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博物馆

张剑杰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点遗址，陶寺遗址先后出土5500余件，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程的重要支点。

2024年11月14号下午，我来到了位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的陶寺遗址博物馆。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走进陶寺遗址博物馆，找寻时间里的记忆，打开“早期国家”的大门。

陶寺遗址博物馆地处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东依崇山、西临汾河，坐落于襄汾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内，与相邻的天文考古馆、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珠联璧合、遥相呼应，共同构成陶寺遗址的三大核心景观。

自1978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连续考古发掘，龙盘、鼍鼓、土鼔、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不断出土，初步弄清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期的文化序列。

陶寺遗址博物馆这座承载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的殿堂中，共展出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完整全面展示了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陶寺遗址博物馆主体建筑，坐北朝南。

陶寺文化对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的重要意义逐渐显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陶寺遗址作为重要的中心性都邑，在梁星鹏、何驽、高江涛三任领队的带领下，中期大城、宫殿区及宫城、中期大型墓地等重要遗迹被考古发现，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加凸显。

龙图腾

中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陶寺土鼓是目前已知中国鼓类文物的早期标本之一，以泥质灰陶为腔、顶端蒙皮，腹部近圆球形或橄榄形。陶寺发掘报告认为，土鼓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用具，而是龙山时代方国统治者拥有的标志其权力地位的礼乐器。

在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序厅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件重器——玉兽面，它出土于中期大墓M22中，目前仅出土了两件。可以看到它的形象，上方佩戴着类似介子形的冠饰，也有观点认为那异状物更似牛角，很像上古战神蚩尤的形象。关于玉兽面的具体用途，从其明显的钻孔来看，推测它应该是当作配饰来佩戴的。这件玉器还展现出了当时较高的制玉技术。

在时光的深处，陶寺遗址静默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那些古老的陶器、破碎的石碑和尘封的记忆都仿佛在述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与沧桑。

陶寺朱书扁壶的发现，实证了在甲骨文之前约800年前，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统，将汉字的出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镇馆之宝彩绘蟠龙纹陶盘，是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大墓出土的核心文物，其纹饰具备以下特点：蟠龙盘曲似蛇，身体有大块鳞状斑纹，类似鳄鱼；头部两侧呈方形，仿若熊耳，且都有着长颌与锯齿状牙齿，而这恰是如今龙形象的最大特点。

特别要指出的是，它嘴里衔着像禾苗一样的枝状物，体现了陶寺先民对自然的崇敬，寄托着祈求国家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该陶盘仅出土于王级大墓中，是代表王权的礼器，象征着王权，也是国家的标识。

山西，表里山河，山川形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晋南之地，东太行、西吕梁、南中条，黄河流经，汾河纵贯，形成一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地理单元，成为初始文明与早期国家孕育、诞生与成长的温床。陶寺文明便诞生于晋南地区，并以开放包容之态，依托地理优势，成为了四千多年前“先进的历史舞台”，使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核心的起点聚焦在此地。

这是出土于陶寺遗址中期大墓M22号墓葬当中的玉兽面。它有一个宽阔圆形的大脸庞，两侧伸出去像翼状的耳朵，头顶上佩戴有介字形的冠饰，有观点认为翼状物更似牛角。

它的三个重要特征使我们联想到了上古时期带牛角的蚩尤形象，它的具体功用如何？是一件祭祀的神器？还是一件世俗的礼器？目前难以确证，但在器物表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出现了钻孔，推测应为穿系来佩戴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件配饰，同时，它还展现了比较高超的制玉技术，在中间眼睛的部分为透雕，能够反映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透雕的技术。目前，在陶寺遗址玉兽面仅出土两件，与它相似的器形则是在千里之外的江汉平原--石家河遗址，这里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神面，因更多的像虎的形象，所以称为玉虎饰，为什么两地相距近千里，都出土了类似的玉器？这就表明至少在4000多年，两地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而这件玉兽面就是4000多年前文化交流的使者。

玉兽面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块瑰宝。它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亦是古代文明进程中的瑰宝。它蕴含着古代人类的智慧、信仰和艺术审美，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文脉不断，人脉不息，在这一部长达数十年的陶寺探索史诗中，每一代考古工作者都接力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们迈步于田间地头，穿行在历史长河，永远充满好奇、兴致昂扬，向这片古老的土地发出一次次细致入微的叩问。

经、纬：南北纵线为经；东西横线为纬；引申为治理、规划。比喻经营规划治理。形容人的才能极大。

《国语 周语》：“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北周 庾信《拟连珠》：“盖闻经天纬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长路漫漫，还需数代人上下求索。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考古”理念将代代传承、深入人心。

陶寺遗址中期王墓中出土有黑、绿、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玉琮、玉戚，学者推测这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这是从未公开展示的文物——圭尺，圭尺是测量天文历法仪器——圭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圭表主要用来测量距离，判断节令、地中，所谓的地中就是指地址中央。陶寺出土的圭尺，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

聆听文物无声的诉说，去探寻宇宙的高远，去追溯时间的深邃。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或许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血脉相承的“我们”始终虚怀若谷、敬天法祖，但又无所畏惧、寻根问底。这是陶寺给我们的答案，也是陶寺文物工作者给我们的答案。

在陶寺文化时期，于中期王族大墓M22中出土了一件计时装置，它复原后的样子，能看出其与如今仍在使用的沙漏颇为相似。当时的陶寺先民借助沙漏来计算时间，由此可见陶寺先民对时间有着精准把控。

我是陶寺铜铃，一件独特且意义非凡的器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复合范铸铜器。“青铜器的范铸法是陶寺的独创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这样介绍，范铸技术的出现，对夏商周青铜文明时代的开启具有重要作用，夏商周的青铜容器制造技术与陶寺的青铜器范铸技术是直接相关联的。按我的理解就是，陶寺率先开启了范铸技术的创新之路，这一技术仿若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夏商周青铜文明的盛世大门，使得青铜器制造技术得以薪火相传、不断发展。而我，有幸成为这伟大技术传承历程中的关键见证者，承载着先辈的荣耀与智慧。

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遗址出土了建筑材料陶板残片100余片，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板瓦。

朱书扁壶（展厅中为复制品，真品现藏于中国考古博物馆）。扁壶为泥质灰陶，器表饰细条竖蓝纹，是陶寺先民打水的工具。这件破碎的扁壶有朱书文字位于两面，十分珍贵。

文尧陶扁壶是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另一件核心文物，属于汲水器。在这件扁壶上发现了两个字符，有着重要意义。其中一个字符是“文”字，它与商代甲骨文、金文里的“文”字一脉相承。另一个字符被释读为“邑”或者“阳”或者“尧”。其上面的圆角方形代表陶寺城址，底下是一个跪拜的人，中间的线指示高大城址在人头顶之上，寓意着在黄土高原上所建城址为尧。临汾古称平阳，文尧陶扁壶的出现，为陶寺城址属于尧都平阳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佐证。

陶寺遗址发现了朱书陶文两个，从符号的书写结构看很可能是文字，但文字数量太少，意义只能猜测。一字释为“文”，其结构与甲骨文几乎没有区别。书写材料用的是朱砂，书写工具似应为毛笔，撇、捺笔锋清晰。另一字可能为“阳”或“尧”。“文、阳”有“光被四表”之意。《尚书·尧典》载，“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嘿，大家好！我是来自陶寺遗址的铜蟾蜍。别瞧我只是小小一只，我可是红铜铸就的“神奇宝贝”。我的出现，充分说明了陶寺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铜器的技术。看我这蹲踞的姿势，是不是霸气中带点小可爱？我肚子上的俩圆孔，那可是我独特的“时尚标志”。传说，我以前是被挂在头上和“神”聊天的“神器”哦。在古人眼里，我可是财运和多子多福的象征，我就像个怀揣着宝藏秘密的小福神，一直守望着陶寺先民们对吉祥富足的美好向往。

鼍（tuó）鼓又称鳄鱼皮骨，是将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后蒙上鳄鱼皮再绘制而成的。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鼍鼓遗存里，包含呈圆角方形的小骨板，这证实了其鳄鱼皮的来源。鼍鼓和龙盘一样，主要出土于大墓，并且它还与土鼓、石磬等乐器组合配套使用，这样的组合表明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礼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