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药物学家黄素文女士

樵苏

　　采访药物学家黄素文女士

图文/樵苏

2024年9月1日，笔者到成都彭州丹景山度假区拜谒了崇庆中学高17班校友、药物学专家黄素文女士。

黄老虽是91岁高龄的老人，但从初步印象来看，她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至少要年轻十岁。她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反应机敏，特别健谈，让笔者和同行的人惊羡不已。看她皮肤白皙，穿戴和饰品装束毫不马虎。笔者问她身体状况如何，她回说：“除了高血压，没有其他的基础病。”

临行前一天，笔者根据黄老的弟子方建律师的建议，为她准备了部分关于她个人和她家世的资料，一见面就交给了她。黄老非常高兴，当即戴上眼镜专注地快速阅读。笔者致歉说之前因为疏忽，应该把字体放大一点以便黄老阅读，她笑呵呵地说：“那不影响，不碍事。”

采访之前，笔者只是大略知道黄老当年在四川制药厂任总工程师时在药物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她发明的四环素生产新工艺，每年至少为国家节约1200吨粮食——那可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粮食珍贵如金的时期啊！

通过此次采访，笔者竟然还有另外两个意外收获：一是得知黄老的妹妹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宝级舞蹈艺术家黄素嘉老师——前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一级编导、江泽民主席签署立功嘉奖令的“突出贡献者”！另一个收获是，黄老居然是笔者母亲解放前王场小学的同学。笔者母亲也是王场人，报上母亲姓名，黄老立即反应过来，说：“晓得，这个名字有印象。”

　　正式话题先从黄老的父亲、革命烈士黄涛先生开始。此前还谈笑风生的黄老在叙述中数度哽咽。

黄涛先生家住崇州市王场镇（现并入白头镇）觉皇寺旁的黄家祠堂，早年以教书为业。日寇侵我中华，山河破碎，他遂于1937年10月26日考入在铜梁的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第二总队。1939年9月毕业后到陕西抗击日寇，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潼关保卫战、中条山战役的外围战豫南作战，以及后期的豫中会战。因为作战英勇、指挥灵活而升任团长。抗战后期随部从开封换防到郑州，因不满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而辞去整编47师127旅山炮营营长职务回崇，继续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后任川康边游击纵队崇大新大队安顺支队王场地区四个地下武装组成的反蒋义勇大队大队长。1950年1月1日在迎接解放军二野三兵团第12军主力部队的邛崃桑园机场会师祝捷大会上，黄涛作为川康游击大队的代表之一发表了简短讲话。1950年2月15日黄涛牺牲于川西土匪叛乱。1980年代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关于自己的父亲抗战前线打鬼子的事，黄老并没有多讲，而是说她们在后方日子也苦：“那时我们家十口人只有两亩地。我们只有三姊妹，我，妹妹和一个后来夭折的弟弟。抗战时期家里没有吃的，十岁的我和妹妹饥饿难耐，就在野外的田坎上挖个小土坑搭上铁碗作为锅灶，见到什么能果腹就煮来充饥。”

回忆起自己父亲黄涛的牺牲，黄老更是老泪纵横。她说：“我父亲最初没有被土匪发现。后来土匪准备在王场机场搞破坏，父亲站出来阻止他们时暴露了自己的地下党组织身份。1950年春土匪叛乱，父亲和他的堂兄黄绍义一行5人去崇庆县县城向解放军报信，在西江乡靠近济协的地方被匪首何玉平（前王场伪乡长。后被镇压）、赵华久（后被镇压）的手下康全全（音）和唐焕章（音）认了出来。因为我大伯爷黄绍义平时爱上山打猎，身上有枪，在交涉过程中土匪突施冷枪先把我大伯爷黄绍义撂倒，再从背后向我父亲开枪。父亲的右眼珠都被打出来了……

“后来，我们黄家的两具尸首被家里雇人用木梯抬回王场街上。妹妹黄素嘉已在四年前出川寻父，杳无音信。凄风苦雨之中，母亲、十六岁的我和年幼的弟弟（弟弟此前已过继给大伯）守在父亲的灵前，悲愤交加。嚣张的土匪康全全和唐焕章为探望口风，还假装路人路过我家。在大伯爷和父亲的灵前，他们被我当即认出！平时我一个小姑娘不会骂人，此刻我怒不可遏，隔街对他们怒吼：‘你们——龟儿子！龟儿子……’

“那时我们家寄居在大伯爷黄绍义王场街上的家里，我们对父亲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毫不知情。三十多年后他被认定为革命烈士，我们除了悲伤，更为他自豪，因为他献身于自己的事业。这一年我们家人领了烈士抚恤金，此后就没有再领了。这是后话。

“父亲离去不久，小弟因病夭亡，我们家的生活更加困顿。”黄老戚然而述。

　　谈及自己求学及工作的经历，黄老泯然一笑说：“没有什么值得好讲的，都是因为遇到了好老师、好领导和好时代，其他的无从谈起。”经不住笔者的一再请求，她才开始讲述，关于她自己。她在崇庆中学遇到了好的班主任胡广渊老师，她前后共有四次话题提及。我插话说胡老人家已于前年102岁仙逝，她不住地惋惜“好人”“好人”。

“我出生于1933年12月9日。在觉皇寺旁的王场小学我读过初小一年级，后跳级读了三年级，解放那年辍学。因为没有了父亲，母亲便积极参加农村生产劳动，还任生产队长，我在生产队当记分员。看见到多同学都在读书，我心有不甘，遂向母亲提出想考县城女中。母亲担心说：‘你才读过两年小学，怕考不上。’我说：‘我努力吧。’当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崇庆县女子中学。一年后我报考高中，也非常顺利，我考入崇庆中学高17班。”

“您接受的系统教育总共就只有断断续续三年的小学和初中，便考上了高中。还有，据您高中的同班同学、我的堂姐叶蜀君说，你们参加的1954年高考因为某些原因，本科升学率很低，您和她都是当年班上考入本科的几位女生之一。那您肯定是非常刻苦的吧？”笔者问。黄老赧然一笑，未予置评，她继续说：

“高中时期虽然生活困难，但是我喜欢读书，很充实。大约在读高二时某日，我和母亲突然接到妹妹黄素嘉的来信，真是喜从天降！母亲当即和我抱头痛哭：‘我们黄老二（黄素嘉老师在家排行老二）没有死，她还活着！’妹妹来信说，1946年她随母出川寻找抗战的父亲后，一个人颠沛流离从洛阳、郑州到开封，再到南京，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文工团，抗美援朝入朝后刚回国，在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工作。

“我的高中老师胡广渊、王才秀、杨易丹、李蜀琦等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高中毕业那年，胡广渊老师鼓励我考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医科大学，该校校名为小平同志题写），他说当年他没有考这所学校而考了川大，很遗憾。我说，那就考川医吧。

“到成都考试前两天，胡广渊老师用一个板车拉着我和同班同学李永忠等人，经过三渡水去成都。当晚我们师生在温江中学的教室里权当歇店过夜，大家都睡在课桌和板凳上，第二天又向成都进发。后来我如愿考入川医药学系。

　　“在川医，我眼界大开。我的化学科老师、知名教授吴纯熙先生，是我们四川医学院校统编化学教材的主编。他面貌清癯，人好，上课非常讲究教学艺术。

“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生物学老师蓝天鹤，他是美国海归，早年留学罗彻斯特大学后留校任教授，同时担任美国原子能研究所曼哈顿计划工程医学部高级生化专家组副主任。他讲话逻辑性强，但待人和蔼，尤其对农村学生。蓝天鹤老师从来不嫌弃我们这些农村女孩，他上课时见我穿的是有几个破洞的阴丹蓝布衣服，棉絮都露在外面，赤脚，就踱步到我的座位上小声对我说：‘小姑娘，你到前面第一排去坐。’”

笔者插话道：“您真幸运，能够投师于蓝天鹤先生门下！他是国际级的科学家，华西大学教务长，中国首任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黄老沉吟片刻，接着说：“对，华西医科的金字招牌就是靠这些大家们支撑起来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有传承，愈是卓越大家，做人就愈谦逊。他们是一座座大山，让学生们一生仰望。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啊，大家都不富裕。记忆中我所穿的第一双鞋还是在大学后期，幺舅母送了我一双旧的麂子皮鞋，之前我一直是‘赤脚大仙’。

“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国家号召，分配入筹建中的四川制药厂，厂址在成都东郊杉板桥。四川制药厂是当时全国仅次于华北制药厂的国家第二大抗生素生产企业（俗称‘中国二抗’），是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厂长是老红军董杰如，他曾任八路军总卫生部司药和仓库主任，华北军区材料厂科长、副厂长。厂党委书记张瑞（音）是南下干部。他们都是好人，常常碰见我就带着关心的语气说：‘女娃娃，对自己要好一点，穿好一点。’

“我在修建制药厂时非常积极，不怕脏不怕累，像小伙子一样冲上房顶盖草。有一次因为不慎连人带草一起从厂房上滚落下来……好在身体还可以，没有受伤。后来组织上送我去华北制药厂实习，回厂后不久我担任了淀粉车间的车间主任。厂里双氢链霉素开始投产后，我们就没日没夜地撬华北制药厂回收来的链霉素瓶盖，保证生产。

“那时住宿条件艰苦，开始大家都住集体宿舍，后来分了单身宿舍。我于1961年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我晋升了制药厂第一位工程师，三是我于国庆节结婚。我的爱人是崇州王场的家乡人，时在温江军分区后勤部工作。说起晋升工程师，我本人并没有主动要求过，是组织给的。再后来，我把一个人住在崇州乡下的母亲转户口接来制药厂照应。

　　“1965年我任制药厂首位高级工程师。在生产流水线上，我的工作是半成品初检。那时我们生产四环素，除了供应国内需要，还要出口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为国家创汇。传统生产工艺最初是从国外引入的丁醇溶媒萃取抽提法，生产丁醇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六公斤粮食才能生产一公斤丁醇。困难时间刚过去，但粮食同样短缺。大约是在1970年前后的某一天，我在实验中观察到，盐酸四环素结晶体改用水溶液抽提法后，容器边缘生成的结晶体规则且均匀，颜色也正常，且不含蛋白质。我异常兴奋，当即和空军转业的同事赵秀峰同志一道反复修改试剂方案，反复验证，实验终于大获成功！后来厂里全部采用了我们的工艺发明，仅此一项，每年至少为国家节约粮食1200多吨。

“后来我趁热打铁，又对生产流程的操作环境和工序进行改进，不仅减少了操作流程，还节省了人力成本。稳产以后，又生产青霉素，我厂效益大增，一举成为成都市排名第二的利税大户。后来我荣升四川制药厂总工程师。

“1988年退休后，我先后被多家制药厂聘为技术顾问，包括内江制药厂、川港制药厂、外贸制药厂等，帮助他们改良改进生产工艺。其间，我本着个人能力和行事原则，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任何一个红包。”黄老爽朗而自豪地说。

返回崇州的路上，笔者和同行的人谈及黄老，感觉她就是一位对物质生活无所索求的人，一位高风亮节又满满正义感的长者。还是同行的杜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人家黄老到底是革命烈士之后啊！”

（全文完）