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柳

　　歙县柳氏《留耕堂》之五子柳仁春

曾祖柳士本之五子柳仁春（字陶门，号笑山） 是我爷爷。

1895年--1961年，属羊。

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学院，但没有留下一张字画。

爷爷有兄弟姐妹六人，四个哥哥一个姐姐，爷爷最小，兄弟排行老五，县门口街坊邻居都称柳五相。

小时候只知道我们家的隔壁是爷爷的四哥家。就是我的四伯公，叫柳戟门，也叫柳营，见“2010年版《歙县志》1247页”。解放前1938年历任歙县政府督学、教育科长、教育局长，我们柳家是早年歙县的竟新电灯公司和歙县电话公司的大股东，我的四伯公是歙县竟新电灯公司和歙县早期的电话公司的经理，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就装有电话。

爷爷柳仁春、字陶门、号柳笑山，后来用的私章和签名都一直用柳笑山这个名字。

爷爷小时候家境还算优裕，一直读完了大学。不知什么原因，毕业后没有在政府谋事，也没留在外面工作。说是上海美术学院毕业，却从来没看见他画画、写字，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在家里发现他的一点点墨迹。

　　兄弟姊妹六人，爷爷是他们家最小的，想来是个宠儿，只找到他们爷俩的照片。这是爷爷8、9岁时与他父亲的照片。此照片时间约是1904年，清朝光绪30年。

爷爷大学毕业后就回家了。也不知道是否是家里上人的安排，回家没多久就娶了县门口汪闰生的三妹妹汪玉凤为妻，生有四个儿子。
1988年我的四叔柳尚果回家探亲，还问起我们，说爷爷是上海美术学院毕业的，总有一点墨迹留在家里呀。确实是一点也没有，这好像就是个谜。
　　我小时候，朝朝（徽州人称爷爷为朝朝）告诉我，他从上海毕业回家后，经人介绍，与朋友合伙在绩溪县临溪那个地方开了一家贸易商行。是经营杂货的，批发兼零售还要送货的那种货栈。挣钱虽不是很多，养家糊口还绰绰有余。直到临解放前的那一年得到上海的大儿子害肺痨的消息，急急忙忙把商行廉价并给了那个合伙人，回家了。他在临溪做了近二十年，要培养四个儿子读书啊。临溪离绩溪县城不远，距歙县县城也不远，20公里不到。临溪的河叫杨之河，也叫扬之水，流经歙县并入练江，然后汇入新安江。临溪历史上曾经是徽州著名的水陆码头、商品集散转销口岸。
　　解放初期，爷爷从临溪回家不久，因为识字有文化，当选为歙县的人民代表并担任了新路街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那时识字的人不多。
　　那些年困难时期，我很小，看见祖父经常每天坐在家中帮人家批买粮食的条子。那时候粮站要见到街道上批的条子才卖粮食，一般都是一次五斤大米或两斤面粉，人多的家庭则是十斤大米或四斤面粉。那时整个街道的居民吃的米啊、面啊、油啊都是经过爷爷的手批条子出去的。爷爷担任歙县人民代表时，经常在县里开会、也经常陪来检查指导工作的领导和工作组。那时担任人民代表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是没有报酬的，爷爷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另外爷爷还要兼任居民家庭纠纷的调解人，我有时跟爷爷去玩，经常看见爷爷与另几个街道上的干部一起在居民家中调解矛盾，记得有一个街道干部叫许珍。有时搞到到半夜才回家，那时柳五相在新路街县门口一带的威望还是有点的。 1958年大跃进，我九岁，有点记忆了。那一年大练钢铁，新路街也不甘落后，在以前的“棉针织厂”，现在新开发的“桃源人家”那个小区门口那一带，建了几座炼钢铁的高炉。那时那里是一大片坑坑洼洼长满了草的空地，我小时候有时要去玩耍的。那时也没有现在这条从东门头通到渔梁的大路的，只有一条小路是从桃源坞穿过现在的桃源人家小区走过去，另一条就是从新民桥经过大夫坊，从二大人家门口，再到现在的桃源人家门口汇合，也就是到了炼钢铁建高炉的那个地方，从那里可以走到紫阳门。通过紫阳门就可以到渔梁了，两条都是很小的路。就在那个汇合处的一大片荒地上，新路街街道就在那里建了三座大高炉。我记得高炉的烟囱很高很高的，有两层楼那么高。每个高炉的边上一个很大风箱，要好几个人才可以拉的。我那时感觉很好玩，经常夹在大人中间拉风箱玩玩。我那时个儿不高，那个风箱的柄刚刚够着。那时有个叫法叫“钢铁元帅升帐”。
那时规定每家只留下一只锅，多余的锅和一些旧铁、旧的锄头、农具什么的，甚至窗上的铁护栏（窗栅）都撬下来，捐献出来，一起放到到高炉里去炼钢铁。好在那时治安很好，也是因为很穷，没什么好偷的，真正“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所以有没有窗栅真是无所谓的。
　　我记得那时候那里的地上堆了一大堆高炉里炼出来的铁，是用一种耐火材料制成的一个个小小的坩埚，高炉里的铁融化以后，不知道怎么让它流到坩埚里的，冷了再倒出来，有时就把坩埚敲掉。坩埚是耐火泥，可以重做的。也不知道练出来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
　　那时爷爷起早贪黑都在炼钢铁的工地上，我也经常跟着爷爷去炼钢铁的工地那里玩玩的。爷爷那时是县里的积极分子，很辛苦的。有时都要到半夜才从工地上回来，那个高炉是昼夜不停的，人员分几班调换。
　　 爷爷奶奶生有四个儿子：
长子柳尚棠十几岁去上海做学徒，后来满师就留在那家店铺做伙计。娶了渔梁汪伯达之女汪桂花为妻，生有两个女儿。
次子柳尚渠，黄埔军校毕业，娶了安徽定远县逃难到徽州的张其倬为妻。柳尚渠1949年随军队转移到台湾去了。妻子正怀孕，1949年回家照顾双亲，留在了徽州，后来就有了一个我。柳尚渠到台湾后，因回来无望，又娶了台湾人氏王幼为妻，生有两女一子。
三子柳尚梁，原先在国民党海军部队里当兵，在大连、旅顺一带。1949年随军舰起义，参加了解放军海军部队，直到到1958年才退伍回家。回家后，娶歙县管巷许氏许彩为妻，生一女，很小时候就夭折了。
四子柳尚果，解放前夕15岁，还在问政山上的歙县中学里读书。一天晚上跟着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一起走了，跑到了台湾。后来在台湾娶了周信代为妻，生有一子一女。
1959年，我十岁时开始，我们家就发生变化了。四伯公被打到了，只是爷爷暂时还保留着歙县人民代表、新路街的街道主任的职务。
1960年，爷爷最终没能逃脱他四哥的历史问题和两个儿子在台湾的影响，被取消了歙县人民代表的资格，新路街街道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了。从此郁郁寡欢，久而成疾。
朝朝很爱喝酒，据说年轻时很能喝的。后来年纪渐渐大了，酒量不如从前了。加上心情不好，经常喝醉。在外面喝醉了酒回家就骂人，摔东西，我小时候很害怕的，奶奶也怕。尤其是那年被取消了人民代表和街道居委会主任以后，更是天天借酒消愁，几乎是天天喝醉。朝朝每次喝醉酒回来，我和奶奶就躲到一旁流眼泪，不敢作声。
朝朝1960年以来身体一直不好，加之当时自然灾害，吃不饱，严重营养不良。第二年就病倒在床上，医治无效，没多久驾鹤西去了，享年只有66岁。
朝朝的坟墓开始是建在行知小学后面、问政山山脚下的。当时也不知道谁选的址，那时我还小。朝朝逝世时，三叔也回来的。不知什么原因，当时为朝朝选址安葬时也没给奶奶留地方。奶奶后来去世，墓地是选在飞山里的。
　　2010年时，奶奶的坟地周围的山坡地政府要开发，要求我们迁坟。
　　2010年冬至我帮两个老人的坟一并移到了歙县“大山公墓”，合葬在一起。那里热闹些，省的两个老人孤零零各自一方。墓地是找人选的，选了公墓的最高一层，高瞻远瞩。
　　2010年移坟时的墓碑很简单的，移建人的落款是写了：“柳尚渠率家人立”。移坟后寄有照片到台湾，父亲看了照片说：这样不行，墓碑太简单了，上面柳尚果家人都没有。于是我又与家人为俩老重新立碑，现在的这块碑是2016年冬至日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