苏权少将

石家庄第十二小组陶希晋少将

大同第十三小组李波上校

临沂第十四小组张子强上校

德州第十五小组符浩上校

泰安第十六小组华诚中校

淮阴第十七小组韩念龙上校

泊头第十八小组傅继泽上校

安阳第十九小组雷任民上校

南口第二十小组蔺子安上校

高密第二十一小组武可久上校

枣庄第二十二小组陆渭斌上校

徐州第二十四小组王少铺少将

安次第二十五小组张温钮上校

朝阳第二十六小组李逸民上校

沈阳第二十七小组饶漱石中将

四平街第二十八小组耿飚少将

本溪第二十九小组许光达少将

三十小组张经武少将

永年第三十一小组王育民上校

光山第三十二小组任士舜中校

以上各执行小组不是平行的，有的是中心小组，如承德第十一小组和沈阳第二十七小组都是中心小组，有的小组下面还设若干分组。

复杂的斗争

本来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的停战协议，全国一切军事冲突应即无条件停止。但从二月初起，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不断发动军事进攻。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攻占盘山、台安、辽中三城。三月下旬又攻占辽阳、抚顺、铁岭。随后，又乘苏军撤离东北之机，占领了沈阳、营日、长春、吉林等城市，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其间经我方再三要求，国民党虽然不得不同意派出执行小组到东北，但在我方代表到达沈阳时，国民党又百般刁难，无法开展工作。

当时，先后到达沈阳并准备任我方代表的有饶漱石(任东北中心执行小组组长)、耿飚、许光达、张经武、王首道和我。我到沈阳时，以上同志已先期到达。那时我随身带着一部电台，装在一个木箱里。出发前，听说先去的同志在沈阳机场曾被国民党军队扣留了好几个小时，后经交涉才允许进入市区。因此，我担心所带的电台遇到麻烦当我乘坐的飞机(美军运输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时，见机场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们不让我离开机场。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军警是来迎接从锦州回沈阳的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熊式辉的。这时，我趁他们不备把木箱搬到来接我的汽车上。国民党军警送走熊式辉后，见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很简单，就让我走了。就这样，我把电台顺利地带到了沈阳。

在沈阳时，我方执行小组代表和全体工作人员约三十人都住在友谊饭店。这个饭店是日本侨民开的。人员很复杂，除从经理到招待员大部分是日本人外，还有妓女、酒徒、赌棍以及国民党军官、日本特务出入其中，由干国民党的阻挠，执行小组大部分派不出去，因此我们整天住在饭店里。为了加强防范，李立三同志(由东北局派到中心执行小组任政治顾问)指定我任党支部书记，做全体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并规定我每天要向他汇报一次情况。

当时，有的同志思想很麻痹，认为日本的招待员不懂中国话，说话很随便，有的还随便和日本女人接触。李立三同志就经常提醒全体人员注意保守机密，检查自己的行为，防止敌人钻空子。但有的同志还是很不注意，有一名由华东军区调来的译电员，就因为违犯纪律，多次单独同日本女人来往，被送回华东军区处理。

五月底，我从沈阳回到北平汇报工作。我一回到北平，罗瑞卿同志就派我到热河去处理执行小组的问题。

当时活动在赤峰地区的我热辽纵队于三月中旬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争夺凌源的战斗。为此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派执行小组去进行调处，同时，国民党还要我们的游击队从建平县撤出来。建平是我们游击队的根据地，而且是个战略要点，我们是不能撤的。但当时任赤峰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的一个姓陈的同志，却在双方的协定上签了字。

我们历来的原则是: 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为了改变原来的协议，我方把陈同志调走，并成立朝阳执行小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负责处理赤峰的问题。同时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脱离接触。为此，美国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我这次回承德，原来是准备单独乘飞机去的。可是出发时，同机前往的还有一名国民党少将和一名美军上校。

一上飞机，他们就声称此行是为了解决赤峰地区问题的，问我是不是负有同样的使命。我回答说，我家属和孩子都在承德，是回承德看家属和孩子的。

我们三人在承德下飞机后，他们两人住在承德交际处，我住在冀察热辽军区。第二天一早，美国代表就打电话找我，让我去同他们见面。我没有去。第三天又继续打来电话。我考虑我是执行处的负责人，完全推辞不见不好，因此就答应见一次面，但我提出只是和美国代表单独谈话，他答应了。

我到了交际处，一见面美国代表就说，热河执行小组你我双方代表都很不得力，现在你来了，我们应该共同到赤峰去一趟，解决那里的问题。我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这次回承德，我的上级并没有赋予我解决热河问题的任务，所以，我不能同你们到赤峰去。他提出如果我不能去，就应该请承德中心执行小组的段将军(段苏权同志)去。我说，段将军是承德执行小组的，其任务是管承德地区，不便离开承德。他提出，那么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好吧。我说，互相交换意见是可以的，但不能在这里谈(当时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个会议室而在会议室里谈话，就会成为正式会议，按规定是要作记录的)，我们是个人谈话，还是到你的卧室里去谈。他见我坚持不在会议室谈，也就同意了，并笑着对我说，你们共产党向来办事机谨，真是名不虚传。

在美国代表的卧室里，他首先提出我在赤峰地区活动的黄永胜纵队如何违背停战协议进攻了凌源，我建平游击队又是如何破坏通讯和交通等。他问我知道不知道。

我说，我不清楚这些事，既然你提出了，我可以调查。这时我把话题一转说，但有一件事我是很清楚的，就是你们的代表野蛮地对待我方代表段将军。我接着向他提出，你们美国代表是来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但是你们偏祖国民党，甚至违背外交惯例拍桌子骂了我方代表，须知段将军是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你骂他，就是骂中国共产党，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总之，这次谈话.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各说各的理，最后不欢而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他们见面。

六月中旬，国民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并无理提出要我军撤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此时，停战谈判濒临破裂，我方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人员也逐渐收缩，陆续返回解放区。六月下旬叶剑英同志给冀察热辽军区来电要我回军调部去接替罗瑞卿同志任参谋长兼执行处长。但程子华il志要留我在军区工作，不想让我去北平。他向叶总参谋长写了信要求批准把我留在承德继续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最后叶剑英同志同意了军区的意见，改调薛子正同志任军调部我方代参谋长。

回忆彭德怀：几度聚散痛诀别

李聚奎

自从1928年7月我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后，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我与彭德怀曾一起鏖战于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上，也曾在抗美援朝血与火的炼狱中再度重逢，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们几度聚散。然而，却万万没有料到我与他怎么会有那么惨痛的诀别！

初次别离

1928年7月，彭德怀、膝代远、黄公略领导原国民革命军湖南独立五师举行了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12月，经过数月艰苦转战，在宁冈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会师。不久，红四军转入外线作战，彭德怀率疲劳之师挑起了留守井冈山的重担。这时，我正在红五军九大队三中队担任中队长。在彭总指挥下，红五军浴血奋战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待冲出重围时，只剩下300人及不足300支枪。不为挫折屈服的彭德怀率军主动寻找战机，18小时急行军140里，奔袭酃都，攻占安远县，并乘胜攻克瑞金再与红四军会师。此后，又率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开辟湘鄂赣根据地，一年多时间，红五军发展到六七千人，成为红军中又一支强大力量。

1930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成立红六军。一天，彭德怀对我说：“红六军成立了，由黄公略同志任军长。这支队伍缺乏干部，他提出要五军干部去。我和膝代远商量，准备派你去任支队长，有什么意见吗？”我嘴上说没什么意见，可是内心里却恋恋不舍：红五军有我生死与共的战友，有我亲敬的首长……

彭德怀一眼便看出了我的心情，他说：“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许多互不相识的同志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许多相互熟悉的同志又得分开。将来，革命再发展，我们的队伍再扩大，需要到新的部队去工作的人会更多，总想留在老部队、老地区工作，这是一种保守观念咯！”听了彭德怀这一席语重心长的开导，我心情开朗起来，说道：“我没有意见，请下命令吧！”从此，我离开了红五军，离开了彭德怀的领导。

重逢长征路

再次见到彭总是在长征路上。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后，在贵阳与龙里之间，我遇到了彭德怀。那时，彭德怀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我在红一军团一师任师长。当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郊区时，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甚为震惊，一面指挥部队迎击红军，一面急令滇军来贵阳“保驾”。当滇军已抵贵阳和龙里两地时，红一军团靠龙里西侧前进，红三军团靠贵阳东侧前进，我率一师居中偏西。在行进中，一师与三军团走在同一条路上，出现了抢路和插队现象，见状，我立即带部队上了山坡，沿山梁前进。

第二天一早，我率一师下山通过公路时，在公路边的一个小林子里，见到了彭德怀。四五年未见，我觉得他老了许多，人也瘦了，只有那熟悉的浓眉依旧，有神的双目更加深邃了。彭德怀正在吃饭，一见到我，他那越是熟人越容易发作的火暴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昨天，你们一师把三军团的队伍插乱了，现在中央军委和大部队还没有过来，敌人在贵阳有4个师，龙里有3个师，两地相隔只有百里，而且有公路相连，今天可能从东西两面向我夹击，如果出了问题，你要负责！”真可谓劈头盖脸，对我的解释根本没有理会，果断地说：

“你们一师暂归我指挥！你们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哪一边的敌人出动，就要打死，以掩护中央军委和后面的部队。他们都过去了，你们听了命令再撤，到时我派人通知你！”接着，不由分说叫警卫员：“拿碗筷来，请一师长吃饭！”我不禁为老首长的当机立断，敢于负责的大将风度肃然起敬。

再聚朝鲜战场

戎马倥偬，15年后，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再度重逢。

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决定派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年逾半百的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我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负责东北军区和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物资保障。

从10月11日起，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向朝鲜北部突击运输各种物资器材。就在这期间，我又见到了彭德怀。一见面，彭德怀就要我汇报情况。听罢，彭说，这次出国作战，不比在国内打仗，在国内作战物资可以取之于民，取之于敌，而这次全部物资都要靠国内运输过去。接着他又问我准备情况如何，我说：“我们已经有所准备。”彭总叮问：“志愿军过江作战，要是没有弹药，没有饭吃，我可找你算账，怎么样？能不能保证？”说着，他严肃的目光紧盯着我。我立即回答：“一定保证！但从目前情况看，不知道能保证到什么程度。”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用手指着我，提高了嗓门：“仗还没打，你怎么就保证不了啦！”

因为是老首长，我深深理解：彭德怀面前是强大的敌人，背后是他率领的千军万马，听不到准确的保证，他怎能不着急呢！可是，我自己又何尝不着急，我的声音也不由得大了起来：“不是我不保证，我在拼命往前送！可是我的400辆汽车才用了3天就损失了一半！”听我说完，彭德怀平静下来：“困难是不少的，但要用一切办法去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向上反映，我也想办法。可是有一点，作战物资一定要保证的！”

在彭总的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自入朝后，在短短的3个月内接连发动了三次大战役，连战连胜。

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期间，我去朝鲜，为了避开敌机轰炸的袭扰，一直是夜间闭灯开车。就在即将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头天晚上，我在车上被猛烈一颠，只觉得腰部一阵剧烈疼痛，接着便昏厥过去，醒来时，已到达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一见到我就高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开玩笑地说：“没有把你颠死，算你命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用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腰部，这才认真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夜间行车要开灯，这样走得快，开灯走被打中是个死，不开灯翻车也是个死，反正都一样，我就是开着灯走。”说完又笑起来，我也不由得跟着笑了。后来，我向彭德怀建议：“为了保障运输，应该对后方兵团加强防护，最好能配置高炮部队，我们不能只是藏，还要打。”彭德怀听了，眉毛一扬，连声说：“要打，要打！”并很快地对此事作了部署。

最后的诀别

熬过寒冬，应该是百花争艳的春天。可是，在1973年3月，我却丝毫未感到初春的气息。当时我正因病被送到北京301医院监护治疗，住在十四病室东头的一间背阴的房子。屋内的窗子全用木板钉着，看不到窗外的一片绿叶，仅从一条狭窄的板缝看到一小段灰色的马路。

4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走廊上散步。迎面来了3个军人，手持驳壳枪，押着一个人走过来。他身穿黑色衣裤，一双旧布鞋，手里提着个白色小包袱，可能是几件换洗的衣服。虽然监护他的人怕别人认出来，让他戴了一个大口罩，但我太熟悉这形象了，从那宽厚的肩膀和那双浓眉大眼，认得出来，他是彭总！我的心激动地跳着，压抑不住患难相逢的喜悦，想快步走到他跟前，向他说几句话，但看到那持枪的军人，我只能靠近他，小声地问：“身体好吗？”彭德怀点点头嗯了一声，便被带到最西头那间背阴的房中去了。从此，每天我都想乘散步的机会，去他门前看看，可昼夜有哨兵看守。

一个月后的一天，彭德怀的房间打开了。只见他侧着脸躺在推车上，被护理人员推出来。我忙走上前去，只见他对我轻摇了一下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也只好微微地向他鞠了一躬，望着那推远的车子，我的心像被冻结的冰，转身回房，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没有想到，这走廊上的匆匆一面竟然是我们的最后诀别……

历史终于掀过去了那最沉重的一页，可至今我仍感到深深遗憾：

我没有穿着整齐的军装，向他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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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山(右，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首任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2002年出任中国国际货主协会(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执行秘书长。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2018年度“优秀共产党员”，2021一2023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